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制度，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可酌情升调，称为“俸满”。京官以历俸二年为俸满。外官分腹俸或边俸：腹（腹地）俸五年俸满；边（边区）俸三年俸满。］
自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立即着手策划历史上最大的一起贪污冒赈案，到三年后王廷赞接任，这一省大小官员上下一心，集团贪污，出现了长期腐而不败的局面，实际上是与清朝的官员选拔机制息息相关。
清朝制度，每逢寅、巳、申、亥年进行“大计”，即对所有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评估，由此作为奖惩的基准。具体流程是：每一级地方官员均由其直接上级写出评估报告，然后呈交给一省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和按察使在报告上附上各自的“考语”（评语）后，再转呈总督或巡抚。总督或巡抚审核后或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再上交吏部。受到上司推荐的官员自然面临褒奖、升职；而受到上司弹劾的官员则会立即交吏部议处，面临夺俸、降级、革职的处罚，甚至会被永不叙用；而既不被推荐又未被纠劾的则可以留任原职。这一套官员选拔机制，即所谓的“伯乐制”。
前面提过，清朝捐纳制度盛行，导致仕途竞争激烈，地方官员每上升一级更加困难。而在“伯乐制”下，官员不是民选出来的，官员的前程不是掌握在老百姓手中，而是掌握在其上级手中。官员的提拔也没有客观标准，完全由顶头上司的喜好决定，下级官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司之手，想要获得升迁或保住官位，就必须全力博取上级的欢心。如此一来，下级向上级巴结、逢迎、献媚、送礼、行贿也就成了必然的最佳之选。官员不想尽办法贪污，就没有财力向上司行贿，不行贿也许就无法保住官职或者被降职。如此循环下来，每一级官员都是其上级的行贿者，又是其下级的受贿者。顺治朝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其人其事参见第一章《科场案》）曾经谈到官场风气时说：“官员的十分精神，只有三分办政事，七分都用来逢迎上司。”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非民选的官员选拔体制下，贪污腐败根本就无法清除，真正清廉的官员就必然是凤毛麟角。
就拿王亶望本人来说，他本人是甘肃冒赈案的始作俑者和最大受贿者，又主管甘肃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甘肃各地方官纷纷大拍马屁，向其行贿，但他也还另有一重行贿者的身份。朝中有人好做官，深明此理的王亶望每年也要花巨资在朝中打点，重臣如于敏中等都曾收过他的贿赂。
再拿王亶望的继任者王廷赞来说，他本来是一个清官，但在发现了甘肃官员大规模集体贪污的问题后，也被迫同流合污。原因很简单，他想保全官位或者将来得到升迁，就必须加入到这个贪污集体中去，不这样做的话，作为异己的他根本无法在甘肃官场容身，因为他的上级、同僚、下级会担心他揭发此事，会想方设法地设计陷害他、铲除他。在一个集团作案、共谋贪污的泥潭中，他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搞不好连命都没了。正因为王廷赞是个聪明人，看清了官场的本质，所以他才非常地识“时务”，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立即毫不迟疑地表态，步王亶望的后尘，加入了集体冒赈贪污的行列。
归根到底，甘肃官员集体贪污的根源还是清朝的官员选拔机制。王亶望之能事，就在其人充分利用了这一官场规则，创造了一个共谋贪污的体系，而且已经完全流程化了，有组织，成系统，像金字塔式的食物链，运行得高效而完美。整个甘肃官场中，所有的知情者都成了共犯，从中得利，相互庇护。如此贪腐的格局，没有强大的外来力量，是很难打破的。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场清朝历史上最大贪污案后来败露的缘由，竟然就是王廷赞本人上书给乾隆皇帝的一道奏折。
叁、雨落石出
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王廷赞正式接任甘肃布政使后，不但继承了王亶望的那一套，还于上任后不久下令在原来多收的一两杂费银的基础上又多收一两银子。当然，他新尝做贪官的滋味，还远不如王亶望老辣，多收了钱，表面若无其事，心中却还是有所顾虑，生怕人们议论说闲话，便暗地派亲信王长随出去打听监生们的动静。
好不容易等到王长随回到衙门，王廷赞迫不及待地问道：“监生们对收捐时加收一两杂费银可有异议？”王长随笑道：“大人增添此项费用时便已经说明，这一两银子是专款专用，专门作为布政使司衙门纸张之用。监生们不过为朝廷多出一分力，怎么敢有异议？”王廷赞这才放了心，点头道：“如此就好，千万别让监生们说了闲话。”
王长随道：“收捐一事，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谁敢闲话！自大人上任以来，成效还在前任王亶望大人之上，如今不仅省去户部每年拨白银百余万两的烦费，而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王廷赞却有些不耐烦起来，粗暴地放下手中的账簿，不再理睬王长随，起身离开了大厅。
片刻后，王廷赞又转身出来，发布了一道令王长随瞠目结舌的命令，即将各属坐省长随全部驱逐出兰州城，其中几个民愤极大的长随予以逮捕监禁审查。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道命令后来还的的确确地执行了，可以被视做王廷赞由清官转变为贪官过程中的最后一点挣扎。
此后，王长随也恢复了王亮侯的本名，开始着手帮助王廷赞进行资产运营生息事宜（类似当今的投资），频繁来往于西北和北方，他长随的身份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这一年的七月，甘肃累报捐粮七百多万石。也就是说，王廷赞一上任就“成效卓著”，一个月就收了数十万石的捐粮。远在京城的乾隆皇帝终于再次对甘肃捐监起了疑心，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刑部左侍郎阿扬阿到甘肃勘验捐收监粮。
袁守侗，字执冲，山东长山（今山东邹平）人。乾隆九年（1744）中举人，后当过军机处章京，久任吏、户、礼、刑诸部侍郎、尚书，号称清朝十大清吏之一。正因为他为官正直清廉，曾先后五次被乾隆皇帝派为钦差大臣，专门出京查办封疆大吏和军队高级将领的贪污案件。其经手查办和参劾的重臣有云南布政使钱度，云贵总督彰宝，原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侯富德等，这些人均因为被袁守侗查实罪行，相继正法。乾隆皇帝派出这样一位有极好反贪记录的能臣前往甘肃，充分显示出他的怀疑以及一定要了解真相的决心。
不料，之前曾经接受过王亶望贿赂的军机大臣于敏中等人预先派人赶到甘肃向陕甘总督勒尔谨和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报信。勒尔谨和王廷赞闻讯后大惊失色，经过一番商议后，立即开始行动，准备应付钦差的到来。他们先是东挪西借到了一批粮食，然后将这批粮食分成小份，运到各地州县官仓。再派人将官仓粮垛的下面用铺板架空，然后倒进一箩筐一箩筐的糠填实，只在粮垛的最上面撒上一层粮食掩盖住糠。如此，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本来一粒米都没有的仓库装得满满当当，“粮仓满囤”，看上去绝无任何短缺情况。除此之外，他们还大做假账簿，以应付检查。
身负重任的钦差袁守侗和阿扬阿到达兰州后，倒也尽忠职守，逐一封仓核对。但在勒尔谨、王廷赞等人的竭力掩饰下，一向精明干练的袁守侗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破绽，回京后还向乾隆皇帝奏称说：“俱系实储在仓，委无亏缺，并核对节年动用数目，亦相符合。”乾隆皇帝这才彻底释疑，从此不再追查甘肃捐监一案。
转眼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这场起义源于甘肃旷日持久的新教和旧教之争。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素来是回回人（回族）聚居区。最初，有甘肃安定（今甘肃定西）回回人马明心（一作马明新，经名易卜拉欣，又名穆罕默德召裴，道号维戛耶顿拉赫）在回教中创立新教，后到循化（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传教，影响很大。清廷历来支持旧教，因此将马明心驱逐回籍。但事隔不久后，马明心又潜回撒拉族传教，导致新教、旧教矛盾急剧激化，后来更是上升到武力械斗。马明新的得意弟子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率领一千余新教众攻入老教区，杀死了哈尔户长韩三十八，公然与旧教争夺地盘和信徒。
旧教教首见新教势大，便派韩三十八的儿子赶去兰州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求救。因为新教、旧教争斗已久，勒尔谨也没有太当回事，事先没有查明强弱众寡情形，即派新任兰州知府杨士玑（原兰州知府蒋全迪已经调到浙江任宁绍台道）会同河州副将新柱、臬司（按察使）福菘带着四十余名兵丁前往撒拉族地区查办。
三月十八日，河州副将新柱先行前往旧教教区打探情况。新教苏四十三等人听说后，假扮成旧教，抢先出迎，想借机打听官府的动态。新柱以为对方是旧教教徒，便表态说：“新教若不遵法，我当为汝老教做主，尽洗之。”（《循化志卷八回变》）意思是官府要为旧教做主，如新教不守法令、不遵约束，就将斩尽杀绝。苏四十三等人听了大为愤慨，决议武装暴动，当晚杀死了新柱。次日凌晨，苏四十三又率众攻占旗台堡，杀死兰州知府杨士玑等人，正式发动了反清起义。
三月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率两千余人攻占了河州城（今甘肃临夏东北），杀死知州周植和都司李琦等官吏，夺取了大批马匹枪械。陕甘总督勒尔谨得知后大为恐慌，一面派西宁镇副将贡楚克连尔率五百清兵扼守狄道（今甘肃临洮），截住苏四十三义军归路，一面急调固原、凉州、甘州、西宁、肃州五提镇兵两千人赴河州剿捕。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对回民起义事件也格外关注，虽然这并不是他的职权范围。他接任布政使近四年了，毫无保留地继承了前任王亶望的贪污“事业”，但却也从来没有睡过一天好觉。眼看着原布政使王亶望升成了浙江巡抚，原兰州知府蒋全迪调到浙江任宁绍台道，原皋兰知县程栋捐官升为刑部员外郎，都是尽可能地远离甘肃这个是非之地，愈发想要效仿这些“聪明人”，早日调离甘肃。如果这次平苏四十三回乱有功，高升自然指日可待，也就可以早日离开甘肃了。
兰州府通判谢桓见王廷赞在回民起义一事上格外花工夫，便出了馊主意：不如将当时正在安定老家的马明心抓捕到兰州，作为人质，这样苏四十三就不敢轻举妄动。王廷赞听了深以为然，立即札饬安定县知县黄道燛将马明心及其儿子、女婿三人逮捕，并连夜押解到兰州，关进大狱。不料，事态反而因此愈发激化。苏四十三和马明心的义女赛利麦（撒拉族人）等人听说马明心被官府逮捕后，立即率义军日夜兼程进逼兰州，并占领了城西南的华林山。
三月二十七日，回民义军兵临兰州城下。苏四十三要求勒尔谨立即释放马明心，扬言若不依从，便要立即攻打兰州城。其时，义军有数千人，且士气正旺，而兰州城内空虚，只有清标兵八百名。勒尔谨和王廷赞都是虚有其表之徒，哪里见过这等阵势，吓得不知所措。百无对策之下，勒尔谨只好一面派人紧急向朝廷求援，一面抱怨王廷赞不该抓来马明心，以致引火烧身。这倒提醒了王廷赞，决意利用马明心来退敌。
当时，苏四十三正率军猛攻兰州城西门。王廷赞命人将马明心押上城头，用马的儿子和女婿生命相威胁，要他劝苏四十兰退兵。结果，马明心一出现在城墙上，城下的义军立即都滚鞍下马，向他跪拜，称他为“圣人”，一起诵新教经。马明心被逮捕后还遭受了苦刑，两腮胡须均被拔掉。城下义军见他面容憔悴，均挥泪如雨，泣不成声。于是，马明心“俯向城下作番语数语，色甚厉，俄挽头上巾掷城下”。
由于马明心讲的是“番语”，旁人不了解到底说了什么，因而说法颇多。一种说法是马明心遵从官府的要求，让苏四十三退兵，但因为距离太远，苏四十三没有听清；另一种说法是，马明心不畏强权，临危不屈，要求苏四十三等人坚持抗清。但无论马明心说的是什么，城下义军均是至恭至敬，尤其是拣到马明心丢下的头巾后均如获至宝，争相抚摩不已。王廷赞、勒尔谨等官员对此深以为惧，又见苏四十三依旧围城不走，担心马明心在蛊惑人心、妖言惑众，一旦放虎归山，势必酿成更大祸乱，于是当众将六十三岁的马明心杀害。马明心后被追尊为束海达伊，意为殉道者的领袖。
如此一来，事情再无斡旋余地，苏四十三率领义军加紧攻城，要为马明心报仇雪恨。王廷赞、勒尔谨等只能闭城苦守，等待援军到来。此时，突然天降倾盆大雨，连日不绝，苏四十三见一时无法得手，便暂时放弃攻城，率军退驻华林山。甘肃官员素以“连年旱灾”冒赈贪污，值此关键时刻，竟然是一场大雨挽救了他们，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
就在王廷赞、勒尔谨等人恃城与义军对峙、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清廷紧急调派来支援的大军前锋已经赶到兰州。这前锋不是别人，正是眷宠日隆的和珅。乾隆皇帝得知甘肃发生了回民起义后，立即派户部尚书和珅为钦差大臣，率蒙古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娶乾隆皇帝第七女固伦和静公主，公主为嘉庆帝同母姊）、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特等人前去镇压。
和珅时年才三十一岁，可谓意气风发。五年前，他不过是个普通侍卫，如今的他可是今非昔比，除了拥有户部尚书的头衔外，还兼任议政大臣行走、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馆正总裁，兼办理理藩院尚书事。其升官速度之快，官阶之高，兼职之多，权势之大，令整个朝野为之侧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前，和珅还与乾隆皇帝成了儿女亲家，他的儿子被乾隆皇帝赐名丰绅殷德（满语为“富寿绵长”之意），指婚为十公主（即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驸。
［固伦和孝公主为乾隆皇帝最幼女。按照清朝制度，固伦公主品级与亲王相当，只有皇后所生之女才能受封，其他嫔妃所生之女只能封为和硕公主，品级只相当于郡王。和孝公主的母亲虽然只是个普通妃子，但因为所生公主相貌酷似乾隆，最为乾隆所钟爱，所以破例加封为固伦公主。乾隆甚至曾经对固伦和孝公主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清昭梿：《啸亭续录》，昭梿为努尔哈赤次子礼亲王代善的第六世孙）和孝公主性情刚毅，好武艺，极富英武之气，能挽十力弓，经常跟随乾隆外出游猎。尤其难得的是，她对其公公和珅的所作所为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曾经对驸马丰绅殷德说：“汝翁受皇父厚德，毫无报称，唯贿日彰，吾代为汝忧。他日恐身家不保，吾必遭汝累矣！”］
关于和珅受宠的原因，说法不一，这里不多加讨论，但自从他从侍卫中被乾隆皇帝慧眼识中后，终乾隆一朝，恩宠不衰。就拿乾隆皇帝此次派和珅到甘肃来说，和珅从来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跟随和珅出征甘肃的海兰察、额森特等人均是身经百战的著名猛将。显然，乾隆皇帝派和珅到甘肃，意在让他立功，打算借此机会将其推上军机处的宝座。
深谋远虑的乾隆皇帝为了以防万一，还特意下令正在浙江督办海塘河工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阿桂（满洲正蓝旗人，大学士阿克敦子）火速赶往甘肃支援。阿桂长期戍守西北边疆，熟知兵事，战功赫赫。当然，在刻意的安排下，和珅先行率军赶到兰州，打算在阿桂到来之前一举剿灭苏四十三，建立奇功。但他不懂军事，贸然分兵四路进击，其他三路分别由拉旺多尔济、海兰察、额森特率领，他自己亲率一军。不料其他三路均有小胜，唯独和珅一军在先胜的情况下冒险轻进，被义军利用有利地形大败，清总兵图钦保也在此战中阵亡。
败绩很快就传到京城。和珅为了推脱责任，谎称是海兰察、额森特等人先战取胜，没有与他呼应，这才导致清军受挫。本来乾隆皇帝心如明镜，知道和珅不是块军事的料，现在又见他不肯承认过错，勃然大怒，说：“伊二人（指海兰察、额森特）先行打仗，并无不是之处，和珅邃行之章奏，岂行走迟延者反为功乎？若令朕颠倒是非，申斥无过之人，朕不为也。”严厉斥责了和珅，将其降三级留任。刚好此时阿桂抵达军营，问起失利原因，和珅又谎称是军中兵骄将悍，不听他指挥，才导致吃了败仗。阿桂当即在辕门点兵，“每呼一将，调拨屯戍，辄应如响”。一旁的和珅见到阿桂军令如山，众将无不凛然奉令，脸色不禁越来越难看。偏偏阿桂有意问道：“诸将初不见其慢，上方剑不知诛谁之头耶。”意思是说，我没有看见哪位将军如你所言简慢不听指挥，那么尚方宝剑该砍谁的头呢，暗指该对战败负责任的是和珅。和珅这才“战栗无人色”，再不敢出声。但自此以后，和珅对阿桂怀恨在心。
阿桂到达军营后，措置始有条理，局面有所扭转。乾隆皇帝认为阿桂“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下令将前线军事交由阿桂全权指挥。和珅作为败军之将，在军中威信全无，早就呆不下去了。乾隆皇帝也有相应安排，下谕说：“朕起銮热河，为期亦近，御前领侍卫大臣、军机大臣等扈跸者现亦无多，令和珅速行驰驿回京。”连乾隆皇帝都要为和珅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台，他对和珅的宠爱由此可见一斑。
［阿桂赶到甘肃后，清军与回民义军对峙的局面为之一变，回民义军全面退往华林山一带。阿桂派出重兵围困华林山，断绝了山上的水源，还抛投火弹，将华林山清真寺的房屋尽行烧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初，清军冒大雨进攻，苏四十三等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血战而死。义军全部战死，无一投降者。苏四十三起义虽然失败，但回民新教创始人马明心在回民中的巨大影响并未就此消失，此后百余年的回汉民族纠纷即由此而起。］
然而，朝廷大军与一小撮散兵游勇似的回民交战，竟然吃了败仗，还有一名正二品的总兵阵亡，颜面无存，总得要有人站出来背黑锅。既然皇帝依旧宠信对吃败仗负有直接责任的和珅，陕甘总督勒尔谨就该着倒霉了。乾隆皇帝盛怒之下，将火气都发在了勒尔谨身上，认为他在马明心、苏四十三一案中坐失良机，办理谬误，致使兰州被围，天威受损，下令将其革职抄家，并立即押赴京师，等候处理。
在查抄勒尔谨家产时，发现金山银海不计其数，这倒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倒是在其管门家人曹禄房中抄出了近两万两白银及金器等物。后经审讯，曹禄供称是历年任管门家人时所积门包营运生息所致。乾隆皇帝为此特意下旨，命各督、抚、府、道今后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也不许设立管门家人。乾隆还强调此项规定要每年汇奏一次，如有阳奉阴违，仍蹈故辙，或经科道参奏，或于别事发觉，该督抚欺饰之罪绝不宽待。
勒尔谨被革职查办后，甘肃省大小官员以王廷赞为首，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众人齐聚布政使司衙门莅事厅，一起商议对策。只见王廷赞坐在椅子上，表情严肃，若有所思。其他官员围在他的周围，有的焦虑不安，有的失魂落魄，完全没有了官老爷的威风劲儿。
等了半天，始终不见王廷赞开口，兰州道道台秦雄飞终于忍不住了，哭丧着脸道：“藩台大人，您倒是想个法子呀！勒尔谨大人一倒，我们个个是危如累卵啊。”皋兰县现任知县蒋重熹也问道：“是啊，藩台大人。回乱尚未平息，苏四十三到现在还占据着华林山，皇上这么快就下旨将勒尔谨大人革职查办，会不会是已经发现了捐监冒赈的端倪？”众人一时附和不已。王廷赞急忙道：“大家别慌！勒尔谨大人被革职，完全是因为苏四十三的事，跟捐监无关。”
不料蒋重熹却紧接着说出了王廷赞最担心的问题：“勒尔谨大人这一去，还不知道下一任陕甘总督是谁。万一……万一……”他的话因为恐惧没有说完，但言下之意却是人人都听明白了。不管新一任陕甘总督是谁，捐监冒赈的盖子是捂不住了，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将新总督拉下水，可万一新总督是个清官，这可就难办了。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都将目光集中在王廷赞身上。王廷赞自己心中也是直打鼓，但还是强作镇定道：“各位大人也别自己吓自己了，我这就派人到朝中去打探消息。大家先各自回去，等候消息吧。”众人这才略微放了心。
临走前，秦雄飞又讪讪地道：“藩台大人，现在您可是群龙之首，我们唯您马首是瞻，您可千万别抛下我们不管哪。”众官员连连道：“是啊，是啊。”王廷赞摆摆手，不耐烦地道：“大伙儿放心，咱们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
众官员又议论了一回下一任陕甘总督的人选，这才各自散去。莅事厅中一下子静了下来，王廷赞的心中却开始翻江倒海。原本以为回回苏四十三叛乱事件是自己立功的大好机会，可谁想到会造成如今的局面。现在倒好，该到朝中找谁打听消息呢？这个人必须得是自己人才行。于敏中已经于去年病死，是靠不上了。朝廷派来甘肃的大学士阿桂素有清名，断然不可能成为自己人。尚书和珅年纪轻轻，正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听说他倒是贪财，可自己与他素无交往，而且正是此人在去年查处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在这个关键时刻，还是要小心点好。那新一任的总督人选，会是谁呢？
［关于于敏中之死，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他其实是被乾隆皇帝变相赐死。当时于敏中患有小病，请假在家休息，乾隆皇帝派人送来人参等补品的同时，还有意赐了一床陀罗经被。陀罗经被又作陀罗尼经被，以白绫制成，上印藏文佛经，字作金色。在清朝时，只有王公重臣薨时皇帝才会赐此被。于敏中何等聪明，当即“悟旨”，知道皇帝希望他死，于是主动饮鸩身亡。乾隆皇帝赐病中的于敏中以陀罗经被确有实事，再联系当时朝中的局势，这种说法推断起来不无道理。当时和珅资历尚浅，于敏中掌军机首辅之位，权力极大，而当年乾隆皇帝正要南巡，大概不放心留于敏中在朝中，于是有意赐死，以绝后患。于敏中死后，乾隆皇帝还是做足了面子上的事，赐谥“文襄”，隆重祭葬，让他入祀贤良祠，还写诗痛悼说：“遗疏不堪视，挽词哪可忘；悲今如伯施，述古叹文皇。”事隔不久，于敏中之孙于德裕突然到官府控告堂叔于时和侵吞了祖父在京的资产，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重视，结果调查之下，发现于敏中在京城和原籍江苏均留有巨额资产，值银二百万两。乾隆皇帝震惊之下，将于时和发往伊犁充军，于敏中遗赀中只留了三万余两白银给于德裕，其余全部充公。不过对于已经死去的于敏中，乾隆皇帝特意谕示要保全他的名节，不必再追究生前之罪。一直到后来甘肃捐监冒赈案败露，王亶望供认曾向于敏中大行贿赂之事，这才惹怒了乾隆皇帝，削夺于敏中子孙的世职。后来又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
正苦思无策之时，王亮侯疾奔进来，嚷道：“有消息了！新一任的陕甘总督是李侍尧！”王廷赞大为意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李侍尧？”
难怪王廷赞感到震惊了，这李侍尧因为犯了贪污罪，被判“斩监候”，正在刑部坐牢。李侍尧本人出身名门，颇有来头，其四世祖李永放为清朝开国元勋，娶努尔哈赤孙女，称“抚顺额驸”。他本人“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如此精明干练、才略出众的人物，自然深得乾隆皇帝倚重，先后被委任两广、湖广、云贵总督。
此人能干归能干，却也是大贪官一个。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皇帝派和珅为钦差大臣，查明了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的事实。和珅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爱惜李侍尧才干，有意网开一面，故意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安徽巡抚闵鹗元领悟了乾隆的本意，上书奏请说：“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皇帝遂顺水推舟，施予特恩，改判李侍尧为斩监候，不过也是监而不斩，只将他家产籍没，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结果离他被定罪不到几个月时间，便被选中代理陕甘总督，东山再起，重登封疆大吏的位子，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其人的器重。
确认了李侍尧确实就是新任署理陕甘总督后，王廷赞倒感到希望来临了，因为李侍尧从来就不是什么清官，也许完全可以用当年王亶望拉勒尔谨下水的方法，如法炮制地拉李侍尧下水。不料刚刚将这意思一说出来，王亮侯立即连连摇头道：“藩台大人万万不可如此！他李侍尧当然不是清官，不过，我们却绝对没有办法拉他下水。”王廷赞奇道：“为什么？”王亮侯道：“大人想想看，李侍尧本来是被判了死罪的，现在皇上格外开恩，让他来代理陕甘总督，他心中感激圣恩，必然倾尽全力办事，以求将功赎罪。以他的性格和手段，一旦发现了蛛丝马迹，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最后还要巴不得我们这些人个个人头落地，这样方显得他办事精明。”
王廷赞恍然大悟，暗骂自己糊涂，见识尚且不如一个长随。他想了想，又征询地问道：“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王亮侯微微一笑，道：“既然是李侍尧来代理陕甘总督，且无法为大人所用，大人当然就要去找李侍尧的仇家来帮忙了。大人想想看，如今普天之下，李侍尧最痛恨的人是谁？”王廷赞眼睛一亮：“是和珅。”
和珅此时眷宠正隆，之前将云贵总督李侍尧拉下马，就连李侍尧在京师中最豪华的一处宅邸也被乾隆皇帝赏赐给和珅作为十公主府邸，二人由此结下了不解深仇。但和珅刚刚吃了一场败仗，又被阿桂挫了风头，实在没有颜面在甘肃多留。刚好乾隆皇帝让他护驾热河，正要顺势打道回京之际，王廷赞的使者王亮侯携带大批礼物到了。寥寥几句交谈，精明的和珅便明白了其中的究竟。对于这送上门来的大礼，他当然没有理由拒绝，还欣然表示愿意为王廷赞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之后，和珅携带着王廷赞奉送的大批礼物返回京城，王廷赞则按照和珅的指点，一面将账簿改头换面，尽量减少破绽，一面主动上奏朝廷说：“臣历官甘肃三十余年，屡蒙皇上格外开恩，不次擢用，荐历藩司，任重才庸，涓埃未报……在用兵之际，需用浩繁，臣情愿以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当时，清廷为了平定苏四十三，急调连城、凉州、陕西等地清兵驰赴甘肃，数万大军会聚兰州，军费兵饷一时间就成了大问题。和珅给王廷赞出的主意，就是让他赶紧主动捐出一些钱来，资兵饷，赈贫民，博取名声，以掩人耳目。
然而，急于摆脱困境的王廷赞实在是太急于求成，太急于邀功了，一下子就捐出了四万两白银，殊不知这样反而自曝其短。清承明制，官员俸禄微薄，一品大员一年俸银仅有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布政使为从二品，一年的年薪只有一百五十五两、禄米一百五十五斛，就算加上养廉银，也决计不超过万两。王廷赞当上布政使不到四年，要支付历年办公、家用开支，已经是不小的数目，却能一下子拿出四万两银子来充军饷，家道如此充裕，实在令人起疑。乾隆皇帝看到王廷赞请资兵饷的奏折后，表面上嘉奖王廷赞忠心可嘉，但心中却已经开始犯嘀咕。不过此时，他还没有马上想到这四万两银子会与甘肃捐监有关。
［清朝官员俸禄低微，导致了大小官吏普遍贪污受贿的状况。雍正皇帝即位后，为了根治日益败坏的吏治，建立了“养廉银”制度，即对各级官吏实行“低俸禄，高养廉”的政策，在俸禄外增发数额较高的生活补贴金，以使“各官俱有养廉足资”，希图以此来杜绝贪污。养廉银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多出数十倍甚至百数十倍。据《大清会典》所载：地方官员中，总督养廉银一般为一万三千两到两万两，巡抚为一万到一万五千两，布政使为五千到九千两，按察使为三千到八千两，道员为一千五百到六千两，知府为八百到四千两，知县为四百到两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