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甲午，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班第报匣内奏摺一件，系党坝头人乞降；贼势穷蹙，及郎卡病重，差员往验。臣细阅此摺，办理殊未妥协。
傅恒恐怕已经洞中窾要，其中显然有许多不明朗的地方。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摺，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嘉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
如谓“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足见傅恒已取得高度信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所谓“共谋”，一方面是出自傅恒，一方面也是皇上自己的需要。
而清军亦已疲惫不堪。丁酉，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臣于途次，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问其在军营及打仗时，亦服此衣，甚可怜悯。此等兵临阵数次，已不得力，正可裁汰。
上谕：
金川用兵一事，朕并非利其土地人民。亦并非因御极十三年来从未用兵，欲振扬威武，成此殊功，夸耀史册也。第以贼酋私放夹坝，又骚动番境，逼近炉地。虽已驱逐回巢，未经惩创，怙恶如故。巡抚纪山奏请致讨，一面出师。朕因张广泗娴于军旅，调任总督，委以进剿之事。而张广泗初不以实在情形入告，惟妄为大言。自秋涉春，师期屡易。班第料理粮运，见伊措置乖方，迄无成效，奏请特遣重臣前往。……
而张广泗当讷亲初到，曲意逢迎，欲得其欢心。及见伊漫无成算，则转谄佞为诽议，为讪笑。又见伊大局将败，则复转轻慢为倾害，布散流言，摇惑士众，欲挤之死而攘其职。而于其种种贻误，并无一语参奏。此小人之尤。经朕于瀛台亲鞫，具得实情，是以立置重典。至蜀地民力之凋敝，贼境进取之险阻，士马刍粮跋涉输挽之艰难，从未见伊两人据实敷陈。而讷亲获罪后，始私对富成云：番蛮难办，以后不可轻举。我岂敢形之笔墨，必俟面陈。……
首先，把罪过推在了已被处斩的张广泗和讷亲身上，其次，便是为自己，而不仅仅为傅恒，寻找台阶：
大学士自请督师，仔肩重务，必不肯于进取之时，为畏难之语。但所陈奏川省可虑情形，以朕度之，尚不过十言其五耳。然即此而观，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面谕四月望前之期，更不必游移矣。
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嘓噜流匪，遇事逞凶。所赖年来秋成丰稔，小民尚有乐生之心，得以少安无事。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即如官兵经过西安，督标匪卒以牵马伺候小忿，辄持刀恣斫，伤及三人。川民疲于供亿，背负军装，徒步陟险，宁不较此更甚，……安能在在周防耶？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
因此决定，倘过四月初五，则暑雨时行，馈饷难继；若贼酋穷迫乞命，俯准纳降，亦可绥靖边徼，经略大学士即当于三五日内振旅凯还。
不期傅恒仍在“作态”，故作“积极”。癸卯，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等语。朕览之，深不以为然。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
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锺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
现在酌拨帑顷千万有奇，至动及各省留备银两，已属拮据。即使国家府藏充裕，而罄小民之脂膏，捐士卒之躯命，以供一人之必欲成功，天下其谓经略大学士何？……天下其又谓朕何？……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应如此。若再有迁延，不思转计，究将作何了局……
故谓若不听命，“朕不待至四月，必降旨召经略大学士还朝”，即使“不能擒丑虏，得巢穴”，“既有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但，这还算是什么胜利？
为免傅恒“抗命不尊”、“一意孤行”，皇帝甚至搬出来皇太后来。乙巳，谕军机大臣等：
今晨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蒙询及此事。朕以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之语陈奏。奉皇太后懿旨：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行，原为国家出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如许生命，专以供一己成名之理。……（且）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
并再次强调粮草供应之紧张：
朕若早知川省物力疲弊，地方险阻，实不肯为此举，而此番料理已未免有类孤注矣。如四月初旬……仍不过在卡撒、党坝间，迁延观衅，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而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若迟至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者，且悉以掷之蛮荒绝徼，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
四川布政使高越所奏，复及于前方运输困难：蜀中挽运军需，全资民力，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一出桃关，山路歧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戊申，上谕：
观此则川省物力虚耗，大概可见。高越虽称据实直奏，恐困惫情形，尚有未尽形之章牍者。内地民情可虞，奏凯宜速。夫以江南富庶，米价偶翔，刁民辄乘机肆恶。况川省以险僻之区，值军兴旁午之会，意外易滋事端，诚不可不亟为筹虑。前所传谕，以四月初旬为期，盖深有见于此也。
因令傅恒彼时不待奏报，即可决定撤兵：
纵使莎罗奔、郎卡未遽就缚，亦不过釜底游魂，如班滚今日耳。何足介意，亦不必穷搜矣。而得勒乌围即可谓之犁庭歼丑，足以告成功。……若待询问，奏报往返，又须经月，转益劳耗。此等机宜间不容发，朕既不能遥定，惟赖经略大学士……虚衷烛理，审机度势。[20]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辛亥，上谕：
朕阅经略大学士傅恒屡次奏报，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瘁。……所奏实不过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观，则人力之难施，大概可见。从前讷亲、张广泗若将此等情形，据实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劳费若此。此固朕上年运度驳杂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实已不容于诛矣。且如天赦、班拦等处，羊肠鸟道，备极险巇。经略大学士惟躬亲跋履，乃深悉其难。
看来皇帝已洞悉“番境道路奇险”，“处处俱有碉楼”，但尚未放弃“扑碉”之计，他还需要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经略大学士密奏，扑碉终非长策，应另为筹办。朕思贼番据险负隅，凡属要害，俱有坚碉。扑碉而外，更有何计。讷亲张广泗之罪，实在欺蔽偷安，种种乖张。至于驱兵扑碉，似未可以为非。……然亦险着。未知果能奏效否？
健锐云梯营碉楼，北京香山，清军练兵之用，《清史图典》《乾隆朝》，页49
但仍“决意收局”，前敌若无进取，甚至只派“岳锺琪坐镇炉地”（打箭炉）即可了，
（小金川）原属化外，盖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称蛮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经略大学士留兵在彼弹压，想确有所见，不专为米粮火药也。此事屡经贻误，从前马良柱连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张广泗不与，此一误也。张广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机前进，此二误也。讷亲身图安逸，不能鼓励士众，又不将实情入告，此三误也。……朕在数千里外，固不能豫烛其难，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经略大学士未履其境，亦无由深知其难，是以力请视师。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经略大学士目击身亲，所见宁不相同。……若三月内果得勒乌围、刮耳崖，尚须斟酌，若不能，则但以万人令岳锺琪坐镇炉地，加意防御，自足绥辑蛮徼。朕熟计深思，无逾于此。
壬子，复谕：
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然总因从前在事诸臣，并无一人据实入告。朕实不知其难，即经略大学士傅恒在朕前时，亦不知其难。近经朕悉心访问，经略大学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陈，朕始悉其险阻困惫，举属创闻，非意料所及。若不早为转计，日引月长，劳费无已。……此种番蛮，乃依古以来所有，上天并育并生，原置之化外，……若必以中国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天不可违，则成功岂能豫必？朕目前实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
傅恒可谓“如朕亲往”，代朕亲征，君臣之间的接近也就无以复加，
设令（大军）顿刃悬岩，军威少挫，将何以为班师之地？……究之事有难为，功有难就。兵亦人耳，以之扑碉，徒致伤生，岂遽得志？
“扑碉”之策，也就愈发可疑。甲寅，傅恒奏：
查军营习气，惟事张大其词。攻一碉伤数十百人，则云查明再报。伤贼一二人，则云数十数百，皆拖尸而去，无首级可考。一碉不过内地一户，得一户而伤人数十数百，借此报功，欺罔已极。贼碉守者七八人，敌我兵数百。攻以大砲百数，仅缺墙壁，随破随整。现恐损兵于无益之地。
丙辰，皇帝坦承了此番办理的错误：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番境之难，乃天生奇险。以朕所见，既知番境之难，即当见险而止。
碉堡，是双方争夺的中心，此时，傅恒终于道出“扑碉”之艰难，这也许是他唯一直言道出不同意见之处：
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21]
现在，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些情况。当初张广泗、讷亲的无法取胜，也就难怪了。
对于傅恒此件密奏，时人程穆衡以为其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己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22]不错，傅恒在此是使用了“下克上”的“招术”，如果说是这样，他却不是始于此时，而且较之更难觉察罢了。
戊午，皇帝进一步质疑傅恒“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谕：
自朕思之，究属险着。……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当以朕言为是。心说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
看来，此刻皇帝一方面是从各方面知悉了敌情，因而深切自责，另一方面，他还要“摆平”尚在一味进取的傅恒（也有几分是说服自己，尽管傅恒是有意为之）。而傅恒的“反行为”，似乎是越来越玩“大发”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也难中止。
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若傅恒仍不遵旨行事，将降旨将其召还：
金川水土恶薄，与内地迥殊。前据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经略大学士傅恒亦奏称番境气候不佳。观此则蛮方荒徼，非人所处也明甚。……朕今始觉悟，实悔其迟，此亦上年运度驳杂之所致也。……过犹不及，讷亲之退缩已失之不及，而观经略大学士一往之概，若执意不悟，……朕即明降谕旨，召经略大学士还京，以军事付策楞、岳锺琪等经理。
甲子，谕军机大臣等：
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据奏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一贼，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有是理乎？……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劳瘁自所不惜。不然，则以身所目击、万无可望之举，欲违其本心，勉强从事，虽愚者亦不出此。……今朕所降谕旨，名正言顺，实经再四筹酌，见其确不可移。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