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的是孤洁，不是孤绝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小雅·鸿雁之什·鹤鸣》
听见朋友抱怨辛苦，生计艰难，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不晓得为了什么，而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生活优渥。自然是同情的，可是有时候想想，不但同人不同命，就是同鸟也不同命。就拿仙鹤和猫头鹰来说吧，简直一个是不劳而获，一个是劳而不获。鹤生就优雅的外表，出尘的气质，摆摆pose，走走秀就有人趋之若骛；猫头鹰累死累活夜不能寐还不招人待见，古有恶名鸱鸮，认为它是恶鸟，攫鸟子而食。真是比窦娥还冤。
美丽有时候是一种罪一种灾殃，不过更多时候是一种幸福，受人垂怜。美人虽也有色衰爱弛的忧惧，但比起一个丑妇连期待的权利也被剥夺，还是幸福的。鹤，有了出尘脱俗的美，不但告别了恶名，告别了昼伏夜出的辛苦，连她带来的死亡，人们也觉得容易接受。鹤顶红，成为世界上最美的毒药。
鹤在佛道两家的玉宇仙境中时时出现，载着仙人离去，孤洁的身影隐没在云间水际。“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的那一瞬，哪怕是亡国的罪孽也被人轻易忘却。它不是妖媚女子，一如纯真的孩童，带着仙家的逍遥，有幸避过历史的当头一刀。
《诗经》里仍愿以它作贤臣，以它起兴。《鹤鸣》即如是。
告别了那宠溺它们、不知所谓的亡国之君，它依然是清洁到白衣如雪，像于大富大贵繁花艳锦之中孑然抽身的人，不再回望前生。即使是栖息于水泽之间也不显颓丧，声音仍是清越嘹亮，可以直入九霄云外。
所以它的淡泊又被隐逸之士看中。鹤应该是离中国历代隐士最近的鸟，它看着他们烹茶煮酒，落花为棋，无限潇洒，无限落寞。它认得钟子期、嵇叔夜、陶渊明、孟浩然、林君复、王冕的脸。他们是真隐士；而还有些，像范蠡、曹操、诸葛亮，他们或者“隐居以求其志”，或者“去危以图其安”，是介于隐士与朝士之间的士，身隐了，心未隐。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将隐士区分为六个类型：
一、隐居以求其志
二、回避以全其道
三、静己以镇其躁
四、去危以图其安
五、垢俗以动其概
六、癖物以激其清
诸葛亮自不必说，典型的奇货可居，堪称最早有广告意识的人。曹操是隐士，这个论断恐怕会让很多人疑惑不已，然而事实上确实如此。曹操早年曾做过“洛阳北部令”这样的小京官，但不久便辞官在家乡的山后筑屋闲居了，在这期间，他一方面隐居在家乡的木屋里读书，一方面密切关注着朝廷里的一举一动，对时局了若指掌，伺机出山。果然当外戚何进掌权时，他再度受朝廷征召，便一跃成为军队中枢的“西园八校尉”之一，其显赫已不复是“洛阳北部令”之类的小京官可比的了。他的隐居看似退避，其实是一种看透时局、以退为进的手段。曹操的隐居为“隐居以求其志”做了最好的诠释。
以“隐居以求其志”为目的的一类士人，他们以隐邀名，工于心计甚至近乎诡道，且往往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但在我看来，这类士人名为归隐，而走得却是与隐士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他们归隐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隐，而是为了仕，为了更为显赫的仕，因此他们实际上早就不能归于隐士这一范畴了，他们是士，是参杂了权术的士。
东晋的谢安也是如此。简文帝时期内乱频繁，强敌压境，司马家族山河风雨飘摇。出家高门的谢安被公认为雅量足以镇安内外，可是，谢安本人却“无处世意”，高卧东山坚不出仕。谢安隐居东山，只为等待最合适的时机，可笑当时的士大夫还担心：“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反而不如简文帝有见识。
简文帝虽是个窝囊皇帝，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可是他虽无济世之略，却有知人之明。谢安虽放情于丘壑，纵意于林泉，泛舟于沧海，似乎真的“去伯夷叔齐不远”，但其每次外出游赏，总要携妓相陪，据此简文帝断言：“安石必出。”理由是：“既与人同乐，亦不得不与人同忧。”
一个纵情声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归隐的，即便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的感慨，如果不放弃你的激情与冲动，不甘心平淡的生活，如孔明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也就成了空谈。
真正的隐士，隐的不是形，隐的是心。但这不同于“佛教”中讲求的修心，因为隐士首先是士，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儒”家的血液，他们是文化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格，因此他们的心不可能空，他们成不了佛，他们是在追求，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化氛围。在上述的六类隐士中“回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垢俗以动其概”，“癖物以激其清”这四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才是隐士，真正的隐士，纯粹的隐士。
作为一个隐士，只有“动其概”、“激其清”，才可能“镇其躁”，而只有“镇其躁”，才有可能“全其道”，这四点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要把它们完全地独立开来既不太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是一个群体，一个文化群体，他们的存在，代表了社会中的另类文化倾向，文化品格，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文化人。
有隐者，也必然会有招隐者，正常的好像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鹤鸣》就是我国的招隐诗之祖。通篇比兴，鹤、鱼、檀、石，皆以喻在野的贤人。
全诗译成白话是这样的：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潜藏在深渊，有的游到浅滩前。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枣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金刚钻。
鹤叫沼泽九曲弯，声音嘹亮传上天。鱼儿游至浅水滩，有的潜藏在深渊。我爱那个好林园，园中生长有香檀，还有楮树在下边。别的山上有美石，可做琢玉显璀璨。
喜欢这诗有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澹泊宁远，如果这理想中的小园建起来，绝对可以看作现实版私人桃花源。然而更叫我喜欢的是这诗的清朗大气，无论是开篇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还是结篇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都正直大气地使人起敬。
他山，是指异国。虽然在现代人看起来这国的概念极小，只是区区百里之地。但在彼时也是政治上一个明确的分野。可是，在《诗经》里，那么遥远的年代，就已经有贤人目光远大地提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观念，意思是，任用人才，求取贤能，不要在意外界的因素：他是什么人，他是哪里人。即使是别的山上的美玉，只要合用，我们也该把它雕琢出来。
这样的无私大气，在中国的文人诗章里是少见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盖因国人习惯的是“私家重地，请勿践踏”，即使是“同桌吃饭，也要各自修行”，要联合起来结成派系也必得要有实际利益。合作真的是合作，比外国人更强经济意识，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样的话，说出来也是利用的成分多，没了最初的坦荡真诚。
武侠小说里常有禁地，擅入禁地的人如果没有死，通常都不会空手而归，盖因人会藏私，越是藏在禁地见不得光的越珍贵。
春秋战国时，国家的概念虽然有了，却因为战乱和局势的晦暗多变不得不模糊。士人的忠贞也被打碎。他们像失去家园的鸟一样四处迁徙，并不太在意后世读书人所谓的归属感和气节问题，而是哪里适合生存，那里有名主和机会就投哪里，像乐毅是赵人，却为燕昭王所用复兴燕国；张仪是魏国人，却跑到秦国为相；孔丘孟轲虽然口口声声维护王道正统，行动上却一点不落时代潮流，整天驾着牛车四处游说兜售自己的学识。他们绝不死心眼，玩什么忠贞节烈，相反却很识时务，这家不行转别家，绝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正是他们行为的写照。可怜后来的经生被故纸堆的灰尘圣人的光辉迷了眼，忽视了最明显的真相。
中国没有在野党，自古却多在野的贤士。历史一再证明了在位者，如果没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气度，损失最大的仍是自己。
有句很俗的话，没有什么是买不到的。我很认同。人心，人的情感都是可以买到的，只不过这买不是用金钱，而是用诚意。你想得到什么，就得以什么去换取。想获得仁人智士的誓死效忠，就要用同等甚至更多的信任理解去换取。
再淡泊的隐士，再无求的人，也希望得到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如鹤能自在的鸣于九皋，而声能够闻于野，闻于天。
——高山亦要有流水来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