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陶朱公有四个名字,其中最煊赫的一个就是范蠡。他是楚国人,原名范伯,以越国大夫文种的引荐,事越王勾践为臣,奉计然为师——计然本姓辛,字文子,先世为晋国的望族。他是个重视自然环境的经济学家,著有《内经》及《万物录》,都已失传。他的学说的精义,在于掌握产销的供求关系,认为年岁丰歉,物产多寡,是有周期性的,在不利的客观因素未曾出现之前,要利用现有的有利因素,预谋克服,所以亢旱的时候要造船,而雨水多的年分要造车,以便待时而贾,可获重利。

  在贸易理论上,切戒停滞,主张薄利多卖。他认为物产的价值判断,不在于本质,在于需求,所谓“富出如粪土,穷取如珠玉”,就是乘高抛售,逢低吸进。货殖之道,固尽于是。而裕民生,修战备,亦可适用这些原则。

  计然曾因范蠡的引介,谒见越王勾践,语不投机,退而经商,从事吴、楚、越三国之间的贸易。其后勾践复请受教,计然献七策,其内容就是《越绝书》中所载的《内经九术》,大要不外乎一方面设法导致吴王夫差的腐化,一方面生聚教训,“以承其敝”。于是到了周元王四年——也就是距今两千四百四十二年前,越王勾践终得报仇雪耻,灭掉吴国。

  越王勾践是个可与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人。灭吴称霸,竟杀文种。范蠡早就看出情势不妙,暗暗作了准备,然后上书告退,勾践果然不允。于是范蠡携带珍宝珠玉,与他的家人门客,悄悄乘扁舟出海北上。相传西施是跟着范蠡一起走的。

  到了齐国,范蠡改变姓名,自称为“鸱夷子皮”——一鸱夷是用牛皮或马皮做的酒囊,用得着时,虚能受物,腹大如鼓,用不着时,不妨掩而藏之,范蠡以此自况,正就是君子用行舍藏的意思。一说,吴王夫差赐属缕剑,命伍子胥自杀,用鸱夷盛了他的遗体,投之于江,所以范蠡自称鸱夷子皮,在表示他亦是越王的罪臣。

  在齐国,范蠡最初大概是在如今山东半岛的沿海一带,经营盐业,父子门客,一起操作,极其辛劳艰苦。但不久就发了大财,而且颇有贤能的名声,因而齐人想请他当宰相。范蠡对政治早已失去兴趣,志在逃世避祸,所以封还相印,出其私财,遣散门客宗族,另外觅地隐居。

  这一次迁居,是循陆路,由东而西,且行且问,迤逦而至如今鲁西与河北交界的定陶地方。定陶是尧的故土,“陶唐”之陶,就是此地。春秋时属于曹国,周敬王三十三年,宋“国灭曹,不久又归入齐国的版图。这个地方称为“四达之冲”,在春秋时最为多事,会盟征伐,几乎年年都有,胆小的人视此为危邦,决不敢住,而范蠡别具只眼,以为“此天下之中,诸侯四通”,是贸易有无的绝好地点。于是在此定居,改姓为朱,本地人称他为“朱公”,别地方的人,冠以地名,称他为“陶朱公”。

  自“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是他由工农转为商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划。陶朱公在定陶经商,除了他的独到的眼光,和卓越的才干以外,还有两个极其有利的因素: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时机。

  先说环境。春秋时期,以商立国,著称于世的,首推郑国,疆士在如今河南的中部,密迩周朝东迁以后的京城洛阳,地当冲要,交通方便,所以商业极盛。有名的爱国商人弦高,就是郑国人。但在陶朱公那个时代,郑国已经衰落,这时贸易最发达的地区是在齐国。

  齐国是姜太公的封疆,他老人家本来以捕鱼为生,住文王、武王定天下,分茅裂土所得的疆域,在山东临淄一带,地近海边,因势利导,想到了他的老本行,大兴渔盐之利,这样齐国才逐渐变成大国。

  及至周室东迁,十二诸侯,称霸者五。五霸的领袖为齐桓公,而造成齐国为当时的头等强国的,则不能不归功于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管仲是中国第一个“重商主义”者,首先提出经济与国力的发展成正比例的理论,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所以他的施政方针,即是以政治的力量,发展经济,以经济的力量,推动政治。同时,管仲也是提倡各国间进行贸易的先驱者,订定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办法,譬如,下令为诸侯的商贾设招待所,按其地位,作不同的待遇。有一车货的,供给膳宿,有三车货的,代为照料车马,有五车货以上的,派专人为其服务。又所谓“女闾”——

  官妓的制度,亦为管仲所创始,其作用之一,就是为了给各国贸易商一个方便。

  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者如流水”,而齐国的保护商业政策,也形成了传统。陶朱公在这个传统之下,才有大展宏图的可能。此是环境上的有利因素。

  其次谈时机,春秋末期,就像近代的十九世纪一样,是国际关系由简单跃向复杂的转变期,这种关系,不外战争与外交两方面。就历史来看,春秋以前的战争,规模很小,甚至有如儿戏,当时的原则是“远交近攻”,疆土相当于如今一两个县分的小国,根本没有能力从事于远征。但到了春秋末期,小国兼并为大国,情况就不同了,远距离的战争不断发生,这时就产生了军需运输的问题,如果中途有人供应,可免转输之烦,何乐不为?在那个时期,通货发行数量,突然大增。币值很高的黄金,充斥市面,就是为了适应大规模军需采办的需求而出现的一种情势。

  在外交上,本来只是国与国之间的报聘,到五霸出现,以“共尊王室”的名义,作维持均势的谈判,于是“会盟”之风大炽。这好比近代在“维持国际和平”的名义之下,召开国际裁军会议,或者调处某一地区的纠纷,是一样的道理。这种“实力谈判”性的“会盟”,经常举行,各国诸侯、大夫,旅行的机会加多,为了采办访聘的礼物,或者带回一些“纪念品”,甚至也附带“跑跑单邦”,这些都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因素。陶朱公是一个深谙政治艺术,并且对心理学有很高造诣的人,当然会紧紧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陶朱公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的定陶所经营的商业,不拘一格,品目繁多,就像过去日本的“三井”、“三菱”那样,无所不包。

  他在离开越国时曾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

  所以陶朱公的经营商业,是有理论指导的。

下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