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周延儒拜相要听东林意旨

  因此,李三才被劾,顾宪成为他致书宰相叶向高申救。李的被劾起于工部郎中邵辅忠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有“贪、伪、险、横”四大罪;御史徐兆魁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一面李三才上疏自辩,也有人为他说话,一面是攻者不绝,而神宗一概不理,牵延数月,纠纷越闹越大。叶向高奏言:“三才已杜门待罪,宜速定去留。”神宗依然“不报”。此时顾宪成致书叶向高,称李三才廉直;在野名流致宰相的这一私函居然见于“邸报”,传播海内。此虽是异闻,而亦足见东林已隐操天下清议。

  李三才的案子,最后的结果是:他自请罢官的奏疏“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变成不了了之。但党争在这一案中已充分表面化,门户壁垒亦在这一案中充分形成。

  顾宪成自谓:做京官志不在君父,做地方官志不在生民,“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是他在东林于讲学以外,“讽讥朝政,裁量人物”的理论根据。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他有权这样做,也应该这样做;衡之现代民主政治的法则,更非有此批评的自由不可。但如实际干与政治,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顾宪成为李三才一案开了一个异常严重的恶例。今天我们论明朝党祸,以为东林亦不得辞祸国之咎,主要的原因就在此。

  在顾宪成时代,徐兆魁攻东林有言:

  浒墅有小河,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关使(按:指浒墅税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赴,亦必厚馈。讲学所至,仆从如云,县令馆谷供亿,非二百金不办。会时,必谈时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图。

  徐兆魁的话,在当时认为“恣意诬诋”,而至末流,却成事实。东林最后的领袖为张溥,学者称“西铭先生”,力量足以产生宰相: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即是张溥的操纵。《明史》三百八《周延儒传》:张溥说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其后诏起入京,“溥等以数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当锐意行之,以谢诸公。’既入朝,悉反(温)体仁辈弊政”。于此可见东林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英国有“影子内阁”,张溥此时,可谓“影子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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