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与夏(7)
秋日傍晚的边塞更加显得萧瑟荒凉，归雁成群结队地飞回南方，雁尚无留意，人留更出于不得已。光秃秃的山峰重重叠叠，上空飘浮着一缕缕的青烟，悲壮的号角和着杂乱的边声在四野回荡，像是有意撩拨人的情怀。落日的余晖中，群山中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早已紧闭城门。孤城中守边将士的生活怎样呢？为国为家的白发将军，面对浊酒而陷入沉思，心中渴望早日回到遥远的家乡，可是敌人还没有打败，又哪能说得上归去？寒霜满地，将士们无法睡着，只在寒夜中徘徊。哀怨的笛声响起，促使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时的眼泪。
唐朝的边塞诗大多表现建功异域、追奔逐北的豪迈，而范仲淹这首词表现的则是边塞的荒寒、将士的劳苦，其间流露出悲壮、感伤、矛盾的复杂情感，在历史上曾引起过巨大争议。欧阳修认为其为“穷塞外之词”（魏泰《东轩笔录》），批评范仲淹身为边关主帅，不抒发将士的慷慨豪迈之情，却着意写塞外凄凉穷愁的景象与思归之心。明人瞿佑也批评说：“以总帅出此语，宜乎士气不振而无成功。”（《归田诗话》）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诗评家认为此词写得“情感浑厚，气概阔大”，“有排荡之势”，“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
无论如何，范仲淹这首名作放在那个重内轻外的北宋朝代，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宋仁宗以后，宋朝积弱日深，表面的歌舞升平，已经掩饰不住日益深重的危机，尤其严重的边患，已经对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范仲淹担任边关主帅后，比朝中大臣更能意识到这一点，这大概正是他这首词作苍凉沉郁基调的根本原因。而后来由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也是力图要缓解危机，这一点到后面再叙述。
宋朝廷大幅度调整西北边防后，宋夏双方暂时进入了对峙期。但和平非常短暂，宋朝廷总想一雪前耻，想主动出击，派遣大军深入西夏本土，直捣黄龙，彻底征服西夏。
庆历元年（1041年）新年刚过，宋仁宗迫不及待地召环庆路副部署任福前往泾原路商议攻夏事宜。刚好在这个时候，西夏元昊在折姜会（今宁夏同心东）召集军队，准备进攻宋朝渭州（今甘肃平凉）。陕西路经略安抚使韩琦闻讯后，立即赶到镇戎军（宁夏固原），准备调集镇戎军的所有军队，与西夏决一死战。
韩琦对西夏持强硬立场，素来主战，而范仲淹则不然，总说：“吾唯知练兵选将，积谷丰财而已。”（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鹤林玉露”取杜甫《赠虞十五司马》诗“爽气金无豁，精淡玉露繁”之意）主张持久防御。韩琦安排好任福一军后，又派尹师鲁前去会见范仲淹，约他一同出兵。虽然范仲淹此次任边帅为韩琦所荐，不料他坚决不主张贸然进兵，说：“我师新败，士卒气沮，但当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尹师鲁竟然讥讽地说：“公于此乃不及韩公。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公何区区过慎如此？”范仲淹严肃地回答道：“大军一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尹师鲁无话可说，只好无功而返。
韩琦听到尹师鲁回复后，知道不能指望范仲淹，便又临时召募一万八千余名士兵，交由任福率领。任福委派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官，钤辖朱观、泾州都监武英殿后，王□、耿傅等高级将领亦随军出征。
临行之际，主帅韩琦面授机宜，要求任福等人从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直抵德胜寨，向羊牧隆城（今宁夏固原西南）进军，出其不意，从背后袭击西夏军队，倘若不能成功，则在半路上埋伏，偷袭敌人等等。
二月，任福按照韩琦的行军路线进军，果然旗开得胜，打死西夏军队几百人，首战告捷。而西夏军队伪装失败，狼狈而逃。先锋官桑怿信以为真，率领宋军乘胜追击，任福也率领主力军随即赶到，屯军好水川（甘肃平凉市北）。宋军由于深入敌后，将士缺粮已达三天，但任福等人仍不知是计，骄傲轻敌，全力追击西夏军队，宋军到达龙竿城（今宁夏隆德）时，西夏军队倾巢出动，从六盘山中冲了出来（今宁夏六盘山）。任福等人如梦初醒，方知中了西夏的埋伏。宋军尚未排列成阵形，西夏骑兵便发起冲击。
同时，西夏另一支伏军从六盘山背后向宋军发动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完全为西夏军队所包围。任福亲自率领宋军奋力杀敌，虽然他身受十余处箭伤，但仍然顽强地指挥着宋军进行殊死抵抗，有一名随身小将劝任福逃命，但他慷慨激昂地说：“我身为大将，作战失利，当以身报国。”任福最后被西夏军队砍断喉咙而死，宋军几乎全军覆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好水川之战。
得知任福兵败身亡后，韩琦不得不还军。到半途遇到数千名战死宋军之父兄妻子，手持故衣纸钱，一边招魂，一边大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见此惨状，不由得掩面而泣，驻马不能进。范仲淹闻讯后忍不住叹道：“当是时，难置胜负于度外也。”韩琦也至此才对范仲淹彻底信服。南宋学者罗大经认为，“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范仲淹）为第一，富（弼）、韩（琦）皆不及”。
好水川之战后，韩琦身为主帅，责任难逃，被免去边帅职务。而西夏军队十分猖獗，元昊还派人作诗投到宋境，诗中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讽刺宋军无人，屡屡失利。宋夏战争由此进入白热化状态。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辽国在宋夏战争中的态度。宋朝廷在讨论对西夏的攻守之策时，曾专门论及辽国可能的态度。主帅范雍认为宋朝一直对辽国有恩，不如派遣使者到辽国，令辽国出师相助，如果打败元昊，则赠送十万金帛给辽。宋朝廷采纳了范雍的建议，派遣使者到辽国，告知将要出师伐夏。西夏元昊听说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然而，辽国的态度却出乎宋夏双方的意料，态度中立，不倾向于任何一方。显然，辽国策略十分高明，抱定“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要从宋夏交战中渔利。
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大胜，派遣使者将被俘虏的宋将士送到辽国献俘，辽国态度立即明朗，倒向西夏一边，还以西夏保护者的身份出面与宋交涉，委派宜徽使萧特末、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出使宋朝，索取晋阳及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征讨契丹时夺回的领土）。
辽国使者到达宋辽边境后，宋朝廷忧惧来者不善，惊慌失措，竟然没有人敢去迎接辽国使者。宰相吕夷简推荐知制诰富弼出使辽国，拒绝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宋方的两项条件：要么宋辽通婚，要么增加岁币议和。辽国坚持要求宋方割让关南十县之地，但富弼态度强硬，并明确表示倘若辽国坚持这一无理要求，宋朝只好兵戎相见、诉诸武力了。辽国便退而要求宋辽通婚。富弼晓以利害，对刘六符等人说按照宋朝嫁公主的惯例，只资送十万贯钱作嫁妆。辽国权衡利弊，便要求宋朝增加岁币，并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字。宋朝有些大臣认为“纳”字不妥当，太失大朝面子，但宋仁宗一味求和，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字，每年增加二十万两匹的岁币给辽国，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辽国从宋夏交兵中得到了实惠，知道宋朝软弱，不会对自己构成军事威胁，而西夏实力大增，已经让辽国感到了威胁。于是，辽国将防御的重点转向西夏，一方面限制边境吐蕃、党项向西夏卖马，一方面遣使令西夏与宋讲和，开始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元昊不愿意得罪辽国，只得遵从。就在宋军频频失利的时候，元昊派使者到延州见范仲淹，提出要与宋朝议和，令宋人大跌眼镜。
但西夏使者所携带的的议和书中，元昊依然称帝，之前宋将郭劝、李渭曾因将元昊称帝的奏书上报而被免职，范仲淹也不敢将这封语气狂妄的议和书上呈朝廷。反复权衡之下，范仲淹最终自己执笔，给元昊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范仲淹回顾了宋夏双方的交往过程，并详细分析了宋夏交兵的利弊，规劝元昊识时务，尽早归顺宋朝。范仲淹的这封信后来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再此引发了宋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
元昊接到范仲淹的信后，命令大臣野利旺荣给范仲淹写了一封回信，长达二十六页，信中言词颇为傲慢无礼。范仲淹勃然大怒，当着西夏使者的面焚毁了这封回信，但暗中却录了此信的副本，将信中一些侮辱性的、不堪入目的语言删去，上报朝廷。
之前范仲淹擅自写信给元昊，已经引起朝中种种非议，不少主战派大臣纷纷上书弹劾范仲淹，指责范仲淹僭越职权，强烈要求严惩范仲淹。范仲淹焚毁元昊的回信后，立即受到朝臣们更加猛烈的抨击，被指责成目无君臣，大有欺上瞒下之嫌。宋仁宗特意召集执政大臣，讨论范仲淹擅权一事。当时执政的宰相是一向与范仲淹不和的吕夷简，参知政事（副宰相）宋庠之前曾触怒吕夷简，他为了讨好吕夷简，提议从重治罪，诛杀范仲淹。此议一出，满座皆惊，就连一向信任宋庠的宋仁宗都特别惊诧，因为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立有祖训：非谋反死罪，不得诛杀士大夫。
宋庠（996～1066），字公序，原名郊，入仕后改名庠。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元状元，即参加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步入仕途后，一帆风顺，曾向宋仁宗建议科举应文武分试，被采纳。他知审刑院时，曾经审理密州王澥私自酿酒及杀人灭口案。王澥为当地恶霸，势力很大，就连当时的宰相陈尧佐都出面为他说情。宋庠力排众议，坚决判了王澥死刑，声名由此大振。其弟弟宋祁也是当时知名的文士，居官显位。
经过一阵难堪的面面相觑和沉默后，枢密副使杜衍首先站了出来，竭力为范仲淹辩白，认为切不可因写信一事斩杀边关重臣。其他大臣尚未发言，一直默不做声的宰相吕夷简突然站了出来，表示坚决支持杜衍的意见。本来不少人怀疑宋庠建议诛杀范仲淹其实是吕夷简的主意，他这一表态，更是令众人大跌眼镜。
此次朝议，议题的中心人物范仲淹没能成为主角，宋庠反而成了一时风头无二的焦点人物。之后，宋朝朝野之间舆论大哗，众人纷纷指责宋庠毫无为国分忧之感，宋庠因此被贬出朝。另外三名重臣枢密副使郑戬（宋庠同年进士）、三司使叶清臣、权知开封府吴遵路也被指为宋庠朋党而贬职。
事情闹大了，反而变得对范仲淹有利，宋仁宗也没有过分追究范仲淹，只将他从延州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任知州。
范仲淹在担任庆州知州后，大力笼络这一带地区的羌族酋长。这些羌族酋长曾经受元昊诱惑，在西夏军队进攻宋朝时充当向导。范仲淹一上任，便以宋仁宗的名义犒赏羌族各部落首长。每当接见羌族酋长时，范仲淹总是摒退守卫，与酋长促膝谈心，这种绝对的信任令羌人大为感动。从此，羌人部落开始为宋朝戍边效力，范仲淹也被羌人称为“龙图老子”（范仲淹还有龙图直学士的官职）。
韩琦、范仲淹先后被贬，之前的三名边关主帅便只剩下了夏竦，宋朝又任命陈执中为新任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但陈执中一上任就与夏竦产生了矛盾，二人谁都不服谁，赌气之下，竟然各自上表朝廷，自请辞职。大敌当前，主帅却自己大搞内耗，宋仁宗由此大怒，同时罢免了夏竦、陈执中二人，又重新起用了韩琦和范仲淹。
陈执中（990～1059），字昭誉，洪州南昌（今属江西）人。名相陈恕之子。他为人正直，勤于政务，颇受宋仁宗信任。陈执中只有一子陈世儒，为小妾张氏所生。陈执中死后，张氏入寺院为尼姑。陈世儒长大成人后，娶妻李氏，为名相吕夷简曾外孙女（李氏生母吕氏为吕夷简孙女）。陈世儒与妻子商议，要将陈母张氏从寺院接回家奉养。但这二人并非真心孝顺，迎接张氏回家仅仅是碍于舆论压力。不久，陈世儒出任舒州（今安徽潜山）太湖县（今安徽太湖）知县。他不愿意在外地做官，一心想回到繁华的开封。李氏心肠恶毒，想公婆早死，曾对家中奴婢说：“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宋史·苏颂传》）陈世儒受到启发，与妻子计划让家中奴婢杀死张氏，然后便可名正言顺地因母丧而返回京城。奴婢受主人指使后，先用毒药谋杀张氏，但张氏命大，并未被毒死。于是陈世儒及其妻李氏半夜用钉子合力将张氏钉死。这样，陈世儒最终因母丧而顺利地返回京师开封，但后来参与谋杀张氏的奴婢告发了陈世儒。因为陈世儒是陈执中独子，宋神宗感念陈执中是老臣，想放陈世儒一马，说：“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担任御史中丞的蔡确却坚持要依法处刑，陈世儒与妻子李氏及奴婢高氏、张氏等十九人均被判处死刑。这就是《包青天》中《铁钉案》的故事原型。
范仲淹重新担任边关主帅后，开始全面实施他的攻守计划，即采取招降与进攻相结合的战术，攻占一地就巩固一地，逐渐深入西夏本土。庆州西北有一个叫马铺寨（今甘肃华池东北）的地方，位于后桥川的冲要之处，如果占领这一要害，便可为深入西夏本土打下基础。庆历二年（1042年）五月，范仲淹决定夺取马铺寨，他先秘密派儿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攻取了马铺寨，然后自己亲率大军出发。当时宋军上下都不知道队伍要开拔到什么地方去，要去干什么，直到到达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后，范仲淹才下令宋军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筑城工具，迅速修筑城堡，只用了十几天时间，便完成了工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朝廷赐名为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
西夏军队发现宋军修筑大顺城后，大为恐慌，派遣三万骑兵前来争夺。范仲淹早有防备，率军坚守，打退了西夏军队的进攻。西夏军队为了诱惑宋军出城，假装逃跑，范仲淹担心中西夏的埋伏，下令军队不要追击。大顺城修成后，与豹（今甘肃华池北）、金汤（今陕西志丹西南）等城堡形成遥相呼应之势，环庆路的防守大大得到加强。从此以后，西夏军队很少进犯环庆路。
宋朝的精兵良将一一在边境地区亮相，尤其宋军两大主帅范仲淹与韩琦相当团结，名重一时。西北边境当时有歌谣传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元昊深感无机可乘，这是个野心勃勃的党项人，念念不忘窥觑宋朝的富饶，自然大为苦恼。之前提过的汉人谋士张元认为宋军精锐都集中在边塞，因而关中地区军事力量相当薄弱，可先派一支军队牵制宋边境地区的军队，再派一支劲旅，直捣关中地区，攻占长安（今陕西西安）。元昊认为此计绝妙，便派出十万大军，兵分两路向宋朝展开大规模的攻击。一路从刘瑶堡（今宁夏隆德县境）出击，宋将王沿急忙派遣葛怀敏等将领率军增援刘瑶堡，双方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发生了一场激战，宋军大败，宋军近万人几乎全军覆没。西夏另一路军队从彭阳城（今宁夏固原东南）出发，计划攻取渭州（今甘肃平凉），向宋朝关中地区发动进攻，但遭到了宋朝原州（今甘肃镇原）知州景泰的顽强阻击，西夏士兵死伤一千余人。元昊直捣关中的美梦就此破灭。
由于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边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人均被提拔为枢密副使，范仲淹更是在不久后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针对朝政的弊病进行革新，积极推行他的“庆历新政”，力图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虽然范仲淹得到了朝中重臣韩琦、富弼等人的鼎力支持，但“庆历新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
与此同时，下野的吕夷简、夏竦及其党羽兴风作浪，竭力想死灰复燃，东山再起。“庆历新政”的一个重要人物石介给富弼写信，要求他们实行伊尹、周公等先贤的仁政。而石介曾直斥夏竦为奸人，夏竦为此怀恨在心，企图报复，他授意婢女模仿石介的笔迹给富弼撰写了废掉宋仁宗的诏书，想借机陷害，将范仲淹、富弼等人赶下台。宋仁宗当然不相信这是真事，但也没有追查。皇帝模棱两可的态度令富弼、范仲淹恐惧不已。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陷害，二人都请求离开朝廷到西北边境地区任职。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宋仁宗见到与西夏议和已经取得进展，遂认为不再需要范仲淹“锐意天下事”，将其罢为河东、陕西二路宣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中枢后，“庆历新政”也就此结束。
范仲淹虽然重新担任边帅，但此时宋夏议和将成，一力主战的范仲淹再次被贬，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县）。从此，他陆续知杭州、青州等地，所到之处，多施仁政，但再也没有回到中枢以及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西北边境。虽然人去楼空，但范仲淹依旧在陕西边境地区享有崇高的威望，不少羌人部落为他画像，建立祀庙，进行供奉。
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四年春（1044年），腾宗谅（字子京，范仲淹同年进士，曾同守边郡）谪守岳州（古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越明年，腾宗谅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范仲淹由此作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其中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
这里要特别谈一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古代士人的通常处世原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原话是“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能以民为念、关怀民瘼，慨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格调显然更胜一筹。这其中的根源，既有范仲淹个人的品性，也因为宋朝轻武重文，为中国帝制历史上最优待士人的朝代，才使得士人有强烈的使命感，养育出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之气。
范仲淹知杭州时，感觉到年老体衰，有了退休的打算。门人弟子劝他赶紧为自己修建一处豪宅，以安度晚年。没想到范仲淹说：“我每晚睡觉前，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这一天做过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熟睡；如果不是，心里会非常不安，闭上眼睛也无法入睡，总想着第二天要做事补回来，以对得起朝廷的俸禄。如今我精力日衰，所以想退休，可能做之事一天比一天少，已经很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了，还叫我营造安乐窝，我又岂能安乐？”这正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格的真实写照。
皇祐四年（1052年）五月，范仲淹在赴任颍州的途中患病，半途病死于徐州，时年六十四岁。后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葬于河南洛阳东南的万安山（范母谢氏安葬之处。谢氏因早年改嫁，无法回葬苏州范氏祖坟，范仲淹又希望自己死后与母亲葬在一起，不愿意谢氏与养父朱氏葬在一处，因而谢氏单独葬在万安山）。范仲淹一生为国，身无积蓄，他死后家人境遇窘迫，不得不借官屋暂时栖身。
范仲淹死讯传开后，羌人部落几百名酋长齐聚寺院，举哀悼念，“号之如父”，斋戒三天，方才离开。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百姓纷纷为他画像建祠。
5.战神狄青
第20章 西北望，射天狼——宋与夏(8)
在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宋夏爆发战争以来，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宋朝每次均遭到惨败。然而，即便宋军在与西夏的对垒中败多胜少，宋朝毕竟国力强大，而且还可以通过限制经济贸易来扼住西夏的咽喉。宋夏的榷场贸易和民间贸易都因战事而中断，西夏百姓生活十分困难，“饮无茶，衣昂贵”，弄得怨声载道。元昊虽然与辽国结盟，但只能得到政治上的声援，经济上捞不到好处，眼见攻取宋朝一时不能得手，元昊便开始着手与宋朝议和，以换取物质上的利益。正如宋人李纲所指出：“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掳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以故数十年西鄙用师，叛服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最初元昊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不但不肯称臣，而且在物质方面的要求也颇高，要宋朝每年白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叶三万斤。对于西夏主动提出议和一事，宋仁宗却是喜出望外，立即派庞籍与西夏议和，其原则是元昊向宋朝称臣纳贡，如果元昊仍要坚持皇帝的称号也可以答应，要是能改称单于、可汗之类的当然更好。而宋朝廷内外大臣对议和一事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一部分大臣主张议和，另一部分则坚决反对议和。
担任谏官的欧阳修便是反对议和的代表，他认为议和弊端多，而不议和的害处小得多。之前一直与西夏对垒的边关主帅韩琦也上书朝廷，认为答应西夏的议和条件对宋朝极为不利，他提出了三大害处：（1）元昊与辽国一直互相勾结，倘若宋朝答应元昊的无理要求，辽国又再提出一些增加岁币的要求，宋朝将如何应付这种局面？（2）如果宋朝只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增加一些岁币，元昊必不肯答应，这样，宋夏双方又得重新开战。（3）假如册封元昊，那么辽国君主一定会妄自尊大，不服从宋朝的意志。然而，当时上到皇帝宋仁宗，下到执政的宰相、枢密院，都惧怕再度爆发战争，准备答应西夏的无理要求。
就在宋朝廷决定与西夏议和时，元昊突然托出使西夏的宋使张子爽带回口信，表示愿意称臣纳贡，但又提出了一系列额外的通商要求：如要宋朝答应每年从西夏购买青盐十万石；宋朝廷同意西夏每年派人到宋都城开封进行贸易活动；增加每年岁币数量等。如此一来，元昊反复无常的嘴脸昭然若揭，就连之前一心想议和的宋仁宗和执政大臣们也担心宋夏一旦通商，西夏势力会迅速壮大，因此一直反对与西夏通商。
有意思的是，就在宋夏议和将成的时候，西夏与辽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元昊名义上是辽国皇帝辽兴宗的姐夫，娶辽兴宗的姐姐兴平公主为妻，但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联姻。耶律氏自认为是大国公主，下嫁给元昊多有委屈之处，而元昊喜新厌旧，贪婪好色，看见美女就要据为己有，因而夫妻二人的关系十分不好。耶律氏病重时，元昊竟然都不去看望，在耶律氏死后，也不派人通知辽国，引起了辽兴宗的不满。最为关键的是，元昊野心勃勃，大肆扩张，令辽国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本来西夏与辽国的联盟只是出于利益，并不十分稳固，只要稍有外力，便会直接走向决裂。
当时贺兰山南部一带属于辽国，居住在当地的党项部落都归附了契丹，元昊派人向这些部落首领晓以“民族大义”，游说这些党项部落归附了西夏。辽兴宗听说后，勃然大怒，但还没有来得及发作，便听说贺兰山西部的党项诸部族节度使屈烈也率领五个部族的人马投奔了西夏。辽国西南面招讨司（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都监罗汉奴迅速调集军队追击，结果被党项打得大败，招讨使萧达普、四捷军详稳张佛奴等人均战死。西夏元昊听说后，立即率大军前来增援党项诸部族。辽兴宗被彻底激怒了，决定亲自带兵讨伐元昊。
论国力和兵力，辽国远在西夏之上。元昊听说辽兴宗御驾亲征后大为恐慌，立即主动派人与辽国议和。辽兴宗尚在犹豫，辽朝大将萧惠劝谏说：“元昊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倘若现在不加讨伐，以后恐怕就更难对付了，与西夏议和是养虎遗患的举动。”可叹的是，辽国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与西夏议和是养虎为患，宋朝廷却为能与西夏议和而欢天喜地。
辽兴宗最终采纳了萧惠的建议，决定亲率十万大军出征，兵分两路讨伐西夏。本来，对实力强大的辽国而言，这是一次铲平西夏的大好机会，对宋朝而言，更是坐山观虎斗的天赐良机，然而，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元昊。战争开始时，辽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深入西夏领土四百余里，西夏军队没有作任何有效的抵抗。最终，辽军与元昊率领的西夏大军在贺兰山脚下相遇，辽将萧惠率军攻破了西夏军队的防线，元昊被迫逃跑，萧惠率领先头部队和右翼策应部队乘胜追击。
元昊大败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表示愿意臣服，并亲自率领叛逃西夏的党项诸部族到辽军军营中投降。已经占据绝对主动的辽兴宗一时被元昊花言巧语蒙蔽，竟然答应让元昊悔过自新，双方当场折箭盟誓。然而，元昊并非真心投降，而是心怀鬼胎，他料定辽军远离本土，粮饷不继，必然不能持久，于是故意拖延时日。就议和一事，夏辽双方使者往来近一个月。当辽军人困马乏之时，西夏军队突然向辽军营寨发动猛攻。辽军正要抵抗之时，天气忽变，刮起了大风，一时间遍地风沙，辽军根本无法张开眼睛，阵脚大乱，纷纷溃逃，死伤不可胜计。辽兴宗侥幸逃脱，被迫班师还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