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于敏中·柏·陈孚恩·王鼎父子
清朝本不杀言官，有之自眭朝栋始。朝栋字树人，号晓章，江苏山阳人，两榜出身。乾隆二十五年由刑部郎中考选陕西道御史。未充御史以前，已入直军机。凡御史充军机章京者，不得行使建言之权，此为军机处规制。所以管世铭预备劾和时，先要请求免直。但在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并无此禁例，其事即由眭朝栋而起。郭则《南屋述闻》记：
枢直御史告不禁言事，其有禁者，惩于眭朝栋之狱也。乾隆辛巳会试期前，朝栋奏请援先朝故事，别试回避卷。上疑其子弟有应会试者，虑已入分校，故预为会奏，乃特点朝栋充同考官，而令试官于入闱时，各自书应回避之亲族，及列单进呈。则朝栋别无子弟，而总裁刘文正、于文襄，应回避者甚多。
是时二公皆居枢府，朝栋以御史留直，当上南巡启跸，曾密谕刘于二公主会试，意必语泄，而眭为二公地也，竟下刑部治罪，坐结交侍例，罹大辟。二公知其冤，而已亦冒嫌，不敢营救，自是枢垣遂为时论指摘之薮，而留直御史，无复抗章者矣。
按：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奉皇太后巡五台，谒世宗泰陵，并将赴山西平阳行围，预计四月初方能回京，因预先点派刘统勋、于敏中为会试总裁。刘、于其时皆为军机大臣，刘统勋序次在傅恒、来保之后，于敏中则甫入军机一年。乾隆因眭朝栋一奏，疑心他有子弟赴会试，而本身又可能点同考官，则子弟应加回避，故有别试之请。及至眭朝栋点了同考，书写应回避的亲族，发觉刘、于两家的子弟甚多，于是大为怀疑。
表面上看来，仿佛眭朝栋讨好刘统勋、于敏中，实际上是疑心刘统勋、于敏中授意眭朝栋作此尝试。杀眭朝栋，正所以警惕刘、于。此亦乾隆驭下的巧妙手段之一。
乾隆自是英主，但帝皇的大毛病，除祠祷外，游观、土木、黩武三事皆犯，以致大损国力，当其极盛，亦即为爱新觉罗皇朝衰落的开始。但道光以后，犹得有短暂的“同光中兴”，则以历朝皆注重培养人才。而乾隆特重科举，寒士而为真才，必能扬眉吐气，此为培养人才最要之着。及至道光年间，曹振镛、穆彰阿先后用事，政风不振，科场风气亦坏。于是乃有咸丰八年戊午的大狱，大学士柏斩于西市。其事发端于监察御史孟传金一疏，亦一有名的柏台故事，撮叙其始末如次：
咸丰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派出考官大学士柏，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侍郎程庭桂。发榜以后，流言四起，第七名举人旗人平龄，当入闱之时，竟在某处串戏，可知必有枪替。但闱中有弊，竟由副主考证实，于是案子一发不可收拾。《清朝野史大观》记：
天津焦佑瀛，时以五品京卿充军机领班章京，为其太夫人称寿于湖广会馆。大僚半在座，程楞香庭桂，是科副主考也，谈次，述闱中正主考柏，有改换试卷取中事。于是载垣、端华、肃顺，均不满于柏，思中伤之。适御史孟传金，奏第七名举人平龄，素狎优伶，请推治（平后瘐死狱中）。文宗大怒，饬侍卫至礼部，立提本科中式朱墨卷，派大臣复勘，签出诗文悖谬之卷甚多。载垣，与端、肃，乘间耸动，下柏家人靳祥狱，褫柏职，特派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讯。
焦佑瀛为辛酉政变主角之一，虽为“达拉密”，但以所谓“三凶”的支持，势焰张甚，京中提起“焦大麻子”，几于无人不知。
孟传金字胪卿，号小圃，直隶高阳人，道光三十进士，由礼部郎中转江南道御史。因劾奏此案，兴起大狱，多责其多事，竟至蹭蹬一生。言官闻风言事，实无足责，但因适为肃顺所利用，故为人所恶。
又于案外访出同考官郎中浦安，与新中式之主事罗鸿绎通关节。罗对浦吐供不讳，居间为罗乡人兵部主事李鹤龄，并逮李。时罗识颇严，都中人无敢谈是事者。
未几，察出程庭桂子炳采，收受熊元培、李旦华、潘敦俨赂，代谢森墀关说。程氏父子亦入狱。讯程时，程面诘孚恩曰：“君子即曾交关节在我手，君知之乎?”孚恩嗒然。次日急具折自行检举，得旨逮孚恩子，孚恩毋庸回避，孚恩终以儿子事不乐。
潘父为侍郎，孚恩稔知其与程交密，乃以危事挟侍郎自首，侍郎恐，如其教，而子亦入狱矣。李清凤，告病在籍侍郎也，因子旦华事，忧惧病加剧，竟死。余牵累者，惟彭祖彝查无实据。
按：陈孚恩江西新城人，拔贡出身，为“穆门十子”之一；穆彰阿败，改投肃顺。此人善于逢迎，一向不惮助人为恶。《十朝诗乘》记一事云：
琦善丧权辱国，而穆鹤舫相国柄政，与相朋比，阴袒之。王文恪自河工还朝，屡进言不得，愤甚，一日召对，力荐数人，邓筠与焉。上顾而言他，既而曰：“尔疾未愈，盍少休，何亟亟为?”文恪犹有言，上拂衣起。文恪挽裾大言曰：“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帝。”益干上怒。
次日怀封事诣直庐，欲俟枢臣退直，面致之。是日下直特晏，觅文恪已缢于别院。怀中封事尚在。急令舁归救治，已不及。文恪子小，受人恫吓，竟灭其疏，以疾卒上闻。
相传文恪之薨，陈子鹤尚书时为枢僚，承穆相意，奔问，谓公子小：“遗疏上，圣怒且不测，不若隐之，可全恩礼。”小怵于利害，勉从之。于是文恪饰终得优恤，而子鹤骤贵。杨性农太史彝珍为赋东郭有嗥狗云：“东郭有嗥狗，旦暮啮我缎，欲语不敢吐，坐恐贫无家，青天照明月，罗幕翻重遮，低徊就别室，百忧稠如麻。空床甘独守，但感恩无涯，匣中所赐珠，夜静犹光华，深堂鸣锦瑟，列坐多新娃，不察孤衷苦，笑语纷欢哗。起叹倚庭柱，深厌年华赊，一死明寸心，妾土生铜花。铸作双秦镜，贻君长避邪。”诗旨隐约，哀文恪也。
其事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王文恪即乾隆特点为状元的王鼎。穆鹤舫即穆彰阿；文忠者林则徐。小为王鼎之子王沆，道光二十年庚子进士，点庶吉士，其时犹未散馆。陕甘同乡以其不能成父之志，多加轻视，王沆以编修郁郁而终。
回头再谈戊午科场案，柏、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皆大辟。《清人笔记》述柏事云：
行刑之日，各犯官皆赴菜市口，候驾帖一到即行刑。
是日柏照例冠摘缨冠，衣元色外褂，同赴菜市口。先向阙谢恩，静候驾帖，时谓其子曰：“皇上必有恩典，我一下来即赴夕照寺候部文起解，尔回家速将长途应用之物赶紧送来。”
盖向来一二品大员临刑时或有格外恩典。柏意谓非新疆即军台，故云至夕照寺候起解也。言甫毕，见刑部尚书赵光一路痛哭而至。尚书盖在内廷候驾帖者，柏一见云：“完了，完了。皇上断不肯不如此，必肃六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肃六他日亦必同我一样。”云云。刽子即屈左膝半跪送中堂升天矣。
闻是日赵光候驾帖时，宣宗持朱笔颇迟疑，并云：“罪无可逭，情有可原。”肃顺在旁曰：“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上意犹未决，肃顺即夺朱笔代书之，赵光一见即痛哭出宣武门矣。
柏死后有人挽以联云：“其生也荣，其死也哀，雨露雷霆皆主德。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皇天后土鉴孤忠。”盖此等挽联最难着笔，此联颇能得体也。
此案处置诚然过苛，且肃顺出于私意，藉此打击政敌。而陈孚恩在其间翻云覆雨，持法不得其平，凡此均大有可议。但是，对于整饬科场风气，不能说是没有帮助。当时有人论此案云：
咸丰戊午顺天乡试大狱，伏法者正考官大学士柏、同考浦安、士子平龄等，又场外传递之程某，而遣戍革职者不知凡几?原参御史孟传金，初固不料如是之严惩也。
自道光以来，凡士子来京应试，遇同乡京官之考差者，必向之索关节，谓之“条子”。不必一定为利，亦有为收门生计者，亦有博延揽人才名者。若不向之索条子，则其人必见怪，以为此士“瞧不起我”，因而存芥蒂者有之。故热中之士，亦乐得乞条子也。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
观此可知程庭桂于焦佑瀛母寿应酬席者，公然谈论此事，原为当时习见的风情。孟传金可论其事，作为建议，遽以入白简，未免过分，因而不能见谅于人。
及戊午事起，而此风遂绝。事后执政诸大老，皆觉杀人太多，追咎孟御史多事，摭他事发回原衙门。自是科场严肃者十年，己未会试，奉特旨加倍严搜，片纸只字皆不敢挟入。
按：己未为咸丰九年，是科会试四总裁为大学士贾桢、刑部尚书赵光、户部侍郎沈兆霖、工部侍郎成琦。
至同治改元，慈禧秉政，博宽大之名，凡派搜检之王大臣请训时，必论之曰：“勤惯当差，莫要多事。”即隐示以勿搜也。而士子之怀挟，直可设一绝大书肆矣。
至同治庚午科，江宁有刘汝霖者，时文高手也，为人代作而中。嗣是每科富贵子弟，皆刘之生计矣，刘成进士始已。
按：同治九年为庚午，江南主考为赞善铭安、编修林天龄。刘汝霖中光绪六年庚辰科三甲八十五名进士，其上一名，即庚子草宣战诏的连文冲。庚辰科为名榜，翁同所主持，李慈铭、梁鼎芬、于式枚、王懿荣、安维峻、郭曾、徐琪，皆为此科出身。
又按：同治庚午至光绪庚辰，历癸酉、乙亥、丙子、己卯五种乡试。刘汝霖如其所言为乡试枪手，则已造就五名举人了。
继起者为陈光宇，为周钺，皆江宁枪手之卓卓者，所代中不知凡几?陈入翰林后，竟因此永不准考差。
按：陈光宇字玉三，光绪十六年庚寅翰林。是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夏别士增佑先生。
周后亦分发河南知府，继陈周而起者无数矣，直至停科之日止。盖江南一闱，行贿于考官者尚无其人，惟代作者实系有徒。
按：光绪进士题名录中，无周；嘉庆六年二甲八十九名周钺，则河南商城人。
北闱自光绪改元后，此风亦盛。初犹乡试为之，继乃会试亦公然为之。戊戌会试，有宝应刘某者，以一人而中三进士，且得一会元，执政知之，廷试时会元与刘皆抑至三甲。会元用中书，刘用主事，二人书法皆佳，皆可得翰林者也。当道不敢兴大狱，聊示薄惩而已。
按：光绪戊戌会试四总裁为孙家鼐、徐树铭、徐会沣、文治。声望皆平庸。会元则为太仓陆曾炜。翁同谓其为“星农之堂弟”。星农为陆增祥，道光三十年庚戌状元，官至湖南辰沅道。陆曾炜殿试名次为二甲五十四名，非三甲。所云“宝应刘某”，查题名录是科姓刘者共十人，无江苏宝应人。但此十刘，无一点为庶吉士，则所言或者不虚，故意讳其籍贯而已。
至湖南主考杨泰亨，陕西主考周锡恩，浙江主考费念慈，大张旗鼓，出卖举人，更卑不足道矣。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而国之所以亡也。
按：周锡恩早在十九年放浙江主考后，即为李慈铭所纠参。此人为光绪九年癸未翰林，湖北罗田人，字伯晋。翁同日记，光绪十九年六月十三日，亦即周锡恩放浙江副主考的第二天记：
未正周伯晋（锡恩）来长谈，此人于小学、易理（讲象数）、骈文、诗、古文皆通，于楚北情形犹熟，通才也（香涛之高弟子）。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以为人经手贿过关节为常业。此科原是向周锡恩期约贿赂，不意在苏州投信时，误遣一不知轻重的蠢仆，通贿之信落入正主考殷如璋手中，以致败露。周福清定罪斩监候，系狱数年，至庚子之乱，始得释出。鲁迅之遭家难，即指此事，对于他们兄弟性格之形成，有极大的影响。我曾作《鲁迅心头的烙痕》一文，刊于《中华日报》副刊，考出周福清所行贿的对象，非同年的殷如璋，而为同姓的周锡恩。今观此记，谓周锡恩于光绪廿八年放陕西主考，“大张旗鼓，出卖举人”，适足为我的考据，得一有力的考证。
(待续:沈淮、吴可读、安维峻、刘恩溥、台规、李慈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