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却慷慨陈词,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句话很好地应验在玄宗身上。玄宗已经不是当年的求治心了,骄侈心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个变化明显地应验在大唐宰相的人选上。韩休入相7个月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玄宗随即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代替韩休和萧嵩。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

  离开大明宫的李林甫红光满面,踌躇满志。入相是他的目标,却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在心中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坐上了首席宰相的位子。他却忧心忡忡,与李林甫的喜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九龄闷闷不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李林甫也进入了宰相行列。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小聪颖,7岁即能为文。张说被谪贬岭南之时,遇到张九龄,一见如故。后来张九龄被擢为进士,步入仕途。张九龄入相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九龄敢于直言,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时玄宗正迷恋武惠妃,打算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武惠妃也派人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宰相。张九龄却站在了太子李瑛一边,并为保住太子的位置而据理力争。于是武惠妃转而与李林甫结成联盟。

  玄宗日益怠于问政,很不喜欢张九龄这样动辄直言批评的大臣,君臣二人多次为一些政事而争吵。不久,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相位,旋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为人儒雅,风度翩翩,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诗颂美他。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与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歌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诗中展现出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张九龄曾预断安禄山“必反”,后来果然应验。玄宗追思张九龄的卓见,悔恨不已。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成为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宰相,成为大唐盛世隐蔽的危机。至此,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

  【二 庸相的价值】

  为什么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了频繁宰相轮换的制度,到了李林甫这里却因人而废呢?这个李林甫,后世公认的庸相和奸相,到底有什么本事,能霸居相位19年?

  李林甫,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长平肃王叔良的曾孙。论起辈分,他还比玄宗高出一辈。不过,因为血缘关系疏远,到了李林甫这里,已经没有世袭的爵位了,宗室血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辉煌。李林甫能够步入仕途,还是要感谢他的舅舅姜皎。姜皎在玄宗为藩王时即诚心结交,玄宗登基后,姜皎被授秘书监,恩宠无比。后宫宫殿之前种有一棵珍贵的果树,玄宗经常在其叶繁花盛之时前去玩赏。有一天,姜皎叹息道:“真乃嘉树也。”玄宗听后,立即笑容满面地说道:“卿既爱此树,那就植入府中玩赏去吧!”将这棵无比珍贵的果树赏给了姜皎。姜皎先后接受玄宗的赏赐有马匹、珍玩,不可胜数。李林甫因为舅舅所喜爱,一直养在姜府,他从小就看到了权势的魅力,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当时宰相源乾耀执政,与姜皎联姻。李林甫趁机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絮,通过源絮走后门,代求司门郎中一职。源乾耀却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认为:“郎中之职需才德俱佳者为之,哥奴一无赖尔,岂能担当此任?”

  李林甫谋官一事大受挫折,不仅是因为源乾耀为人清廉正直,还与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当时政治清明,玄宗十分注意整顿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改变了滥封爵位的恶习。对官员的任用看重才识,在开元二年(714年)还规定,选择京官中有才识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职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绩,则调到京城任京官。改变了历朝历代重京官,轻外任的恶习。玄宗还在殿廷之上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考试,对其中不合格的45人当堂罢免,并把主持选官的两个官员予以贬职。在这样的风气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并非偶然了。他只能暗中蛰伏,静待时日。

  李林甫受此打击,并没有停止他的钻营。几年之后,被提拔为国子司业,官品从四品下,为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杀大权。接着升迁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上,专门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实权。

  史载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时人认为他精通权术,已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也不露声色,世人谓其“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口蜜腹剑”成语的来历。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玄宗皇帝的哥哥宁王李宪曾私下求见李林甫,拿出10个人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答应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愿绌一人以示公平。”发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选出一人,张榜宣布:此人作风不正,托王讲情,留待下次冬选。这样一来,李林甫不但赢得了“公正”的美誉,而且趁势巴结了宁王李宪。可谓是一箭双雕。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

  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企图立自己的儿子寿王为太子。李林甫探知内情,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李林甫传》)两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的契机。之后,武惠妃常在玄宗面前赞扬李林甫,玄宗由此对李林甫印象很深,为他以后当上宰相打下了基础。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过裴光庭的夫人出面,谋求相位。裴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武三思曾经对高力士有恩。野史记载说裴夫人与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面前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当时权倾朝野,对旧主人不好一口拒绝。不过,高力士为人谨慎,选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轻易向玄宗提起,只是暗中等待机会。不久,玄宗决定任用韩休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后,马上向玄宗上奏,推荐韩休为相。

  韩休当上宰相后,听说是李林甫举荐他,异常感激,于是向玄宗推荐:“吏部侍郎李林甫为宗室之后,才德兼备,且有宰相之才!”武惠妃经常在玄宗那里吹耳边风,玄宗对李林甫印象很好,现在又有新宰相推荐,于是任命李林甫为黄门侍郎,随后便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阁拜相了。梦想实现得如此轻易,这让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辅之位。

  当时的宰相还有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知道玄宗预备任命李林甫为相时,直谏劝阻说:“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为相,他日恐怕国无宁日了!”此时玄宗在位已久,沉迷于武惠妃的温柔乡,不免怠于政事。然而,每当商议政事时,张九龄和裴耀卿两位宰相事无巨细,都要与玄宗据理力争。这让玄宗相当不快,不过也不好表露什么,但对待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建议就不那么听得进去了,依旧坚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对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绪变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面巧伺上意,一面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每次上朝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对李林甫稍稍谦让,李林甫则居于中间,眉宇之间露出得意之色。时人看到这种场面,惊呼“一雕挟两兔”,认为他们二人终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治军很有政绩。玄宗知晓后,欲以牛仙客为尚书,还准备给其封户。张九龄听说此事之后,与李林甫商议道:“封赏乃国之大事,只能给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只是一边将,不过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马上封赏吗?愿与李大人在朝廷争之!”李林甫一口答应下来。次日上朝,张九龄据理力争。李林甫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九龄的固执激怒了玄宗,20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的话语。大怒之下,玄宗罢朝而去。而李林甫却趁机上奏说:“仙客有宰相之才,尚书之职乃大才小用,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乃一文吏,过于囿于古义,有失大体;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玄宗见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就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并且夸赞李林甫为相而不专权。从此,玄宗便有意与张九龄疏远了。

  李林甫曾引荐萧旻为户部侍郎。萧旻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当众错读一字。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发了几句牢骚。张九龄凡事认真,便以不学无术弹劾萧旻,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严挺之,刚好有件事主动撞上门来。

  严挺之曾经休妻,前妻后来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下狱。前妻无奈之下,只好求严挺之相救。大概出于补偿的心理,严挺之立即全力设法营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皇帝这样说了,张九龄不便再求情,只好请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却乘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党。”玄宗早已经有疏薄张九龄之意,乐得有个借口,于是借此案将张、裴两人罢相,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

  『注:天宝元年(742年),玄宗重新想到了严挺之的才干,便问李林甫查询:“严挺之现在何处?此人应该重用。”李林甫立即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到府“叙故”,貌作亲密状,说:“皇上很惦念尊兄的近况,现在应作一计策,以求晋京觐见,必有重任。”并出了一主意,让严损之替兄长写一状纸,“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损之很感激地照办了。李林甫拿着状纸,告诉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又得了风疾,陛下可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玄宗嗟叹良久,只好授严挺之以员外詹事,命去东都洛阳养病。』

  罢朝之后,李林甫目送远去的二位老相,得意万分,阴阳怪气地问:“左右丞相何在?”一旁的诸位大臣听见,无不心寒,且胆颤心惊。李林甫旋即升为中书令,终于成为群臣之首。

  不久,李林甫协助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玄宗尚迟疑到底要如何处置太子,便召来宰相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此乃陛下家事,臣等不宜介入。”李林甫做作的话,反而促使玄宗作出了决定。不久,便将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并赐死。天下人为之痛心,号之为“三庶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惠妃因数见三庶人的冤魂作祟,忧怖成疾,于当年死去。武惠妃的死,使得李林甫在废太子李瑛事件上所立的大功顷刻化为乌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加紧促使玄宗立武惠妃之子寿王为太子。玄宗却因为太子冤死而迟疑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察知其难,进言说:“立嫡以长,谁敢言者!”终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立三子忠王李玙(后改名为李亨)为太子。李林甫错失一着,但并未就此罢休,之后发生了多起构陷太子李亨的事件,将会在后面的篇章中论述。

  再讲几个关于李林甫的有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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