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节

  所谓“败素”,是粗劣的白绢或者白布,但一经染成紫色,身价十倍,化腐朽为神奇,因为齐人多智的又一明证,同时齐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见。

  由于齐国的强盛,一方面贸易发达,一方面各国诸侯、行人、访聘者陆续不绝,都要购买齐国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礼,所以刺绣品的销路极好,但刺绣的收入并不高。《史记·货殖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倚市门者何?司马迁又说:“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说得清楚些,便是为娼。太史公这段话,正是指齐国而言,因为娼妓就是管仲所发明的,而“齐女”的艳名在当时是与邯郸的“赵女”并称的。

  刁间的贸易,输出齐地的丝织品及刺绣品,必为其主要的业务。齐地的丝织品,最出名的是“阿缟”,阿是指东阿县,《史记·李斯传》:“阿缟之衣,锦绣之饰”。

  这两句话又见于《战国策》的《秦策》,可知齐地的丝织品,主要的市场,是在关中一带。当然,东阿县所出的丝织品,不限于“缟”,《史记·集解》:“齐之东阿县,缯帛所出”可证。此外,沂。泰山区各县,均盛产麻桑,所以齐鲁之间的纺织业,是普遍发展的。

  但在刁间那个时代,齐国的贸易中心是在临淄,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其次是孟尝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东滕县之南的临城,一北一南,为刁间从事工商业的两大据点。

  临淄自春秋战国到西汉,始终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当时的大都市,首推代咸阳而兴的长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长安。这种硬性吸收“侨资”的结果,造成长安高度的繁荣。但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有钱的人,竞相讲求生活上的豪华,一般平民又极力向贵族看齐,奢靡之风,成为社会的一种病态。大致而言,长安是一个消费的都市,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大。

  其次是洛阳,此地为东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个商业都市,照战国时期的地图看,洛阳适居天下之中,东齐、西秦,南面是韩、楚,北面则魏、赵、燕三国。

  由于处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较淡,好比现代的许多中立国家的人民那样,旅行可以获得许多方便,因此,洛阳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虽然商人的地位不如工与农,而洛阳人民特别看重,或者说喜爱经商,像大禹治水一样。

  他们可以三过家门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经商相矜耀。有这种敬业的精神,才会产生白圭那样的人。刁间私淑白圭,他的理论和业绩,我在后面将会谈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郸,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阳鼎足而立,构成中原交通网的支柱。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战国末期,此地是各国政客和间谍活动的中心,以美色闻名天下,及至秦汉一统,邯郸的地位逐渐末落。大梁就是开封,这里地势平衍,张仪所谓“诸侯四通,条达辐转,无有名山大川之限”,为“四战之地”,易攻难守。大梁的交通极其发达,“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但都是过境。史书上不见大梁有大企业、大商人的记载,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资大梁,太无保障。

  战火侵袭,随时有遭受严重损失的可能。楚汉相争,大梁被破坏得相当厉害,所以汉兴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郸更不如。

  其时的新兴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够保持原来地位的,是临淄。临淄与长安正好相反,它是一个生产的都市。也与洛阳、邯郸不同,这两个都市因为交通的便利,而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临淄则因工商业的发达而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临淄的交通,有一个为其他各大都市所没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莱半岛与北面的旅顺、大连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传说,所以蓬莱半岛的芝罘、烟台一带,成为中国最早的国际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那里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宫阙为金银所造,隐隐在云端里发出宝光异彩,但一行近,才发现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将到时,总是有一阵怪风把船吹走,因此齐威、齐宣还有燕昭王等人,始终不能达到求仙的目的。

  显然的,海上神山无非海市蜃楼而故神其说,两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这种因光线折射而生的现象。所以后来又有秦始皇受齐人徐福之愚,“发童男女数千人,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击,惊魂未定,他仍不废蓬莱半岛之游,到登州海边去眺望,以冀一见神山。如果那时不是蒙着这一层神秘的色彩,能够踏踏实卖,从事海上交通的发展,则中国与日本的接触,不会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将是另一种型态。

  就临淄的交通来说,水路以利用黄河为主,由淄水经一条运河入济水,与黄河并行,到大梁会合,西至关中,东循鸿沟人淮南。陆路大约有三条路线,一条是往西北渡黄河,人邯郸,一条是由西南经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条是南下经莒城入彭城。春秋战国以迄秦汉的道路,由于军事的需要,同时因为地旷人稀,所以极其宽阔。从周朝开始,对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王之教曰:雨华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时去整理道路桥梁;第二,“列树以表道”。因为路太宽阔,同于原野,如果不种树作为标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立鄙食以守路”,有专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视途”,专设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为后世的“工部尚书”,在现代当然是交通部长了。

  《周礼》中讲道路制度尤其详细,这因为当初行井田制,“农地重划”时,就已把道路留了出来,所以自“一夫”至“万夫”有不同宽度的道路,“一夫”指一个农夫所受的私四百亩而言。换句话说,每百亩田之间,必有一条公众道路。宽狭等级,共分五等:间、径、途、道、路。

  因为春秋战国的道路已经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统一海内,立刻便有一个完整的“公路网”出现。于是划一制式,规定车轮之间的距离,以求与车辙相合。“车同轨”的要求,无异说明车辆已可畅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车子。

  那时帝皇出巡所用的车子,大得惊人,称为“辒辌车”,辒辌实应作温凉。因为车子有窗,闻窗则温,开窗则凉,车中可以坐卧。皇帝的卧车,不是能够睡下就算数,其中有各种陈设,还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动的寝宫,其大可知。

  因为“辒辌车”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为了他的方便,特地开辟“驰道”,顾名思义,“辒辌车”可以急驰,则此道路应如何宽广平直?《汉书·贾山传》记驰道的规模:“道广五十丈,三丈而树。”这还不算:“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这样豪华的工程,以造价来计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条世界最贵的公路,怕也瞠乎其后了。

  驰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专为他个人享乐之用,结果以后在军事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项羽入关,如无驰道,则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会这么快!这是秦始皇生前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发达,相应而起的便有旅舍事业的发展,旅舍有公私两种,公家的旅舍就是“亭”。但商贾喜欢住私人经营的旅舍,因为亭有许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对于现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当时也是一样。譬如说,借住某名胜区某公营事业机构的招待所,说不定有一天晚上管事的人会怀着歉意来对你说:“某先生,实在对不起!刚才接到台北的长途电话,我们董事长明天要招待一班贵宾来玩,所有的房间都要用。请你原谅,让一让。”

  这样的情况之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如果是住私营的旅舍,就决不会有这样的麻烦。

  亭的设置住宿设备,本意原是供官员过境之用,有时大员驾临,按照日程,早就收拾整洁,扫榻以待。为了避免再洒扫一遍的麻烦,即使空着,也不愿让商民使用。至于到期必迁,对于一般旅客来说,原不过夜来有个宿处,天明赶路,还不生影响。可是做买卖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处进货、售货或者收取帐款,事不由己,逗留的日程亦难预定,倘要多住数日而非迁不可,随身带着货物银钱,岂不狼狈?

  其次,目前有许多招待所,对于借住者招致应召女郎,悬为厉禁。当时的亭也是如此,这对终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贾来说,实有未便。但这些都还是小问题,最大的不便,是商贾无法在亭中做生意。

  现代的商业制度,灿然大备,制造商是制造商,经销商是经销商,有批发、有门市,分工甚细。在古代,虽有“行商坐贾”之说,但并无严格的“同行公议”,非遵守这个规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为坐贾,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大的机动性。

  当然,出发做生意之前,先有一个计划,到甲地买进某项货物,到乙地出售,再进某项货物,到雨地去卖。预计需要多少资本,若干时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细盘算过。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观因素的影响,随时可以打破预定的计划。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携带一批货物,赴某地销售,中途忽遇山洪暴发,或者发生战乱,交通中断,那末,这一批货物便得就地处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销售的,结果在中途某处,发现这里的行情比预定的销售地点还要好,则又何必多花运费、时间,非照原定计划执行不可?

  遇到这样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贾,在私营的旅舍中便可展开交易。如果住亭,就不会得到这种方便。此外私营的旅舍,奉一顾客至上”为信条,一切的设备、招待,都能符合商贾的特殊需要。特别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为商业上的一个联络站之用,对于业务的推广,更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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