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彬派出的锦衣卫如狗一样跟踪而至。王阳明知道有狗在身后，所以他每天都坐在石头上，闭目养神，仿佛和石头合二为一了。
锦衣卫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只好回报江彬：王阳明可能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没有，但王阳明的确得了病。他三次上书朱厚照，要回家养病，同时看一下入土多时的祖母。朱厚照在张永的阻拦下三次不允，王阳明在九华山上对弟子们说，这可如何是好，我现在是如履薄冰，不敢多走一步，很担心被张忠等人拿了把柄去。
弟子们说：“老师也有退缩的时候啊。”
王阳明回答：“谁喜欢身在诬陷的漩涡里！”
弟子们问他：“那您现在该怎么办？”
王阳明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直到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的到来。
乔宇本是北京民政部的副部长，因得罪江彬而被排挤到南京坐冷板凳。可能是这件事对他的打击很大，突然有一天他认定江彬要谋反。没有人相信他，他却矢志不移地向别人灌输这个信念。朱厚照南下，他捶胸顿足，认定江彬可能要在这个时候动手。可还是没有人相信他，他于是找到王阳明，说了自己的担忧。
王阳明也不太相信，乔宇就说了一件事证明自己的判断。这件事的经过如下：几日前，朱厚照和江彬到郊外打猎，某日宿营突然发生夜惊，士兵们纷纷到皇上军帐前保卫，想不到皇上居然不在军帐。找了许久，才在一个山洞找到狼狈不堪的皇上，和皇上在一起的就有江彬，江彬紧张兮兮。
王阳明没有乔宇那样丰富的想象力，不过他曾在给朱厚照的信中谈到过朱厚照南下面临的风险，朱宸濠余党还在江湖上，皇上又不肯回北京，如果真的发生不测……
王阳明不敢想下去，他的良知也没有再让他想下去，而是让他马上行动起来。1520年农历六月，王阳明集结军队在赣州郊区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演习准备期间，王阳明的弟子都劝他不要如此高调，因为张忠团伙贼心不死，搞演习就是授人以柄。
王阳明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有苦衷，我要警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打皇上的主意。话说回来，即使我不搞军事演习，那群人想找麻烦就一定能找得出来。既然横竖都是被人盯着，何必畏畏缩缩，如果有雷就让它打吧，有电就让来闪吧。”
仁者所以无惧，是因为做事全凭良知。
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一想法，王阳明作了一首《啾啾鸣》：“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抱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这是王阳明经历张忠团伙的诽谤和构陷后豁然开朗的重新认识，超然、自信、不惑、不忧的人生境界跃然纸上。
让人惊奇的是，朱厚照对王阳明大张旗鼓的军事演习毫无意识，所以当江彬向他进谗言说王阳明别有用心时，朱厚照一笑置之。朱厚照现在最迫切的想法是让朱寿大将军名垂青史。几个月前，他真把朱宸濠放到了鄱阳湖上，派给朱宸濠一群士兵，这群士兵的唯一工作就是擂鼓和挥舞旗帜。朱厚照英勇神武，身穿重甲，站在船头指挥作战，朱宸濠毫无还手之力，缴械投降。这是一场完全有资格载入史册的战事，朱厚照决心要把这件事和他当初的应州大捷写入他的人生，这叫双峰并峙。
他的这一想法给王阳明制造了难题。王阳明曾向中央政府连上两道捷音书，天下人都知道是王阳明捉了朱宸濠。现在要把这一客观事实改变，解铃还需系铃人，王阳明想躲也躲不开。
朱厚照明示张永，要他暗示王阳明，重上江西捷音书。
张永哭笑不得地暗示王阳明：只要把张忠团伙和朱厚照写进平定朱宸濠的功劳簿里，此前种种，一笔勾销。王阳明也哭笑不得，他是个有良知的人，不能撒谎。即使面对种种构陷也不愿意撒谎。
张永对王阳明的高洁品格印象深刻，他只好拿出最后一招，也是王阳明最在意的一招：如果按皇上的要求重写江西捷音书，皇上马上回北京！
王阳明片刻没有迟疑，马上按照要求重写。张永成功了，因为他知道王阳明不在乎自身安危，却在乎皇上和天下百姓。皇上在南方多待一天就多一天危险，而当地百姓也会早日解脱，要知道，皇上和他的军队每天吃喝的钱可都是民脂民膏啊！
1520年农历七月十七，王阳明献上修改版平定宁王报捷书，朱寿大将军、张忠、许泰、江彬成为功勋，王阳明屈居功臣第二梯队。
朱厚照果然说话算话，1520年农历八月下旬，朱厚照从南京启程回北京。王阳明得到消息后大松了一口气。有弟子问他：“老师您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却还心系皇上，这是良知的命令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刁，所以王阳明被问住了。
人生在世，难免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可当遇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该怎么办呢？王阳明时常教导弟子，为了自己相信的正义要勇敢去拼，不要做缩头乌龟，否则就是活千年，不过是千年的禽兽。如果王阳明知行合一，他就应该在面对张忠团伙的无耻和朱厚照的昏聩时勇敢地说“不”，他应该抗争，而不是畏畏缩缩地被人牵着鼻子走，到头来贡献了力量却没有得到荣誉，任何人的良知都不会教导他，这样做是对的。
王阳明思考了很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可以让人接受的答案：“应视功名利禄如浮云，要勇敢地去做事，不必计较事成之后的荣耀。有荣耀是我幸，无荣耀是我命，这就是良知给我们的答案。”
致良知
直到1520年农历九月前，王阳明始终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他心学的终极目标。每当有人问他应该如何成为道德圣人时，他给出的方法也只是“存天理去人欲”，但经历了张忠团伙处心积虑地谗诬构陷而能毫发无损后，王阳明的心学来了一次飞跃，这即是“致良知”的正式提出。从此后，王阳明什么都不提，只提“致良知”。
有人考证说，“致良知”早就被南宋的理学大师胡宏提出过，我们已无从得知王阳明是不是抄袭了胡宏，还是根本不知道胡宏而自创出来的，无论哪种情况，在今天，“致良知”和“王阳明”已成一体，不容置疑。
“致良知”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用良知去为人处世。按王阳明的话说则是，由于良知能分清是非善恶，所以它就是天理，致我心的良知于万事万物上，万事万物就得到了天理，于是皆大欢喜。
“致良知”的运行原理是什么呢？王阳明和弟子陈九川的一段对话是最佳的答案。
陈九川向王阳明提出这样一个困惑：“心学功夫虽能略微掌握些要领，但想寻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倒十分困难。”
王阳明告诉他：“你正是要到心上去寻找一个天理，这就是所谓的‘理障’。此间有一个诀窍。”
陈九川就问诀窍是什么。
王阳明回答：“致良知。”
陈九川问：“如何致良知？”
王阳明回答：“你的那点良知，正是你自己的行为准则。你的意念所到之处，正确的就知道正确，错误的就知道错误，不可能有丝毫的隐瞒。只要你不去欺骗良知，真真切切地依循着良知去做，如此就能存善，如此就能除恶。此处是何等的稳当快乐！这些就是格物的真正秘诀，致知的实在功夫。若不仰仗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关于这点，我也是近年才领悟得如此清楚明白的。一开始，我还怀疑仅凭良知肯定会有不足，但经过仔细体会，自然会感觉到没有一丝缺陷。”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致良知”就是“格物致知”里的“致知”，它的运行原理就是按良知的本能（能分是非善恶）指引去为人处世。
我们现在可以追溯王阳明如神的用兵事迹，他对付江西土匪和朱宸濠未败一战，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在多方面考察和大量资料搜集后，一旦定下战略就绝不更改。这恰好就是“致良知”的力量。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王阳明心学认为人心中有个能分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人不必靠典籍，也不必靠其他外在的方面来证明，良知刹那间一发作，那就是正确答案。但千万不能有第二次发作，也就是在一件事上不要反复思考，记住你面对事情时脑海中的第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最佳方案，这也就是真正的致良知。一个出色的军事家就应该致良知，相信自己良知的力量，按良知的指引做出决定，这样才不会疑虑和悔恨。
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王阳明是在1520年农历九月的哪一天提出了致良知的心学思想，我们只是知道，王阳明心学又被称为“良知学”，可见，致良知在王阳明心学中的分量。
据王阳明自己说，提出“致良知”还要特别感谢张忠团伙，如果没有他们对他进行的百般构陷使他每天都在生死一线徘徊，他就不可能在这极端恶劣的人为环境中提出“致良知”。
王阳明对良知的评价非常高，他曾在给弟子的书信中说，考察人类历史和神鬼历史，发现“致良知”三字是圣门正法眼藏，能规避灾难、看淡生死。人如果能致良知，就如操舟得舵，纵然无边风浪，只要舵柄在手，就能乘风破浪，可免于沉没。
听上去简洁明快的“致良知”真的有如此神奇？王阳明的回答是坚决的肯定，不过他也有担忧，说：“就是因为致良知如此简捷，很多人会不太重视，走向歧路。实际上，我的致良知之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真不可以轻视。”
王阳明这种担忧是必要的，多年以后，王阳明心学的衰败就是他这种担忧成了事实。我们也无从明白，王阳明怎么会把“致良知”看得如此重要，并且预见性地认为人们在学习良知学时会走歪路。
依我们之见，致良知无非是用良知去为人处世而已，这有什么难的？可王阳明却说，人人都明白，但很少有人能真的做到。一件坏事到眼前，良知明明告诉你不要去做，可无数人还是违背了良知的教导。这就是王阳明为什么说“致良知”看似简易，其实艰难的原因：知行不一。
按王阳明的意思，如果我们做每件事都按良知的指引去做，那就能获得不动如山的心和排忧解难的智慧。他在张忠团伙的非难中能安然度过，除了一点点运气外，靠的就是这种不动如山的心和排忧解难的智慧，而这两种东西，必须长时间地坚持致良知才能获得。
王阳明心学无非如此！
它难就难在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持之以恒地致良知，如果真能坚持到底，那超然的心态和超人的智慧就会不请自来。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都不能把致良知坚持到底，所以我们缺乏不动如山的定力和解决问题的智慧，烦恼由此而生。
1520年农历九月后，王阳明开始向弟子们讲授“致良知”。第二年五月，王阳明在白鹿洞书院大事声张“致良知”，并且声称，他的“致良知”学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直接从孟子而来，也就是说，圣学到孟子后就戛然而止，赖天老爷垂青，终于让他接下了孟子手中的棒子。这种说法，韩愈、程颐、陆九渊、朱熹都用过，并无创新。王阳明还煞有介事地说，他提出的“致良知”是千古圣贤尤其是孟子遗留的一点血脉。对于那些讥笑和反对他学说的人，他长叹说：“这些人顽固得很，就是滴血认亲得到证据，他们也不会相信。”
王阳明显然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孟子所谓的“良知”纯粹立足于人的情感上，也就是道德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都属于道德，属于善恶之心。而王阳明提的“良知”则除了关于道德的善恶之心外还有关于智慧的是非之心，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在王阳明弟子越来越多的同时，他的学术敌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攻击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枯禅，理由是，禅宗主张直指本心，人人都有佛性，佛在心中坐，不去心外求。而王阳明的心学和禅宗异曲同工，无一例外的，他的学术敌人都是朱熹门徒，发誓有生之年和王阳明心学不共戴天。
王阳明的反应很让这些人愤怒，他不但未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1521年农历八月回浙江余姚后，他居然肆无忌惮地扩招门徒，搞得天下人都知道浙江余姚有个王阳明在讲心学。在他的敌人看来，王阳明明知道自己的学说是荒谬的，应该痛哭流涕地向他们忏悔。可王阳明不但不知悔改，还拿圣人孟子当挡箭牌，这真是恬不知耻。
攻击谩骂王阳明的声音在整个明帝国成了学术界的主旋律，上到中央政府高级官员下至地方小吏，王阳明的敌人满坑满谷。当然，对他顶礼膜拜的人也是浩如烟海。王阳明大有不管不顾的气势，用他的话说，我只相信自己的良知，其他一概不理。
他曾和弟子们谈论过这样一件事：为什么王阳明自平定朱宸濠后，他的学术敌人像雨后的狗尿苔一样层出不穷。有弟子说，因为先生立下与天地同寿的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这应该是真理。还有弟子说，这是因为先生的学说影响力已如泛滥的黄河一发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门徒自然要站出来反抗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学说。更有人说，先生创建了动摇山河的功勋，所以尊崇先生的人越来越多，根据辩证法，那些排挤阻挠先生的人也就越来越卖力。
王阳明说：“诸位的话有道理，但并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未发现良知妙用之前，我对人对事还有点乡愿的意思，也就是言行不符。可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后，就发现只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为人处世，心情非常愉快，由此就养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讲我言行不符也毫无关系。这就是自信，真正的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良知！良知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那就去做，不必顾虑、不必计较。”
如果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的“格物致知”是王阳明心学的基调，那么，他后来提“知行合一”“存天理去人欲”则是探索模式。1520年，他提出“致良知”，由此给了王阳明心学的灵魂。到他1521年这次和弟子谈话后，王阳明心学第一次在他身上有了成果：超狂入圣。王阳明心学的主张就是要成为圣人，先要成为狂者，然后才能循序渐进，进入圣人殿堂。
所谓“狂”，就是在相信真理的前提下时刻坚持真理、践履真理，其他一概不管。或者说，和真理无关的事就不是我的菜，对于不是我的菜，我不需伪饰，只要本色表现就可以了。
王阳明年轻时就是个狂放不羁的人，坚持建功立业的真理。为了这个真理，他废寝忘食苦读兵法，不屑众人的嘲笑在饭桌上用果核排兵布阵，这就是狂。因为他本是个狂人，所以他英雄相惜，他也喜欢别人是狂人。1520年他收服王艮就是个典型例子。
王艮原名王银，出生于儒家大本营山东泰州，父亲靠煮盐维持全家生计，王艮七岁开始学习理学，四年后辍学继承父业，二十五岁时成为当地富翁。由于经济条件许可，王艮重新回归理学，他的天分和刻苦成就了他，二十九岁的某天夜里，他从梦中惊醒，浑身大汗如雨，突然感觉心体洞彻、万物一体，确切地说，他悟道了。
其实，即使朱熹本人，也不可能在四年时间里悟透理学之道，王艮的悟道只是他没有深厚的理学基础，没有基础就没有思想负担，一番胡思乱想后就很容易让自己误以为悟道了。王艮自悟道后，就四处讲学，他的讲学有个特点：不拘泥陈说旧注，而是根据自己的心理、以经证心，以悟释经。说白了，就是望文生义，但因为可以言之成理，所以他的听众越来越多。三十七岁时，王艮已在泰州声名大振，他把自己塑造成超级特立独行的人物：按古礼定制了一套冠服，帽子叫“五常冠”，取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义，衣服是古代人穿的连衣裙“深衣”。穿戴完毕，他捧着笏板，行走时迈的步子经过精致的测量，坐时一动不动，和死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还有气息。
王艮还有一特立独行之处，就是嗜酒、嗜赌如命。1520年他到江西挑战各路理学大家并且百战百胜。他最后狂傲地宣称，天下没有人可以当他的对手。当有人告诉他，江西有个叫王阳明的在学术上很厉害时，他冷笑。
王阳明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后，派人隆重地去邀请。王艮没有时间，他正在喝酒赌博。王阳明不停地去请，王艮不停地在喝酒赌博。
王阳明的弟子劝王阳明：“这种人还是算了，他既然不想来，强求不得。”
王阳明说：“据说这人很有‘狂’气，我非要他来见我不可。”
弟子们问：“难不成去绑架他？”
王阳明笑了笑，找出几个学习能力强的人专门学习喝酒赌博。这几名弟子学成后就跑到王艮面前，先是喝酒，把王艮喝得大醉三天，又和王艮赌博，王艮输得一塌糊涂。王艮大为叹服，对方却告诉他，我们不是自学成才，而是有名师指导。王艮问是何人，他们就把王阳明的名字告诉了王艮。
王艮大吃一惊，说：“想不到王阳明这老儒还会这些东西。”
这些赢家就说：“我们老师非腐儒，而是能灵活变通的圣人。”
王艮打了几个酒嗝，推开牌局，说：“那我要去见见他。”
王艮戴上了他的复古帽，穿上了他的非主流衣服，捧着笏板来见王阳明。二人开始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王阳明：“你戴的是什么帽子？”
王艮：“舜帝的帽子。”
王阳明：“穿的什么衣服？”
王艮：“春秋道教创始者老莱子的衣服。”
王阳明：“为什么穿这样非主流的衣服？”
王艮：“表示对父母的孝心。”（舜和老莱子都以孝著称）
王阳明：“你的孝道贯通昼夜吗？”
王艮：“当然。”
王阳明：“如果你认为穿这套衣服就是孝，那你脱掉衣服就寝时，你的孝还在吗？”
王艮：“我的孝在心，哪里在衣服上！”
王阳明：“既然不在衣服上，何必把衣服穿得如此古怪？你是想把孝做给别人看？”
王艮：“……”
王艮：“咱们来谈谈天下大事吧。”
王阳明：“君子思不出其位，天下事可不是你这样的人应该管的。”
王艮狂傲道：“我虽是个草民，但尧舜君民之心，没有一天忘记过。”
王阳明：“当年舜是平民时在山中和野兽玩乐，快乐得忘记了还有天下这回事。”
王艮：“那是因为上有尧这样的圣君。”
这回轮到王阳明答不上来了。王艮说得对，上有尧那样的圣君，作为平民的舜才没心没肺地忘记还有天下这回事。可如果上有朱厚照那样的混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平民，是否还应该没心没肺呢？
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和王艮在后者着装上的谈话已经透露了王阳明“心即理”的心学核心，而王艮的回答恰好符合了这个心学的核心。王阳明发现，这是一个可塑之才，大喜之下，连忙给王艮脑子里灌他的心学思想，从“格物致知”谈到“诚意”，再谈到“存天理去人欲”，最后谈到“致良知”。王艮听得一愣一愣的，深深拜服。王阳明最后说，其实你已有了“狂”的灵魂，但有点跑偏，你应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得到“狂”的真谛，这就需要你致良知。你的名字“银”边是个金字，金乃狂躁流动之物，把它去掉，名为王艮，字“汝止”。这是提醒你自己：要静止，不要太流动。
王艮同意王阳明的见解，从此专心地学习起心学来。王阳明后来说，我收服王艮比我平定朱宸濠还有满足感。但也正是这个王艮，后来把王阳明心学的这只巨舟驶入狂傲不羁的禅宗海洋，让王阳明心学的敌人们有了攻击的话柄，从而导致了心学在明代被围剿，直致没落。
当然，这是后话了。
从王阳明的角度来看，王艮犯的致命错误就是，全力渲染良知的效用，而不注重光明良知。王阳明说，因为我心中有良知，良知能辨是非善恶，所以我只要按良知的指引去做事就一定符合天理。问题是，良知能分是非善恶，是因为良知光明。如果良知不光明，在是非善恶上，它的作用就会微乎其微。王阳明一直主张，你固然有良知，可别人也有良知，只有大多数人的良知认定同一件事是对的或者错的，那才叫心即理，否则就不是。
王艮和他后来的弟子都有这样的思路：良知告诉我，五花肉好吃，那不管什么场合面对什么人我都吃。可如果我们面对穆斯林时吃猪肉，那就是大不敬，这种行为就不符合天理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良知分清的就不是“是”或者“非”，它完全拧了。
不过这大概也不能怨王艮，王阳明在对待良知能分清是非的问题上，也刻意强调良知的作用。曾经有个叫杨茂的聋哑人向王阳明请教如何对待“是非”，王阳明用笔和他交谈。
王阳明：“你的耳朵能听到是非吗？”
回答：“不能，因为我是个聋子。”
王阳明：“你的嘴巴能够讲是非吗？”
回答：“不能，因为我是个哑巴。”
王阳明：“你的心知道是非吗？”
杨茂兴奋起来，手舞足蹈，拼命点头。
王阳明最后写下这样的话：“你的耳朵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口不能说是非，又省了多少闲是非；你的心知道是非就够了。”
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人人心中都知道“是非”，但耳朵不听是非，口不说是非，那也不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他已进入狂放不管不顾的境界，其实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至少他在良知指引下的狂放境界就不能绝对地解决下面的问题——对朱厚照的评价。
伟大的杨廷和
人人都知道王阳明在平定朱宸濠中居功至伟，人人也都知道，王阳明最终闹了一场空。他的全体弟子都为他抱不平，但无济于事。甚至是退休在家的杨一清也为王阳明抱不平，也无济于事。整个1520年，王阳明成了一把扫帚，扫完朱宸濠这堆垃圾后就被人放到墙角，中央政府所有高官显贵都故意不想起他。
1521年农历三月，王阳明的光明时刻看似到来。因为朱厚照死了，环绕在他身边的垃圾群如冰山消融，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江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