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许多钱币收藏家手中的“五铢”钱，十中有九是“三官钱”。它的成分准足，制造精美。一般的私铸者，根本造不出那么好的钱，因而私铸之风，自然而然归于消灭。这不能不说是桑弘羊对国家的一大贡献。
第二项改革是盐铁的国有化，出于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他们是盐铁世家，甘愿牺牲家族的事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为前提，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个建议的动机是出于武帝的“不私”，因为“山海天地之藏”，也就是不属于任何私人的一切天然资源，都应归于少府管理，成为天子的私产。武帝放弃了这些资源的所有权，交由大农令处理，收入归于国库，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以专家的资格，提出了盐铁国有化的建议，于元狩四年试办。及至桑弘羊执政，大置“盐铁官”于天下，积极推动其事，其效果比张汤时代，自然大不相同了。
盐铁国有化的政策，在付诸实施时，技术问题，大有难易之别。盐的问题比较简单，因为盐的本身在产地没有什么价值，完全是一个发售权的问题，所以说不准私煮实不如说不准私卖，更来得切合实际。
那末，要怎样才能不准私卖呢？孔仅以盐业专家的资格，提出一个简单有效的控制产量的原则：凡有出产，皆归公家收买。是则没有私盐，就没有私盐贩子。他的控制产量的办法是：盐，必须由公家制定的煮盐器具中产生，否则就是私盐。煮盐的器具也很简单，最主要的是一个盆，称为“牢盆”。牢盆之牢，至今没有可以令人满意的解释。照我的想法，牢者牢固之意，边缘特高，品质特佳，特便于用盐卤煮盐而已。一
这个牢盆当然要由盐民缴价请领。成为“官器”。由官器中所生产的盐，即为官盐，由公家统一收购。因此，盐民等于是受雇于公家的盐工，由分布于甘七个郡的卅七个盐官分别管理。
至于铁冶，则在国有化的同时，便已成为国营事业。当时铁的分布区域凡卅八郡，依其产量多寡，每郡设铁官一至二人，总计卅八郡的铁官共四十八个。自开采、锻冶、加工到发售，都由铁官一手主办。发售铁器所得的盈余，全部解交国库。
于是各地的铁矿，无不大规模开采。公家的资金雄厚，冶铁的设备和技术，一般而言，亦较私人为优良，照理说，应该生产增加，成本减低，颇有可为才是。而事实上不然，所有公营企业习见的毛病，在当时已应有尽有，归纳而言，大致如下：
首先是浮滥的开支，增加了成本。成本增加不说，品质还不好，拿镰刀来说，钝得连草都割不断，农夫花费的气力大而收获少，所以无不怨声载道。尤其令人伤脑筋的是，铁器公卖，官吏不把它当生意来做，主顾上门，爱理不理。要买就买，不买拉倒，不准挑，不准还价。
可是能买得到还算是好的。卖铁器的官吏生病、有事，或者既不生病亦没有事，只是懒得做生意，就可以任意把大门一关，叫人扑个空。那末，多买些摆着行不行呢？不行！因为品质不佳，摆久了会生锈，总之价钱贵，东西不好，而且要用的时候往往买不到，而用不着时，却又往往强行摊派，以致老百姓痛苦万分。
因此，当时有许多人反对盐铁国营，如卜式即为其中之一。凭心而论，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但执行上所生的偏差太大，以致于使人怀疑到政策的正确性。良法美意而托付非人，则未见其利，反受其害。东汉《和帝纪》有段话说：“中兴以来，匈奴来宾，永平末年，复修征伐。先帝即位，务体力役，然犹深思远虑，安不忘危，采观旧典，复收盐铁，欲以阻备不虞，宁安边境。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以达上意，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为了“吏多不良”，不能忠实奉行命令，宁愿毁弃一个良好的政策，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愤慨。
在盐铁问题以外，另一项为举国所关切，而引起传统观念支配下的士大夫所责难的大政，即是“均输”与“平准”。这也是桑弘羊所以能在中国经济史上占一崇高位置的由来；当时币制之弊，以及盐铁为私人所把持，对于国家的不利，前人都已谈过，独有“均输”与“平准”的观念与办法，为桑弘羊独特的创作，在经济制度上为一空前的贡献，影响力至深且远，至今不替。
何谓“均输”？均者均匀，输者输送。简单地说，就是从交通上着眼来调节物资的一种方法。以前人民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献纳，不仅仅是以货币缴纳的赋税，还有实物的贡献，特别是在盐铁国营以后，如果生产过剩，本地无法消化，则唯有以实物输运京师。这样就必须耗费一笔可观的运费。而京师收到这些物资，转发匾乏的地区，又要加上一笔运费，真如俗语所说，“豆腐盘成肉价钱”，明明不值钱的东西，因为这一来一往两笔运费的负担，身价便大不相同，而时间的浪费，犹其余事。
均输制度就是针对上述缺点所设计的改进办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当然也还要建造仓库，就地收纳贡物，或政府指定收买的物资，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转运需要的地区。这一来即省了运费，也省了时间。就现代来看为理所必然，而在当时为突破传统的一项新观念。经济问题有时本来就是观念问题，能打破心理上的蔽障，便有全然改观的局面出现。
平准制度则是均输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大致均输制度创设的原意，在解决运输上的难题。而一经实施发现有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因而又设计了平准制度，它的办法是：运用庞大的公款，在各郡县设官买卖物资，物多则贱，大量吸进，物稀则贵，大量抛出。这是抑制囤积居奇的最好的办法，至今犹不失其价值。而在今后若干年，也依然用得着。
自平准制度建立，就理论上说，全国的物价都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好比现代的金融市场应在中央银行控制之下一样。这一来不可能再有买贱卖贵，获致暴利的富商大贾出现。整个国家唯一的富商大贾，就是中央政府。从汉初的放任的自由经济，至此变为严格的统制经济，其演变过程是根据客观的情势与主观的要求，自然而然蜕化而成，为功为过，为善为恶？迄今难下定论。但桑弘羊的均输、平准制度在经济理论上为一划时代的发明，而其精义至今犹显光辉，则为不争的事实。
均输、平准制度当然也有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制度本身的毛病，就像盐铁国有化一样，出于执行的不善。而执行的不善又往往出于环境的限制。举个例说，通讯的不便，就发生了时效的问题，某地某项物资过剩，报到中央，下令大量收购，文书一来一往，也许已在三个月以后，过剩的现象消失，而命令不曾撤消，于是变成病民之政。
此外还有贪官污吏，利用法令的空隙，职务的便利，营私舞弊，花样极多。但严刑峻法，决不姑息，所以贪污虽多，民怨能平，无碍于桑弘羊的计划的推行。
自元狩四年初置盐铁官，到后元二年武帝崩于五柞宫，此前后三十三年之中，国库的支出，什百倍于往昔，连年用兵。开疆拓土，巡行天下，大事兴作，以及水旱灾荒的救济费用，都由于桑弘羊的财经改革而得以支应。《史记·平准书》说：
“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汉书》中也说：
“首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于此可以想见桑弘羊对国家的贡献。同时亦可以看出，桑弘羊的财经改革，具有保护农业的特性。而当时的士大夫中颇有人认为桑弘羊舍农之本，逐商之末，显然是不公平的论调。
最了解桑弘羊的，无疑地是武帝，因此当武帝驾崩时，桑弘羊与雷光等同受顾命，辅助幼帝。幼帝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当时大权在霍光手中，四海无事，轻徭薄赋，颇有治绩。始元六年，下诏征询民间疾苦，各地所举荐的“贤良文学”，都请求放宽经济上的措施，也就是希望推翻桑弘羊的一切财经计划，于是展开了一场大辩论。结果，只取消了酒税一样。可见得桑弘羊的理论，是不容易推翻的。
当时的论辩纪录，在二三十年以后，由桓宽其人，整理成书，共六十篇，名为《盐铁论》。这部书是中国经济学上的宝典，影响及于后世的国计民生者，至深且巨。最服膺桑弘羊，对《盐铁论》研究得最透彻的，应该算王安石。可惜，他知人不明，而且操之过急，以致变法失败，然而无损乎桑弘羊的理论的价值。甚至我们可以说，民生主义中就含有他的见解的精义在内。
桑弘羊是商人的子弟，他本人亦被视为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实际，桑弘羊并未能从根本上去提高商人的地位。元、成、哀、平，以至王莽时期，为重农而抑商的诏令屡见，商人所受的比较不公平的待遇，亦未改善。“告緡”令下，几乎已无富商大贾。而盐铁国营以后，征用业者为吏，当时全国置有铁官者凡四十郡，蜀郡为其中之一，铁官即驻于临邛。这时候的卓王孙想已下世，他的子孙可能成为铁官的属吏。十里方圆的巨宅，当然也不会再存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至今只留下文君和相如的两处古迹，一处是相如抚琴的琴台，台下埋有巨瓮，可使琴音格外清越动听；一处是“文君井”，在县东白鹤驿，相传即为文君当垆之处，以井水作酒，酒味特美。陆游诗：“青鞋自笑无拘束，又向文君井上来”。邛州吊古，唯及文君，想非货殖三世，富名遍四海的卓王孙始料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