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是不容他们细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没有疯，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惊，却跟疯了一样，埋头直冲，当者披靡，燕军整个儿崩溃。
这时，田单才出动那五千劲卒，用一根筷子样的小木条，勒在上下唇之间，两头系绳，在后颈束紧，这名为“衔枚”，原来的用意，是奇袭急行军时，怕士兵谈话，耽误工夫，或者泄漏机密，所以作此“禁声”的束缚。
但这批经过特种训练的部队，所以要“衔枚”，用意是要他们人自为战，以一当十，见敌就杀，根本不容他们有任何停下来略作讨论的机会，而这样在疯狂的火牛群狂冲之下，他们更加勇猛，一心雪耻复国的五千健儿，追奔逐北，使得燕军尸横遍野。他们的主将骑劫，也死在乱军之中。
消息一传，齐人无不奋起。溃退的燕军，面无人色，狼狈不堪，即墨城内有“神”的传说，越传越盛。而田单的部队由五千人开始，迅速发展。从来两军势力的消长很少有变化得这样快的，没有多少日子，并国所失的七十多个城池，尽皆恢复，燕军败回河北。
于是田单派人赴莒城，奉迎齐襄王法章还都临淄听政。论功行赏，田单被封为“安平君”，安平在临淄以东十九里。
这年是齐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为昭王甘六年，秦与赵会盟渑池，蔺相如不使赵玉受辱，也就是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齐，但听说齐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聪明，便想了个试她的方法。
这个方法很绝，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临淄，馈赠君王后一付玉连环，附带出了一个难题：“久闻贵国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环否？”
两个在雕琢时就套在一起的玉环，如何解得开？君王后问她的臣子，没有一个人能解答此难题。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过一个铁椎来，轻轻一碰，指着那分离破碎的玉环，对齐国的使者说：“幸不辱命，请看，解开了。”
使者无话可说，因为他只要求解开玉连环，并没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当时的玉器非常珍贵，为了赵国的一块壁，秦昭王愿以十五个城池来交换。而君王后对此贵重的礼物，不惜引椎一击，是严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强敌的决心，足以吓阻秦国的入侵。这种高度的智慧，确是名不虚传。
不过，齐后之智与田单之智，应有分别。田单的智慧，实所罕见，而使用的手段，不免诡异。“齐人多诈”，正此之谓。刁间在本质上，就是田单型的人物。
他有许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齐地为尤甚。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智的人，总看不起用力的人。则多智的齐人，轻视终日苦役的奴婢，为势所必然。然而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调皮捣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驾驭不了，则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问题，简直成了心腹之患，宁愿他们还是笨拙的好。
刁间的厉害，或者说刁间的成功，就在这一点上。他跟别人的观念不同，并不轻视奴婢。调皮捣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视，因为聪明的才调皮捣蛋，只要驾驭得法，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间对“奴虏”，“独爱贵之”。何以谓贵？因为奴虏中颇有人才。汉初的奴婢撞仆，与后世的不同。时逢衰乱，求生第一，贤如诸葛武侯，尚且自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以秦汉之交，流亡遍地，如果既不能铤而走险，又不甘于辗转沟壑，则纵有满腹诗书，饥来驱人，屈身为奴，实不足为奇。不独大乱之时如此，就是承平时期，知识阶级因贫困或其他原因，受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为人作长工，彭越为人作酒保，朱买臣为人赶车，儿宽做过厨子，韩延寿做过门房，都见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隐于奴虏，如季布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至于没入官家，或者因政治上的原因，移迁某地，成为奴虏，则其原来的身分及知识程度，可能高于他的主人。仅从这三类人看，就可知道奴虏中人才实在不少，以及刁间的所以“爱贵”之故。
但是，这些奴虏，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则亦碌碌无所表现，唯有在刁间的运用指挥之下，方能发挥其才智。因为刁间与任公虽同为积赀上亿的货殖家，但后者以农为本，经商无非副业，前者则是一个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业家。现代有“商战一之说，道尽了商业上的竞争的激烈，当时也是一样，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贾”，还是买贱卖贵，往来各地以逐利的“商”，总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实迟钝的吃了别人的亏。而随任公耕作，唯须“力田”，虽有才智，却无用武之地。
刁间是贾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业极大，大致分为三部分：渔业、盐业、贸易。渔业是齐地最早的特产，渔区在东面近海地区的蓬莱一带。捕鱼要纳税，称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鱼，如果不能建立稳固的市场，或者交通上不能配合，发臭腐烂，则渔民的生计无着，而海租亦变了亏负。
因此，渔产的处理，有特殊的方法，这些方法，至今仍为沿海各地所袭用，那就是把渔产加工，使之成为干鱼。
干鱼俗称为鲞。在秦汉之际，怕还没有这个字，当时称作鲪、(鱼邑)、鲍、鲰。
大别而言，干鱼分作两类，一类是利用强烈的日光晒干，就是鲪；一类是加盐腌渍，称为(鱼邑)，也就是鲍。至于鲰，据《史记》注：“谓杂小鱼也”。杂者无所不有，小虾、小鱼，混杂不分，所以价格不高。鲪与鲍用秤称，鲰就不妨用量器量，以“石”作计算单位了。
鲪与鲍，自然以鲪为理想。至今马祖的虾皮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日光晒干，水分尽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来的风味，可以任意调人作料。但强烈的日光，不一定能与渔捞的作业配合，所以盐是不可缺少的。渔盐之利并称，不仅因为都出于海，实以渔盐还有配合的作用而产生互利的结果。一不过，渔与盐的配合，要在一个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第一，渔捞区与盐场，不会恰好在一个地方。鱼类固有其集中的地区，渔港亦有渔港的要求，照道理说，煮海成盐，哪一处海滨都可以，然则何不迁就渔港，就地煮盐？不行，因为煮盐亦有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现在台湾北门、布袋的盐场，所制的是晒盐，那要在亚热带，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强烈阳光才行，古时的海盐，确是“煮”成的，煮盐的平底铁锅，称为“牢盆”，所用的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盐场，应该负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才理想。
其次，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制度，无论技术、设备、操作过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点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当时，一个人兼营两样以上的工商业，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缘故。如果仅仅为了鱼类加工需要盐，而耗费大量人力去经营与渔业风马牛不相及的盐业，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为如此，渔与盐虽可配合，在技术上却不简单。鱼类加工所需的盐，得要经营盐业的人来配合。那时还没有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计划之下，某类物资供给某一特定对象而予以优惠条件的观念，鱼类加工的盐，也就是食盐，价钱不便宜，所以腌鱼用盐，不能达到必需的数量，应该用一斤的，只能用四两或者半斤。这一来，加工的盐渍鱼就难免腐败而生异味，由“如人鲍鱼之肆”这句成语，可以想见鲍鱼有气味，是普遍的现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车子里，经一千六百多里的长途，运回咸阳，时逢盛暑，“辊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由此可以想见鲍鱼臭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
所以刁间的同时经营渔业与盐业，是件难能可贵的事。“难”者，不仅需要绝大的资本，在独立经营盐业的同时，附带获致配合渔业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干的人，二远赴不同的海滨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业。“可贵”者，能够以廉价的盐，供给鱼类加工之用，不仅减低了鲍鱼的成本，且因盐的供给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鲍鱼。捕鱼为生，本来要靠运气，丰收过剩，鱼不值钱，如能获得加工的便利，则有恃无恐，获利必丰。
刁间的另一项企业是贸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仅输出山东的特产，输人山东所需的物资，而且也在山东以外的地区，买贱卖贵。
先说山东的特产，第一是丝绸及其加工品，名闻海内，所以齐地称为“冠带衣履天下。”山东丝纺织业的发达，首先要归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齐，看到那里只有海滨的鱼盐之利，而营邱即临淄是“泻卤”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办法增加生产。男子可以出海捕鱼，海滨煮盐，妇女干什么呢？渔盐两业都不适宜女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劝她们纺织。
齐地丝纺织业的发展，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蚕的丝。野蚕称为柞蚕，柞是木本植物，据《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说：“此木坚韧，可为凿柄，故俗名‘凿子木’。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韧，其木及叶子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蚕以生于柞树，食柞叶而得名、初生时绿色；以后慢慢变为黄褐色，吐丝亦黄。用柞蚕的丝织成的绸，称为蚕绸，宋朝称为“绢绸”，明朝称为“茧绸”。《尔雅》记载：“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这大概是又称为绵绸的由来。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养蚕事业，大为发达，当时齐国的纺织业，居海内的首位。齐国进贡周王的贡品，就是丝织品。到了管仲相齐，助桓公称霸，在经济发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产事业，是农耕、煮盐、织造。承袭太公的遗风，以织造为女工的专业，管子说：“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钅术，然后成为女”，这些不仅是纺织所必需，也是刺绣的工具。是为齐国丝纺织业的第二阶段。
近代的丝绣，以湖南和江苏最著名，即所谓“湘绣”和“苏绣”，而当时名闻天下的是“齐绣”。齐国纺织业发展的结果，连带染色也很有名。《战国策·燕策》：
“臣闻智者之举事也，转祸而为福，因败而成功者也。齐人紫，败素也，而贾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