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坐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风挡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远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了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蹿过一道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好像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我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轧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道，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在送我妈和她的闺蜜们回家的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去口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试卷。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有可原，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全错，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闻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习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父母双亡，否则家属们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开车格外小心，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八交响曲》，缓慢碾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
我已经有了答案，或许也是我的妄想——抗美在精神病院的十年来，她宁愿相信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误，而所有的错误的起点，在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自己未能住在天潼路799弄59号——最要好的闺蜜家里，导致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被别人冒领或藏匿或销毁。
正好有个冒充医生的精神病人，被抗美误认作早已死去的儿子学文，便把一腔的愤懑都倾诉给他听。
至于他的越狱，或者说飞越疯人院，并非是什么巧合，而是早有预谋的——事实上，这所精神病院的管理漏洞百出，只要他想逃跑，任何时间都可以，甚至大摇大摆装作医生从大门出去。但他之所以不愿意走，完全是为了把他当作儿子的抗美——因为他从小是个孤儿，在他眼里抗美就是最亲密的人，就像妈妈，亦同病相怜。
他决定为抗美复仇。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三个老闺蜜又来探望病人，唯一出现在意料外的，是我。
趁着探视的空当，他伪装成医生逃出精神病院，等候在门外的小餐馆里。如果按照原定计划，他或许会在我们出来以后，上前搭讪再说起抗美的病情，最终诱导我们陷入当年的往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狂风暴雨之中，前头道路必然中断，我们暂时无法离开。这倒给了他更多的时间与空间，当然风险也相应增加——精神病院随时会发现他不见了。
于是，他吃了一碗葱油拌面，果然等到了我们。
接下来，就是他酝酿了多年的报复，代替抗美的复仇——也可以说就是抗美本人的复仇，是她的儿子死后灵魂附体的复仇，对自己当年的情敌小东，对学文生前怨恨过的小青的妈妈。还有对于我和我妈，如果不是出于最原始的嫉妒与恶意，那么就是我妈深埋的某个秘密吧？
心底想着想着，车子已开进市区。傍晚时分，我妈让我回家吃饭，我说等一等。我从延安路高架转南北高架，从北京东路匝道下来右拐，一路往东开去。
到北京东路福建中路路口，车子停在旁边的科技京城前。眼前是座跨越苏州河的桥，小时候叫老闸桥，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总觉得这座桥好长好大，桥下的苏州河水面宽阔，河边泊着许多船只，不少竖起高高的桅杆。那时我最爱的，就是趴在桥栏杆上，看一艘拖船带着后面十几条船，一节节列车似的从桥洞下穿过。船上载着煤炭与沙石。发动机的轰鸣声，丝毫不觉得是噪音。船头雪白的浪花，煞是好看。
可惜，原来的老桥在二○○，一年拆了。现在这座桥，二○○七年才竣工通车。所以，这已不是我童年时的那座桥了。
而今的苏州河，却是分外宁静，很少再见旧时的内河货船。秋日夕阳，洒上清波涟涟的水面，金灿灿的反光。一艘旅游观光的小艇经过，玻璃钢的艇壳，从我脚下的桥洞穿过，眼睛像进了沙子。
驶过这座桥，就是福建北路，也是我读过的第一所小学——北苏州路小学的旧址，几年前被夷为平地。
至于我的外公外婆家，也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学录取通知书灵异事件”的案发地——天潼路799弄59号，同样也已沦为拆迁队挖掘机下的瓦砾。
天快黑了，四周布满高楼，这里的建筑工地，却像精神病院外的荒郊野外。或许等到明年，才会变成四五万一平方米的豪宅楼盘。
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大概不过一两百米。小时候却觉得这条弄堂好长好长啊。靠近天潼路这头有条支弄，住着我最要好的小伙伴，我的同班同学，如今不知人在何方。尽头紧挨两条路口，已是一片空地。天潼路799弄的正门，曾有个玉茗楼书场，常有老人在那儿听苏州评弹，晚上会放录像，我记得最早看过的录像带，当属琼瑶片《梦的衣裳》。马路另一边的老弄堂尚幸存，里头藏着个老园子。清末光绪二十二年夏天，放过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距离一九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十二部短片——世界公认的电影诞生日仅隔半年。
我再也找不到59号的过街楼了，就连废墟上的遗址也寻觅不见，不晓得在哪片角落…
小学三年级，我常爬上阁楼。有个小柜子，最底下那格抽屉，一本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小阁楼里本来幽暗，老虎窗却投来清亮的光，无数灰尘在光束中飞舞，仿佛夏夜乡间无尽的萤火虫，照亮相片里的四个女生。她们都留着乌黑的辫子，手挽着手，穿着厚厚的棉袄，背景似乎就是我家的弄堂，隐隐还有屋顶上的积雪。她们笑得多么欢快，不晓得命运将会往哪一个方向去。而为她们拍照片的那个人，又是谁呢？
那一年，深秋的清晨，外婆给我做好早饭，送我去学校读书以后，就再没有醒来过。不久，外婆因为脑溢血辞世。我第一次接触到亲人的死亡，在追悼会上看着水晶棺材里的外婆，绝不相信再也见不到她了，总觉得哪天外婆还会回来。那年冬天，外婆很多次出现在梦中，那么清晰而真实。
而我对于天潼路799弄59号最后的印象，停留在办丧事的家里挂满的挽联和被棉子（丝绸被套）上。
同一年，我妈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子，她也被提拔去了厂局机关上班，那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本科（自考）的文凭，无疑起到了很大作用。
于是，我家搬到了西区的曹家渡，六层楼的工房的底楼，我们拥有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再也不用木头马桶和痰盂罐了。我们一家三口与外公同住，但没几年他就过世了，大概是孤独的老人难熬过岁月吧。
以后搬过很多次家，但从未离开过苏州河。现在推开我的窗户，仍能看到那一线河水，只是由从前的墨黑稍微变清了些。如果往河里放一艘纸船，必然能漂到童年那座桥下。
中考那年，我依然梦想当画家，便提出要考上海美专，结果失败，也没有考上高中。于是，从北苏州路小学妈妈送我读画画班那天起的梦想，就此永远破灭了。当然，往后我也再无缘就读全日制的大学，就跟三十多年前妈妈的命运相同，尽管原因截然不同。
那一年，妈妈常常觉得在同事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免不了和别的孩子比较，比如学习成绩很好的抗美阿姨家的学文，还有青青阿姨家的小青，还好小东阿姨没有孩子。苦闷叛逆中的我，在一本小笔记簿上开始了最早的写作，不过是些倾诉罢了，我忘了有没有写过天潼路799弄的记忆。
但我也在读书，只是学校很远，在当时的工厂区旁边。过去是广东人的联义山庄，也就是公墓，阮玲玉的香冢就在我们学校隔壁。多年以后，我给那地方起了个名字：魔女区。
后来，我进入上海邮政局工作，先在思南路上班，后调至四川北路的邮政总局，依然在苏州河边，距离天潼路老宅数步之遥。不知何故，我从未回去看过，只是在文章里不断回忆。
再后来，二○○○年开始，我在榕树下网站发表小说，再到两年后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自己是个超级幸运的人，渐渐变成了你们所知道的那个人。
当然，我还是我，也从来没人真正了解过我。
二○○七年，我妈妈从单位退休，我从上海邮政局辞职，开了家文化公司，以我的小说为主要产业。
今年，我开始写一连串的短篇小说，成为“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大多来自于我记忆中的人和事。
但我从未敢写过妈妈和她的闺蜜们的故事。
我的妈妈，或许，也有她的秘密？
但我宁愿，一无所知。
对了，我也相信，我妈、青青阿姨、小东阿姨，她们三个人，余生里，再也不会有任何来往和联络了。
天，黑了。我想，我该回家吃饭了。
从废墟前转回头，却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男人。
看不清他的脸，只感觉他穿着件白色大褂，再看胸口的钢笔，很像是医生的派头。
他也在看着眼前这堆瓦砾，似乎跟我-一样，在寻找那栋过街楼上的老宅子。
我见过他，在精神病院。
好吧，我就当他是个医生，反正在这个世界里，究竟谁是医生，谁是病人，鬼才知道！
但有一点，他自由了。
开车回家的路上，照例堵得一塌糊涂。我手握着方向盘，心里却浮起一个人的脸——抗美阿姨的儿子学文，因为刚才那个人吗？学文差不多是二○○○年自杀死的，到现在有十四五年。要是他还活着，说不定是个社会精英，混得比我好吧。对啊，他的学习成绩可棒了，语文、数学、英语无懈可击，大家都觉得他能考上北大、清华。那一年，高考前夕，学文到我家来做客，他悄悄告诉我——他妈反复叮嘱，走进考场，拿到试卷的第一件事，千万记得要把名字填在装订线里面，不要直接写在考卷上，否则要算零分的啊…学文困惑地说：“哎，谁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妈妈说到这啊，还会掉下眼泪呢！”
第23夜 长寿公园的凡·高和卡门一夜
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
——梅里美《卡门》
1
长寿公园在长寿路之北，陕西北路之西，西康路之东，光明城市之南，与大自鸣钟广场为伴。
大自鸣钟，十年前文艺青年与盗版碟圣地。过去真有幢巨大的钟楼，日本鬼子盖的。背后几条街上都是日本人的纺织厂和公寓，共产党员顾正红就是在这边被杀的。当年的草鞋浜，据说一派田园风光，后来被填平造起房子，紧挨上海最大的贫民窟药水弄。
从曹家渡到大自鸣钟，横贯一条长寿路，我自打小学三年级起就在这条街上了。
毕业以后，我的小学关门了，我的中学被拆，变成全城门面最大的夜总会“东方魅力“。大自鸣钟广场附近竖起无数幢五六万一平方米的高楼，唯独原来的草鞋浜改造成了绿地，叫作长寿公园。
六年前，我把公司搬到俯瞰长寿公园的高楼顶层。假如折一架纸飞机扔出去，可以乘风环绕上空一周。我有轻微的恐高症，站在二十一楼边缘，看着底下巨大钢琴键盘形状的喷泉平台，就会不可抑
制地眩晕，像希区柯克的电影。对面曾是烂尾楼，被潘石屹收购后，外墙常年挂着一百三十五万起的广告。斜对面是“巴黎春天”，相隔宽阔但不笔直的长寿路，每当硕大的屏幕亮起招聘网站信息，周边的辞职率就会升高。
我们顶楼有个露台，经常开会讨论各种杀人故事和电影剧本，仿佛就发生在楼下某个阳光下的角落，或者黑夜中的街头。
几天前，公园附近发生了一桩杀人案。
被害人是女性，二十五岁，在对面大楼上班。警方给我看了照片，我还记得这张脸。
去年，夏日黄昏。我没开车，在长寿公园门口的车站。相隔一步之遥，她穿着白裙子，风吹起裙裾，小腿光滑而耀眼。我稍微侧身，瞥见一双乌黑眼珠，眉毛浓密黛黑，连眼睑也是黑的，应是化妆的效果。胳膊裸露在袖子外，纤细手指拎着包带。她的头发漆黑粗亮，被风吹得不是一根根而是一蓬蓬扬起，如同母乌鸦的翅膀。当她蓦然回头，看我的讶异眼神，像要对我说话。不知是有自行车穿过，还是其他什么见了鬼的缘故，她突然背过身去。公交车来了，我随着人群上车，回头已不见人影。
第二次见到她是三个月前，我在阳台俯瞰长寿公园，看到有个年轻男人，手捧画架，像是在素描。他对着一个红裙女子，雕塑似的，坐在榆树下的小板凳上。第一次看到有人在长寿公园画人像，我抽出望远镜，在取景框里找到他们。
没错，我还记得她的面孔，乌黑的眼睛，乌鸦翅膀般的头发。
端着望远镜看了五分钟，她几乎保持同一姿势，嘴里说着些什么。画画的男人没停过，一会儿观察他的模特儿，一会儿用笔勾勒出她的轮廓。
从此以后，我都会拿出望远镜，注意长寿公园那个角落。每逢午后或黄昏，就会看到画画的男人。你在旅游景点一定看到过那种人，摆着刘德华或王菲或谢霆锋的素描肖像招揽生意，你要是扔一百块钱坐在他面前，画出来的往往连你自己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