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 * *
[1] 布罗代尔也说，在有关问题上，他毫不后悔使用“工业”一词，而不说“前工业”活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译本），第二卷，页311；按，《周礼》所谓四职兼修，三农九谷之外，园圃、虞衡、薮牧三者，在古代本非属于农业范围。如“薮牧”是指畜牧；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
[2]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
[3] 据国外学者研究，世界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其特点就是农村家庭手工业并未脱离农业，且大多与纺织业有关；其中商业性手工业生产的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家庭手工业由原来的农家副业的变成了主业。这也被称为“原始工业化”，虽然并不能必然导致近代工业化的出现，但已构成了它的一个先行阶段；美国学者诺斯（North）也说：“工业革命并非与我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与过去根本决裂；恰恰相反，它是以往一系列渐进性变化的积累”，它经历过一个“农村家庭工业时期”，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
第一章一节。
[4]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4：1（1987：秋季号），《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第八章二节；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相继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在原有的“手工业”与“机械工业”之间，并没发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其领先地区即是江南；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中断”以后，又是江南地区掀起了最大的乡村工业化的浪潮。这些当然不是偶然的，参见《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页172。
[5] 据吴承明估计，江南棉区每年产布约4500万匹。但他所计入的地区只有松江、常熟、无锡等，而遗漏了太仓州（包括嘉定）、通州、海门厅各属及苏州、常州二府的多数州县，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页260。又，“小土布”是徐新吾先生坚持使用的概念，1987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6] 参见《石渠余纪》卷3《纪矿政》；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
[7] 以上参见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页113～12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页454。
[8] 参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第1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2种，1981，台北。
[9] 为此高宗谕：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由得裕？”乾隆九年九月，《高宗圣训·理财门》。
[10] 当时许多农民都依赖矿业生活，如四川“偷开矿厂之徒，皆是无室可居无田可耕乏食贫民，每日所得锱铢，以为养生之计。若将此等乏食贫民尽行禁止，则伊等何以为生”？贵州“土瘠民贫，不习织亶之业，复不擅商贾之资，止借耕获营生，而山高岭峻，转运维艰，惟矿厂一项，乃天地自然之利，……上可益课，下可便民”。广东“山多田少，生齿日庶，生计倍艰，查惠、潮、肇、韶等府矿产甚多，原系天生之宝以资小民之生”；“人民繁庶，生业甚少，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为滋生之地”；“潮惠二郡民人，向来多往台湾就食”，“何如入山佣趁，使其俯仰无忧”？浙江“温、处各属，界连闽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耕作之余，别无生业”；“乡民每于八月农事既毕之后，迄于二月，无不从事采铁，以觅绳头”；“更有淘洗载运人夫，无不借此雇工受值”；“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广西“边省，山多田少，地土瘠薄，非若东南财赋之区，且耕种之外别无资生之策；亦非如他省人民，或能贸易善于经营者可比”；“惟多开一矿，即多获一利”，“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第八章一节。
[11] 李光庭《乡言解颐》：《周礼》“九职任民，终曰间民。无常职，转移执事，谓佣作于人，转徙不定也”，如乡村之助工、短工等，中华书局，1982，页45。
[12] 朱泽澐：《养民》，《皇朝经世文编》卷28；《清史稿·儒林一》朱泽澐传。
[13] 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五日，《圣祖实录》卷255。
[14]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对鄂弥达的朱批，朱批奏折。以上引自《清代的矿业》，上册，页1—72。
[15] 参见高王凌：“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
[16] 参见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郑州，2003，页94—95。
[17]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在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看来，十八世纪世界史上的“共时现象”，其一为人口增长，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加强政府。
清朝政府制订劝农政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为了“经世致用”；如同官献瑶、庄存与等人，读书治学本为“通经致用”，初非为考订而考订。因此乾隆初年，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能员和循吏，积极致力于这一政策的推行。
乾隆二年九月己酉，谕：德沛在甘肃巡抚任内，声名甚好，今已用为湖广总督。伊前所奏开渠凿井、兴修水利等事，皆利益民生，爱养黎元之切务。历来督抚似此留心本计者，颇不多见。是时又有署西安巡抚崔纪劝民凿井灌田，皆“能留心民食，知本计之所当先”。[1]
是月，两江总督庆复奏：浙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应令各州县官查勘该处地方，可以植桑者，官买桑秧，分给居民种植，示以育蚕之法。得旨：农桑乃为政之本，所当时刻留心。此奏欣悦览之。
闰九月乙丑，福建巡抚卢焯疏称：闽省不知蚕织，近加劝导。并移咨浙江湖州府，拨蚕民十户到闽，教以育蚕缫丝之法，著有成效。
是月，安庆巡抚赵国麟奏：查凤阳一府，每岁收获之后，即挈妻孥游行四出，沿门觅食，习为固然。究厥根由，皆因耕织不勤之故。请严饬地方官时加劝课，务令勤于耕织。
三年十二月庚子，河南巡抚尹会一奏：臣于上年钦奉谕旨，随饬地方官责成乡地老农，多方劝谕种树，自桑柘榆柳以到枣梨桃杏之属，遇有闲隙之地，各就土性所宜，随处栽植。一年之内，实在成活之树木共计一百九十一万有余。上谕：《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二曰园圃毓草木，可以知所当务矣。
四年十一月，贵州古州镇总兵韩勋奏：向来新疆地方，小麦、高粱、小米、黄豆、脂麻、荍麦，素不出产。近年设法劝种杂粮，俱有收获。山上空地，多裁茶、桐、蜡、桕等树。苗疆向无市廛，近今兴立场市，各寨苗民商贩，俱按期交易称便。得旨：览奏，朕怀诚慰。
五年九月丙子，给事中朱凤英奏：安省庐凤地方，于秋麦小米之外，别无所种。原野萧条，百无一有。宜广植树木，以收山泽园林之利。栽桑种棉，以资纺绩。谷麦之外，兼种杂粮。
丁酉，奉天府府尹吴应枚条奏奉天应行事宜，请饬旗人学习蚕织之事。
是月，安徽巡抚陈大受奏：安省高阜斜陂处所，茂草平芜，竟成荒废。春间令民试种旱稻，现在每亩收成，竟有至两石者。明岁当令各州县，广为树艺以收地利。得旨：如此诸凡留心，甚慰朕怀也。
六年三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省城士庶相习饲蚕，上游旧无杉木，臣捐募楚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又附郭三处，俱可引水开渠，约垦田二三千亩。得旨：欣悦览之。至蚕桑树艺，尤为政之本。所当时时留心，而教民务本足用之道，均不外此也。
丁亥，云南巡抚署贵州总督张广泗奏：一、黔中无地非山，尽可储种材木。乃愚苗知伐而不知种，以致树木稀少。一、黔省自劝民养蚕以来，已经试有成效。应饬各府州厅县，酌量地方气候，从容劝导，不愿者不必勉强督责。
七年六月，署贵州布政使陈德荣奏：栽桑育蚕，惟大定、威宁地气寒泠不宜，其余各属，均设官局试养，并于省会收茧雇匠缫织。又黔山栎树，今年饲养春蚕，亦已结茧有效，似较树桑为便。得旨：此事论之似迂，行之甚难。而若果妥协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
十月，广西巡抚杨锡绂奏：民间种稻之外，不知兼种杂粮，每多旷土，责成各地方官劝种。缺乏耔种者，酌量借给。得旨：谷乃民天，应如是留心者。
十二月，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奏：黔省生齿日繁，臣等广劝耕织，本年于省城设立机局，纺织紬匹。得旨：劝课农桑，临民者第一要务，实力行之。
八年七月，吏部左侍郎署湖南巡抚蒋溥奏：湖南产米之乡，考之图经，佥云一岁再获。今再获之说，已不复觏。臣拟于明春饬令一二家试种，如果有成，小民目击再获之效，便可下年照式踵行。得旨：劝民勤农，为政之本。然亦不可欲速以病民也。
十一月丁亥，四川按察使姜顺龙奏：山东有蚕二种，不须食桑叶，散置树枝，自然成茧。臣在蜀见有青杠树一种，其叶类柞，堪以喂养山蚕。大邑县知县王隽曾取东省茧数万，散给民间，两年以来，已有成效。仰请勅下东省抚臣，将作何喂养椿蚕山蚕之法，详细移咨各省，以收蚕利。
九年三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甘省苦寒，土不宜桑，种棉纺织，概置不讲，布帛之价，贵于别省。饬行各道府督率有司，购买棉子，择地试种。其实在不能种棉地方，或雇觅工匠，教民织毼。得旨：劝课农桑，为政之本。然须以久远之心行之，所谓农事无近功，而有久长之效也。
四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咸浅沙地，虽不可种五谷，未始不宜树木。因令乡耆士民，有能劝种一千株者，给以花红示奖。州县官有能劝种二三万株者，分别记名。仍不得以欲速强民，始勤终怠。得旨：甚是之举。
五月，湖南巡抚蒋溥奏：楚南有青冈栎木等树，均可放饲野蚕。且桑蚕每岁止获利于春，而山蚕可兼收于秋。据道州知州、辰州府同知等报称，已于四月间成茧络丝，州民无不欢忻鼓舞。并载为规条一册，臣即刊刷颁发各属，令其照依领种放养。
九月，河南巡抚硕色奏：豫省开封、彰德、怀庆、河南、南阳、汝宁及汝州、陕州、光州等府州属，产有柞槲等树，可喂山蚕。近有东省人民，携茧来豫，伙同放养，俱已得种得法。其余祥符等七十九州县，不产青柞等树者，或植桑以养家蚕，或纺绵以织布疋。应就土俗民情所便，时为劝导。得旨：所奏俱悉。行之以实，不懈不扰可也。
十二月，甘肃巡抚黄廷桂奏：宁夏、宁朔等处试种木棉有收。
十年六月甲子，巡察御史和其衷奏：奉天各处，地多宜棉，而布价反倍于内地。旗民不知纺织之利，率皆售于商贾。既不获种棉之用，而又岁有买布之费，请劝喻多置纺织之具。
癸亥，编修庄存与进呈讲章内，有播种秋麦一条。著抄录寄与直隶总督那苏图阅看，令其善为劝谕百姓，广行播植。
十一年正月，江西巡抚塞楞额奏：江右山多田少，南、赣二府，种植桐梓，出产油觔，其利甚溥。请饬别府属，劝民栽植。
闰三月，陕西巡抚陈宏谋奏：陕省为豳岐旧地，西、同、凤、汉、邠、乾等府州，皆可养蚕。近令地方官身先倡率，广植桑株，雇人养蚕。并于省城制机，觅匠织缣。此次呈进之缣，即系省城所织。民间知种桑养蚕，均可获利，今年计通省增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其山东放养山蚕之法，现已令各属导民试养。得旨：兴农桑，乃为政之要务。毋始勤而终怠，毋空言而行违。勉之。
十二年二月，安徽巡抚潘思榘奏：臣饬劝农人，于路傍地隙，广植榆柳果树。再芦粟一种，宜于山地，不择肥瘠，六安州民种植甚广，土人称为六谷。又豫省红蓣，易莳多收。东省裨子，土名穇子，较高粱更耐水潦。臣俱谕令试种。并趁此农务未殷，疏通沟洫，以备水旱。得旨：此可谓留心本计。嘉悦览之。
以上所述，多是省一级大吏所作所为，如同我们曾在地方志中所见（如四川等地），县一级官吏积极劝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政府在各地的劝农行为，直接带动了国家权力的扩展，造成了对地方传统职守的突破。
乾隆二年五月，上谕，重农务本，责在有司。令以农事考课督抚牧令。[2]同月，特旨准本年新进士条奏地方利弊。[3]六月，复因“地方辽阔，事务殷繁，（牧令）势难一身遍为晓谕”，令仿《周礼》《遂师》之制，于乡民中择其熟谙农务者，每一州县，量设数人，协助县令“董率而劝戒之”，“或开渠筑埝，以备蓄泄灌溉；或树桑养蚕，以资民生利用，务使农桑之业，曲尽地之所宜”。又因地方官“久于其任，与民相亲，方能区画尽善”，令谋展宽考课期限。[4]
经济事务的职责，对地方官员一向多是名义上的，乾隆二年七月，再次申饬地方有司扩大所司职责，全面关心“留意于稼穑桑麻”。并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民疾苦，课民农桑，宣布教化，崇本抑末。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自生，而提撕易入。如此从容岁月，始可以收循良之实效，不愧为民父母之称。[5]
二年十一月，云南巡抚张允随因牧令熟谙农功者少，请定规条选举上农，以其“专司教导”，谕令通行各省。[6]两江总督那苏图请拣用废员，督劝农务。得旨：“牧民之官，课督农桑，乃第一要务”，不得“分其责于他人”。[7]
乾隆六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各州县择熟谙农务之老农，一县“不过三四人，以之劝率，势有不及”；[8]现行保甲设有村长，管牌民百户，“伊等皆谙练农务，拟将劝农一事，即责专管”；于每岁首春，传集州县，“先令将所管百户，各田土肥瘠，向收若干，造册存县，岁底核其功过”。[9]
乾隆八年六月，再训督抚率属重农，谕：养民之本莫要于务农，州县考成固应用是为殿最。而向来功令不专以此课吏者，因其事甚朴，无可炫长，其迹似迂，骤难见效；又或上司之察勘难周，有司之条教易饰，不似催科、听断、捕盗等事之显而有据也。（但不知）本计既端，末事亦次第就理，民生大有裨益，即治道亦渐致郅隆。[10]
乾隆九年，训督抚劝课州县，实行教养，复令州县“亲履田间”，深入劝导，“询问疾苦，讲求利益；度其原隰，相其泉流，审物土之宜，因闾阎之便”，兴利除害，“教养兼施”。身所不及之处，有约正、值月人等，分布四乡，代为化导，“或给之廪饩，或加之奖诱”；“务使一州一县之民，情联势合，如父子兄弟之相为扶掖，如头目手足之相为捍卫”。[11]
又令地方宣讲《上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除城中外，亦须及于集镇村庄、远方僻壤。一应有关教民谕旨，不可徒张告示，视为虚文。[12]
并令各省督抚，将历年所奉教养百姓之事，悉心条对。并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考核州县，岁终奏闻。[13]
乾隆十年，两江请“择力田淳谨者，设为乡长，专司劝戒”，“并于州县巡查到村之日，据实禀陈，年终考核”；因“教稼劝农，地方官职所当为”，未允复设专员。[14]
乾隆十二、十三年，定守令久任例，以使守令得“从容展布”，“实能为地方兴起教化，劝课农桑，兴利祛弊”。[15]
这些终使得一时之内，政府之手，伸到一些从未插手过的地方，国家干预也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十八世纪在世界历史范围出现了一些“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权力的加强。而从斯科特所说“国家的视角”观察，[16]它们皆可视为典型例证，有助于我们把近几个世纪的历史贯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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