闷雷声滚滚而来，一场惊天大风暴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这场大风暴，既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斗争，更不是敌对阶级之间的较量，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至此，杨国忠逼迫安禄山造反的目的终于达到。只是，令他想不到的是，雄起的狼烟烽火，不但揭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为大唐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奏响了李杨爱情悲剧的序曲，为他杨氏一家敲响了丧钟。
【一 最难当的是宰相】
“宰相，国之名器”。作为大唐的中枢，宰相对政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政治清明，政局稳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李林甫为相19年的时间，之前的宰相相对来说换得极为频繁，这自然是玄宗的策略。如果说前期玄宗在宰相的任免上还是出于为了社稷考虑，后面则完全改变了初衷。越到后来，在宰相的任免上越体现出玄宗的权术。尤其到了李林甫和杨国忠之时，玄宗已经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目的了。
重新回到宰相的话题。宋璟罢相后，接替他的是源乾曜和张嘉贞，源乾曜为正，张嘉贞为副。但实际上，张嘉贞刚愎自用，遇事决断，而源乾曜性格宽厚，加上之前长期担任姚崇的副手，虽名为正，实际上反而成了张嘉贞的副手。后世多认为，这是玄宗的权术所在，有意如此安排，好让二人互相制衡。
两位新宰相都没有姚崇或宋璟的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但二人也很好地行使了守成的职责。不久后，张嘉贞受弟弟金吾将军张嘉佑贪赃牵累，被免去相职，外放为刺史，姚崇的老对手张说被起用为宰相和兵部尚书。
『注：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原籍范阳（今河北涿县），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徙家洛阳。张说为文运思精密，年轻时文学很有造诣。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亲临洛阳城南门主考，张说应诏对策为天下第一，授太子校书，累官至凤阁舍人。』
长安三年（703年），武则天男宠张昌宗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并胁迫张说作证，张说应允。然而当上廷作证时，张说却慷慨陈词，对武则天说：“陛下视之，在陛下前，犹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今对广朝，不敢不以实对。臣实不闻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诬证之耳！”张昌宗气急败坏，反诬称张说与魏元忠同谋反。张说又据理反驳，保护了耿直大臣魏元忠。但武则天却因此认为张说是“反复小人”，流配钦州。
中宗复位后，召还张说。睿宗朝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有人上言，说五日内有急兵入宫。睿宗召集大臣商议此事，众人都知道这事旨在离间挑拨父子关系，以动摇太子李隆基地位，然而却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唯独张说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有谗人设计，拟摇动东宫耳。陛下若使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大唐新语·卷一》）睿宗听后十分高兴，这才下旨让太子监国。第二年，又下旨让太子即位。
玄宗开元初，拜张说为中书令，封燕国公。开元元年（713年）十月，玄宗欲召回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因与姚崇不和，暗中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玄宗不予理睬。接着，张说又使殿中监姜皎向玄宗建议，任命姚崇为河东总管，以阻止姚崇入相。玄宗知是张说的计谋，不顾一再阻挠，仍拜姚崇为相。姚崇任相后，张说私自到岐王李范（玄宗四弟）府邸申述诚意。姚崇知道后告发了此事。玄宗最忌讳宗亲与大臣相结，尤其是自己的儿子和兄弟，这是皇权下特有的对亲情巨大的扭曲。张说本来难逃此劫，但因人求情，只被贬为相州刺史，充河北道按察使。他之所以逃过一劫，其中还藏有一段佳话。
张说之前有个门生叫贾全虚，与他十分宠爱的美妾宁怀棠私通。张说发觉后，想依法处置贾全虚。贾全虚大声叫道：“贪色爱才，人人通病，男子汉死何足惜？但明公何惜一女子，竟欲杀死国士，难道明公长此贵显，不必缓急倚人么？从前楚庄不究绝缨，杨素不追红拂，度量过人，古今称羡，公奈何器小至此？”张说对他的话暗暗称奇，就将宁怀棠赐给他，并且送给他们许多财物，打发他们走了。没想到贾全虚后来机缘巧合下到内廷机要处任佣书，所有大臣的密奏，往往先人得知。他看到姚崇告发张说的奏章后，立即奔来相告。张说听说十分着急，苦无计策。贾全虚便送给张说一幅夜明帘，请他献给九公主。张说依计而行。九公主在玄宗面前为张说求情，张说才免于遭祸。
在外放期间，张说并没有就此消沉，他的政绩相当卓著。这也是玄宗又想到张说的主要原因。
此次入相，张说本人感受却是相当复杂。几经宦海沉浮后，在他看来，相位是天堂，但也是地狱，是个荣耀与危险并存的地方。然而，对张说来说，荣华与权力太有吸引力，以致他明知道潜在的威胁，却仍然踏上了这条危险的路。
张说任宰相后，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他有才智，却好受人贿赂。他与姚崇关系不好，二人勾心斗角，互相排挤。姚崇临死时，怕张说将来报复自己的儿子，就对儿子说：“我为相数年，所言所行，颇有可述，死后墓铭，非文家不办。当今文章宗匠，首推张说，他与我素来不睦，若往求著述，必然推却，我传下一计，可在我灵座前，陈设珍玩等物，俟说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纪念前仇，很是可忧，汝等可速归乡里！倘若他逐件玩弄，有爱慕意，汝等可传我遗命，悉数奉送。即求他作一碑铭，以速为妙！待他碑文做就，随即勒石，并呈皇上御览。我料说性贪珍物，足令智昏，若照此办法，他必追悔。汝等切记勿违！果能如我所料，碑文中已具赞扬，后想郤寻仇报复，不免自相予盾。”姚崇死后，张说果然前来吊唁。姚崇的儿子姚彝已经按父亲的义演，将珍玩摆列灵前。张说见了珍玩，立即起了贪财之心，忍不住上前摩挲玩弄。姚彝趁机上前说：“先父有遗言，说同僚中肯作碑文，就将遗珍赠他，您是当代文家，倘不吝珠玉，不肖等应衔图报，微物更不足道。”张说欣然允诺。姚彝等再拜称谢，请他快写。张说回去后，立即写了篇为姚崇歌功颂德的碑文。姚家也信守承诺，将珍玩送到张家。姚家得到张说所作碑文后，连夜让人刻碑，还特意将底稿呈上玄宗皇帝。玄宗看了，也极口称赞，说：“似此贤相，不可无此文称扬。”张说事后才醒悟，暗想自己与姚崇不和，怎么能赞扬他，连忙派人索还原稿，只说文章草率，需要修改，不料姚家说已刻成碑，并上呈御览。张说不禁顿足道：“这皆是姚崇遗策，我一个活张说，反被死姚崇所算了。”张说贪小的性格由此可见。
张说脾气暴躁，百官凡奏事有不合他心意的，“好面折之，至于叱骂”，所以与同僚的关系不甚融洽。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召回河南尹崔隐甫，欲授任要官，张说却认为崔隐甫不通文学，难以胜任。玄宗没有听张说的意见，坚持任命崔隐甫为御史大夫。崔隐甫得知事情经过后，心里记恨张说。
御史中丞宇文融，曾建议检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占田，设置十道劝农事，分行郡县督责检查。张说担心扰民，屡次从中阻止。宇文融又请求吏部设立十铨，与苏颋等分管选举，张说又极力抑止。宇文融愤怒至极，决心报复张说。
在唐朝，得罪御史台的大臣是一件后患无穷的事，因为御史有权弹劾任何大臣，不管对方的地位有多么显赫。这时候，在张说手下任职的张九龄已经看到了危险，劝说张说立即采取自卫措施，但张说不听，竟然还说：“鼠辈何能为！”
张九龄的忧虑不幸应验。不久，宇文融联合崔隐甫、李林甫，三人共同弹劾张说。罪名是：向术士问吉凶，滥用职权谋求私利，受贿。玄宗十分愤怒，命与张说不和的左相源乾曜进行调查。结果罪名成立，昔日无限风光的宰相顿时沦落为阶下囚。幸好高力士为张说求情，玄宗只是免去他的宰相职位，命在集贤院专修国史。之后，张说专文史之任。
玄宗虽然免去张说的相位，却对他宠遇不衰，“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访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以征询张说的意见。可见玄宗此时还很清明，他清楚地知道张说的优点和缺点。张说的缺点令其不足以再任宰相，其优点却依然可以为朝廷上佳的顾问。
张说前后三次为相，掌文学之任凡30年，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张说“喜延纳后进”，张九龄、王翰等等著名文士均常游其门下。他实际上是盛唐前期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张说最著名的代表作为《邺都引》：“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眦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娥眉睌睩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这首七言歌行写得豪放而不粗率，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性格和倜傥意气，正是盛唐诗歌最显著的精神内涵。
张说同时还以文章著称。当时朝廷著述多出他与苏颋之手，人称“燕许大手笔”（张说封燕国公，苏颋封许国公）（李肇《唐国史补》）。张说的文章质实素朴，往往在俊爽的文字中展现宏伟的气势，充分展现出大时代的特征。
张说后，玄宗以清廉正直闻名的李元纮接替了张说的宰相位置。李元纮是名门之后，父亲李道广曾任武则天的宰相。因为李元纮是玄宗时期被任命的第一个无科举功名的宰相，世人多认为他是靠荫庇进入仕途。杜暹也被召入中枢，与李元纮、源乾曜形成了所谓的三驾马车。
李元纮早年做雍州司户参军时，曾审理过一件争夺产权的案件。当时太平公主与人争夺磨坊，李元纮秉公判还给原主。太平公主权倾朝野，百官都趋奉她。雍州长史窦怀贞便促令李元纮改判。李元纮不仅不同意，还在判决书上写道：“南山可移，此判难改！”受到民众的广泛好评。
杜暹则是因为善于绥抚将士入相。李元纮与杜暹一文一武，本是很好的搭配。然而，两个人都是刚直之人，意气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中枢的不和。玄宗对宰相之间经常的争吵感到厌烦，将二人都贬为刺史，同时降源乾曜为尚书左丞，留在朝廷使用，但不再是宰相。
『注：源乾曜先后与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同朝。在此期间，他基本上不去主动揽事，只是跟着在下发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当举荐他的姜皎因王皇后一事获罪时，源乾曜却没有替姜皎说一句话，因而受到人们的非议。玄宗曾经私下里问高力士：“你知道朕为什么提拔重用源乾曜吗？”高力士深谙侍奉帝王之道，直接回答说：“臣不知。”玄宗说：“那时因为源乾曜的容貌谈吐都很像萧至忠。”萧至忠因为归附太平公主而被玄宗捕杀。高力士继续虚心请教：“萧至忠不是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还深深地记着他？”玄宗解释说：“至忠诚国器，但晚谬尔，其始不谓之贤哉？”（《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三·萧至忠传》）这句话大有意味。』
萧嵩替代了源乾曜，宇文融和裴光庭替代了李元纮、杜暹。裴光庭不久后病死，萧嵩此时已经跟天子结成了亲家（玄宗女儿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衡），便举荐好友王丘（妻子为中宗女）代替裴光庭。萧嵩想不到的是，正因为他这一举荐，引出了许多事端，也直接导致了他日后的罢相。王丘谢绝了相位，改为举荐韩休。韩休当时以文才著称，一直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并已升任为尚书省右丞。
韩休性情正直耿介，入相后坚持原则和道义，玄宗有了过失，总是直言谏争，毫不让步。而萧嵩恰恰相反，总是顺从玄宗。有一次，玄宗在照镜子，显得闷闷不乐。左右内侍说：“韩休为相以后，陛下消瘦了，何不将他罢官算了。”玄宗严肃地说：“我虽然瘦了些，天下人却一定肥了。萧嵩来奏事，一味地顺从我，他走了以后，我心里不踏实。睡觉也很不安稳。我用韩休，是为了治理国家，而不是为我一人。”
韩休如此峭鲠性情，自然看不惯萧嵩一味顺从皇帝的行为，二人起了剧烈的冲突。这让玄宗相当不快。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这句话很好地应验在玄宗身上。玄宗已经不是当年的求治心了，骄侈心占据了他全部的思想，这个变化明显地应验在大唐宰相的人选上。韩休入相7个月后，两个宰相都被撤换，韩休被调任工部尚书，萧嵩调任尚书省右丞相。玄宗随即任命裴耀卿和张九龄代替韩休和萧嵩。同时，宰相班子中又加进了李林甫。
离开大明宫的李林甫红光满面，踌躇满志。入相是他的目标，却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他在心中开始谋划下一步的行动。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坐上了首席宰相的位子。他却忧心忡忡，与李林甫的喜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九龄闷闷不乐的原因，就是因为李林甫也进入了宰相行列。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自小聪颖，7岁即能为文。张说被谪贬岭南之时，遇到张九龄，一见如故。后来张九龄被擢为进士，步入仕途。张九龄入相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九龄敢于直言，多次规劝玄宗居安思危，整顿朝纲。时玄宗正迷恋武惠妃，打算废掉太子李瑛，立武惠妃之子为太子。武惠妃也派人传话给张九龄，说如果他出一臂之力，她就支持他继续担任宰相。张九龄却站在了太子李瑛一边，并为保住太子的位置而据理力争。于是武惠妃转而与李林甫结成联盟。
玄宗日益怠于问政，很不喜欢张九龄这样动辄直言批评的大臣，君臣二人多次为一些政事而争吵。不久，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罢免了张九龄和裴耀卿的相位，旋贬张九龄为荆州长史。
张九龄为人儒雅，风度翩翩，作为开元盛世的最后一个名相，深为时人所敬仰，王维、杜甫都作诗颂美他。可以说，他是张说之后又一个既有权位又受人钦慕的文坛宗匠。张九龄诗歌成就颇高，独具“雅正冲淡”的神韵。与张说的诗歌重在讴歌功业抱负不同，张九龄的诗歌更多地表现在穷达进退中保持高洁操守的人格理想。在遭李林甫排挤罢相以后，这种态度尤其鲜明。他一方面希望切入社会政治，追求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举，另一方面又力图持超越态度，把“仕”和“隐”这一对矛盾和谐地统一起来，不愿为追求功业而屈己媚世。这种进退裕如的生活追求，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包涵以主动姿态设计自我人生道路的欲望。而功名事业和自由人生，也正是盛唐诗歌的两条主要轨迹。
在艺术表现上，张九龄的诗歌不像张说那样直抒胸臆，而是以兴寄为主，显得委婉蕴藉。他写月夜的诗，情韵最为隽永，如《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诗中展现出澄澈柔美的夜景，处处渗透着婉约深长的情思，分不清哪是景语，哪是情语，诗里的物色和意兴已经浑然一体了。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张九龄因病在韶州曲江逝世。张九龄曾预断安禄山“必反”，后来果然应验。玄宗追思张九龄的卓见，悔恨不已。张九龄死后，李林甫成为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宰相，成为大唐盛世隐蔽的危机。至此，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盖不了潜在的危机。
【二 庸相的价值】
为什么玄宗接受姚崇提出的“宰相权重，不可久任”的建议，实行了频繁宰相轮换的制度，到了李林甫这里却因人而废呢？这个李林甫，后世公认的庸相和奸相，到底有什么本事，能霸居相位19年？
李林甫，小字哥奴，唐朝宗室子弟，唐朝初年长平肃王叔良的曾孙。论起辈分，他还比玄宗高出一辈。不过，因为血缘关系疏远，到了李林甫这里，已经没有世袭的爵位了，宗室血统丝毫没有给他带来辉煌。李林甫能够步入仕途，还是要感谢他的舅舅姜皎。姜皎在玄宗为藩王时即诚心结交，玄宗登基后，姜皎被授秘书监，恩宠无比。后宫宫殿之前种有一棵珍贵的果树，玄宗经常在其叶繁花盛之时前去玩赏。有一天，姜皎叹息道：“真乃嘉树也。”玄宗听后，立即笑容满面地说道：“卿既爱此树，那就植入府中玩赏去吧！”将这棵无比珍贵的果树赏给了姜皎。姜皎先后接受玄宗的赏赐有马匹、珍玩，不可胜数。李林甫因为舅舅所喜爱，一直养在姜府，他从小就看到了权势的魅力，对权力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当时宰相源乾耀执政，与姜皎联姻。李林甫趁机巴结源乾曜的儿子源絮，通过源絮走后门，代求司门郎中一职。源乾耀却不大看得起李林甫，认为：“郎中之职需才德俱佳者为之，哥奴一无赖尔，岂能担当此任？”
李林甫谋官一事大受挫折，不仅是因为源乾耀为人清廉正直，还与当时的体制和历史背景大有关系。当时政治清明，玄宗十分注意整顿吏治，裁减了许多冗官，改变了滥封爵位的恶习。对官员的任用看重才识，在开元二年（714年）还规定，选择京官中有才识的，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在地方任职的都督、刺史如有政绩，则调到京城任京官。改变了历朝历代重京官，轻外任的恶习。玄宗还在殿廷之上亲自对新任命的县令进行考试，对其中不合格的45人当堂罢免，并把主持选官的两个官员予以贬职。在这样的风气下，李林甫遭受挫折就并非偶然了。他只能暗中蛰伏，静待时日。
李林甫受此打击，并没有停止他的钻营。几年之后，被提拔为国子司业，官品从四品下，为国学中的行政事务官。开元十四年（726年），在御史中丞宇文融的提携之下，官至刑部侍郎，有了生杀大权。接着升迁至吏部侍郎。吏部侍郎官品为正四品上，专门掌管官吏的任免，很有实权。
史载李林甫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颜悦色，但却“阴中伤之，不露辞色”。时人认为他精通权术，已经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尤其是他在外表上装得对人极为友善，暗中却加以中伤竟然一点也不露声色，世人谓其“口有蜜，腹有剑”。这就是“口蜜腹剑”成语的来历。
李林甫钻进吏部后，玄宗皇帝的哥哥宁王李宪曾私下求见李林甫，拿出10个人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这些人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答应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愿绌一人以示公平。”发榜之日，李林甫特意选出一人，张榜宣布：此人作风不正，托王讲情，留待下次冬选。这样一来，李林甫不但赢得了“公正”的美誉，而且趁势巴结了宁王李宪。可谓是一箭双雕。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
当时武惠妃宠倾后宫，企图立自己的儿子寿王为太子。李林甫探知内情，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李林甫传》）两位野心勃勃者走到了一起，李林甫也很好地把握了历史的契机。之后，武惠妃常在玄宗面前赞扬李林甫，玄宗由此对李林甫印象很深，为他以后当上宰相打下了基础。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宰相裴光庭死。李林甫立即通过裴光庭的夫人出面，谋求相位。裴夫人是武三思的女儿，武三思曾经对高力士有恩。野史记载说裴夫人与李林甫有染，裴夫人在高力士面前为李林甫苦苦哀求。高力士当时权倾朝野，对旧主人不好一口拒绝。不过，高力士为人谨慎，选相又是大事，他不敢轻易向玄宗提起，只是暗中等待机会。不久，玄宗决定任用韩休为相。高力士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裴夫人。李林甫知道后，马上向玄宗上奏，推荐韩休为相。
韩休当上宰相后，听说是李林甫举荐他，异常感激，于是向玄宗推荐：“吏部侍郎李林甫为宗室之后，才德兼备，且有宰相之才！”武惠妃经常在玄宗那里吹耳边风，玄宗对李林甫印象很好，现在又有新宰相推荐，于是任命李林甫为黄门侍郎，随后便升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再进兵部尚书。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李林甫空手套白狼，竟然真的入阁拜相了。梦想实现得如此轻易，这让李林甫又瞄上了宰相中位置最高的首辅之位。
当时的宰相还有张九龄和裴耀卿。张九龄知道玄宗预备任命李林甫为相时，直谏劝阻说：“陛下今日若以李林甫为相，他日恐怕国无宁日了！”此时玄宗在位已久，沉迷于武惠妃的温柔乡，不免怠于政事。然而，每当商议政事时，张九龄和裴耀卿两位宰相事无巨细，都要与玄宗据理力争。这让玄宗相当不快，不过也不好表露什么，但对待张九龄和裴耀卿的建议就不那么听得进去了，依旧坚持任命了李林甫。天子对待肱股重臣微妙的情绪变化被李林甫捕捉到了，他一面巧伺上意，一面开始寻找机会排挤张、裴二相。
每次上朝时，张九龄，裴耀卿两位宰相对李林甫稍稍谦让，李林甫则居于中间，眉宇之间露出得意之色。时人看到这种场面，惊呼“一雕挟两兔”，认为他们二人终究要遭李林甫的陷害。
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治军很有政绩。玄宗知晓后，欲以牛仙客为尚书，还准备给其封户。张九龄听说此事之后，与李林甫商议道：“封赏乃国之大事，只能给予名臣大功者。牛仙客，只是一边将，不过工作做得好些，就能马上封赏吗？愿与李大人在朝廷争之！”李林甫一口答应下来。次日上朝，张九龄据理力争。李林甫却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张九龄的固执激怒了玄宗，20多年的承平天下，天子已经听不进任何逆耳的话语。大怒之下，玄宗罢朝而去。而李林甫却趁机上奏说：“仙客有宰相之才，尚书之职乃大才小用，有什么不可以的？九龄乃一文吏，过于囿于古义，有失大体；再者，天下者，陛下的天下，陛下用一官吏，有何不可？”玄宗见有大臣支持自己，大喜，就加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并且夸赞李林甫为相而不专权。从此，玄宗便有意与张九龄疏远了。
李林甫曾引荐萧旻为户部侍郎。萧旻不学无术，有一次在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同行庆吊”时，当众错读一字。严挺之深感遗憾，就对张九龄发了几句牢骚。张九龄凡事认真，便以不学无术弹劾萧旻，贬为歧州刺史。李林甫由此怨恨严挺之，刚好有件事主动撞上门来。
严挺之曾经休妻，前妻后来改嫁给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因贪赃下狱。前妻无奈之下，只好求严挺之相救。大概出于补偿的心理，严挺之立即全力设法营救王元琰。李林甫使人奏告玄宗，说严挺之私袒王元琰，应该连坐。张九龄为严挺之辩解，认为其中不应会有私情存在。玄宗却道：“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皇帝这样说了，张九龄不便再求情，只好请裴耀卿代救严挺之。李林甫却乘机上言：“耀卿、九龄都是朋党。”玄宗早已经有疏薄张九龄之意，乐得有个借口，于是借此案将张、裴两人罢相，贬严挺之为洛州刺史。
『注：天宝元年（742年），玄宗重新想到了严挺之的才干，便问李林甫查询：“严挺之现在何处？此人应该重用。”李林甫立即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到府“叙故”，貌作亲密状，说：“皇上很惦念尊兄的近况，现在应作一计策，以求晋京觐见，必有重任。”并出了一主意，让严损之替兄长写一状纸，“奏称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损之很感激地照办了。李林甫拿着状纸，告诉玄宗说：“严挺之年事已高，近来又得了风疾，陛下可以给他个闲职，以便就医。”玄宗嗟叹良久，只好授严挺之以员外詹事，命去东都洛阳养病。』
罢朝之后，李林甫目送远去的二位老相，得意万分，阴阳怪气地问：“左右丞相何在？”一旁的诸位大臣听见，无不心寒，且胆颤心惊。李林甫旋即升为中书令，终于成为群臣之首。
不久，李林甫协助武惠妃构陷太子李瑛。玄宗尚迟疑到底要如何处置太子，便召来宰相李林甫商议。李林甫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此乃陛下家事，臣等不宜介入。”李林甫做作的话，反而促使玄宗作出了决定。不久，便将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废为庶人并赐死。天下人为之痛心，号之为“三庶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惠妃因数见三庶人的冤魂作祟，忧怖成疾，于当年死去。武惠妃的死，使得李林甫在废太子李瑛事件上所立的大功顷刻化为乌有。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加紧促使玄宗立武惠妃之子寿王为太子。玄宗却因为太子冤死而迟疑不决，寝食难安。高力士察知其难，进言说：“立嫡以长，谁敢言者！”终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立三子忠王李玙（后改名为李亨）为太子。李林甫错失一着，但并未就此罢休，之后发生了多起构陷太子李亨的事件，将会在后面的篇章中论述。
再讲几个关于李林甫的有趣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