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攻下一个月后，夏国王李德明病死，时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八年，葬于嘉陵（今宁夏贺兰山），其后被赠谥号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西夏派遣使臣向宋朝告哀，宋仁宗为此停止视朝三天，并同大臣一道在一个特设的殿堂素服对李德明的去世表示哀悼，同时追赠德明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宋仁宗还任命开封府判官朱昌符（因朱昌符正生病，便由侍御史孙祖德代替朱昌符）为祭奠使，内侍省押班冯仁俊为副使，赏赐新一任的夏国王李元昊丧葬布三百匹、绢七百匹，以示安慰。这一年，李元昊二十八岁。宋朝的使者怎么也想不到，就是眼前这个精通汉文和佛学的英俊青年，将在不久后实现几代党项人的梦想。
李元昊继位后，宋仁宗委派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告官使，朱允恭为副使，授封元昊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还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着落使等。然而，李元昊似乎并不领情，宋使者杨告等人到达兴州时，李元昊逗留不前，不来迎接御旨，迟迟才跪下接旨。在这一册封仪式上，李元昊已经明显流露出妄自尊大、自主立国之志。
这个李元昊，还在少年时就与众不同，“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好衣长袖绯衣，冠黑冠，佩弓矢”，“性雄毅，多大略，善绘画，能创制物始”。当李德明对宋朝称臣时，李元昊相当不以为然，多次劝父亲不要再臣服宋朝，为此还发了一番宏论：“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李德明回答儿子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李元昊当即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由此可见李元昊的勃勃雄心绝非一日之功。
李德明死后，李元昊决定改变其父两面讨好宋辽的做法，采取依辽为援、与宋对抗的方针，同时积极筹划建立独立的政权。虽表面上仍向宋朝、辽国称臣纳贡，但其车马、服饰、仪卫都是按照帝王的规格设计。他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建立新的官制体系，设立文武官职，所设衙门的职掌大多与宋朝相同。还下令区别文武官及百姓的服饰式样。明道二年（1033年）三月，李元昊正式颁布秃发令，要求西夏地区百姓发式区别于汉族，这就是天竺僧侣们在夏境内所看到的差异发式的来历。
从李德明开始，西夏已经开始阻挠西域商人与辽国和宋朝往来，甚至阻止吐蕃使者与辽国、宋朝通好，但对僧侣一直例外。僧侣们在党项的地盘上走了近两个月，终于到达了夏国的都城兴庆府。一个月后，他们顺利到达夏州（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靠近陕西），只要出了夏州往东，便跨入了宋境。然而，意外就在这一行僧侣抵达夏州后发生了。
刚好夏国王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了夏州，遇到了这几名僧侣。李元昊本人信奉佛教，听说这些僧侣来自佛教的发源地天竺，立即奉若上宾，想索要一些贝叶梵文佛经。不料，天竺僧侣颇为倔强，自认正宗佛门弟子，携带之物也要奉给宋朝，竟然当面拒绝了李元昊的要求。
此时的李元昊，正因为国事和家事而烦恼不堪。他之前亲率大军进攻盘踞青唐（今青海西宁）一带的□厮啰（据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记载，□厮啰为吐蕃末代赞普达玛五世孙赤德的后人）。结果，刚崛起不久的□厮啰以奇计大破李元昊。夏军溃不成军，连李元昊都不知去向。
唃厮啰使用传统的藏文，记年用十二属相，如猪年如何，马年如何。有趣的是，它的强盛跟西夏的崛起不无关系。李元昊继位后，完全控制了河西走廊，传统的丝绸之路受到威胁，因西夏对过境商人十分苛刻，沿途“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商人苦之”。于是来往于宋朝和西域的商队和贡使只得改走青海故道，唃厮啰的居住地青唐（今青海西宁）就成为中西交通的通道。由于西域诸国商人大批涌入唃厮啰进行贸易活动，使得唃厮啰日益强盛起来，贸易成为唃厮啰的重要经济支柱。李元昊之前一直百战百胜，唃厮啰取得抗击夏军的胜利后，声名远播，许多不甘屈服于夏统治下的凉州（今甘萧武威）六谷部吐蕃人和甘州（今张掖）回鹘人均纷纷南下投奔唃厮啰，如潘罗支旧部和回鹘部落数万人均归降了唃厮啰，进一步壮大了唃厮啰与西夏抗衡的实力。到了后来，宋、辽、西夏为争夺西北战略要地而互相角逐，唃厮啰的地位就显得特别关键，以致成了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举例来说，宋朝廷为了取得唃厮啰的支持，使夏腹背受敌，分散夏的军事力量，以缓和宋夏边境的紧张局势，达到使李元昊首尾不能相顾的目的，每年送给唃厮啰绫绢一千匹、片茶一千斤、散茶一千五百斤。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二月，宋朝派遣使者册封唃厮啰首领为保顺军节度使。次年六月，派左侍禁鲁经带上宋仁宗的诏书和二万匹丝绸的厚礼出使唃厮啰，使其从背后牵制西夏。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又派屯田员外郎刘涣到青唐，与唃厮啰商议讨伐西夏事宜，受到隆重接待。唃厮啰向宋朝献上誓书和西州地图，宋加封唃厮啰为保顺、河西等军节度使。但与此同时，唃厮啰与辽国也有往来，李元昊称帝后，辽夏关系急剧恶化。辽国为了牵制西夏，积极联络甘州回鹘和唃厮啰为外援，策划对西夏用兵。为了进一步笼络唃厮啰，辽国在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以公主下嫁唃厮啰第三子董毡。唃厮啰病逝后，董毡继位，继续与宋朝保持良好关系，曾经主动提兵助宋击退西夏。然而，北宋朝廷王安石任相后，支持王韶提出的“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的主张，派王韶率大军向河湟的唃厮啰政权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自保，董毡不得不投向西夏一方，唃厮啰政权与宋朝的友好关系从此中断。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当政，宰相蔡京派童贯、王厚出兵，占领了河湟地区。北宋末年，金兵大举南下，宋朝江山危在旦夕，无暇西顾，北宋陕西经制使钱盖寻找到唃厮啰的后裔，赐名赵怀恩，命他主持河湟事，他也是北宋在河湟的最后一名命官。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金人占领河湟。绍兴四年（1134年），赵怀恩率众到阆州（今四川阆中）内附，至死也未再回到河湟。唃厮啰政权及其后人在河湟地区百余年的统治从此结束。
李元昊打了大败仗的消息传回夏国后，谣言四起，纷纷传说李元昊已经兵败被杀。李元昊第三妻子索氏出身党项大族，自从嫁给李元昊后就没有得到过宠爱，一直心怀怨恨，听说李元昊兵败身死，大喜过望，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沉醉于音乐之中。不料过了不久，李元昊又完好无缺地回来了。索氏恐惧不已，生怕李元昊追究，便自杀而死。年青气盛的李元昊听说后，不仅不觉得对妻子有愧，反而愤恨难平，杀了索氏全家以泄愤。然而，索氏为党项大族，李元昊此举，虽然无人敢公开异议，但却难平人心。这也正是李元昊离开兴庆府来到夏州散心的原因。
天竺僧侣当面拒绝，无疑表明了他们看重宋朝、轻视夏国的态度，李元昊被深深激怒了，但他也没有轻易加害，只是下令将这些僧人拘留起来。此后，这些天竺僧侣便被强行留在夏国，再也没有机缘到达他们所向往的开封。
与这些僧侣境遇有着天壤之别的是，之前顺利到达开封的善称等九名天竺僧侣向宋朝献上佛经、佛骨和铜牙菩萨像后，深得宋仁宗的赞许，赏赐给他们不少绢帛。之后，他们一直盘桓在开封，滞留了三个月，才起程回国。
李元昊还详细地向这群被拘禁的天竺僧侣问询了敦煌的情况，僧侣们倒是如实做了回答。他们并不知道，正是从他们的话语中，李元昊下定了攻取敦煌的决心。同年（1036年）七月，李元昊亲自统帅大军进攻三州（沙州、瓜州、肃州），三州首领请求回鹘予以支援。但回鹘畏惧党项，没有答应，于是三州相继沦陷，形式上早已经灭亡的归义军政权至此正式灭亡。李元昊攻克三州后，在瓜州置西平军司戍防西境，镇守瓜沙的政治中心也随之迁移至此。
史称李元昊“阴鸷峻诛杀，然好浮屠学”，意思是说他残忍好杀，却笃信佛教。李元昊多才多艺，本人就从事绘画，他辖了敦煌地区后，一如之前的天竺僧侣，也惊叹于敦煌艺术的浩大，他不仅没有破坏这座艺术宝库，反而将石窟进行了部分重修和改建，将西夏的民族艺术也凝聚于此，使之更增添几分光辉。正因为如此，后来当西夏被蒙古军残酷屠灭、西夏艺术的历史进程被硬生生地截断时，凝聚于敦煌石窟之中的西夏民族辉煌的艺术被长久地保存下来，党项族强悍雄伟的民族精神也借助这些艺术珍品而能被世人所认识。这是李元昊的幸运，也是党项的幸运。目前在榆林窟和敦煌莫高窟，分别都有西夏时期汉文题记，和西夏时期泥塑等。宁夏固原地区须弥山的佛教石窟中，也有凉祚都年号的题记。
值得一提的是，有种看法认为，正是李元昊的雄霸一方，才有效地阻止了新奉伊斯兰教的黑汗王朝的东侵，拯救了西域、河西一带的佛教。
党项拘留天竺僧侣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此时，距离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即传统史书所称的西夏）还有两年时间。从此以后，西域僧人便很少到宋朝进贡了，一度在丝绸之路上行走、见证了河西走廊风风雨雨的僧侣逐渐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而党项对河西走廊的全面控制，不但影响到西域同中原的通商贸易，还直接威胁到宋朝边境的安危。先看河西的地理位置。古人曾说：“欲保关中，必固陇右；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三》）河西对中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河西不稳，秦陇必危，关中有虞。如果说燕云十六州是中原北部的重要战略区，那么河西诸州便是中原西北安危所系的形胜之地，二者地位大致等同，均与中原王朝的命运紧密相连。
李元昊攻占河西地区后，回鹘要么受到西夏的奴役，要么被迫逃亡山林。回鹘盛产珠玉、毛织品及宾铁刀、乌金、银器等，回鹘商人通常带着这些特产到宋朝或辽国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们往返都得经过党项控制的地区，党项人往往从回鹘商人的物品中无偿取走十分之一作为税收，并总是将回鹘商人的优质物品取走，这就引起了回鹘商人的极大愤慨。曹玮（宋朝开国名将曹彬后人）任秦州（今甘肃天水）知州时，企图引诱回鹘共同对付西夏。就是这个曹玮，曾经赞叹李元昊为“真英雄也”。后来李元昊称帝，宋夏开战，沙州（今甘肃敦煌）镇国王之子特意派人致书宋仁宗，表示愿意帮助宋朝进攻西夏。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七月，回鹘军队向沙州发起进攻，但西夏军队坚守沙州，回鹘军队未能攻克沙州，西夏军队乘机反击，打退了回鹘的进攻。此后，回鹘又派兵攻击西夏唐隆镇，此镇本来是吐蕃的一个部族，本已归顺西夏，此时抵挡不住回鹘的进攻，其首领被迫投降回鹘。但李元昊在与宋朝的战争中频频得手，宋军则处处失利，因而西夏很快又收复了唐隆镇。一度在河西走廊呼风唤雨的回鹘势力也逐渐走入历史的尘埃。
不过河西走廊佛教不衰，李元昊将大量回鹘僧侣邀请到兴庆府，并专门为这些人在兴庆府东十五里的地方兴建高台寺，让他们将佛经翻译成西夏文字。高台寺花费巨大，众多菩萨、观音雕像高达数十丈，宋朝所赏赐的《大藏经》便贮藏在该寺院中。
3.元昊立国
宋景祐三年（1036年），完成河西统一的夏国王李元昊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兵制。
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改制前，党项族的一家就是一帐，由多少不等的帐组成部族，小的部族仅有一百帐，大的部族可达一千余帐。按照原来的规定，年满十五岁的男子为一丁，每遇战争，则根据部族的大小出丁为兵。新制则规定凡是部族里的壮丁二人就必须有一名充任正规军，而西夏随军杂役一人称为一抄，凡部族内有丁男四人就必须负担二抄，即四丁之中就有二丁为随军杂役，其余的被称为空丁，空丁愿意充当正规军者，先替同部族的其他丁男充当随军杂役，如果没有随军杂役让空丁充任，即可陶汰正规军中那些年迈体弱者，由空丁顶替其位，因而使青壮年都成为正规军。凡是正规军均由政府发给长生马、驼各一匹。隶属于团练使以上的正规军编制单位由政府发给一顶帐篷、一把弓、五百支箭，其他各旗、鼓、枪、剑、棍、棒之类的武器也由政府供应。刺史以下军队编制单位的士兵由政府供应的武器和日常品稍微少一些。与此同时，元昊还专门设置炮手二百人，号称是“泼喜”，将俘获的汉人中的勇敢善战者编为前军，称为“撞令郎”，而这些汉人中胆小怕事而又无一技之长者就命令他们驻守肃州（今甘肃酒泉），或将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从事农业生产。
李元昊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进行兵制改革后，西夏士兵人数大增，军队主要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五千人，是李元昊从一些豪门或贵族子弟中擅长弓箭者的人里挑选出来的，号称“御围内六班”，分成三队，轮流值班，警卫皇宫的安全。另有皇帝亲信卫队三千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附近还有精锐士兵二万五千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同时设七万士兵专门负责配合这二万五千精锐士兵作战；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各地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总人数达五十万之多。
李元昊还规定每当东边发生战争时则由西部集合兵马出征，反之亦然，如果中部发生战事，则东、西两部均得出动。在外出作战时，一定要多设营寨，其中一些未必都得派兵把守，但必须在虚寨之外设下埋伏，以利于包围敌人。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以铁骑兵为前锋，铁骑兵乘坐良马，披上重甲，敌人或砍或刺均不能刺透他的铠甲，同时用钩索将这些铁骑兵连接起来，虽然士兵死于马背，但也不至于堕落马下。这样的铁骑兵共三千人，分成十队，每队设队长，十个铁骑兵为一组。每一队铁骑在出击或撤退的时候前后都必须互相一致，因而颇具战斗力。铁骑在作战的时候率先冲出，打乱敌人的阵脚，等对方乱了阵脚后再向前冲击，步兵尾随于铁骑之后向前冲锋。李元昊兵制改革还规定：要调动军队必须先用银牌召集各部族酋长，面授机宜，白天发兵则放烟或扬起尘土、晚上则以灯火为号，士兵出征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避开晦气的日子。每名士兵所带粮草不得超过十天。作战之时，将帅在士兵后面督阵或在既高又险之处指挥士兵冲杀，这些是李元昊兵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雄才大略的李元昊还根据自己的意图创造了蕃字，又命令大臣野利仁荣对这些文字加以演绎，成为西夏自己的文字。李元昊又下令设立蕃、汉二字院，负责与宋朝及其他地区有关的文字。还下令重新制作了原先沿用汉族的礼乐制度，并将此制度颁行全国，严令执行。
宋景祐三年（1036年），李元昊的勃勃雄心昭然若现，一切都在为立国称帝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而宋朝却对此毫无觉察，在帝国的京师开封，一批名臣正因为政治斗争而相继被贬出朝廷，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李元昊劲敌的范仲淹。
当时范仲淹担任权知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屡次上书言事，无所畏惧，因而一些阿谀奉承的官僚对他恨之入骨。当时宰相吕夷简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官僚的升迁往往都掌握在他手中，因而一些士大夫因巴结吕夷简而得晋升。针对这一情况，范仲淹上书言及此事，他认为官员的升迁应该由皇帝掌握，晋升、降黜官僚不应由宰相做主。与此同时，范仲淹还向宋仁宗递交了自己绘制的《百官图》，对近年来升迁中的不公平现象进行描绘，暗示宰相吕夷简用人唯亲。由此触怒了吕夷简，范仲淹的上书曾引起宋仁宗的高度重视，但吕夷简在宋仁宗面前竭力诋毁范仲淹，诬蔑他“务名无实”，只是徒有虚名而已。为此范仲淹又上书宋仁宗进行辩论，其一议帝王好恶；其二论选贤任能；其三论近名；其四论推诿等。吕夷简为此怒不可遏，侍御史韩缜迎合吕夷简之意，将范仲淹所上奏章逐一进行断章取义，然后诬告范仲淹越职入对。景祐三年（1036）五月，范仲淹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郡阳）。
第17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与夏(5)
吕夷简，字坦夫。先祖莱州人，其祖父吕龟祥知寿州，子孙遂为寿州人（今寿县）。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进士及第，开始了官宦生涯。后来还考入“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是由皇帝亲自主考的选士科目，天下才俊均以能入此科为殊荣。吕夷简的同族父辈吕蒙正，是历任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宰相的名臣，他对侄子吕夷简相当赏识。当时吕夷简还是个官职不高的小官，吕蒙正却“以宰相期之”，认为侄子将来定然能成大器，非当上宰相不可。宋仁宗生母李氏死后，太后刘娥还打算只以普通宫人的葬礼安葬李氏。当时宋仁宗还以为刘娥是自己生母，根本不知道李氏的存在。已经是宰相吕夷简劝说刘娥道：“如果太后不想保全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还念记刘氏家族，那么丧礼就应从厚。”刘娥听出话中的深意，只好下旨厚葬李氏。吕夷简又去对负责安排葬礼的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入殓，要用水银灌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一听，这不是皇后的葬法吗？他不敢私自做主，只得到刘娥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罗崇勋本来以为刘娥定然会勃然大怒，想不到刘娥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照吕夷简的建议去办，用皇后服盛殓李氏。刘娥死后，八大王赵元俨（宋太宗赵光义子，戏曲中著名的八贤王的原型）向宋仁宗说出了李氏才是其生母的真相，宋仁宗如遭五雷轰顶，向宰相吕夷简求证后，立即号嚎大哭，悲痛不已，随即下诏自责，派人召来舅舅李用和，由他亲自去查验李氏的棺木。因为赵元俨曾经暗示李氏是被刘娥谋害，宋仁宗还派兵包围了刘氏外家的住宅，准备一旦证据确凿，就重重处罚刘氏家族。当宋仁宗亲自乘坐牛车赶赴安放李氏灵柩的洪福院时，棺木已经打开，只见被水银保护起来的李氏穿戴着皇后的服饰，安详地躺在棺木中，容色栩栩如生。宋仁宗亲眼所见，这才叹息道：“人言岂可尽信。”随后下令撤除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娥的遗像前焚香祷告说：“从此大娘娘平生分明矣。”。可以说，刘氏家族得以保全，完全是吕夷简有先见之明。倘若当日刘娥一意孤行，坚持按宫人礼仪安葬李氏，她的身后之事及刘氏家族的命运真是不堪设想。刘娥死后，刘氏家族依旧受到宋仁宗尊崇。刘美的幼子刘从广十七岁便担任滁州防御使，宋仁宗还为他做主迎娶了赵元俨的女儿为妻。对待亲生母亲外家的李氏家族，宋仁宗更加厚遇，拜舅舅李用和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又将最宠爱的长女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李玮相貌平平，又没有什么才华，福康公主很不满意。福康公主喜欢都监梁怀，两人关系颇为暧昧。有一次，福康公主和都监梁怀在房里说话，李玮母亲在窗外偷听，结果被福康公主发现。福康公主大怒，竟然命令侍女殴打婆婆。李玮一向老实，但对母亲被妻子打也不能容忍，夫妻二人因此大吵一架，福康公主一怒下半夜叩皇城回宫，向宋仁宗哭诉，结果引出了一系列的案件。谏官王陶认为宫门夜开，犯了大忌，应该将当夜守卫宫门的护卫治罪。御史也弹劾公主府第内臣不谨，其实就是暗指都监梁怀与福康公主有暧昧之事。闹了一通后，宋仁宗将都监梁怀一等人治罪了事。福康公主从此一直留在宫中，再也没有回去。李玮也无缘再与妻子见面，却又不敢另娶，心中郁闷可想而知。福康公主于熙宁三年（1070年）病死，年仅三十三岁，显然是忧郁成疾。当时已经宋神宗当政，迁怒于李玮，认为是李玮“奉主无状”，将其贬陈州。对李玮而言，娶了福康公主为妻，可谓十分不幸了。
范仲淹被贬事件还不是如此单纯，由此引发了一场朋党的轩然大波。
范仲淹被贬后，多数官僚畏惧吕夷简的权势，不敢前往送行。唯独天章阁待制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前去为范仲淹饯行，受到后人的称誉。范仲淹被贬后，谏官、御史不敢进谏，唯独余靖上书陈述范仲淹无辜被贬，冒死进谏。因而余靖也被指控为范仲淹的朋党，贬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监税。
范仲淹、余靖被贬之后，尹洙上书陈述范仲淹等人因进谏而遭贬，并认为给范仲淹加上朋党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认为余靖与范仲淹私人关系极为一般，如果冠之以朋党的罪名而被贬，那么，自己就难逃其责了，因而尹洙请求朝廷发落。吕夷简大怒，贬尹洙为郢州（今湖北钟祥）监税。景祐三年（1036）五月，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刚直不阿，亘古未有，自己却无权替范仲淹辩解，而你（指高若讷）身为谏官，但却不知羞耻，居然在范仲淹被贬后不劝谏皇帝。高若讷将欧阳修的这封信转交给宋仁宗，欧阳修也因此而被贬为夷陵县令（今湖北宜昌）。
事情还没有就此平息。范仲淹被贬一年以后，宰相吕夷简由于与另一宰相王曾明争暗斗，亦被罢黜，于是兴起了朋党之论。当时一些士大夫站出来为范仲淹等人说话，而为吕夷简鸣不平的人也大有人在。双方各自屡屡上书皇帝，对垒分明，互相倾轧，交相指为朋党。宋仁宗为此烦恼不堪，不得不亲自下诏禁止这种现象，还特意在诏书解释，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但士大夫意气相竞之风不灭，范仲淹、吕夷简之争也被认为是后来北宋一朝朋党之风的开端。正如梁启超所言：“宋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英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
北宋朝中大臣忙着各争意气，以相倾轧，早已经忘记西北有一只天狼正在日益强大，边陲多事之秋就要到来。
李元昊多方为立国做准备时，还派出大批间谍前往宋朝境内，打探宋军虚实。这里先简要讲述一下宋朝在西北边境的布防情况。
宋夏边界有一条横山山脉（今陕西横山），从东北向西南延伸，在宋夏两千多里的边境线上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分界线，被时人称为“山界”。宋朝的布防主要是沿着“山界”进行的，最大限度地利用横山的地形扼守险要。横山一带居住着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民风极为彪悍。因为地处边界，党项部落自然而然地分为两派，附宋者为宋所用，附夏者为夏所用。各以边人为强。夏国建立后，横山成为元昊南侵宋朝的跳板，为南侵宋朝的必由之路，相应的横山地区自然成为宋朝防御夏国的前哨。
最初，宋朝廷在西北边境设河东、陕西路，后来分为环庆、泾原、秦凤、鄜延四路，加上宋神宗时开拓的熙河路，即通常所称的“关西五路”。
环庆路在陕西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一带，这一带边寨排列甚密，列据要害，“蕃部素不知其山川道路”；泾原路在泾州（今甘肃泾川）、源州（今甘肃镇原）一带，有镇戎军、渭州城两处要塞，壁垒坚固，屯兵颇多，戍守于这一带的多为蕃部弓箭手，“甲骑精强”；秦凤路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南）一带，有内附宋朝的吐蕃首领瞎毡率兵驻守；鄜延路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延州一带（延州为该鄜延路的治所），地形相对开阔，“寨栅疏远”，延州城外只有金明寨为屏障。比较之下，在四路当中，鄜延路的布防最为薄弱。
认定宋朝软弱可欺后，李元昊一度决定要攻占宋鄜延路，但党项各部落酋长对此意见不一，使得他不敢贸然行动。不久，李元昊派去五台山（今山西五台境）供佛的间谍回到夏国，报告说宋朝在河东一带布有重兵，防备甚严。这一消息反而加强了李元昊进攻宋朝的决心，他召集党项各部落酋长在贺兰山聚会，要求酋长共同盟约：联合起来，先进攻宋朝的鄜延路，从德靖（今陕西志丹西北）、塞门（今陕西子长西北）、赤城（今甘肃省庆阳南）三个地方同时入侵宋朝。
就是在这次酒会上，李元昊声色俱厉地宣布说：“如果有人敢来劝谏我不要进攻宋朝，定斩不饶。”李元昊的本意，是要威慑那些对进攻宋朝持迟疑态度的酋长，但他严厉的态度，反而激化了党项内部矛盾，于是发生了山遇叛逃事件。
李元昊的叔叔山遇名叫惟亮，与弟弟惟水分别掌管左、右厢军队，是夏国的实权派人物，也是主张与宋朝保持和平的酋长代表，之前李元昊多次想进攻宋朝，都是被山遇所阻止。山遇听了李元昊在贺兰山酒会上的话后，知道李元昊决心已定，难以劝阻。而李元昊也知道山遇即使表面服从，也会内心不满，为了找到铲除山遇的借口，他主动去找山遇的另一个弟弟惟序，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说：“只要你告发你哥哥山遇谋反，我就把山遇的一切官爵都给你，否则，你们将有灭族的危险。”不料，惟序却是个重情义的汉子，将李元昊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给山遇。山遇感到巨大的威胁，也料到李元昊马上就会对其下手，走投无路下，只好决定投奔宋朝。
山遇带着妻子、儿女、亲戚共二十余人，以及一些珍宝和良马来到宋朝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投降，原原本本说明了事情经过，并告诉宋军李元昊即将立国的消息。知保安军朱吉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上报给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郭劝。郭劝与延州钤辖李渭讨论此事后，竟然不做任何调查，武断地认为山遇是诈降，下令将山遇逮捕起来。但因为山遇的地位，宋军也不敢轻易加害，便由延州监押韩周派兵，将山遇一家护送回夏国。
此时，李元昊已经得知山遇叛逃的消息，他担心山遇熟知一切情况，会立即引宋朝大军来进攻夏国，便亲自率大军赶到宥州（今陕西横山西北），准备抵挡宋军的进攻。不料就在这里，他遇上了被宋军押送回夏国的山遇一行。李元昊大喜过望，立即诛杀了山遇一行人。
宋军将领不能审时度势，错过了利用山遇来瓦解夏国的宝贵时机。不仅如此，郭劝和李渭的愚蠢促使本来两极分化的党项阵营团结起来，之前不主张对宋朝用兵的党项酋长，在看到山遇在宋朝的遭遇后，也改变了主意，坚定地支持李元昊。
前面曾经提过，宋朝自陈桥兵变开国，江山得来十分容易，没有经过“马上打天下”的一关，以致国无良将，所谓的开国名将也大多徒有虚名。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防止唐末出现的藩镇割据、武人作乱现象重演，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大力抑制武将的地位，从此武人位轻，成为典型的内向型王朝，对外不得不采取守势，一切苟且而已。关于宋朝武将地位低下的状况，在之后要讲述的名将狄青的身上，将会生动地看到。
山遇事件让李元昊更加轻视宋军无能人，就在诛杀山遇后不久，宋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李元昊在大臣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人拥戴下，正式即皇帝位，建国号为大夏，改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称帝前，李元昊已自称“兀卒”，即“青天子”之意，称帝后，便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至此，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辽阔疆土上，一个崭新的王朝——西夏屹立在宋朝的西方。
元昊建国号大夏，据说是因为东晋末年“五胡乱华”时，赫连勃勃曾在河西一带建立过大夏国，并自称大夏天王。而因为夏在宋朝的西北方，宋朝习惯上称之为“西夏”。在宋、辽、夏三国的文书来往中，还有一些特殊的称谓：如西夏自称“西朝”，称宋为“东朝”或“南朝”，称辽为“北边”；辽则称宋为“南朝”；宋有时称辽为“北朝”。这些称呼，有力地彰显了三国鼎立时的地理方位。
此刻的元昊，年仅三十五岁，正是奋发有为的年纪。作为一个新生朝代的君主，他必须要思考带领臣民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的西夏，北有辽国，南有吐蕃、黄头回鹘（即之前的沙州回鹘）、大理，西有高昌（即西州回鹘）、黑汗（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灭掉信奉佛教的于阗），东有大宋。尤其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宋朝，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在当时的世界均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也是元昊心目中最大的劲敌。强敌环伺，西夏该如何自处？
西夏建国后，元昊派遣使者前去宋朝上表。使者到达延州（今陕西延安）时，被宋将郭劝、李渭（即之前认为山遇诈降的地方官）扣押。这二人看了元昊的上表后，为了邀功，又派人去向朝廷通报，说元昊虽然建立了西夏国，并擅自改变称谓，但在所写表书中依旧称臣，还是可以让元昊使者进京。于是，宋仁宗下诏同意元昊使者进京。
元昊表书的大致内容是：“臣父德明，与宋朝世代友好相处，自从臣世袭其位后，颁布西夏文字、制定礼乐等等，其后吐蕃、鞑靼、回鹘等族相继归附西夏，因境内军民屡次要求建立国家，因而臣迫不得已才称皇帝，但仍然是大宋君主的臣子，望大宋皇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实际上，元昊这次上表是对宋朝的公开挑战，是要挟宋仁宗承认他的君主地位。
元昊的表书在宋朝廷上下引起强烈的反响，宋朝大臣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枢密使王德用、陈执中等人主张杀掉元昊使者，立即与元昊宣战，而盛度、程琳等人则认为不可鲁莽从事。宋仁宗最终还是遣还了元昊的使者，但却将郭劝、李渭等人贬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