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内政与外交、军事以及诗歌等方面，在后面的篇章中将会陆续论述，这里重点谈谈唐朝的乐舞。
玄宗仪表非凡，性情英断，本人多才多艺，能书法，谙熟音律，在生活和志趣方面的丰富，丝毫不亚于他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罕见的集政治家与艺术家于一身的帝王。在玄宗的大力推崇下，音乐舞蹈艺术乐舞艺术在玄宗一朝达到了古代中国艺术成就的最高峰。
玄宗加强了乐舞机构的设置，本人甚至直接参与创作，极大地推动了乐舞创作的繁荣。
唐代宫廷的乐舞机构，著名的有教坊、梨园、太常寺。这些地方不但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人，还培养了不少专业艺人。就连各地的官伎、营伎、家伎，也多是经过严格的选拔和培训，能歌善舞，具有出众的才能。当时，中外各民族乐舞的交流融合蔚然成风，优秀的音乐家、舞蹈家灿如繁星，光彩夺目的乐舞作品层出不穷。下面略举几例——
唐朝的剑舞脍炙人口。剑舞隶属健舞，舞姿英武，气势宏伟。唐代擅长此舞者，首推公孙大娘。公孙大娘的剑器舞是“西河剑器”和“剑器浑脱”结合演出。“西河”地属民风剽悍的西北，而“浑脱”则本是西域舞蹈。与南朝沿袭下来的“采莲曲”、“后庭花”等软舞不同，此健舞淋漓顿挫，紧张激烈，充满战斗气氛和生命活性。陈肠《乐书》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唐天后末年，剑气（器）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可见浑脱舞之伴奏音乐是相当雄壮热烈。杜甫有诗称赞公孙大娘的舞技：〖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开元三年（715年），杜甫在郾城亲自见到公孙大娘舞剑器。这时候的杜甫才只有十几岁，见到如此精彩的舞技，印象极为深刻。大历二年（767年），杜甫又于夔府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舞艺深得其师风范。杜甫观舞生情，抚今追昔，想起了52年前的往事，写下了《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的著名诗篇。
诗中极力称赞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声震四方，表演时观者如山，人人争看。当她起舞时，光芒四射，有如后羿射落了9个太阳。那矫健迅捷的舞姿又像群仙乘龙飞翔。随着那隆隆的鼓声，奔放急速的舞蹈动作如雷电袭来；而那稳健沉毅的静止姿态，又如江河湖海凝聚着青光。观众为之色变，天地似乎还在旋转而低昂不定。
公孙大娘籍贯、身世、生卒皆无考，生平事迹仅寥寥见于所观者的笔记数则。古来圣贤皆寂寞的命运，很好地应验在公孙大娘身上。开元盛世之时，公孙大娘方值青春年华，才貌过人，佳人舞，动四方，何等的恣意。彪悍的剑器舞，雄浑的大唐风，竟由一个灵秀女子舞出了神韵。而天宝之乱时，整个大唐帝国天昏地暗，连帝王都弃京而逃，许多名人和非名人们都在大动乱中失去了生命和身影。公孙大娘也自此杳无踪迹，剑舞沉寂，不知所终。这大概也是花甲之年的杜甫见到李十二娘剑舞英姿时无比激动而感慨、怆然而涕下的主要原因。在历史的大动荡中，普通人的命运沉浮始终是不能自已，在历史的棋局中始终只能充当棋子，而非棋手。
大唐书法名家张旭的书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黄山谷语）。另一书法名家颜真卿甚至两度辞官，专门向他请教笔法（颜真卿的故事后面还会提到）。张旭书法的成名，是从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到启发的。张旭曾对学生说：当初看到公主与一位挑夫在路上相遇争道，悟出了笔法上的争让之理；后来又见到公孙大娘舞剑，这让他彻底领悟到草书的神韵。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行》序中说：“昔有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据说怀素也是得益于观看公孙大娘剑器舞。若真是如此，唐朝“草书二圣”都可算得上是公孙大娘的弟子了。
『注：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李进、崔宗之、苏晋、焦遂称为“饮中八仙”。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常于酒酣之后，乘兴而书，一边挥毫一边大叫，有时竟以头发蘸墨纵情大书，时人称之“张颠”。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二人并称“颠张醉素”。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当时以剑舞闻名的还有将军裴旻。裴旻武艺高强，擅长舞剑，“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李白传》）。裴旻丧母后，特请吴道子在东都洛阳天宫寺作壁画，以为亡母超度。吴道子是壁画创作大家，据说他曾在一座寺庙中画了十八层地狱的画面，市场中的屠夫鱼贩观后害怕下地狱后受到大刑，再也不敢杀羊宰鱼。传说吴道子作画靠的是一股气，讲究一气呵成，与舞剑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废画已久”，吴道子便请裴旻舞剑一曲，以观豪壮气概，助己作画。裴旻当场脱下孝服，欣然起舞。唐代《独异志》描述其表演道：“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空而下，观者数千人，无不悚怵。”如此精湛而惊险的舞技，观者无不哗然惊叹。当时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对裴旻的剑舞赞誉极高。吴道子观舞后奋笔作画，当即而成，“为天下之壮观”。此壁画由张旭题字，成为所谓“一日之中，获睹三绝”的千古佳话。
八月五日是玄宗的生日，自开元十七年（729年）起，这一天被定为法定节日“千秋节”，全国都要放假，大肆庆祝。“千秋节”的时候，玄宗在勤政务本楼下举办宴会，同时还在楼前的大型广场上举办歌舞表演，以助雅兴。
有一年“千秋节”，汇集到广场上的人很多，争着往前挤，然而，众人争相拥挤的原因却不是要争睹天子玄宗的尊容，而是要看一名叫做念奴的宫伎的风采。念奴是当时知名度很高的艺人，歌技出色。她的歌声激越清亮，被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元稹称赞其“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每当念奴出场时，便是万众喝彩，道路为之拥塞，声势相当浩大。可见追星一事，古已有之。“千秋节”一般是3天欢庆，念奴的表演结束后，还会有很多人聚集在广场，要求继续听念奴唱歌，导致事先安排好的其他演出无法正常进行。到了这个时候，朝中官员无法应付躁动的人群。玄宗不得不让高力士出面宣布：“念奴将会再为大家演唱，希望大家安静下来。”现场喧闹声即刻消失了，人们开始静静地等待。那架势，绝对不亚于当今任何的追星场面。
念奴所唱的曲调后来演变成词调，这就是著名的《念奴娇》。宋朝苏东坡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名垂千古。当后人乐道于“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阳刚之气时，是否曾想到，这个词调其实出自天宝年间的一个出色的女歌伎？
宋词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高峰，但词的起步和发展其实都是源自唐朝。这点从词牌名便可以看出，许多宋词的词牌名实际上都是唐朝的乐曲名。唐朝民间有著名乐舞《泼寒胡舞》，因舞者头戴苏幕遮帽，唱词中也有“苏幕遮”之语，故又称《苏幕遮》。《苏幕遮》在后来也发展成为著名的词牌名。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霓裳羽衣舞》，在讲述杨玉环的时候还会再提到。此乐曲由玄宗本人亲自创作而成，为唐代最出色的大型乐舞和著名的法曲。乐曲主体为道调法曲。舞蹈是此曲的组成部分，舞者必须装扮得极其典雅美丽，宛如仙女。演出服饰必须遵照特殊规定，上身著“羽衣”，象征孔雀翠羽；下身著“霓裳”，即艳如彩霞般的彩裙。该舞的编导手法十分高妙，运用刚柔、强弱、急缓、动静等的变化对比，通过乐曲、歌唱、舞蹈的递次展现、或同时齐发，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
此舞首次公开推出，是在玄宗册立杨玉环为贵妃的庆典上，因为声势浩大，乐舞精妙，一经面世便轰动天下。文学雅士争相赞咏，擅艺之人多方肄习，传授各地，可谓空前的繁盛。不过到了晚唐，屡经战乱，几乎灭绝。虽有残存的舞曲，也已难复旧观。
南唐后主李煜之妻大周后也是个音乐天才，曾经得到《霓裳羽衣舞》残谱，还将之改编为琵琶弹奏。《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羽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及至宋代，舞曲虽有开发，而舞蹈部分已逐渐丧失。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
【三 贤相应时而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实际上是许多微力因素聚集成合力的结果。提到因素，首先要从大唐的宰相说起。
国家动乱依赖于良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帝王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百官办理国家大事的最重要职位，它对整个国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唐太宗时，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唐高宗以后，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其他官员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四品官员以下，只要加平章事名号，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权柄要轻一些。这套制度终唐之世不改，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架空的情况再次出现。
开元元年（713年）七月，玄宗平定了太平公主的谋乱，开始考虑任命宰相一事。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经久不息的宫廷政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这样的局面，非能人不能治。这时候，玄宗想到了姚崇。
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玄宗时为避“开元”字讳，改名崇。他自幼受父影响，怀“王佐”之志，折节读书，精通吏道。长大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参军。几年后至京城任司刑丞，参与审定刑狱。武则天后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侵扰河北，军务繁剧，而姚崇剖析若流，皆有条理，深受赏识。圣历三年（700年）春，狄仁杰向武则天荐姚崇任夏官侍郎（四品）。不久，姚崇进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又迁凤阁侍郎兼知政事。
姚崇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当时武则天病重，他积极参与了复辟李姓唐朝的活动。复辟成功后，武则天被迫移居上阳宫，众人都欢呼雀跃，唯独姚崇为武则天掬了一把同情泪。毕竟，他曾经长期效忠于这个风格强硬的女人。复辟的组织者张柬之与姚崇交好，特意提醒道：“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姚崇答道：“元之事则天皇帝久，后此辞违，悲不能忍。且元之前从公佚奸逆，人臣之义也；今日别旧君，亦人臣之义也，虽获罪，实所甘心。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姚崇因为此事被排除在新复辟的核心权力圈之外，出为亳州刺史，后历任宋州、常州、越州、许州刺史。但中宗复位后，武三思等残余势力勾结韦皇后，卷土重来，张柬之等参与复辟的人或被贬，或被杀，唯独祟幸免于难。这确实应验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睿宗即位后，因姚崇作风务实，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即召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久迁中书令。当时李隆基还是太子，太平公主干预朝政，姑侄二人斗得不可开交。姚崇和宋璟都站在太子一方，为李隆基出谋划策，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以防太平公主谋反。太子李隆基为避免触怒太平公主，反而罢免了姚崇和宋璟。姚崇在棋局中最终还是可怜的棋子，成为了李隆基的牺牲品。
然而，姚崇能先后在武则天和睿宗朝中为相，确实是有过人的才干。凡军国要务，皆了若指掌。他为相且兼兵部长官，凡军队的戍兵驻屯营地和侦察了望哨所，以及士卒仓储器械的数量，“无不精熟”（李贽《藏书·智谋名臣姚崇》），是众所周知的能人。所以，玄宗铲除了太平公主完全掌握了局势后，便立即想到了姚崇的可用之处。
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召姚崇入朝议论国事，欲加重用。姚崇侃侃而谈，针对当时弊端向玄宗建言“十事”。玄宗听完后，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梁国公，又迁紫微（中书）令。
『注：唐承隋制，中央仍实行三省六部制。唐朝的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的正副长官是中书令和侍郎，下设中书舍人，负责起草诏制。门下省的正副长官是侍中和侍郎，下设给事中，负责审核中书省起草的诏旨，驳正违失，并审批尚书省的奏钞。尚书省的正副长官是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下设左右丞。该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负责贯彻执行中央拟定的政令。因太宗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以后臣下避居该职，形同虚设，故左右仆射实际上成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唐初，三省的最高长官都是宰相。当时在门下省还设政事堂，为三省宰相共议军国大事的场所。后来，凡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官员都是宰相，他们均加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等衔，再后逐渐确定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姚崇初为宰相时，有一次向玄宗奏事，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意思是嫌姚崇奏报的事情太小，以后这类的事都不必上奏，宰相直接处理就行了。高力士立即到中书省传达玄宗的旨意。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当断即断。
姚崇没有辜负玄宗的信任。他兢兢业业，辅佐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各当其才；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故杜牧称赞他“首佐玄宗起中兴业”。
姚崇精于吏道，处事明敏。有次，姚崇因私事向玄宗请了十几天假，从而使应当处理的政务堆积如山。同朝宰相卢怀慎自以为才干不及姚崇，凡事推而不专。姚崇假满复出后，只一会儿，就将未决之事处理完毕。于是，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
只是，这救时宰相没有当得长久。姚崇善于治国，却不善于治家。开元四年（716年），姚崇的两个儿子招权揽贿，招来了非议，给姚崇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不久，姚崇的幕僚中书省主书赵诲又因为受蕃人贿赂而入狱。玄宗亲自审讯，定为死罪。姚崇却因为念旧，千方百计地营救，玄宗因此很不满意。姚崇为此忧惧不安，数次申请辞退相位。玄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姚崇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身份罢知政事。
姚崇罢相后，玄宗仍命他五日上朝一次。每有重大政事，便专门征询姚崇的意见，待遇甚厚。开元九年（721年），姚崇去世，享年70岁。在中国古代政坛如沙场、骨肉相残煎的社会中，姚崇能佐政三帝，三朝为相，这实在是不多见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逃到成都，当得知儿子肃宗任命房琯为相时，喟然长叹说：“此不足以灭贼也。”又说：“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并盛赞姚崇的“宏才远略”（《大唐新语·卷八》）。后房琯出军收复长安，果然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接替姚崇宰相职位的是姚崇大力推荐的宋璟。姚崇与宋璟共事多年，深知其德行和才能。姚崇的举荐，颇受后世史家好评。宋人洪迈说：“姚崇避位，荐宋公自代。唯贤知贤，宜后人之莫及也。”（《容斋随笔》卷五）
关于宋璟，也有许多有趣的故事。
宋璟素以清廉正直和刚正著称。武则天当朝时，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贵宠用事，颇有野心。有人在长安右卫西街公然张榜揭发说：“易之兄弟、长孙汲、裴安立等谋反。”当时宋璟为御史中丞，认为榜中所揭发的事情严重，要求调查张易之、张昌宗。武则天自然不同意，宋璟坚持力陈。武则天很不高兴，命宋璟退出。宋璟慨然说道：“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臣，擅宣王命。”这时候，左拾遗李邕说：“宋璟所奏，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武则天这才有所醒悟，传命张氏兄弟配合调查，并命张氏兄弟向宋璟辞谢。宋璟拒而不见，让使者转告张氏兄弟：“公事当公言之，私见即法有私也。”当时满朝文武称呼张易之、张昌宗为五郎、六郎，以表示亲热，唯独宋璟称呼官名。天官侍郎郑杲觉得奇怪，问道：“中丞奈何唤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若以官秩，正当卿号；若以亲故，当为张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张氏家僮，号五郎、六郎何也？”郑杲大惭而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武三思通过上官婉儿攀附上韦后，重新得幸于中宗。京兆人韦月将不堪愤激，上书揭发武三思与韦后的奸情丑事。中宗不听，命立斩韦月将。此时宋璟为黄门侍郎，认为应当“按而后刑”。中宗听说后连衣服都来不及换，从侧门冲出，催促宋璟赶快将韦月将斩首，一副生怕韦后的奸情传闻被更多人知道的样子。宋璟当场拒绝，说：“人言宫中私于三思，陛下竟不问而斩，臣恐有窃议。故请按而后刑。”中宗勃然大怒，宋璟却丝毫不惧，大义凛然地说：“请先斩臣，不然，终不奉诏。”碰到如此强硬、以生命要挟的臣子，中宗也无可奈何，只得改判韦月将岭南流配。不过后来，韦月将还是在岭南被人暗杀。事见《大唐新语·卷二》。
宋璟在玄宗朝为相期间，建言行事，绳愆纠过，对朝政多所裨益，被玄宗称为“吏治之才”。他与姚崇并称为开元贤相，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后宋璟以年老为由退休，隐居洛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卒于洛阳，次年迁葬沙河先茔。
『注：唐大历五年（770年），宋璟去世33年之后，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应宋璟后裔之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碑的正面、阴面和左侧刻有颜真卿书写的盈寸楷体，洋洋3000余言，叙述了宋璟这位中唐政治家的政治经历和他一生的伟绩。宋璟碑文，字体端庄，气势开张，用蚕头磔尾的隶法于捺笔首尾，结体字大充格，磅礴大气。颜真卿书写宋璟碑文时，时年65岁，书法艺术炉火纯青，成为他的传世名作之一。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看到宋璟墓碑时称赞道：“如忠臣烈士，首先君子庄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虽其残不忍弃也。”南宋金石学家赵明诚所著的《金石录》，推崇宋璟碑为上上品。明代学者都穆称宋璟碑“人文字，真足三绝”。清朝王昶编撰的以著录历代石刻为主的《金石萃编》一书，也将宋璟碑列为上品。此碑至今尚存。』
古代宰相的职能非常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玄宗任用了姚崇和宋璟，天下因而大治。姚崇和宋璟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巩固，没有任何劳民伤财的行动。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言：“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作为宰相，这二人不但才华出众，而且政绩斐然，是相当成功的。“姚崇、宋璟、苏颋等皆以骨鲠大臣，镇以清静。朝有著定，下无觊觎。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二人无愧于名相的称号。
大唐近300年，“房（玄龄）、杜（如晦）”与“姚（崇）、宋（璟）”并称四大贤相，前二人为贞观之治做出了贡献，后二人则在开元之治中功不可没。姚崇和宋璟二人的罢相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此时，天下已经大治，大唐都城长安生机勃勃，商贾云集，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神采飞扬。唐王朝已进入到一个传奇而辉煌的时代，海内晏然，天下太平。天下人为生在盛唐而自豪，玄宗也为此而骄傲。需要克制的时代结束了。
【四 哥舒夜带刀】
在玄宗一朝，随着默啜可汗的出现，东突厥再次崛起。此时玄宗刚好醉心于曾祖父太宗“天可汗”的威风，十分热衷于开边。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
『注：默啜可汗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一度对唐朝廷形成威胁，武则天甚至让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秀娶默啜之女为妻，以此来笼络默啜可汗。当时不少大臣反对，张柬之直言不讳，说：“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并因此被贬斥出朝。』
玄宗曾经派大将薛讷（薛仁贵之子）出征，此次西征即为演义小说《薛丁山征西》的原型。默啜可汗面对强大的对手，避实就虚，先与归附唐朝的拔曳固部会战，大胜而归。但在半路，默啜却突然被拔曳固手下的一个小兵颉质略刺杀。默啜的军队大乱，竟然就此一哄而散。颉质略则从容割下默啜首级，交给了唐军。历史的传奇性，丝毫不亚于小说的戏剧性。而在史书中，偶然性决定历史走向的事例更是随处可见。
经过新一轮的权力争夺，毗伽成为东突厥的可汗，并且在与唐军第一轮大规模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名鹊起，成为突厥人心目中的偶像与民族英雄。之后，东突厥与唐朝就开始了长期的拉锯战，时战时和，都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定。毗伽可汗几次要求娶唐朝的公主，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东突厥于天宝四年（745年）彻底灭亡，完全是因为内部争权夺利所导致。毗伽可汗的妻子率众归顺了唐朝。与此同时，吐蕃开始兴起，对河西走廊地区和西域及剑南地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提到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不得不提到哥舒翰。哥舒翰，西突厥哥舒部落人。突厥习惯以部落的名称为姓氏，所以这个部落的人都姓哥舒。哥舒翰出身富贵，父亲哥舒道元为哥舒部落的首领，做过唐朝安西大都护府的副大都护。母亲尉迟氏是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王之女。
哥舒翰父亲为部落首领，母亲是于阗公主，家中有钱有势，养成了他豪爽、好侠纵酒的性格。他为人仗义疏财，义气重诺，又喜欢饮酒赌博。他的整个青年时期就是在衣食无忧的生活中度过，一直是无所作为。当哥舒翰40岁的时候，父亲哥舒道元在长安去世。哥舒翰遵从中原习俗，到长安为父守孝三年。因他整日无所事事，长安尉很瞧不起他。哥舒翰这才“慨然发愤折节，仗剑之河西”，一气之下跑到河西，投在河西节度使王倕门下，当了一名小小的军官。
不久，善于发现人才的王忠嗣接替王倕担任节度使，将哥舒翰提拔为衙将。哥舒翰好读书，对《左氏春秋》、《汉书》尤其感兴趣。由于他通晓大义，仗义疏财，为人又重义气，所以颇得士兵拥戴。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再次提拔哥舒翰为大斗军副使。同时还提拔契丹人李光弼为河西兵马使，充赤水军使，共同负责经略吐蕃。大斗军驻防在大斗拔谷（在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的扁都口），那里是河西走廊通往青海的捷径。因防守有功，哥舒翰被晋升为左卫郎将。当时吐蕃骚扰边境地区，哥舒翰率军与其战于苦拔海。吐蕃军分成三队，从山上依次冲下出击。哥舒翰手中长枪折断，便持半截枪迎击，奋勇冲杀，连破三路吐番军，所向披靡。从此，哥舒翰威名远扬。战后，哥舒翰擢授右武卫员外将军，充陇右节度副使、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