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蒙古并未就此罢休。绍定四年（1231年）五月，蒙古右路军统帅拖雷派使者速不罕自凤翔入四川，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直接与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谈判，欲假道兴元以趋河南邓州。宋军统制官张宣以诈降为诱饵，将速不罕杀死在青野原。拖雷以此为借口，以武力威胁，向宋四川制置司发出最后通牒。桂如渊畏惧蒙军，以不得破坏宋蒙和议为由，下令诸将不得擅自出兵，并命令兴元府做好犒劳蒙军的准备。拖雷则趁机率蒙军强行闯入大散关，攻破凤州（陕西凤县东北）、屠洋州（今陕西洋县），进围兴元（今陕西汉中），然后分兵一支西攻沔州（今陕西略阳），拆屋为筏，沿嘉陵江而下，抄掠至西水县（今四川南部县西）而还。之后攻破饶凤关（今陕西石泉），自金州（今陕西安康）东向，渡汉水东去，抵达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最终以武力完成了假道汉中的计划。蒙军随后直趋河南，攻陷金黄河以北的军事重镇河中府（今山西永济），金国已经是岌岌可危。
就在蒙军假道汉中的这一年，南宋京师临安某一夜发生大火。殿前司副都指挥使冯棚不指挥部下救火，而是率卫兵专门赶去相府保护史弥远，结果导致大火蔓延，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牒所等重要场所和朝政核心部门所在地俱被大火吞没。南宋著名诗人洪咨夔写了一首诗讥讽此事道：“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九庙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
洪咨夔，字舜俞，号平斋，於潜人（今浙江临安）。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进士。嘉定中，崔与之主管淮东安抚司事，筹划边防。当时正值金人南侵，扬州形势十分危急，洪咨夔献策：“远斥堠、精间探、简士马，张外郡声援而大开城门，晏然如平时。”崔与之依计而行。金人得知扬州防备严密，不攻而遁。洪咨夔正直敢言，因触犯权臣史弥远，被劾落职，居家七年，潜心读书。后来得到宋理宗赏识，称他“鲠亮忠悫，有助新政”，召其复职，但因为为人鲠直，仍然为权臣所抑，以至“十年不调”。洪咨夔博学善文，尤专经学、诗词，他的七言绝句《直玉堂作》入选《千家诗》。《千家诗》为旧时流行的启蒙读物，精选唐宋各名家诗篇，但所谓“千家”，实际上不过数十家，诗仅百数十首，因此能够入选其中，着实不易，为名篇中之精选。洪咨夔的《直玉堂作》诗曰：“禁门深锁寂无哗，浓墨淋漓两相麻，唱彻五更天未晓，一墀月浸紫薇花。”描写的是诗人时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出入禁宫，奉敕为皇帝起草文稿，浓墨淋漓，润泽于黄麻之纸，待制命写成，已是鸡鸣五更，但天色未明，唯见一墀月色，清清冷冷，移动紫薇花影。
金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后，立即改变对夏、宋的政策，与西夏恢复了友好关系，停止了对南宋的战争，集中力量抗击蒙古。他主动出兵，收复了被蒙古占领的平阳、太原等山西重镇，一度改善了西北战局。但此时金国大势已去，已经是强弩之末，金哀宗始终无力回天，号令只局限在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小小一隅，之前横扫北宋江山的金军已经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话。绍定六年（1233年），也就是南宋权臣史弥远死的这年，蒙古大举进攻开封，金哀宗弃军逃跑到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一带。皇帝都逃跑了，开封城内人心浮动，金将崔立发生政变，向蒙古投降。当时，金国著名文人元好问也在开封，由此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之前，蒙古军有“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的制度，意思是蒙古大军兵临城下时，只要城池守军有一丝一毫的抵抗，城破后蒙古军必然屠城。蒙古大臣耶律楚材力劝蒙古大汗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废除破城后屠城的旧制，说：“得地而无民，地有何用？若人民被屠，工匠、赋税从何而来？”窝阔台点头称是，下令除了金朝皇族外，其余一概勿杀。从蒙古军进入开封开始，蒙古野蛮的“屠城”制度才被废除。当时，因为逃避战乱在开封的人达一百四十万户，均因为耶律楚材的积极建议而得以保全。
耶律楚材对蒙古贡献很大。最初蒙古国没有税制，蒙古军队获取财物的主要途径是抢掠，凡战争中俘掠所得，均按等级分配，没有参战留守营帐的也有一份，称为俵分。对投降或已征服的地区，多分封给诸王、贵族，分赐给大臣和归降的将领，只规定他们履行贡献、从征、赡军等义务，并无额定的赋税。诸王、贵族和大臣则随意向辖区人民“要索”钱物，每至一地还要强逼当地送礼物，称“人事”，或称“撒花”。人事所得均归入私人腰包。由于没有固定的税收，在成吉思汗的时代，美其名曰富甲天下，但仓廪府库经常没有粟帛积蓄。进入中原汉地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蒙古人还是老方法，只会肆意抢掠、索要，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对汉地人民实行稳定的剥削。好笑的是，还有些贵族妄想把草原的一套办法搬到中原来，大规模地圈占农田，作为牧马的草地。窝阔台即汗位当年，大臣别迭就提出：“汉人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都杀掉，让田野草木茂盛，改为牧场。”耶律楚材当即反驳说：“陛下即将南伐，南征正需要军费物资。如果均定中原赋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军用，怎么能说汉人无用？”窝阔台对耶律楚材的话将信将疑，但由于利益巨大，最终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于是，耶律楚材开始制定税制：蒙古人按马牛羊计算交纳赋税，民户有马牛羊一百头，抽取一头，称为抽分法；河北汉人以户计出赋调，由耶律楚材主持；西域人以丁计算赋税，由牙老瓦赤主持。宋绍定四年（1231年）秋，诸路课税使将征收的银币和仓廪物料的文簿呈交给窝阔台，数字完全如耶律楚材之前所说。窝阔台大喜过望，对耶律楚材未曾离开自己而征收到如此多钱谷的才能非常佩服，当日任命他为必阉赤（即书史，管文书者），主管汉地民事，称中书令。从此，农业生产受到保护，赋税制度亦得建立。
金哀宗则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继续向南逃亡，到达蔡州（今河南汝南）一带。蒙古最初曾倍受金人压迫，与金国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急于灭金，便派使者王楫到南宋的襄阳（今湖北襄樊），要求南宋出兵夹攻金国。而南宋皇帝宋理宗虽然已经当了十年皇帝，但在这之前，朝政全部被权相史弥远控制。他刚刚亲政伊始，便遇到了对蒙是战是和的重大决策。当时南宋朝臣多无远见，也想借蒙古之力灭掉金国，竟然同意了蒙古要求南宋出兵援助的要求。宋蒙两国就此签订了军事同盟，核心内容大概包括：蒙古同意，灭金以后淮河以南的土地归南宋所有；南宋则为蒙古军供应粮秣；南宋与蒙古仍以淮河为界。
盟约签订后，南宋名将孟珙、江海即刻率军二万，自襄阳北上，攻占了金的唐、邓二州。
绍定六年（1233年）九月，蒙古军筑起长垒，对金哀宗所在的蔡州实行重重围困，这也是金军的最后据点。金军多次企图突围，但没有成功。蒙古军主帅塔察儿为了速战速决，要求南宋大将孟珙派兵合围。孟珙运粮三十万石，赴蔡州供应蒙古军。金军在金将完颜仲德的指挥下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宋、蒙联军进攻。
转眼已经是深秋季节。宋蒙联军在蔡州城外大肆砍伐树木，用来制造攻城的云梯等武器，砍伐呼喝声传数里，蔡州城内人心浮动，惊惧异常。金哀宗感到穷途末路，绝望至极。金臣完颜阿虎带献计，建议重新结好南宋，向南宋乞粮求和，即使不能延缓腹背受敌，也可以离间宋蒙之间的关系。于是，金哀宗给南宋朝廷写信，在信中明确提到宋与金其实是唇亡齿寒，希望宋能与金联合。南宋朝廷见金灭国在即，拒绝了金的乞和求粮。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蔡州断粮，金兵已经是山穷水尽，金哀宗便正式禅位于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是完颜宗室的后代，相貌出众，身材魁伟，有将略，善骑射，在战乱颠沛流离的金国末世显露头角，深为金哀宗赏识。此时，宋军挖开潭水入汝水，再以薪填潭中，攻破蔡州西城。金哀宗禅让礼毕时，宋军已经占领了南城。金哀宗举火自焚，一百多名金军将士投汝水而死。新即位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在位不到半天，便在乱军中被杀，成为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金国当年残酷奴役蒙古，甚至无缘无故地大肆屠杀蒙古族族人，以达到“减丁”的目的，因此蒙古尤其痛恨金国，完颜皇家宗室被蒙古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金国就此灭亡，共立国一百二十年。
宋将孟珙将部分烧焦的金哀宗骨骼带回临安，宋理宗命以此来祭皇家祖庙，表示百年前的“靖康耻”终于得雪。实际上，他没有想到，金国灭亡，南宋也进入到灭亡的阶段。
金国参知政事（副宰相）张天纲也被俘虏到临安。临安知府薛琼意存嘲讽，故意问张天纲道：“你有什么脸面到此？”张天纲回答说：“国家兴亡，何代无有？我金国之亡，比你们二帝（指宋徽宗、宋钦宗）怎么样？”薛琼恼羞成怒，却无话可说。次日，薛琼将张天纲的话上奏宋理宗，本意是促使宋理宗将张天纲处死。不料宋理宗却极感好奇，特意召见张天纲，问道：“张天纲真不畏死吗？”张天纲回答说：“死有什么可怕的，大丈夫只是担心死得不合乎节义。”于是力求一死。宋理宗却很欣赏他的骨气，没有杀他，只将他关押起来。张天纲后来经历不见记载，大概最终死于狱中。
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不践前约，没有归还河南地区，南宋仅取得了河南陈（今河南淮阳）、蔡东南地。负责淮东防线的宋将赵范、赵葵主张趁蒙古大军退归河北后、中原局势未定之机“西守潼关、北依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商丘）。
从战略上来看，赵范兄弟“据关守河”的建议并没有错。蒙古野心勃勃，金国灭亡后，蒙古已经成为南宋从所未有的强敌，宋蒙一战只是早晚之事。而之前金国与蒙古长期对峙，“据（潼）关守（黄）河”是其根本。若是南宋能够收回河南之地，确实能够取得更多与日益强大的蒙古周旋的资本。不过，当这一策略拿到朝堂上来讨论的时候，却因为党争而完全变了味道。
当时，南宋群臣以参知政事（副宰相）乔行简、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史弥远之侄）、枢密院副都承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为首，群起反对“据关守河”的提议，只有新上任的宰相郑清之竭力赞成。于是，对蒙古的和战定策成为宋理宗亲政后朝中不同党派角逐的焦点。
郑清之，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号晚安，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定十年（1210年）进士。曾参与丞相史弥远废太子赵竑事件，有拥立宋理宗之功，并长期担任宋理宗的老师，君臣关系亲密。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兄弟也有师生之谊，他新拜相后，急欲有所作为，当然极力赞同赵范、赵葵兄弟的建议。但朝中群臣认为中原地区久经战乱，已经是残破不堪的局面，无力负担宋军北征的粮草；而且南宋军队缺少骑兵，机动灵活性不够，无法守御漫长的黄河防线；且宋军出战，势必惹怒蒙古，造成蒙古向南宋开战的借口。尤其是乔行简忙着与郑清之争权，更是强烈反对北伐，极力强调国困民穷、军力衰弱、河南残破的现状。不过宋理宗刚刚亲政不久，也跟他的老师郑清之一样，希图有所作为，改变昔日平庸天子的形象，于是亲自决策，要倾尽南宋兵力，收复丧失一百多年的河南失地，尤其是要夺回位于河南巩县的北宋皇帝祖陵之地。
南宋联蒙灭金四个月后，宋理宗下诏支持赵范、赵葵兄弟“踞关守河”的建议。虽然此次北伐取得了帝国皇帝宋理宗和宰相郑清之的支持，而实际执掌国防大权的乔行简、史嵩之等人都反对出征，在财政、后勤等方面并未给予前方将帅以全面配合。战争一触即发，而南宋朝臣们却照旧沉溺在党派之争中，宋军战败的命运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初二，庐州（今安徽合肥）知府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奉命从庐州出发，北渡淮河。七月初二，全子才大军抵达开封城东。开封城内的官员大都为原金国大臣，投降蒙古后重新接受了蒙古的任命。这些人大多并非真心归降，不过为情势所迫，见到宋军兵临城下，立即决定倒戈相向。官员李伯渊等人伺机暗杀了蒙古所立的开封留守崔立等人，打开城门，迎接宋军入城。
战局开端都很顺利，然而，问题很快出现了，而且是祸起萧墙——主和派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拒绝为前方军队征运粮饷。宋理宗多次催促史嵩之发粮，甚至以兵部尚书的位置相诱，可史嵩之就是置之不理。宋理宗无奈之下，只得下令从两淮转运粮食。可是千里迢迢，远水难以解近渴，全子才部一路收复的城池早被蒙古人掳掠一空，都是空城，根本无法从当地百姓那里募集到宋军所需的粮饷，很快就陷入了粮草不济的局面，无法继续向洛阳、潼关进军，不得不就地停留在开封。
半个月后，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泅州（今江苏盱眙北），抵达开封与全子才会合。一见面，赵葵就质问全子才为何迟疑不进，全子才回答说：“粮饷未集，无法进兵。”赵葵这才知道形势危急。
而另一路大军赵范部原来部署于黄州、光州一带，按计划应该进兵陈、蔡，但他却突然莫名其妙地一改初衷，临时反对出师，没有从东线出兵牵制蒙古军。四川制帅赵彦呐也听从史嵩之的建议，公然拒绝宰相郑清之出师策应入洛之师的命令，导致西线蒙古军毫无顾忌。在这样的状况下，赵葵、全子才既无粮草，又无后援，实际上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蒙古军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大举南下，并挖开黄河南部的寸金堤（今河南开封县以北），水淹河南，以阻止宋军西进及来自两淮的粮饷供运。
赵葵焦急之下，为求速战速决，不顾军粮匮乏，督促部队西进。他派宋将范用吉、樊辛、张迪为一路，以徐敏子为监军，领兵一万三千人，带上仅够吃五天的口粮，从西面快速向洛阳推进。洛阳民众打开城门，迎接宋军进城。宋军进城后才发现整个洛阳城只剩下人口三百余户，几乎是一座空城。
第二天，负责接应徐敏子军的宋将杨谊率军一万五千人到达洛阳，在东南龙门遭到了蒙古骁将刘亨安的伏击。这是宋军北伐以来首次与蒙古军队正面交锋，也是第一次领略到蒙古铁骑的厉害。南宋大臣彭大雅、徐霆曾先后出使蒙古，曾在《黑鞑事略》一书中记载了蒙古骑兵的行军阵势和作战方法：“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借前锋……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黑鞑事略》）而宋军只有步兵，根本无法抵抗纵横驰骋的蒙古骑兵，杨谊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就连已经进入洛阳的徐敏子等军也闻之而丧胆。
数天后，蒙古大军前锋到达洛阳城下。而洛阳城中的宋军断粮已经有好几天了，宋监军徐敏子见势不妙，主动放弃洛阳，东渡洛水还师。半路上，宋军再次遭遇蒙古军，宋军的步兵与蒙古骑兵一交战，便立即一败涂地。樊辛、张迪等主将均力战而死，徐敏子也身中流矢，受了重伤，最后仅带三百余人靠步行从小路突围。驻守开封的赵葵、全子才见大势已去，担心孤掌难鸣，主动从开封撤退。
此次出师，南宋先是收复开封府、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即历史上所谓的“端平入洛”，但这些城池实际上都已经被蒙古军搜刮一空。尤其是当蒙古军反攻的时候，宋军因为缺粮已久立即溃败，前后共丧失十余万人，南宋朝廷轰轰烈烈收复“三京”的计划不到三个月即以失败告终。
可笑的是，宋军败退后不久，蒙古军也是因为缺粮退回河北，由此可见史嵩之拒绝为宋军运粮是多么严重的战略失误。北伐失败后，郑清之与赵范、赵葵将战败责任推向主和派将领史嵩之等人。宋理宗下诏追究责任时则各打了五十大板：“赵葵与全子才各削一秩，余将亦贬秩有差。郑清之力辞执政，优诏慰留。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嵩之不肯转饷，罪尤甚于清之，准令免职。”
之后宋理宗也派遣了使者向蒙古谢罪，以求缓和。同年冬天，蒙古派使者王□出使南宋，表面是责问南宋违约攻蒙一事，其实是借机要挟南宋如同之前臣服金国那样，称臣纳岁。尽管宋理宗接见了王□，但双方并未达成协议，蒙古正好抓住南宋“肇始祸端”的把柄，大举兴师问罪。从此，南宋与蒙古之间开始了正面冲突。
4.钓鱼城
四川合州（今四川合川）有座钓鱼山，山脉雄奇壮丽，山形突兀，峰危壑险，海拔将近四百米。山南、北、西三面环水，是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的汇流口，地势十分险要。宋人李开曾描绘说：“环山出云，架天为梁，渺三江之合流，瞰万井之耕桑，浩烟海之眯目，恍尘宇之多乡。”正是这样一座山清水秀的山峦，在南宋末年成为了宋蒙反复争夺的战场，血雨腥风中，埋葬了双方无数将士的生命，因而被形象地称为“绞肉机”。
事情还要从蒙古开始南下攻打南宋说起。尽管宋军在收复“三京”的战斗中大败于蒙军，但蒙古对南宋的最初作战并不顺利，主要是蒙古骑兵长于陆地野战而短于水战，而长江中下游地区河流众多，蒙古军难以发挥骑兵优势。加上当时南宋最优秀最杰出的将领如孟珙、赵葵、杜杲等人，均在这一地区主持防御，蒙古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经过反复考虑，蒙古大汗窝阔台最后决定对南宋采取迂回包抄的策略，先进攻远离南宋政治中心的四川，然后顺长江顺流东下，直捣临安（今浙江杭州），灭亡南宋。在这样的情况下，四川在宋蒙战争中首先沦为战区。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大将阔端（窝阔台次子）率军进取四川，控制了秦巩地区。次年，对川蜀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从大散关南下，破武仙关（今陕西汉中北）、占领兴元（今汉中），企图沿金牛道进入四川。宋四川制帅赵彦呐调蜀边精锐曹友闻军到大安（今陕西宁强）堵截蒙军。曹友闻认为大安无险可守，引兵上鸡冠隘（今陕西勉县西南），决定以蒙军入蜀必经的咽喉阳平关为战场，与蒙军决战。九月，蒙军万余人抵阳平关，达海率千人前来搏战，曹友闻从蒙军后方攻击，关内宋军也乘机出堡，夹击蒙军。蒙古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部在大安击败宋军后，与达海合兵，蒙军力量大增，夹击隘堡，宋军不能支。宋军主帅赵彦呐忌曹友闻忠勇，竟不派兵救援。曹友闻战死在阳平关下，全军覆没。曹友闻兵败身死后，宋军纷纷内逃，蜀门洞开，蒙军由此打开了入蜀大门，得以长驱而入。十月，蒙军攻占利州（今四川广元），取剑门关，兵分数路向成都挺进。十月下旬，攻克成都。不久，阔端率主力北还，只留少部分人马抄掠蜀境。四川府州残破十之七八，仅夔州一路及泸州、果州、合州（钓鱼城）数州幸免。次年，蒙军全部退出蜀境，宋军渐次收复诸州。
开辟了四川战场后，蒙古大汗窝阔台决意再进攻吐蕃，为蒙军东进四川建取一块基地，这也是他迂回包抄南宋策略的一部分。这一策略十分高明。当时的吐蕃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教派众多，没有统一的首领，相对而言，以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最有影响力。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蒙古大将阔端率军进入吐蕃地区，开始了蒙古经营吐蕃之策略。后来因为蒙古大汗窝阔台意外病死，蒙古军才撤离了这一地区。四年后，阔端卷土重来，给萨斯迦班智达写信，邀请他前往凉州。萨斯迦班智达遂代表吐蕃，在凉州与阔瑞达成协议：吐蕃愿意接受蒙古统治，同时，蒙古尊重并保持吐蕃各教派首领的权利。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吐蕃诸部大多归附蒙古，蒙古最终通过萨斯迦班智达确立了对吐蕃的领导权。从此，吐蕃开始归属蒙古。后来，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国，途中曾在六盘山（今甘肃固原县东南）驻军，萨斯迦班智达特意派侄子八思巴赶来拜见，八思巴以精通佛法讨得了忽必烈的喜欢。后来他登上大汗宝座后，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玉印在当时为职权的象征），负责统领天下释教。至今，西藏日喀则德钦颇章宫还保存有八思巴拜见忽必烈的壁画，成为这一段历史的生动记录。
蒙古自大汗窝阔台死后，内部陷入汗位之争，无暇全力南顾，暂时放松了对南宋的进攻，南宋因此有了喘息的机会。由于吐蕃归附蒙古，立即凸显了四川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尤其宋蒙在四川争战多年，蒙古势力早已经进入四川，蜀道天险也沦入了蒙军之手，南宋朝廷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四川重新部署防御，以固守长江上游、屏蔽下游，扭转了自蒙宋开战以来的颓势。当时南宋声望最隆的名将当属孟珙，在荆襄（今湖北襄樊一带）和四川战区的抗蒙战争中，成果卓著。然而，宋理宗当时需要孟珙主持荆襄战区防务，经过慎重考虑，宋理宗破格提拔了余玠。余玠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入蜀主持工作。
余玠，字义夫，号樵隐，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幼时家贫，先后就读于沧浪书院、白鹿书院。后来因斗殴杀死卖茶翁，无处容身，便干脆投笔从戎，投奔到名将赵葵（时任淮东制置使）麾下，作词毛遂自荐，担任幕僚，后因功累累擢升，成长为一代名将。由于在两淮战区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余玠得到了宋理宗的接见。当时，余玠很慷慨地说：“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宋理宗由此对他刮目相看，并寄予厚望。
第52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6)
自蒙古军攻入四川后，蜀地残破不堪，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余玠任四川安抚处置使后，整顿吏治，轻徭薄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并设“招贤馆”，在民间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集思广益。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同父异母）向余玠献上“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之策，并提出“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建议在合州据钓鱼山之天险筑城。
根据《四川志》（明正德）记载，“招贤馆，在治（重庆府）左（今重庆巴县东），宋余玠建。其供帐一如帅府，下令：‘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县，以礼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厌礼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谢之”。
之前任四川制置副使的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时，已经意识到钓鱼山的天险之利，曾派部将甘闰在钓鱼山筑寨，作为合州官民避乱的场所，这是钓鱼城修建之始。余玠经过实地考察后，采纳了冉氏兄弟的建议，并委派二人负责再筑钓鱼城。修建完毕的钓鱼城分内、外两城，外城筑在悬崖峭壁之上，城墙完全是条石垒成，坚固异常，易守难攻。钓鱼城周围的山麓有许多田地，城内也有大片可耕之地。这样，即使城池从外被长期围困，从内也能自给自足，长期坚守。钓鱼城作为一座城坚、粮丰、兵足，可耕可战、利于长期坚守的牢固堡垒，在日后有效地担负了重庆屏障和四川防御支撑点的重大责任。
钓鱼城筑成后，余玠将合州治及兴元都统司均搬到钓鱼城内，钓鱼城成为了“巴蜀要津”。不久后，余玠又下令冉氏兄弟以钓鱼城为样本，在四川的主要江河（长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渠江、涪江）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地形险要之地筑城。八年间，陆续修筑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十余座城堡。其中，大获城扼制自陕入蜀孔道，为最要害之地；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则保障嘉陵江、长江水路畅通，均驻有重兵把守，成为宋军在四川屯兵积粮的要塞；其余各城则作为为诸州治所。
这样，十余座山城星罗棋布，以钓鱼城为核心堡垒，互为犄角，“如臂使指，气势连络”，形成了一组完整而严密的立体防御网。这就是余玠所创建的著名的山城防御体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也是他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出的宝贵财富。山城防御体系改变了以往单一的城市防守策略，采用点线分布，有效地利用了天然的山形地势，从而遏制了蒙古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后来在抗蒙战争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钓鱼城更是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要塞——在这个地方，宋军进行了长达三十六年的抗蒙保卫战，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奇迹，成为独立支撑四川战局甚至影响中原局势的一把尖刀。
余玠之后，四川宣抚司参议张梦发曾向上书建三策：筑堡封锁汉江口岸；在湖北当阳玉泉山筑堡；在峡州（今湖北宜昌）建筑堡垒群，以聚结流民，一边守卫，一边耕种。其实这三策采用的就是余玠山城防御体系中的堡垒防守战术。张梦发为此还画了详细的形势图，却被权臣贾似道压住不发。
余玠受命于四川危亡之际，自他入主四川后，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极为显著。淳祐六年（1246年）春，蒙军大将塔塔歹贴赤分兵四路入侵四川，余玠率军抗战，以新筑之山城为屏障，重创蒙古军。淳祐十二年（1252年）十月，蒙军分道入蜀，发动了自淳祐六年四道入蜀以来最大的攻势。蒙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其父汪世显原国金国大臣，据守巩昌，号称“秦巩之豪”，势力强大，曾多次向当时的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没有成行）率军取金牛道掠成都后，进抵嘉定；蒙河东道行军万户李彀也奉命袭取嘉定（今四川乐山，地处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交汇处，四向通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驻守汉中的蒙军则越米仓山南下，进行牵制，全川因之震动。余玠调集蜀中精锐部队，利用嘉定及周围城堡恃险拒守。余玠亲率嘉定守将俞兴及各路援军夜袭敌营，最后伺机出战，终于粉碎了蒙军对嘉定的围攻。蒙军撤退途中，又遭到余玠组织的沿途军民的狙击，一路步履艰难，退出四川。
自余玠入主四川后，四川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均大有好转。他自己也极为自信，绘成“经理西蜀图”送给宋理宗，说是十年之内“当手携西蜀之地（指蒙古军侵占诸州），以还朝廷”。因抗蒙治蜀有功，余玠当年晋升为兵部尚书，仍驻四川。此时，朝中也是抗战派执掌军政权，名将赵葵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本已经气息奄奄的南宋王朝，出现了振作的气象。
然而，正当余玠积极部署抗蒙、准备收复蒙军所占领的蜀地时，朝中的主和派官员却在大搞阴谋，权臣谢方叔（时任左丞相兼枢密使）大力排斥主战的右相兼枢密使赵葵，攻击赵葵不是科举出身，以所谓“宰相须用读书人”为由，大加排斥，赵葵因此被罢官。而余玠在蜀中威名远播，军功赫赫，也为谢方叔所嫉恨，刚好这时候出了姚世安抗命事件，被谢方叔所利用。
姚世安原是利戎司（负责驻守成都府治所在地云顶山城的宋军部队）统制。当时的利戎司都统为王夔，外号“王夜叉”，桀骜不驯，强悍残暴。淳祐元年（1241年），蒙军攻破成都，抓住了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全家数百口，并将陈隆之等人作为人质，要挟守卫汉州的王夔投降。陈隆之大声告诫王夔决不能投降，于是全家人被蒙军残酷地杀死在城下。王夔固城自守，并以火牛阵突破包围，大败蒙军，此战扭转了局势，也成为王夔居功自傲的资本。而余玠入蜀后，积极整饬积弊，申明赏罚。王夔不但不听余玠节制，还放纵部下四处劫掠蜀民，将一些有钱人抓去后严刑拷打，以索取钱财，以至怨声载道。余玠胸怀大志，自然不能容忍王夔如此恣意妄为，于是借口召王夔议事，将其斩首示众。
利戎司统制姚世安窥视都统官职，怂恿利戎司保荐自己为都统。余玠本来就有意要将王夔部下整编，此时最忌讳军中举代，因此没有同意，又另派人任都统一职。余玠也料到姚世安不会轻易交出兵权，特意派三千人马到云顶山城（成都府治所在地）下，保征接替工作顺利进行。姚世安则公然对抗，扬言余玠有意图谋害自己，闭关不纳不说，还如临大敌，下令部下严阵以待。余玠派出的新都统连城都进不去，自然也无法新官上任，只好带着三千人马无功而返。
姚世安为人阴险，他料到余玠不会善罢甘休，便着意与当时正在云顶山城避难的权臣谢方叔的子侄结纳，想走谢方叔的路子来制衡余玠。谢方叔正嫉恨余玠，自然不会错过机会。当时四川在余玠的苦心经营下，军力、财力、民力均已经复苏，不需要再由南宋朝廷调兵、运饷支援。也就是说，总理四川军、财、政大权的余玠已经完全可以不再受朝廷掣肘。反倒正是这一点，加上余玠喜欢个人便宜行事的个性，让朝廷对他颇有疑忌，也由此给了不怀好意的谢方叔以可乘之机。谢方叔一面假意调停余玠与姚世安的关系，一面造谣中伤余玠，诬陷他掌握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宋理宗对余玠在蜀中的威名也心存疑惧，甚至怀疑余玠有自立为王的可能，听信了谗言，于宝祐元年（1253年）五月命临安府尹余晦代替余玠，同时召余玠回朝，表面授为资政殿学士，其实是一闲职。
余玠当时正要讨伐姚世安，闻召后愤懑不平，当年七月突然暴病而死，死因极为可疑。一种说法是他服毒自杀，但以余玠之为人，实在难以取信。不久后，余玠的得力部下王惟忠也被诬告暗通蒙古，处死。对修建钓鱼城有重大贡献的冉琎、冉璞兄弟也被迫去职还乡。
在中国史书上，总是不乏像余玠这样“大将未死敌手”的悲剧发生，这也正是中国历史最可悲、最可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