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军撤退后，贾似道不顾忽必烈主动撤兵的事实，隐瞒割地赔款求和的真相，同时截杀殿后的蒙古士卒，用他们的人头谎报抗蒙得胜，为此上表说：“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昏庸的宋理宗不辨忠奸，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诏褒扬，说贾似道“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其为少师、卫国公。贾似道回到临安时，宋理宗更是下令群臣到郊外迎接“功臣”贾似道，庆祝来之不易的“胜利”。从此，贾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中军政大权。尤其是他为了巩固权位，大力排斥异己，将熟悉边防事务的大臣排挤出朝，当时武将中除了除了主动依附于他的吕文德和马光祖外，其余全部去职。南宋朝政更加腐败。
忽必烈撤军后，正在围攻江西隆兴的蒙古郑鼎部以及湖南潭州（今湖南长沙）的兀良合台部也随即撤军。这样，三支蒙军主力，南下的忽必烈以及北上的兀良合台军均是一路克捷，完全按照预定计划进军，只因西路主攻战场蒙哥的失败而功亏一篑，导致了蒙古这场声势浩大的灭宋战争的全面瓦解，从而使南宋朝廷多存在了二十年。可以说，完全是钓鱼城保卫战扭转个整个战局。
而蒙哥之死不仅仅改变了中原的战局、延续了宋祚，还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止蒙古势力向非洲扩张。当时，蒙军正在旭烈兀带领下，发动第三次西征，先后攻灭盘踞里海以南诸山城的木剌夷国、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并侵入叙利亚（苫国）。叙利亚国王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留守长官献城投降。正当旭烈兀准备向密昔儿进军时，得知蒙哥死讯，于是派大将怯的不花率军二万继续攻掠叙利亚各地，自己率大军东还以寻机争夺汗位。结果怯的不花因寡不敌众而被密昔儿军队打败，蒙古军所占领的叙利亚各城得而复失。从此，蒙古的大规模扩张行动走向了低潮，蒙古势力始终未能打进非洲。正因为钓鱼城在战争史上的重大意义，改写了世界中古历史，因此被欧洲人称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之处”。
就在蒙哥死在钓鱼城下的这一年，宋朝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又创制出一种新的火药武器，名叫“突火枪”。其实早在绍兴二年（1132年）年，宋朝就已经发明了火枪。这种突火枪以巨竹为枪筒，内装火药、子窠（子弹的前身），点燃引线、引发火药后，即可射出子窠。这种能射出子弹的管形火器，经后世改进发展为枪炮。尽管宋朝发明了火药，又拥有了火枪，最终还是没有改变灭亡的命运。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每一个政权的灭亡，与其说亡于外来强敌之手，倒不如说是祸起萧墙，溃败在自己的根上。
钓鱼城解围后，创建不世奇功的王坚声名响遍大江南北，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南宋朝廷也加意恩宠，封王坚宁远军节度使、依前左领军卫上将军、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三品），节制兵马，进封清水县开国伯。
然而，蒙哥的灵柩还未走远，英雄的事迹犹在耳边回响，余玠的悲剧命运再一次降临到王坚身上。权臣贾似道嫉妒王坚战功，生怕他功大压相，将他调回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从此，王坚再也没有回到他全心全意经营的钓鱼城，备受权臣的疑忌排斥，最终于景定五年（1264年）抑郁而死。合州军民听到王坚的死讯后，无不悲痛欲绝，特意立庙祭祀，建碑纪念王坚的功劳——“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至今犹存。王坚之子王安节后来在德祐元年（1275年）保卫常州（今属江苏）时抗击元丞相伯颜率领的元大军而死。奇怪的是，王坚这样的人物，《宋史》中竟然无传。
王坚被调离钓鱼城后，其部将张珏奉命继续守卫钓鱼城。张珏，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他在十八岁时到新建成不久的钓鱼城参军，因屡立战功，升为中军都统制，时人称其为“四川枭将”。王坚坚守钓鱼城时，张珏已经成为副将，为保卫钓鱼城立下了赫赫战功，史书称其人“魁雄有谋，善用兵，出奇设伏，算无遗策”。景定四年（1263年）十月，张珏升为兴元府诸军都统制兼利州东路安抚使、合州知州。因为兴元府已被蒙古军攻占，都统制司和安抚使司也都移到合州。四川作为战区，仍然是宋蒙反复激战争夺的目标。因此张珏上任后，积极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训练士兵，修整兵器，为保卫合州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咸淳二年（1266年）十一月，张珏派部将收复渠州（今四川渠县）州治所在的大良平山城。次年四月，蒙古军又进攻合州，此时蒙军的水师已经初见规模，水陆两路来势汹汹。张珏将船碇泊在款龙溪一带的江面，截断水流，积成一座水城，挫败了蒙古水军的攻势。咸淳八年（1272年）四月，张珏又在与钓鱼城隔江的宜胜山（今合川北）筑城，用来加强钓鱼城的防守能力。次年正月，蒙古军又进逼钓鱼城，张珏得到消息后，“乃张疑兵嘉渠口”，又“潜师渡平阳滩”，再次击败了蒙古军的进攻。
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珏升任四川制置副使、重庆知府。宋朝廷又命他带兵来京保卫京城，但是当时入川的道路已被阻断，诏令没有能送到张珏手中。当年从秋天到冬天，蒙古军大力围攻重庆，重庆援绝粮尽。张珏无法到重庆上任，只能继续留在合州钓鱼城中，但“屡以死士间入城，许以赴援，且为之画守御计”。为了解重庆之围，次年（1276年），张珏派部将赵安袭击蒙古军的东川行院所在地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南），逼迫蒙古军部分回师青居城。张珏又派部将张万以船舰载精兵，从水路突破重围，冲入重庆城，增加了重庆守军的防备力量。
只是，就在张珏为四川战区力挽狂澜的时候，太后谢道清和宋恭帝献出了玉玺和降表投降，蒙古军进入了南宋京师临安。当年（1276年）五月，宋端宗在福州（今属福建）重建南宋政权，改当年为景炎元年。
六月，张珏派部将王世昌、王立率合州军收复长江上游重镇泸州神臂城（今属四川）。王世昌等在泸州义士刘霖导引下，与城中合江人先坤明里应外合，一举收复神臂城，还将留驻的蒙古西川行院诸将家属全部俘虏。正在围攻重庆的蒙古西川军听说家属被俘，被迫撤退，回师救援。而蒙古东川行院不愿单独围攻重庆，也退兵而去。同年十二月，张珏进入重庆后，派部将张万、程聪领兵收复涪州（今重庆涪陵），连破元军沿江诸寨，解大宁（今四川巫溪）之围。又派张万到夔州（今四川奉节），控入川的门户，川东形势一度好转。
景炎元年（1276年）年底，蒙古军再次进攻四川，至景炎二年（1277年）年底，先后攻占涪、万（今重庆万县）、泸等州，集中兵力进攻重庆，并致书劝降，张珏不予理睬，闭城坚守。景炎三年（1278年）正月，蒙古军加紧围攻重庆，张珏率兵出城迎战，遭到蒙古军前后夹攻，宋军大败，退回城中。当晚，张珏部将赵安、韩忠显等开城门向元军投降，张珏率余部进行巷战，再次战败，回家想自杀，未成。于是，用小船载家眷从水路向东逃走，途中张珏又要投水自尽，被家人拦阻。蒙古军追到涪州，张珏被俘。在押往元大都（今北京）途中，张珏于安西（今陕西西安城东北）的赵老庵中自己割破脖颈而死。
钓鱼城最终于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落入蒙古元军之手，此时，距离蒙哥死在钓鱼城下整整二十年。只是此次也并非元军攻城取胜，而是宋守将王立（张珏副将）主动开城投降。据说王立义妹宗氏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宗氏又称熊耳夫人，原为元军千户熊耳之妻，也是元朝大臣李德辉的同母异父妹，王立攻破泸州时将她俘虏，因爱其美色，收为小妾，但名义上为王立义妹，以掩人耳目。元军兵临城下时，宗氏力劝王立投降元军，并表示愿意利用兄长李德辉（时任西川行枢院副使兼王相）的关系居中说和。
此时，重庆已经陷落，南平、夔、施、思播也均为元军所占据，只剩下钓鱼城一座孤城在苦苦支撑大局。王立料到无力独守，于是派宗氏出面找李德辉斡旋，以“不屠戮百姓”为条件向元军投降。钓鱼城就此结束了为宋坚守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鏖战历程。这一事件，也标志着蒙古平定巴蜀战争的结束。
虽然蒙哥死前曾留下遗言：务必杀尽钓鱼城民。但因为钓鱼城主动投降，李德辉又事先答应了王立的不杀百姓条件，相对开明的忽必烈同意赦免钓鱼城军民，并没有大开杀戒。只是，蒙古人依旧不能忘记昔日钓鱼城下的惨烈，将钓鱼城的居民重新迁回合州旧城，同时拆毁钓鱼城的城垣及全部军事设施。作为军事要塞的钓鱼城，曾经力撑全局，最终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元军开入钓鱼城后不到一个月，南宋最后一支抵抗力量在□山覆灭，南宋王朝就此灭亡。
山月高，江水深，落月照江流，孤臣天地心。
重浆来，奔盏舞，宋为鱼，金为饵，天下事，可知矣。
北风怒，南风遒，余家冉家好男子，钓起山河二十秋。
我非捕鱼者，长歌当钓史，丈夫出奇报天子，应与此山争块垒，悠悠万古长江水。
——李作舟·《鱼山曲》
钓鱼城金戈铁马的风云岁月，尽管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四川军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光辉事迹却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钓鱼山作为这些事迹的见证也名垂千古。“壮烈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即使在今天，徘徊在钓鱼城古战场上，依旧有英风回荡，雄气激昂，令人不由自主地热血衷肠。
岁月的迷雾遮不住钓鱼城当年的雄姿英发，时光的磨砺消不掉鲜血写就的巍然丰碑。历史的星空上，总会有英雄人物熠熠闪亮。只是，自以为能够指斥江山、主宰全局的皇帝宰相并没有能够改写历史，反倒是一些看似普通平凡的人物，如余玠，如王坚，如张珏，却能在山河破碎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用自己的才智、热血和忠诚将本不光彩的历史谱写得壮丽辉煌。
5.战襄阳
襄阳（今湖北襄樊）筑城于汉初，以地处襄水（今湖北襄樊南渠）之阳而得名。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群雄逐鹿于此，多有战祸发生。三国名将关羽兵败身死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关羽进攻曹操控制下的襄阳，导致荆州防守空虚，被东吴趁虚而入。
到了南宋，襄阳的地理位置之重要急剧凸现。南宋的国土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带状结构，经济支撑全靠东南的江淮地区和西边的川蜀地区，而襄阳所处的荆襄（即京襄，又称京湖，泛指今湖北襄樊到武汉一带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就是连接这两大经济区的纽带，“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作为东西伸展、南北交会的关键环节，荆襄的双刃剑效应更加凸现——从积极意义上来说，它是南宋京师的上游屏障；从消极意义上来说，它是下游建康（今江苏南京）、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隐患和压力。
南宋初年，名将岳飞北伐，与伪齐政权大将李成会战襄阳。岳飞命大将王贵“以长枪步兵，击其骑兵”，再命大将牛皋“以骑兵，击其步兵”，创下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例。收复襄阳后，岳飞因“襄阳六郡，地为险要，恢复中原，此为根本”，开始对襄阳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意图将襄阳建成南宋北伐的基地。
在岳飞的苦心经营下，襄阳开始初具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可攻可守的军事要塞（至今襄樊城墙上仍有“岳”字砖）。不过岳飞在时，鄂州（今湖北武昌）依然是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将京湖制司衙门由江陵（今湖北荆州）移到了襄阳。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
在讲《战襄阳》之前，先大致回顾一下宋蒙双方交战的缘由：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南宋与蒙古联军攻灭金国；六月，南宋违约出兵，先后攻占开封、洛阳。八月，蒙军大举反扑，宋军全线溃败，退回宋境。这样，南宋再次重蹈之前北宋联金灭辽的覆辙，在联蒙灭金后，由盟友转变为敌人，双方迅速形成直接对抗的姿态，从此兵连祸结。
端平二年（1235年）六月，蒙古以宋违约败盟为借口，调集军队，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宋战争，宋蒙战争自此开始。蒙古这次侵宋，兵分三路，阔端（窝阔台次子）统兵攻四川，阔出（窝阔台第三子）统兵攻荆襄，口温不花攻两淮。
四川、荆襄、两淮即南宋所谓的“三边”防御体系，这三处自宋蒙开战直到南宋灭亡，便一直是双方反复争夺较量的三大主力战区。南宋的抗战也始终是东西呼应的局面：西恃四川、中拒荆襄、东恃两淮。
第54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8)
其中，四川地形复杂，加上有余玠苦心经营的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利用了山地的天时与地利，导致蒙古军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在两淮战场，淮东一带河网发达、水系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互相呼应。因此，与四川战区一样，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
相比于四川、两淮，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可以说是南宋“三边”防御体系中的软肋。实际上，荆襄战区由于“据上游之势”，在军事意义上已经超过了两淮战区。正所谓“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淮泗丢失，国家有弱的趋势，而江汉丢了，则国家必危，由此可见荆襄防线的重要性。而一方重镇的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在其名著《读史方舆纪要》指出：“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可见襄阳的重大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局部地域性，具备了全局性。后来蒙古攻灭南宋，也正是因为撕开了襄阳的口子。
战争开始之初，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就是说，蒙古要进攻荆襄，必须先闯过河南。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嫡系宋军，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北军”。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作罢。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最前线的邓州（今河南邓县），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矛盾，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怀不满。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号称“秦巩之豪”，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多有顾忌，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下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类似。郭胜与知州杨□素来不和，杨□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召郭胜到襄阳。郭胜不是傻子，从此真的开始有异心。不久，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准备审问郭胜。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不备，将其射死在凉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屯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此后，均州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在最前沿。这样，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轻而易举地为蒙军进攻襄阳打开了大门。
当时荆襄战区宋军最高统帅为赵范，就是在联蒙灭金后力主收复“三京”的人，应该对宋军的溃败负责，因为他父亲赵方担任过京湖制置使，在襄阳威望很高，当时赵方已死，南宋朝廷却还想利用老将的名头，于是任命赵范为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与弟弟赵葵均有所谓的名将之名，只是赵范徒有其表而已，到了襄阳后，不思进取，成天只顾花天酒地地享乐，引起荆襄宋军官兵的普遍不满。
河南不战而下后，蒙古军随即以主力进攻重镇枣阳（今湖北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赵范在襄阳城中饮酒作乐，不派兵救援。到十月底，因没有外援，枣阳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蒙古军随后移兵，大举进攻襄阳。
再来看襄阳对整个中原战局的影响。襄阳是重镇鄂州的屏障，襄阳失守，鄂州必失。而鄂州位于长江中游，一旦不守，南宋的千里防线就从这里断开，首尾不能相顾：往西，南宋朝廷与四川的联系被切断；往东，则有顺江之势；往南，使得南面的湖湘门户洞开。正因为如此，襄阳才凸现出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元人刘一清评论襄阳时说：“襄者，东南之脊，无襄则不可立国。吕祉常谓得襄阳则可以通蜀汉而缀关辅；失襄阳则江表之业可忧者，正此也。”（《钱塘遗事·卷六·襄阳受围》）这话实际上是说，襄阳在，则南宋在；襄阳失，则南宋亡。事实也确实如此。
正因为关系全局，自岳飞以来经过百年经营，襄阳已经城池坚固，屯有重兵，蒙古军一时无法攻进，于是只留下少量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集中力量进攻随州（今湖北随州市）、郢州（今湖北钟祥）。
随州被蒙古军围攻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在最紧要的关头，宋将高世英带兵赶来支援，冲破了蒙古军的包围圈，进入随州城中。在入城时，高世英身中蒙军数箭，不久便伤重而死。但拼死而至的援军却给了守城宋军莫大的鼓舞，尤其是高世英的死极大地激发了宋军的斗志，随州终于顶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巍然屹立。
郢州是江汉之间的重镇，滨临汉水，城池坚固，驻有重兵。又因为是南宋的水军基地，战舰密布。蒙古军屡次进攻，却始终不能得手。蒙军主将塔思（木华黎之孙）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用水陆夹击的方法攻城。他先派出五百名死士，乘坐简易木筏攻城，目的在于吸引宋军水军的吸引力。他本人则亲率主力骑兵，沿江边仰射射箭攻城。这一战中，具备绝对优势的南宋水军竟然大败，但攻城的蒙古军却没有任何作为。塔思见郢州城池坚固，料到城破绝非一日之功，加上襄阳未下，又担心襄阳宋军出击，抄了他的后路，因而就此退军，沿途抢掠大量人口、牛马后北还。
转眼到了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开始围攻宋军重镇江陵。宋军顽强抵抗，江陵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而作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的赵范却坐镇襄阳城中，对蒙古军进攻毫不在意，朝夕酣狎，饮酒作乐。听说蒙古派奸细混入了襄阳城中后，赵范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抓捕奸细和投拜人（汉奸），弄得襄阳城中人心惶惶。蒙军主帅阔出随即集中力量进攻襄阳。等蒙古军包围了襄阳城，由于赵范为捉拿奸细闭城已久，襄阳城中没有柴草粮食积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不以为意，仍旧与众将饮酒作欢。
南宋朝廷听说襄阳被围，心急如焚，急调魏了翁督师江淮、京湖军马，并从下游调集大量兵力增援襄阳。蒙古军针锋相对，也大量增兵，加强攻势，对襄阳志在必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宋援军还没有到达襄阳，襄阳城内的宋军却因为内讧，自己为蒙古军打开了大门。
当时，原驻守镇江的都统李虎奉命率领“无敌军”（南军）赶到襄阳支援，原来驻守襄阳的王旻率领的“克敌军”（北军）开始有些不安。这种不安并非由于其他原因，而是源自前面所提到过的南宋朝廷一直以来对北军的猜忌和不信任，而主帅赵范的所作所为反而加剧了这种不自安。
二月初五，李虎无敌军到达襄阳城外，赵范有意将王旻调开回避，亲自出城迎接李虎。李虎当时慷慨激昂，说：“不因你瞒番人在此，如何我瞒四千里路来。”（《齐东野语·卷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克敌立功。二月十四日，王旻回到襄阳，赵范又派他去守郢州。王旻十分愤慨，坚决不肯离开襄阳。二月十六日，赵范又大肆犒赏李虎的无敌军，克敌军疑心更重，流言四起。就连襄阳百姓也感到有事要发生，人心惶惶，赵范却不以为然。二月二十一日半夜三鼓时分，克敌军在襄阳城中四处放火，并持刀枪打算抢入制府辕门，被辕门守军射杀二人后，才一哄而散。克敌军点燃的大火整整燃烧了两天，才被彻底扑灭。
赵范十分恼怒，召王旻到南门城上问话。王旻刚刚到来，一旁的李虎说：“好斩。”话音未落，一旁有人抢上将王旻的头斩落。赵范随即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背心的红月号是克敌军的标志，他这话实际上下令斩杀克敌军。襄阳城中顿时一片混乱，无敌军开始剿杀克敌军，克敌军是地头蛇，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双方火拼中，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局面越来越混乱，最后连赵范也无法控制，干脆率李虎等人从西门逃出襄阳，直奔荆门。慌乱中连制司大印也丢失了，幸好后来被一个军校捡到，追到荆门献给赵范，赵范因此升他做统领以示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