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一、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间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见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见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蛐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揣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汏”（读如打）。洗头叫汏头，洗澡叫汏浴，洗手绢叫汏汏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汏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格统统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却是不得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汏”，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别人先去死（侬去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二、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做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耽耽”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输，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格”。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三、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畏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跃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二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方”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思，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二，就没有这种语感。它并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没有亲切感，反倒显得等级森严。实际上，“二把刀”是相对“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对“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干的人（比如“里里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样，“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于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货”的同义词。“二竿子”也一样。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则“二竿子”就是犯混、没谱、愣头愣脑、傻里叭叽，还自以为是，也就是“愣头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货。“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时一吊钱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还是整数，因此再减半，二百五。显然，二百五比半吊子还要半吊子，当然是骂人的话。
二毬货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骂人，在各地方言中屡见不鲜。为精神文明计，恕不一一列举。问题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么坏东西，没有它，人也不成其为人，为什么竟然成了骂人的话？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显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没有的是头，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许多方言中也叫“老二”，还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说，也只能拐弯抹角地说。连带性器官，也决不能“抛头露面”，而且永无“出头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头”，更加窝囊。于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连来月经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见了女人的经血则叫“倒血霉”。其实性是人类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为，没什么不祥和可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是人类不可遏制的冲动，另方面又受到社会的禁忌和压抑，这就两难。做吧，好像“不要脸”；不做，又忍不住。于是便迁怒于性器官，都怪它“不是东西”，“不干好事”。此种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称谓来骂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们用自己的性器官骂，也用女人的性器官骂，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牵连和委屈似的。
结果连“老二”、“二哥”也不能随便乱叫。只有山东例外，山东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当武松。如果叫“大哥”，岂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别小看方言，也别小看禁忌，这里面讲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样的性忌讳，各地也不一样。
北京忌说“蛋”，上海忌说“卵”。北京人管鸡蛋叫鸡子儿，管皮蛋叫松花，炒鸡蛋和鸡蛋汤则叫炒黄花和木樨汤。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实就是黄花、木耳、鸡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说“蛋炒肉”。北京话当中带“蛋”字的，差不多都是骂人的话，比如捣蛋、操蛋、扯蛋、滚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话中带“卵”的都不是好词（如老卵、阿吾卵）。后来，为了避讳，连“扯蛋”都改写成“扯淡”。“蛋”这个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为什么不能说呢？原来它们常常被用来指男性生殖器，准确地说就是睾丸。睾丸被称作卵和蛋，是一种远古生殖崇拜的遗风，也就是把鸟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鸟与男根的共同之处，是都有“卵”。先民们看见雏儿从鸟蛋里出来，婴儿从胞衣中出来，便想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结果。于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做鸟，后来又被叫做鸡鸡（英语叫cock），睾丸则理所当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征物是蛇。蛇平时看似绵软无力，一旦需要进攻，立即就会勃起并十分坚挺，正与阴茎相似，都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所以，不但中国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韦须奴和欧洲的阿波罗是蛇，伊甸园里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当然也是忌讳。在远古时代，蛇被叫做“它”（虫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东西”、“那玩艺”、“那家伙”、“那话儿”。就连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讳。
女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则是鱼和蛙。鱼象征外阴，蛙象征子宫。蛙的繁殖力很强。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让人羡慕。于是我们民族的母亲神便被想象成一个神蛙，她就是女蜗。其实女娲的“女”字是多余的，“娲”也只能读如蛙。母亲是“娲”（或者蛙），子女当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别的，是生命的交响。
鱼和蛙都是多子多孙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鱼又更受欢迎一些。因为“鱼”谐音“余”（餘）。鱼本来就象征着饶多，又和表示饶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别为中国人所宠爱。逢年过节，送一幅“莲莲有鱼”（莲蓬、鲤鱼、大胖娃娃）的年画，说一句“年年有余”的祝词，谁的脸上都会笑成一朵花。
这就奇怪。鱼、蛙、蛇、鸟，都是生殖器宫的象征物，为什么鱼和蛙吉祥，鸟和蛇忌讳？中国历来重男轻女，为什么这回重女轻男？难道一个男子像鸟一样多卵，像蛇一样坚挺，不是一件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视为下流无耻不可。
原因也很简单：生殖与性有别。生殖是一件体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应该大张旗鼓。因此枣、栗子（早立子）、花生（花着生）、莲子（连连得子）都是婚礼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还要特地做夹生饭给新娘吃，还要问她“生不生”。鱼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征，当然百无禁忌。何况蛙的这种象征意味已经被淡忘了，鱼又有了“富余”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征意味虽然也被淡忘，但蛇毕竟是凶恶恐怖之物，也就不会有人喜欢。何况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还恨呢！
鸟就不一样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男人并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说过，性，是一件不能公开的事。既不能公开做，也不能公开说，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样，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比如上床、睡觉、亲热、温存、苟且（特指不正当的性关系）、在一起、干那事、发生关系、夫妻生活、两个人快活等等。时下流行的说法则是“做爱”。“做爱”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以为可以得诺贝尔奖。它不像“云雨”那样古奥，也不像‘旧”、“操”那样粗俗，又不像别的说法那样有歧义，而且还多少有点味道，难怪大受欢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肮脏下流，性器官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带“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语。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佛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个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让老婆当妓女，自己坐在旁边数钱的男人。这种人也叫“乌龟”，因为乌龟在俗话中也叫王八。其实王八不是乌龟，而是鳖。鳖又叫甲鱼、团鱼，和乌龟形状差不多，大家也就混为一谈。所以“鳖孙子”也是骂人的话。意思相同的还有“龟儿子”和“兔崽子”。古人说那些纵妻卖淫的家庭，有两句诗：“宅眷多为掌月兔，舍人总作缩头龟。”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养的私生子当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缩头龟”，则其子不管亲生私生，也都是“龟儿子”。所以龟儿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东西，“乌龟王八蛋”还能是玩艺吗？
结果，连鸡蛋汤也不敢说了，只好说成“木择汤”。
其实，“鸡”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果你说一个女人是“鸡”，她非跟你拼命不可，因为“鸡”与“妓”谐音，所以妓女叫鸡，暗娼则叫野鸡。有鸡就有鸭，鸭，指那些为女性提供色情服务的男子。一个地方，如果“鸡鸭成群”，那就是“黄色架步”了。“架步”是粤语，指比较固定的进行非法活动的地方，主要流行于港澳地区。北方就不这么说。北方叫“停机坪”和“炮楼子”。因为“机”与“鸡”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缔黄色架步，在民间就叫“端炮楼”。
五、蜜与屉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比如肥胖叫发福，排泄叫方便，婚外通奸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与人通奸则叫“红杏出墙”），出入青楼叫“寻花问柳”（染上性病则叫“花柳缠身”）。其实花柳何辜？只因为人要“塔布”，便无端背此恶名。事实上，当人们使用“拈花惹草”或“风流罪过”一类说法时，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行为或一种可以原谅的错误。
不过时代不同了，体面不体面的也有两说。婚外性行为过去在北方叫“乱搞”，在上海叫“轧拼头”，甚至还有叫“偷鸡摸狗”的。现在没人说了，谁说谁老土。你想，现在都是什么观念？“男人没情妇，就是没财富”；“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爱，当然是没能耐；而人家两个人自己愿意，又“关侬啥事体”？所以，犯不着把话说得那么难听，什么“破鞋”、“拼头”的，干吗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说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侣”。当然，她并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于还陪什么，那就看你的魅力和双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么份上，也是“蜜”。女朋友为什么叫“蜜”呢？因为她们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译成“蜜斯”，简称“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尽管“密”有秘密、亲密的意思，也不错，但想来想去，还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书）。秘书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间调停，小秘陪进陪出；大秘多半是头脑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丽人。日久生情，结果“小秘”往往会变成“小蜜”。
并非随便什么人都有秘书。对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个二十出头的，固然是“小蜜”；小伙子跟一女孩起腻，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军蜜（现役军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词。这些都是北京人的发明。推广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侣”，绝大多数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经济条件达不到的物质生活。她们的男朋友相对稳定，接受馈赠也和“喇”的“工资”有本质区别（参见《北京青年报》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说，“蜜”是讲感情的，即便那爱情带有游戏成分。“喇”则完全冲钱而来。她们叫做“喇”，就因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钱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门来的冤大头么，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间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伙伴、帮手，比如“咱们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儿”，也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战略伙伴”。参加这种合作、协助、辅佐就叫“加傍”，断绝这种朋友、伙伴、帮手关系则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绍或转让给别人，就叫“发”。不过这“发”可不是发财的发。即便不是发配的发，至少也是发货的发。说得体面一点，也可以说是发“伊妹儿”的发。
被款爷们“发”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们的“女朋友”。事实上“傍家”一词如果用于同性之间，多半指的是“哥们”、“姐们”；如果用于男女之间，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们可以说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却不能说某男是某女的“蜜”。还有一种“专业傍家”是专门“傍大款”的。“傍大款”当然是冲着钱来，不过当真“傍”上了也讲点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条件也高得多。心气高的，还要先看是“美军”还是“皇军”。如果是“国军”，门儿都没有。
这就说到钱了。钱这玩艺，也是要忌讳的。钱不是好东西吗？怎么也忌讳？钱当然是好东西。金钱虽然并不万能，没有钱可是万万不能。但并非只有不好的东西才忌讳，好东西也不能随便说的。随便说，弄不好它就没了。再说，钱这玩艺，毕竟有些“铜臭”。文人清高，就改“钱”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拨算盘也成弹古琴了。其实，上古时代就称钱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货”，与“高山流水”的雅兴没什么关系。
老百姓没这么多穷讲究，却也记得“财不露白”的古训，因此能不说就不说，要说也得换个说法。于是有叫“铜钿”的，有叫“票子”的，还有叫“麻脑壳”的。北京则叫“屉”，也叫“页子”（指纸钞），“钢蹦”（指硬币）。搞钱、弄钱叫“搬”，数钱叫“点张”。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说法，现在也都普及了。
钱数也有种种说法。具体说来，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张，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吨，一万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带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进了别人的腰包。方，是万字出头，也就是“万”；吨，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于一元是“分”，十元是“张”，一百元是“一个数”，则不过是不把钱当钱，显得财大气粗，拔份儿罢了。此外还有大团结（十元）、工农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币票面图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这么说的。如果是外汇，则另有一说。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币叫港纸。三方老日，六吨港纸，九棵美子，也就是三万日元，六千港币，九百美金。它们也都是“屉”。只要有“火红的屉”，就不愁没有“巨洒的蜜”（极其漂亮潇洒有风度的“女朋友”）。
六、口彩
有钱，就有挣钱的人，捞钱的事。
钱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爷”。钱少点儿的，叫“款哥”、“款姐”。挣钱多的活则叫“页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没“页子活”可干，还想过上“幸福生活”（不是贫嘴张大民的那种），那就只好自个儿想办法了。于是有“练摊”的，有“蹭饭”的，有当“托儿”和干“走合”的，还有切汇、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练摊”就是摆个小摊儿挣俩小钱，“蹭饭”就是厚着脸皮不花钱白吃白喝，“托儿”就是冒充顾客帮着雇主推销东西（往往是假冒伪劣），“走合”就是在买方和卖方之间牵线搭桥利用差价牟取好处，“切汇”就是在外汇交易中扣下一方应得的部分款项，“抄肥”就是看见有油水的买卖就捞他一把，或者拦路打劫，半道里把货截走，北京人称之为“驴叼夜草”。反正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扎款”（搞钱）。人不为己，谁肯早起？为了“巨洒的蜜，火红的屉”，礼义廉耻什么的也就顾不上了，哪怕是“杀熟”（坑亲朋好友），也“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当然很不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么说，钱，总是大家都喜欢的东西。“恭喜发财”之类的话，大家也都喜欢听，尤其是逢年过节。年，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道“坎儿”，所以也叫“年关”，不能“过不去”。不但要“过得去”，还要“过得好”，因此得说吉利话，不能犯忌讳。不小心犯了，也得文过饰非。比方说，打碎了东西，是忌讳的，解决的办法则是赶紧说“岁岁平安”或者“越打越发”。
吉利话叫“口彩”，也叫“意头”。广东人最讲“意头”。比如发菜蚝豉叫“发财好市”，发菜猪手叫“发财就手”，发菜香菇叫“发财金钱”，是逢年过节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环保则改吃生菜，意谓“生财”）。粤语“橘”（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户户都要从花市买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习俗，是有人来拜年时，送礼待客之物，除了橘子，还有苹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闽南一带也这样。
年糕则是南方许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带更是年夜饭的头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湾吃鸡，因为台湾闽南话“鸡”、“家”同音，吃鸡就“发家”。闽南吃萝卜，因为闽南话萝卜叫“菜头”，吃萝卜也就是吃“彩头”。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烧芋头吃，意思是“遇头彩”；亲人出门上路也要以此饯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过年吃饺子。饺子就是“交子”，本来就很吉利。北方人还嫌不过瘾，又管饺子叫“元宝”（至少过年时得这么叫）。饺子煮在锅里，如果不小自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挣了”。挣了元宝，当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欢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倒霉在粤语中叫“衰”，它同时也有缺德、讨厌的意思。比如“边个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谁这么讨厌（或谁这么缺德），弄得这里那么脏”。不过同样是“衰”，语气也有轻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语气较重，有下流坯、下贱货、坏家伙、倒霉蛋、讨厌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语气轻一些，多半指那些调皮捣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么说，衰，不是好事。
为什么“衰”就不好呢？因为“衰”有衰落、衰退、衰减、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边的，哪有什么好词？不是衰败、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难怪广东人要讨厌“衰”，或把讨厌说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兴”。兴，意味着兴盛、兴旺，这是大家都喜欢的。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兴，在方言中就还有两个意思，一是允许，二是或许。的确，运气这东西，是兴来兴不来（可能来可能不来）的。倒霉的事，大约也是兴来兴不来的，哪能因为我们讲忌讳，讨口彩，就一定会来或一定不来呢？
忌讳和口彩的兴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