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沈入阁与阉人勾结

  孙慎行讨方从哲的奏疏一上,奉旨会议具奏,这原是一个正常的处置办法,谁知所得到的是聚讼纷纭、动荡不安的反效果。东林中激烈的一派,如魏大中等人,申援孙慎行之说;另外方从哲因为久居京师,独相多年,潜势力很雄厚,两派互攻,恰好给了魏忠贤从中取利的机会。因此,对实际政治有了解的人,对明末大局都有言官误国的感想,而推原论始,孙慎行不可恕也!

  当“旧辅”方从哲的罪名未定之时,另一个新入阁的辅臣在暗中已为阉人所勾结,这个人就是沈。他早年当过南京礼部尚书;提起此人,熟悉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者,对他不会陌生。

  在孙慎行的想法,今日之事大坏,坏在万历末年,而自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辞官回里开始,方从哲几乎独相六年之久,因此内而三案、外而辽东的失地丧师,方从哲都应该负责。就史笔论是非,方从哲固难逃误国之罪,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言,孙慎行的放马后炮不但无益,而且亦有丧忠厚。因为误国为神宗自误,天下有亡国之君始有亡国之臣,神宗让方从哲独相,就是因为他能听话的缘故。其时神宗躲在深宫,沉涸烟霞,不但朝政不理,连家事都懒得过问,如皇五子常浩二十五岁尚未选婚,皇六子常润、皇七子常瀛亦都二十未婚,这可以说是宫闱中从未有过的不正常现象。然则试问:即令有安邦定国之才的臣子,又何可有所作为?至于说方从哲无能作为而贪位不去为无耻,这话也只可责君子,不必责小人,小人原只以禄位为重,谈不到什么责任感。

  孙慎行尤其错误的一点是,方从哲事实上在上年年底已经被攻去位。老实说,在明朝中叶以后,像方从哲这样能在正论谴责之下引退,犹不失羞耻之心。同时那时候也不是是非分明的时代,有这样一个结果,得来非易,应该加以珍视护视,不可以把顺风旗扯得太足,激出不必要的纷争——好比久病虚弱的人那样,当有起色之时,需要培元固本,投以清和的滋补之剂;而孙慎行为逞其快意,加用一副全无必要的狼虎药,以致弱者愈弱,引起别样外感,终于搞成虚不受补的棘手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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