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史书上断简零篇的研究，陶朱公至少用了计然的三点指导原则，第一，就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道理，以远大的眼光，观察市场的趋势，继以雄厚的资本和魄力，大量购人，待时而贾。其次，他只“逐什一之利”，相当于一份税金。
现在我们到观光饭店去吃饭，帐单上加一成服务费，而百元一客的牛排，老板可赚多少，外人无从计算。由此看来，“什一之利”确是薄利。
最后，也是陶朱公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充分发挥了计然的经济学说中，最深刻的一个“流”字。计然曾说：货物务求其脱手，不要居奇，免得吃利息—一“务完物，无息币”，“货勿留，无敢居贵”。又说：“财币欲其行如流水。”所以陶朱公在定陶，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都故给了穷朋友，以及远房的弟兄。
“千金”之“千”的计算单位是什么？不是“两”，是“镒”。一镒为二十两，所以“千金”者，是二万两黄金。即使当时的度量衡单位比现制要小得多，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了！
“三致千金”则陶朱公一共无条件散出去六万两黄金，这不仅是他的慷慨性格使然，更为“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的理论的进一层发挥。这六万两黄金不是周济亲友的衣食——他客居定陶，虽有亲友自楚国和越国来投奔，在数量上不致太多。同时他经营着庞大的商业，安插的人甚多，各人自食其力，不致冻馁，无须陶朱公的周济，由此可见，这六万两黄金，是他送与亲友自立事业的资本。
这样一面投资再投资，一方面扩大消费，才能加速经济的繁荣。而在陶朱公，散出去的那许多资本，所设立的事业，自然而然成为他的“子公司”，对“母体”
具有保护、协力的作用。就在这种“本固枝荣”的良好状态之下，陶朱公才能成为当时海内的第一富翁。
陶朱公范蠡早达，在他由楚到越时，估计是在二十岁左右。越王勾践三年，也就是吴王夫差二年，他已经在勾践的身边，自此至周元王四年，越国灭吴，共二十二年，所以，范蠡变姓名为“鸱夷子皮”时，大概是四十二岁。在海滨从事盐业的时期并不长，假定为八年，则迁居定陶，由“鸱夷子皮”变为“陶朱公”时，大约为五十岁。
那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是他从事盐业时的主要助手，除知创业维艰，是个守成之子。在定陶，陶朱公又生了一个儿子—一如果说西施确是相从范蠡，扁舟出海，那末这个老幺，可能就是西施的儿子。等他成人，大概在陶朱公七十岁以后，他家遭遇了一件大不幸之事。
这大不幸之事，是朱家的老二，在楚国杀了人，被捕下狱。消息传来，家人亲友，大为焦急，自然要设法营救。
“杀人偿命，理所当然。”陶朱公说，“不过，有这么一句话，‘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我先派人去看了再说。”
“死于市”者，即所谓“弃市”，自春秋战国，直到清末，受死刑的犯人，都在闹市处决。陶朱公的意思是表示，只要不是明正典刑的“弃市”，家族的名誉，稍得保全，其他皆非所求。当然，这是说得冠冕堂皇，他心里何尝不思救老二一条命？只是惯于用这样的口吻而已。
经过深切的考虑，他决定派老三到楚国去活动。对于这个决定，他周围的人无不大感意外，因为老三不独少不更事，而已是个花花公子，一天到晚，斗鸡走狗，只会挥霍享乐，不务正业。这样一个人，居然赋予救人性命的重任，不太荒谬了吗？
陶朱公不理他们，只管自己调度了一千镒黄金，秘密包装妥当，载在一辆牛车上，叫老三悄悄出发。就在这时候，老大赶到了，自告奋勇要代替老三到楚国，陶朱公说什么也不许。
于是老大大闹，他说：“长子称为‘家督’。老二出了事，当然应该我去想办法营救。现在派了老三去，明明是说我无用。我怎么还能做人？只要老三一走，我就自杀。”
在那个时代，不以为自杀是弱者的行为，而是一种解决难题的最后手段，为了明志、为了表示决心、或者为了抗议，往往出以自杀的决绝态度。说了自杀，一定自杀，决非虚言恫吓。
这一下陶朱公不能不考虑了。他的妻子——可能是西施也劝他：“你要叫老三去，未见得一定能救得了老二，可是这里倒先死了一个儿子。这笔帐怎么算？”
陶朱公想想她的话不错，无可奈何，答应了老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