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二 女中尧舜

  元丰七年(1084年)秋,在一次宴会上,宋神宗突然开始抽搐,把酒杯都打翻了。这是皇帝生重病的前兆。但开始还不是很严重,一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宋神宗突然卧床不起,不能处理朝政。二月,宋神宗疾病日趋恶化,愈来愈严重。三省枢密院长官到内宫问疾时,宰相王珪请宋神宗早日立延安郡王赵煦为皇太子。此时宋神宗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点头表示同意。王珪又建议让皇太后高氏暂时处理朝政,等宋神宗身体康复后再还政,宋神宗也点头认可。当时,皇太后高氏、皇子赵煦和朱德妃(赵煦生母)都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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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退出宋神宗卧室后,宰相王珪等人跪在高太后面前,要求她处理朝政。高太后慌忙躲避,但宦官张茂则对高太后说:“太后应当为国家社稷着想,不应竭力逃避责任。”于是高太后同意垂帘听政。

  虽然宋神宗同意立皇子赵煦为太子,但一直未下立太子的诏书。赵煦原名赵傭,为宋神宗第六子,母亲为德妃朱氏。他既非嫡出,又非长子,不过因为向皇后没有儿子,前面五个哥哥又早夭,他年纪最大,因此才被拥立为皇太子。这时候,赵煦才十岁,而宋神宗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三十六岁,曹王赵頵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尤其关键的是,赵颢、赵頵和宋神宗都是高太后亲生,论地位和出身,这二人也都具备了做皇帝的资格。宋朝又有宋太宗“兄终弟及”的先例,于是,一些人开始蠢蠢欲动了。

  大臣蔡确历来与宰相王珪不和,他见王珪打算拥立赵煦为皇太子,便与另一大臣邢恕密谋在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选立一人为皇帝,这样才可以有拥立之功。在这场皇储之争中,高太后的立场立即变得非常重要。两边都跟她有很近的血缘关系:一边是她的亲孙子,一边是她的亲儿子。无疑,做出选择并不容易。

  高太后出身名门,其曾祖为宋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宋仁宗皇后曹氏。高氏小名滔滔,从小就被曹皇后视为亲生女儿,养在宫中,被称为“皇后女”。当时宋英宗赵曙年幼,也被抱养在宫中,被称为“官家儿”。两个小孩刚好同岁,宋仁宗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这样,高滔滔和赵曙青梅竹马,有着很好的感情基础。长大后,宋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赵曙即位为宋英宗后,立即立高氏为皇后,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高氏自小在宫中长大,经历了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见识相当不凡,决非普通女子可比。

  蔡确和邢恕也感觉到必须取得高太后的支持,才有成功的可能。二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由邢恕出面,以赏花为名,邀请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到府中。高公绘和高公纪应邀前来后,邢恕开门见山地说:“皇帝陛下的病情已重,御医都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不等他说完,就大惊失色地说:“邢公这是想陷害我们全家!”然后与高公纪急忙离开了邢府。

  蔡确和邢恕见软的不行,便决定杀死支持赵煦的宰相王珪。有一天,蔡确约王珪一起去探视宋神宗的病情,走到半路的时候,蔡确问王珪对立储之事的看法。此时,蔡确已经事先安排好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四周,只要王珪坚持立赵煦为帝,就将王珪杀死。

  王珪,字禹玉,祖籍成都华阳,幼时随叔父王罕迁居舒州(今潜山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珪中进士甲科第二名(榜眼)。初任扬州通判,后入京都任起居注,又进知制诰等职。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兼任端明殿学士,得赐盘龙金盒。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拜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九年(1076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首相)。王珪“以文章致位通显”,“其文章博赡瑰丽,自成一家”,“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及、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四库全书总目》)。他为宋朝廷起草诏书达十八年之久,其中重大典策多出自其手。欧阳修读王珪所起草的宋仁宗立太子诏时,忍不住赞叹说:“真学士也。”

  王珪的后代中有几个极为著名的人物。王珪长女嫁给了著名文人李格非,生下的女儿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古往今来,李清照是公认的文学成就最高的女子。王珪第四子王仲岏之女嫁与秦桧为妻,就是臭名昭著的“长舌妇”王氏。因此,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秦桧妻王氏是王珪的孙女,这两个以不同方式留名青史的名女人,实际上是姑表姊妹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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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王珪为人胆小怕事,一贯顺承帝意,以明哲保身处世,是出了名的“三旨相公”(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他见以阴险出名的蔡确询问立储一事,已经料到对方不怀好意。蔡确则原以为王珪胆小怕事,被自己这么一问,必然不敢轻易表态。没想到王珪慢吞吞地回答:“皇帝陛下有子。”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宋神宗的儿子赵煦。

  蔡确明明已经安排下杀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却没有杀死王珪,大概见到王珪已经老朽,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多久了。就在三个月后,王珪病死。

  显然,没有宰相和太后的支持,蔡确无法成事,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使出极为阴险的一招:四处宣扬说是他策立了太子赵煦,反而诬蔑说高太后和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蔡确此举并不明智,后来果然为他招来了巨大的灾难。

  赵颢和赵頵这两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时常去皇宫探望兄长病情,而这二人显然并非真心关心兄长,他们时常表现出窥测之意,甚至连卧病在床的宋神宗都觉察到弟弟们居心叵测,但此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怒目视之”了。高太后在关键时候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为了以防万一,她下令关闭宫门,禁止两个亲生儿子赵颢和赵頵出入宋神宗寝宫。这实际上已经是高太后在明确表态:赵煦将是未来的皇帝。

  有一天,群臣前来觐见,高太后当众夸皇孙赵煦聪明伶俐,还将赵煦为父亲祈福手抄的佛经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都表示称赞。高太后立即命人领着赵煦出来,宣读宋神宗诏书,立赵煦为皇太子,皇储之争由此而平。可以说,高太后在平定这场立储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因为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在将来会影响到这对祖孙的感情。

  几日后,宋神宗病逝,皇太子赵煦即位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当时曹太后已死,尊祖母高氏为太皇太后,尊宋神宗皇后向氏为向太后,尊生母德妃朱氏为皇太妃,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暂时处理,一切按照宋真宗皇后刘娥听政的先例办理。从此,五十四岁的太皇太后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朝政大权达八年之久。

  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对儿子宋神宗大力推行新政非常不满,不过,按照中国的宗法制度,成年的皇帝主政,即使是亲生母亲皇太后也不可以干政。但现在不同了,她跟当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和曹太后一样,手中已经掌握了无上的权力。

  高太后垂帘听政后,立即起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她先是召回被变法派排斥在外的老臣司马光。随后,高太后废除了宋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因为不支持新法而被下放贬谪的旧臣都召回京师,分别重用,这其中就有一直被贬斥在外的苏轼。

  熙宁元丰年间,有一批重臣因为反对变法而被罢官,包括文彦博、司马光、范纯仁等人。这些人被免职后,与在洛阳的一些士大夫往来十分密切。当时洛阳有名士邵雍、程颢、程颐等人,均以道学家自居,文彦博等人待之如上宾。富弼、司马光等人仿照白居易九老会的故事,经常集中在一起,赋诗取乐。他们只按年龄大小排列顺序,不按官职高低来论资排辈。他们在经常聚会的地方专门修建了一所房子,将他们十三人的像全部画在房子里面,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这些“洛阳耆英”十分喜欢接纳宾客,经常召集士大夫在一起,谈论一些趣闻轶事或国家大事,然后喝几杯酒,吃一顿便饭,号称是“真率会”。洛阳人敬重这群人的学识和风度,也十分羡慕他们的生活方式。每次“耆英”聚会之时,总有不少人围观,竟然由此成为洛阳的一大景观。

  而这些“耆英”中,最为人瞩目的要数司马光。司马光作为保守派的领袖,声望极高,当时民间早已流传一句话:“君实不出,如天下苍生何?”君实是司马光的字。在天下人的心目中,司马光才是“真宰相”。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到京城开封吊唁宋神宗。刚到开封,宫廷卫士及京城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拥在司马光身边,对他说:“相公不要回洛阳了,留下来当宰相,老百姓会生活更好。”围观者多达数千人。由此可见司马光声誉之隆。然而,司马光却消受不起这般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十分恐惧,生怕因此而招来朝廷猜忌,急忙不辞而别,返回洛阳。高太后听说司马光回洛阳后,急忙派宦官梁惟简追到洛阳,代表太皇太后加以安慰,并向司马光问政。之后,司马光入朝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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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太后一临政,便拜司马光为相,立即赢得了相当的人心。就连大宋的敌国契丹,听说司马光为宋朝宰相后,也大为敬畏,告诫己方的边关守将不要轻易挑起争端,要维持辽宋双方友好关系。

  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祐之治”,被认为是宋朝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高太后本人却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献给高太后。高太后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宋英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宋神宗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高太后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宋哲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高太后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她执政期间,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这也是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宋史》记载说: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三 元祐皇后

  元祐皇后其实就是宋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孟氏被废,实际上是党争的结果,孟氏不过是政治的牺牲品。令人称奇的是,宋哲宗死后,宋徽宗即位,孟氏再次被迎回宫中,复皇后位,为了区别宋哲宗的第二任皇后刘氏,称元祐皇后(因是在元祐年间所立)。但不久后,孟氏又被宋徽宗赶出皇宫,相当于第二次被废除皇后位,结果反而因祸得福,为她个人带来绝大的好处。这一切,都要从宋哲宗的后宫谈起。

  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宋哲宗的管教一直很严格。为防止宋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二十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宋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这就相当于限制了小皇帝自由活动的空间。宋哲宗当时年纪还小,后宫也一直平静无事。但到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间却有流言,说宫中派人出来寻找乳母。此时宋哲宗才十四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人们难免会想到这是皇帝沉溺声色的结果。本来,这些都是民间的流言飞语,也传不到后宫深处。即使是真的,那也是皇帝的家事。大臣刘安世却偏偏要多管闲事,上了一封语气很不客气的奏章,告诫宋哲宗要自重。而另一大臣范祖禹则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更加激烈。对此,高太后解释说:是宋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对外的话是这样说,但高太后其实也不明所以,她派人私下将宋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叫去审问。宋哲宗开始还不知道,后来发现身边的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样子十分可怕。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刘安世、范祖禹上奏的结果。他既感到愤怒,也感到恐惧,因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高太后的监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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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此事后,宋哲宗明显感觉到后宫令人窒息的气氛,他的逆反心理也开始蠢蠢欲动。

  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十七岁时,孟氏被立为皇后。孟氏为眉州防御使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小宋哲宗一岁,自小就被高太后选入后宫,教以女仪,因贤淑温婉而为高太后所喜爱。从这个时候开始,皇帝才算有了正式的妻子。本来这是件好事,但却由此又引出了高太后和宋哲宗之间的矛盾。

  皇帝大婚非同小可,钦天监选定的日期是五月十六。这是因为宋朝皇室普遍迷信道教,而道家以五月十六为“天地合日”。但是在民间这一日却有禁忌,夫妻应该分床,如有违背,将有性命之忧。宋哲宗生母朱太妃担心儿子,出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提出要更改大婚日期。宋哲宗自己也偏向母亲一边。但高太后却坚决不同意,认为禁忌一说纯属无稽之谈,坚持以五月十六为大婚日期。

  尽管大婚典礼隆重非凡,但宋哲宗一直笼罩祖母的阴影下,被逼迫在禁忌日成婚,心中难免愤愤不平。如此来看,他对高太后所选的孟皇后不可能有特别的好感。高太后有能力将自己喜欢的女子选给孙子做皇后,但孙子喜欢、宠爱后宫哪个女子,高太后就鞭长莫及了。宋哲宗喜欢明艳照人的刘婕妤,刘婕妤宠冠后宫,也开始恃宠而骄。高太后在世时,她尚有所收敛,高太后去世后,她与孟皇后的冲突日益显露。

  有一次,孟皇后带领后宫嫔妃到景灵宫朝拜历朝帝后画像。礼毕后,孟皇后就座休息,其他嫔妃都在一边侍立。只有刘婕妤独自一人站在帘子下,背对孟皇后。这显然是公开藐视孟皇后。孟皇后身边有个侍女叫陈迎儿,忍不住上前呵斥刘婕妤。刘婕妤置之不理。孟皇后身边的宫人无不愤怒有加。但宋哲宗宠幸刘婕妤,孟皇后也没有办法。

  冬至那天,嫔妃照例要到隆祐宫谒见向太后。当时向太后还没有起来,众嫔妃就坐在殿右等候。按照规定,只有皇后才能坐朱漆金饰的椅子。刘婕妤看到孟皇后坐下,就一个人站在一旁,不愿坐普通的椅子。刘婕妤身边的宦官郝随知道刘婕妤心中所想,于是替她换了把朱漆金饰的椅子,与孟皇后的一样,刘婕妤这才满意。不料已经惹怒了孟皇后身边的侍女,决定要整治刘婕妤一下。

  刘婕妤刚刚坐下,突然有一人传呼:“皇太后驾到!”皇太后到来,众人都要起立迎接,刘婕妤也站了起来。不料等了片刻,并不见向太后身影,于是嫔妃们又各自坐下。刘婕妤刚要坐下时,孟皇后的侍女将椅子搬走,她一下坐了个空,仰天跌在地上。原来刚才是故意有人谎报向太后到来,目的就是为了诱骗刘婕妤起身。

  刘婕妤受了这番捉弄后,惊忿交集,也顾不上拜见向太后,跑去向宋哲宗哭诉。宋哲宗虽然不喜欢孟皇后,但孟皇后一向循谨,他也没有相信刘婕妤的搬弄是非,只是安慰了一番刘婕妤了事。刘婕妤无可奈何,只能哭泣来发泄气愤。宦官郝随劝慰说:“婕妤不必生气,若能早为官家生子,此座(指皇后位)正当为婕妤所有。”

  郝随不过是一个宦官,竟然敢在孟皇后还在世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显然背后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就是宰相章惇。之后,宰相章惇就通过郝随与刘婕妤搭上了关系。刘婕妤之所以与章惇勾结起来,只是因为她想当皇后,她需要有人帮助她拔掉孟皇后这颗眼中钉。而章惇则想利用最得宠的刘婕妤探听宋哲宗的秘密,而刚好孟皇后也是他的目标。章惇想废除孟皇后,并非他与孟皇后有仇,而是因为孟皇后为高太后所立。当时朝中的保守派已经死的死,贬的贬,章惇已经能够为所欲为,就将打击的目标指向了后宫。不过,因为孟皇后端庄娴雅,性情和淑,很得向太后喜爱,加上宋哲宗一向尊重孟皇后,所以还得寻找有利时机,但机会很快就来了。

  孟皇后无子,只有一个女儿福庆公主。福庆公主突然染病,孟皇后的姐姐懂得医术,曾经治好孟皇后的病,因而皇后的姐姐经常出入宫中,亲自侍奉孟皇后。她听说消息后,特地入宫医治小公主。因药物无效,孟皇后的姐姐便将民间道家治病的符水带来替公主治病。宫中最忌讳符水一类的物事,孟皇后一见,大惊失色,连忙禁止,说:“姐姐莫非不知宫中禁令,与外间不同吗?倘被奸人藉端播弄,这祸事就不小了!”赶紧将符封存了起来。等宋哲宗到来时,孟皇后才将符取出,如实说明了事情的原委。宋哲宗倒也没有怪罪,只说:“这也是人之常情。”

  第44节:女中尧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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