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苏说：“肯定啊，咱二人根本就不想反，或者可以这样说，咱二人一直在等着朝廷出个明白事理的官员来和咱们谈谈。”
王受说：“据我所知，我总感觉王阳明这老人家还不错。”
卢苏说：“我觉得也是。”
两人最后说，派个不重要的人去和他谈谈。
王阳明热情地接待了王、卢二人派来的不太重要的人。这人带来王、卢二人的意思：我们早就想放下武器，回归祖国的怀抱，可有许多官员总是欺诈我们，我们的好多同道中人放下武器后会遭到屠杀，或者是我们提出的很多改善我们自由的条件被漠然置之。
王阳明要王、卢二人放心，送走这位使者后，他就命令湖广部队回老家，只有广西一支没有规模的部队驻扎在南宁。
王受欢喜地对卢苏说：“王阳明这是真心实意啊。”
卢苏想起王阳明在江西对池仲容的所作所为，谨慎地说：“还是看看再说。”
王阳明知道他们在犹豫，所以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免死牌，声称这要他们投降，既往不咎，并且要给他们理想的生活。
王受催促卢苏，咱们的架子也摆得差不多了，不能让人家王大人以为他是在热脸贴冷屁股。
卢苏想知道王受的想法。王受说：“咱们还能等人家上门来劝降？应该主动去投降啊。”
卢苏沉思了一会，有了主意。他传信给王阳明：我们可以去南宁，但南宁的防务要我们来维持，诸如城上的士兵，衙门口的站岗卫兵，还有南宁城中的巡逻队。
王阳明的弟子、广西省的高级官员王大用失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换防吗？万一他们趁此机会向咱们动手，咱们可就是瓮中之鳖。”
王阳明教训他：怎么可以把别人想得那么坏，你的良知呢？通知他们，就按他们的意思办。王阳明最后又看着各位官员，一字一句地说：要干净地办，不要耍小动作。
1528年阴历二月中旬，王受和卢苏再把南宁城的部队都换成自己人后，慢慢地进了南宁城。卢苏发现眼前的南宁城和他想象中的不一样，街道被打扫过，还洒上了清水。街市繁华，行人如流。王阳明在南宁的临时衙门口张灯结彩，像是在欢迎贵客。他远远地就看到衙门口的卫兵是他的人，在整个南宁城的武装部队中，他没有见到陌生人。这回，他彻底放下心来。他想的是，即使和王阳明谈砸，就凭他在南宁城中这么多武装部队，他和王受也能全身而退。
王受很开心，他看到此情此景时，当即确定从前在刀口上的日子已经成了遥远的噩梦，新生活的曙光已经越过地平线正照耀着他的心。在南宁衙门门口，他和卢苏停下来，按之前二人的约定，随从们把他们反绑，并在两臂之间插上一支荆条，这就是失传多年的“负荆请罪”。
王阳明坐在上面，仪态威严。王受和卢苏跪在地上，请求王大人对他们的过失进行责罚。王阳明对二人说，本来你们主动来降，不应该责罚你们。可是，你们造反是事实，违法乱纪，冲击政府，这是有罪，如果不惩罚你们，会让更多的人抱有侥幸之心，所以，我要惩罚你们。
王受和卢苏吃了一惊。王阳明马上接着说，你们可穿上生平最厚重的盔甲，让我揍你们二百军棍。
说完就让人托着军棍给二人看，二人险些乐出来：军棍是空心的，好像一根半死不活的竹子。对于这一明目张胆的“造假”，二人开心地同意了。他们穿上厚重的盔甲，由于不能走路，所以被人抬到王阳明面前，二百“军棍”执行完毕，王阳明走下来，命人把他们的盔甲脱掉，拉着二人的手说：“两位深明大义，对我深信不疑，我真的很感动。既然二人对我如此真心，我也就不客气了，有件事需要二人帮忙。”
王受激动得手直抖：“王大人但说不妨，我哥俩万死不辞。”卢苏用眼神支持王受的话。
王阳明点了点头说：“很好，我希望二位能帮我稳定广西。”
王受拍着胸脯说：“这事包在我哥俩身上。我二人有武装部队七万，能扫平一切王大人要扫平的人。”
王阳明笑着摇头：“你们呀，我之所以招安你们就是想让你们过平静的生活，让你们离开血雨腥风的战场，怎么可能会再把你们推到沙场上去呢。”
卢苏疑惑不解：“那王大人如果让我帮你稳定广西？”
王阳明再笑道：“很简单，解散你们的部队，回家安分守己地过日子，这就是帮了我最大的忙。而且我答应诸位，官府一定不会再发生欺压你们的事。”
二人恍然大悟，跪拜王阳明。
王阳明仅凭几封信就把广西最大的叛乱武装化解得无影无踪，这种能力在当时已知的世界上，恐怕只有王阳明才有。
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广西，王阳明的战场不在外而在心上。他最擅长的实用心理战既简单也不简单。说他的心理战简单，不过是用真情实意感动对手，或是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招数让对手晕头转向，然后发出致命一击。说他的心理战不简单，是因为他的心理战表面上看没有规律可循。什么时候该用招抚，什么时候该采取军事行动，看似随心所欲，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复杂的分析过程。
对于王受和卢苏的情况，王阳明曾做过多方面的材料收集和分析。最终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二人并无野心，而且是无法忍受当地政府官员的欺压才奋起反抗。当他们具备一定实力后，也没有再扩展，这就足以说明，他们的本心还是倾向于和政府谈合作。他们的良知依然光明着，心肠没有变成铁石，对于这类人，用招安就最合适不过。而对有些冥顽不灵的人，比如江西叛乱大佬池仲容，就毫无效果，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虚虚实实的军事打击。
王阳明的一位弟子对老师这次不费一兵一卒、不发一箭一矢就解决了思恩、田州的事夸张地评价说：这比多年前大禹治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的确刚刚开始，因为“平”和“定”是两回事，王阳明现在只做到了“平”，怎样才能让南宁地区“定”，这才是关键。
他把当初向中央政府提交的治理思、田方案迅速执行：第一步是改流为土，让当地有责任心和能力的政府官员担任军政一把手，让类似王受和卢苏这样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军政二把手和行政秘书。这样一来，军政大权在政府手里，而少数民族因为参政获取了荣誉感。双方互相监督互相砥砺，其乐融融。
第二步，把“十家牌法”在广西如法炮制。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拯救人心，通俗的说法就是思想教育。世界上最不稳的就是人心，只要人心静了，世界也就静了。百姓心中有了道德基石，才能遵纪守法，才能做个好人。普及伦理道德的场所在学校，王阳明自己出钱兴建学校，邀请百姓免费来听他和他弟子们关于良知的讲课。
据他的弟子后来说，南宁百姓听了王阳明心学课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洗礼，对自己从前浑浑噩噩的日子直唾弃，决心此后为人处世必以良知为师。
王阳明心学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传播开，缘于心学的简易明快，更缘于王阳明在教学方法上的理念：因材施教，不以主观凌驾别人，顺着对方的思想。用心学术语来讲就是“不执”。
下面这件事就是证明。
田州城外河边有块怪异巨石，形状如乌龟，更使人惊奇的是，“乌龟”静卧不动时，田州太平无事，当它如长了脚远离河边时，田州就有刀兵。这有事实为证，岑猛造反前，“乌龟”很老实地待在河边；岑猛作乱不久，“乌龟”就离开了河边；岑猛被平定后，“乌龟”又神奇地回到河边；王受和卢苏造反时，它又离开了河边。王阳明招降了王、卢二人后，大概是乌龟的信息不灵，所以还没有回到河边。
当地百姓都确信一件事：这块石头是治乱的风向标，他们都希望这块石头永远待在河边，不要跑来跑去，背后的意思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动乱。
这当然是典型的迷信，不过王阳明却认为这是当地的传统，他没有理由不尊重别人的传统。所以当百姓来请他对付那块石头时，他煞有介事地在河边举行了一场巫术表演。
这场表演的步骤是这样的：首先把石头抬回原处，然后他趴到石头上假装和石头谈话，再然后又假装听石头说话，最后他站起来指着石头大喝一声：“你敢作乱，不怕我毁了你？”
说完，就命人取来纸笔，写下：田石平，田州宁，千万世，巩皇明。然后让人把字刻到“乌龟”身上，百姓们被这场面震住了，坚信王阳明已经搞定了这个祸害，顿时欢呼雀跃。
王阳明能搞定“神龟”，却搞不定自己的身体。在南宁操劳四个月后，1528年农历六月，他一病不起，万不得已要出去办事必须要躺在宽大的轿子里。他向中央政府提出退休的要求，桂萼死活不同意，要王阳明必须在安南的事情上给他交代。
王阳明情绪低落地对弟子们说：“广西要成我葬身之地啊。”
弟子们安慰他：“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渡过难关。”
王阳明摇头叹息：“生死关容易过，可心上的关却难过。”
弟子们问原因。王阳明说：“桂萼让我进攻安南，这是异想天开，他只分析了别人的缺点，却没有检讨自己的缺陷。安南的确在内乱，可广西全境有几处是安宁的？如果我不照他的做，这次广西之行的功劳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我照他的做，可能会引起更多事端。”
有弟子疏阔地说：“那咱们就回余姚，管他什么桂萼和吏部！”
王阳明听到这句话，怦然心动。如果不是发生了下面这件事，他可能真的就提前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回余姚了。
这件事和两个地名有关，一个是断藤峡，另外一个是八寨。
雷霆扫穴
断藤峡原名为大藤峡，位于广西桂平境内浔江两岸，注意，是江的两岸。两岸之间有一条粗藤，身手敏捷的人可以攀附着这条大藤来回两岸。浔江两岸高山夹峙，山势巍峨，犬牙交错，尤以大藤两岸附近的地势最为险峻恶劣，是为大藤峡。
明帝国第七任帝朱祁钰（景泰帝）在位时，此处发生了以侯大苟为首的大规模瑶族叛乱。他们把大藤峡当作基地，并建立数个寨子（军事据点）巩固基地。由于此地易守难攻，所以政府焦头烂额。大藤峡叛乱的同时，八寨（广西红水河南岸的思吉、周安、剥丁、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八个寨堡）也凑热闹般地和政府势不两立，一时之间，广西境内烽烟四起，民不聊生。
1465年农历十一月，中央政府派官员韩雍到大藤峡剿匪。韩雍文武双全，带领十万人马进入广西，以秋风扫落叶的气势一鼓荡平大藤峡匪患，当他视察胜利战场时发现了那根藤，他认为这根藤是不祥之物，于是命人砍断，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接着又扫灭了八寨之贼，凯旋而归。
韩雍离开广西时，曾向中央政府建议说：“瑶人的性情，最不喜欢面见官吏，最鄙视官吏。如果还像从前那样以流官镇抚其地，肯定还会产生动乱。我以为应该用当地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首领作为他们的父母官，不必去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必用我们的伦理去要求他们，让他们自治，只要不闹事，制度是可以改变的。”
韩雍的建议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执行，因韩雍的政策，断藤峡安静了四十多年。韩雍提出的政策的确有优点：减少了政府官员对当地瑶人的欺压，让瑶人自己治理自己，充分尊重了他们的权利。这是一种变相的民主。但也有显著的缺点：由于管理者本身就是瑶人，同宗同族的原因，他会在很多地方偏袒本民族的人，律例不能很好地执行，自然而然地就养出了一群刁民。这群刁民不务正业，靠着政府对他们管理上的松懈就做起了盗匪。
由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联合不作为，这群盗贼胆子越来越大，1510年，那根大藤被他们衔接上，于是“断藤峡”就成了他们的基地，盗贼们很快就控制了浔江上下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寨紧跟其后，也死灰复燃，广西境内又成了百姓痛不欲生之地。
让人奇怪的是，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把断藤峡盗匪当成一个重要事情来谈。即使是王阳明来广西前，也不知道广西境内居然还有这样一股力量雄厚的土匪。
1528年农历七月初，王阳明在南宁和一群当地的士绅聊天。士绅们首先对王阳明能还他们南宁一个太平世界感恩戴德。不过之后，他们就陷入惆怅。王阳明就问原因。他们对王阳明说，对广西而言，田州叛乱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让百姓生不如死的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他们好像人人都有反社会倾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简直是天理难容。
王阳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倾听老士绅们的倾诉。当老士绅们走后，王阳明两眼茫然、沉思不语。许久，他的弟子才轻轻地打断他，问：“老师在想什么？”
王阳明叹了口气，说：“我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弟子又问：“是否是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
王阳明点头，剧烈地咳嗽了一会儿，说：“不解决他们，我良心不安。”
弟子急了：“您的身体都这样了，还是赶紧回余姚休养吧。况且，中央政府也没有让您解决这两处的盗贼。如果您擅自做主，恐怕会被人抓住把柄攻击您！”
王阳明看着弟子，笑了笑：“我只凭良知做事，管不了什么规定不规定。我的良知告诉我，这两处的盗匪必须解决掉，这就是天理。我怎么可以逆天理而行。”
“可您的身体啊！”弟子们焦急起来。
王阳明摆了摆手：“不要紧，如果进展顺利，一个月足够了。”
王阳明说干就干，他召集广西方面的所有高级官员，包括新归附的王受和卢苏，研究解决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计划。
广西省省长（布政使）林富是王阳明的狱友，王阳明当初被刘瑾扔到锦衣卫大牢中，林富也因得罪刘瑾在里面关押。林富就给王阳明讲《易》经，两人从此结下深厚友谊。林富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王阳明，对王阳明的用兵如神印象深刻。尤其是他亲眼见到王阳明不费一兵一卒就降伏了王受和卢苏后，更是叹服王阳明的能力。所以他的意见就是：一切听王阳明的。
王受和卢苏的意见是，应该招抚他们，这缘于他们是同类。广西副省长（参议）汪必东认为应该剿抚并用，这是说起来最容易的办法，也是最不容易见效的办法，因为立场不坚。
王阳明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后，对众人说，无论是八寨还是断藤峡的盗匪，都被政府招安过，可他们屡降屡叛，已丧失了重新做人的想法。对付诸如此类良知被遮蔽的人，用招抚的办法只能让他们登鼻子上脸，认为政府好欺负，所以只能用剿。这正如花园里长满了杂草，谁也没有能力让它们变成花，必须毫不犹豫地铲除，还花园一个干净世界。
另一位广西省副省长（广西按察使）、王阳明最忠诚的弟子王大用拿出了他的方案：先攻断藤峡，后攻八寨，这叫先难后易。
王阳明不认可。他说，八寨是两广地区的心腹之患，断藤峡只是外疾。八寨是该地区盗贼的源泉，断藤峡不过是羽翼。先攻断藤峡，八寨自会顽强死守，我们消耗不起。所以，要同时出击。
众人大惊失色。因为此时王阳明能调动的部队只有一万五千人，还包括王受和卢苏未遣散的杂牌军。没有人知道断藤峡和八寨盗匪数目的确切数字，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断藤峡和八寨的盗匪数量绝不止一万五千人，而他们又有地利，也就是说，王阳明的兵力显然处于绝对的劣势。
有人拿当年韩雍剿灭断藤峡的例子来说明，韩雍动用了十几万部队，经过一个多月强攻才消灭断藤峡盗匪，王阳明的确比韩雍厉害，可还不至于厉害到这个地步：用低于韩雍十倍的兵力去同时攻击两个断藤峡！
王阳明并未把这看成是了不起的障碍，因为他有剿匪的超级武器：不靠谱。用军事术语来讲就是：虚虚实实，进示以退，攻示以守。总之，就是先把你弄得晕头转向，在你神经错乱时，他发出致命一击。
王阳明开始使用他的超级武器。他当初来广西时，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早就闻听过他的大名，所以马上紧张起来。由于过度紧张，他们紧闭寨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作息时间极度不规律，大白天坐在椅子上就开始出现幻觉。一个多月后，他们听说王阳明不发一箭就收服了王受和卢苏，更变得神经质起来。断藤峡缺粮多日，他们也不敢下山抢劫，只靠山中有限的植物充饥，又一个多月后，他们两眼通红，几乎成了兔子。
再过一个多月后，他们探听到王阳明正在南宁办学，才放下心来。按他们有限的智慧，他们以为王阳明来广西只是对付田州，解决了田州后，王阳明就会拍拍屁股走人。于是，他们又活跃起来。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制订了对付他们的计划后，开始放出消息：他要在五日内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军事行动。盗贼们又恢复紧张，五日过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们去打探王阳明的情况时得知，王阳明正在养病，而且已得到可靠的情报：王阳明正准备回浙江休养。盗贼们大都一根筋，马上就相信这是真的。而即使稍有头脑的人也会相信，王阳明已是个卧床不起的病夫，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对付他们。
几天后，盗贼们又得到消息说，王阳明来广西的确就是对付田州贼的，他的任务栏里根本就没有断藤峡和八寨。盗贼们彻底放下心来，为了犒劳自己多日以来绷紧的神经，他们大肆庆祝，守卫松懈到了平时水平线以下。
王阳明向早已部署完毕的两路指挥官发出了总攻令，这两路部队都在八千人以下，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断藤峡和八寨的边缘。第一路指挥官林富，攻八寨，王受和卢苏担任主攻。第二路指挥官汪必东，攻断藤峡，王大用担任主攻。
八寨战役第一个打响。王受和卢苏率领一大批敢死队猛攻八寨的前哨石门。石门不仅是八寨的前哨阵地，还是八寨的门户。拿下石门，八寨的防御指数就会急速下降。所以，石门是个很难啃的骨头。由此可以知道，王阳明安排王受和卢苏主攻石门的意图：二人刚归顺，急需立功献上投名状，所以必然倾尽全力。尤为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王阳明剿匪智慧的体现：以贼攻贼，因为贼最了解贼。
王受和卢苏果然不负众望，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敲开了石门。指挥官林富把部队推进到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前。王受和卢苏依然担任主攻，但对手的抵抗很有质量。林富按王阳明事先的指示，一面命王受和卢苏继续进攻，吸住敌人的兵力，一面分兵从侧面进攻。八寨的第一个寨子很快被攻陷，如同起了连锁反应，八寨的其他寨子虽然进行了有效抵抗，可由于神兵突降的震慑力把他们吓傻了，只是抵抗了一会儿，就纷纷缴械投降。
八寨战场进入尾声时，断藤峡战场刚刚开始。汪必东完全按王阳明的指示指挥战斗，实际上这次战斗方略王阳明模仿了韩雍，首先是用人猛攻，然后是放火烧山。当时是七月，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如你所知，一旦放起火来，就是浓烟滚滚，断藤峡如陷于烟雾迷茫的妖魔世界，伸手不见五指。
作为主攻，王大用并未发挥超绝的能力。他本是文人，没有在战场上历练过。王阳明用他作为主攻，原因不明，大概是想让他在“事上练”。可一个从没有经历过刀光剑影的人，突然把他扔到战场上磨炼，显然高估了人心的力量。王大用的主攻迟迟不能产生效果，但攻击部队的偏师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很快就攻破断藤峡的前哨，并且用火箭和长矛开路。战斗进行到一半时，王阳明派人送来口信，说八寨方面已结束战斗，并且要嗓门大的士兵齐声高喊。
这是心理战，立竿见影。断藤峡盗贼一听八寨的同志们已经被全歼，原本就并不坚强的抵抗意志瞬间瓦解，他们一直向山顶溃逃，哭爹喊娘。然而他们是幸运的，王阳明不是韩雍，没有用残酷的方式对付他们。王阳明同意他们的投降，只要放下武器，王阳明的部队都会优待俘虏。
断藤峡战役虽然不是最先开始，却是最先结束的。当断藤峡战役结束时，八寨最后的据点仍在顽强抵抗，尤其是他们看到断藤峡方向浓烟滚滚直冲霄汉时，更坚定了困兽犹斗的决心。他们以为王阳明放火烧山，像是烧荒一样把他们的同志都烧死了。他们也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不可能得到宽恕，于是在临死前发挥全部力量，抱着“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格言玩命搏斗。
人在绝境之中的奋力一搏会产生奇迹。林富发现在他们改守为攻的情况下，他的攻击部队先是停滞不前，接着就是后退，即使是王受和卢苏带领的敢死队也只能被迫转攻为守。
林富虽然没有慌，可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突变。王受和卢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们扯起震天动地的嗓门喊道：“杀啊！”“冲啊！”“完事回去吃肉啊！”在这种充满激情的口号煽动下，政府军先是顶住压力，然后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最终，完全把敌人的气势压垮。
王阳明继续扩大成果，命令所有部队全力扫荡各处巢穴的盗贼。决战只用了一天，而扫荡却用了一个多月。1528年农历八月，王阳明宣布，断藤峡和八寨盗贼已全部消灭。这是两场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战役，虽然纯粹从军事上的战果来看，王阳明的部队只消灭了三千人，成果可怜兮兮，但如果我们对断藤峡和八寨，以及对王阳明这次用兵的成本稍作了解后，就会发现王阳明不是进行了两场战役，而是进行了一次奇迹的创造。
自明帝国以来，两广的稳定与否主要取决于安南和八寨、断藤峡是否平静。尤其是广西，由于多山多洞的复杂地理，一旦有盗贼作乱，必然就是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明帝国政治清明时，政府是有力使不出，政治不清明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断藤峡和八寨的叛乱一直隐隐约约地存在，两广所以能局势表面上稳定，全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尤其是没有和安南联合，一旦他们内外联合，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八寨是两广心腹之患。
八寨之贼也曾被明军反复征剿过，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唯一的一次成功发生在朱见深时代，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岑瑛带领他的本族部队和政府派遣的雇佣军联手攻寨，而成绩也很寒酸：斩杀二百余人，仍未斩草除根。
如果对明帝国中后期的军事制度不了解，就会认为无论是韩雍还是岑瑛，所耗费的钱财只是单纯的军费开支，其实绝不是这样的。
明帝国在军事上的“卫所制”在朱棣后期已经失效，原因很简单：卫所制是朱元璋指望军队能自给自足，不必靠帝国的财政过活。所以，身在卫所制的士兵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训练时间非常少，再加上卫所长官们对士兵的压迫和剥削，所以卫所士兵逃亡的情况非常严重。有数据表明，很多卫的规定人数是5600人，但实际上真正的士兵不足此数的一半。
1449年，朱祁镇（明英宗）带领从卫所抽调出来的帝国主力四十万人去迎击蒙古兵团，最终在土木堡被全歼，这件事证明了一点：卫所制培养出来的士兵已不能打仗。朱祁镇之后的朱祁钰（景泰帝）在民族英雄、兵部尚书于谦的建议下，改革军事制度，但收效甚微。于是，政府采用了另外一种方式让军队更富有战斗力，那就是雇佣制。各地方组织民兵，一旦有战事，就雇佣他们上战场，当然，政府雇佣他们不是给他们现钱，而是抵消他们本该缴纳的赋税。还有一种雇佣军则是少数民族武装，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有人建议使用的广东狼兵就是少数民族武装。先前韩雍剿匪动用的十几万兵力除了卫所提供的少得可怜的兵力外，其他都属于雇佣军，比如河南的精于使用匕首的爬山高手，各地强悍善战的矿兵，善于使用长棍把人当成狗打的山东兵，单兵作战能力强的佛教寺庙的和尚，福建泉州的拳师。很明显，这个成本相当大。
再看王阳明。王阳明所动用的兵力共为一万五千人，这里还有王受和卢苏的几千人。而这一万人是他用来平定田州和思恩的，也就是说，纵然这一万人是雇佣军，他们已经领了工资，而且田州和思恩的战役并没有打响，王阳明是顺水推舟，二次利用，除了必需的军费供应外，王阳明没有费国家一文钱。与韩雍相比，王阳明就是在创造奇迹。
几个月后，当王阳明的报捷书传到北京时，高级官员霍韬用对比的方式对朱厚熜说，王阳明在断藤峡与八寨之战中为朝廷省了数十万的人力、银米。他的前任（姚镆）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又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战死、得瘟疫而死的官兵若干万，可如此巨大成本的付出换来的却是田州不到两个月的安宁。王阳明的作战成本已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且把八寨、断藤峡这样的积年鬼树连根拔起，纵然是神仙下凡，恐怕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吧。
王阳明在广西没有考虑作战成本的问题，他病怏怏地投入到善后工作中。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同意他所提出的处置八寨、断藤峡的意见。第一、把广西的一处叫南丹的卫所迁到八寨，震慑当地的刁民；第二、把思恩府城迁到轩豁秀丽、便于贸易的荒田，这是希望当地百姓从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不封闭，就不会乱想；第三、调整基层布局，要各地的县长深入乡村。这个办法和朱元璋的政策是抵触的。朱元璋对基层的政策是：乡村可以完全自治，县长和县长的吏员们不许下乡村。他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不允许地方官员骚扰百姓。可问题是，广西这地方的百姓受到的教化不多，朱元璋希望全靠乡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教化百姓而高度自治显然不适用于广西乡村，所以王阳明认为应该让县长的权威抵达乡村，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让王阳明死不瞑目的是，他的这三条建议都未被中央政府采纳。实际上，他对广西地方行政管理层面的建议根本没有人关心。王阳明在和广西官员接触了几个月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些官员集体素质不高，无论是道德还是行政能力，都难以在广西这个复杂的地方担任要职。他希望中央政府能把各种人才派到广西来，而中央政府对他的提议置若罔闻。王阳明离开广西前，让林富和王大用暂时分别代理军事长官（都指挥司）和行政长官（布政使），可他也知道，这二人是道德有余能力不足。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一方面，广西再无可用之才；一方面，他已没有气力再培养人才。他必须离开广西，回浙江，最好能去趟北京，见见他从未谋面的那个神秘的皇上。
追忆祖先
1528年农历九月，王阳明已决心离开广西。一方面，他认为在八寨、断藤峡的善后工作已经做到位了；而最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他的生命已近尾声。在他给皇帝朱厚熜的一份辞职信中，他以平静的笔调诉说了他每天要面对的肉体之苦，而我们读来却是异常伤感。从这封辞职信中，我们知道了下面的事。
从浙江余姚启程时，王阳明的肺病就已严重恶化，夜里持续的咳嗽而无法入睡，脸色越来越难看，青黑得犹如鬼魅。以今天的医学角度看，他可能已是肺癌早期，或是中期。除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肺病之外，王阳明在江西剿匪时又染上了炎毒。炎毒又加重了他的肺病，使剧烈的咳嗽和他形影不离。只有在凉爽季节，他的咳嗽才会好一些，如今来了广西，更是雪上加霜。
王阳明从余姚来广西时，曾带了一位医生。想不到这名医生来广西才一个月，不但没有伺候好王阳明，反而自己先因水土不服而病倒。医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可他王阳明不成。炎毒持续发作，导致他遍体肿痛，咳嗽成了他呼吸的一部分。在从浙江余姚出发前，他的脚因为长了疮而无法走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喝几勺粥，稍多一点就会呕吐腹泻。
王阳明就是用这半条命上岩入洞，穿越瘴气逼人的森林，确定了他在广西的一系列方针。然而，他将用这半条命换来的方针政策送交中央政府后，得到的却是杳无回音。从他招抚王受和卢苏的1528年农历二月开始，他持续不断地向中央政府递交他的方略，可直到本年九月，才得到一个回复：朱厚熜送来了奖状：田州的事做得很好，奖你五十两白银。而对于其他的方略申请，朱厚熜和内阁只字未提。
王阳明在辞职申请中说，他实在没有力量再在广西多待一天，现在的他一直在船上静卧，他希望中央政府能尽快批准他的请求。
让人气愤的是，仍然没有回音。
就在他等待中央政府的意见时，他支撑着病体在弟子们的守护下参观了伏波庙（东汉马援庙）。他年轻时曾在梦中来过广西南宁，并见到了这位平叛英雄的庙，如今亲眼所见，不禁想起自己轻狂的少年。那时，他的血液始终沸腾着，萦绕在心的只有建功立业。他渴望血战沙场，保卫边疆。他仍然钦敬马援，可总有那么点苦涩的味道。自他1516年走向战场后，他已建下了遮天蔽日的功勋，完全实现了“建功立业”的理想，然而他一点都不开心。他发现建功立业远不如他对建功立业的想象带来的快感大，他一方面要对付战场上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对付他所效忠的中央政府的敌人，心力交瘁。用他的话说，如果不是有心学支撑，他早就撒手人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