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8年农历十月的某一天，他到增城（今属广东）祭祀了他的一位祖先，这位祖先叫王纲，曾为朱元璋效力，后来到两广剿匪，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这位祖先的塑像，王阳明第一次有意识地踏进了回忆祖先的河流。
王阳明的祖先可追溯到晋朝名人、孝悌楷模王览。王览和亲爹、亲妈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王祥生活在一起。他的亲妈经常对王祥非打即骂，王览总为哥哥解围。有一次，他的亲妈在酒里投毒，准备谋害王祥。王览事先得知消息，从他哥哥手里抢过酒杯满眼含泪要一饮而尽。他的亲妈惊慌地夺下酒杯，发现了王览的苦衷。从此后，这位母亲奇迹般地变成了慈母。
朝廷知道这件事后，就任命王览为禄大夫（政府名誉顾问），王家成了官宦人家。多年之后，王览的一个曾孙，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后代把家搬到浙江会稽。又过了好多年，王阳明的二十三世祖王寿把家迁到浙江余姚，直到王阳明为止，王家就始终在余姚繁衍生息。
王家更精彩故事的上演始于王阳明六世祖王纲。王纲生活在元王朝后期，曾得到一个神奇道士传授法术和养生术。当他在幽静山林中修炼时，朱元璋后来的军师刘伯温和他一见如故，相谈恨晚。刘伯温出去辅佐朱元璋时对王纲说，将来我若有了大好前程，必关照你。
想不到几年后，刘伯温真就帮助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大明朝。刘伯温果然说话算话，就把王纲介绍给了朱元璋。王纲当时已70多岁，但看上去却像中年人。朱元璋大为惊异，立即任命他为兵部高级官员。
王纲还未准备好过官瘾，两广地区发生叛乱，他被指定为后勤部长，向叛乱发生地运送军需物资。在一次运送物资的途中，他中了山贼的埋伏一命呜呼，跟随在他身边的儿子王彦达也被活捉。王彦达宁死不降的气节让山贼也很敬服，于是放走了他，王彦达就用一张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帝国都城南京。不知什么原因，政府没有给王纲半分抚恤金。王彦达一怒之下，又用羊皮把老爹的遗体背回老家，并立下家法：凡我王家子孙绝不许做明帝国的官。
王彦达的儿子王与准谨遵家训，埋头钻研《周易》，很快就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奇人异士。政府知道后来请他，王与准一面背诵家法一面逃进深山老林，政府就跟踪他也进了深山老林。王与准一咬牙一跺脚，把一条腿摔到石头上，医生确诊为骨折，即使康复后也会是个瘸子。官员要有威仪，不能是残疾人，政府这才放过了他。
王与准的下半生在犹豫中度过，因为他不知道祖宗定的这条家法是否符合天理。临死前，他对儿子王世杰说，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凭良心，别的都是小事。
王与准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王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王世杰为了家庭生活能有所改善，真的违背祖训参加了科考。可当他进考场前发现每个考生都要被搜身，血管里流淌的高傲血液沸腾起来，他和当年陶渊明面对五斗米俸禄时一样地高傲道：“我怎么可以为了做官而让一群俗人在我高贵的身体上摸来摸去。”说完就愤然离开。
王世杰再也没有参加科考，临死前，他对儿子、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说：“我的遗产够你受用一辈子的了。”王天叙一本正经地继承了他的遗产：几大箱子王世杰的著作。
王天叙果然受用了一辈子，他就是靠父亲的这些著作把自己锻造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物。他才华横溢、性情恬淡、与世无争；他思想开放，告诉儿子王华，要想扬名立万，必须走科考这条路；他道德至上，常教导儿子王华要做一个道德完人。王华也正中其下怀，从小就拥有中华传统美德。
有一次王华在河边捡到一袋金子，他就在那里坐等一天。当失主喜极而泣地拿到金子准备给他一点报酬时，王华拒绝说：“如果我贪图报酬，你的一袋金子都是我的，何必在这里等你！”另外一则故事说说，王华对不该亲近的女色从不动心。他曾到他富裕的朋友家做客，夜晚，一位妙龄女郎走进他的房间，声称是奉了主人之命伺候他就寝。因为主人不育，而王华已高中状元，是个读书种子，女郎羞答答地对王华说：“欲借人间种”。王华请女子离开，他的回答是：“恐惊天上神。”
有史料指出，王阳明被下锦衣卫大狱时，刘瑾曾向王华暗示过，如果王华能站到他这一边，他可以考虑对王阳明从宽发落。刘瑾和王华相识，王华中状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来偶尔被调到东宫给太子朱厚照讲课，刘瑾在那时和王华结下了友谊。好学的刘瑾曾多次向王华请教哲学和历史知识，王华倾囊相授。刘瑾曾说，王华是拥有横溢的才华和无懈可击的道德的好人。然而，当刘瑾暗示王华可以用他的立场来交换儿子的前途时，王华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即便史书原谅我，我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这就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则，它没有是非对错的区别，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分别。”
1528年农历十月，王阳明站在广东增城王纲的庙前，短暂地回顾了他的祖先们，他发现，他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亲王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良知，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人间真有一条亘古不变的人生准则，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论上，人应该把自己的良知当成唯一的人生准则，可现实是，很多人向来都不听从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桂萼就是这样的人。
王阳明的平定报捷书送到中央政府时是1528年农历四月，直到本年农历八月末，朱厚熜和他的大学士们才商定派人去广西奖赏王阳明。拖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很简单：杨一清认为对王阳明封赏会给王阳明带去更大的荣耀，荣耀会让王阳明那群上蹿下跳的弟子们重新呼吁王阳明来北京，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而桂萼一直在拖奖赏王阳明的事，是因为他希望王阳明能进攻安南，王阳明不进攻安南，他就有十万个理由让荣誉不要落到王阳明头上。
至于朱厚熜为什么又在1528年农历八月末同意派人去奖赏王阳明，是因为张璁在一旁出了力。张璁帮王阳明说话不是他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政治角逐的结果。
张璁的政治直觉甩出桂萼和杨一清几条街，他当初和桂萼走得那么近，而且心甘情愿把自己和当时籍籍无名的桂萼拴到一根绳上，就是因为他感觉利用桂萼能成大功。他和桂萼联手排挤杨廷和以及杨廷和的代理人费宏，用尽全力，是因为他感觉到从这个方向努力必有回报。再后来，他和桂萼联合举荐杨一清，又联合压制杨一清，都是因为他能预感到事情的成败。当桂萼推荐王阳明去广西时，他悄无声息地和桂萼分道扬镳。因为他预感王阳明不可能遂了桂萼的心去进攻安南，而且，他对战场毫无兴趣。他和桂萼分离后不久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桂萼和杨一清走到了一起。
杨一清和桂萼在对待王阳明态度上出奇一致，使得两人成为战友，在152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张璁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权势蒸蒸日上，他的压力由此而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无非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能力，政治没有是非，利害即是非。张璁权衡利弊后，发现如果不寻找新盟友，他的现在和将来会是一片迷雾。但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与杨一清分庭抗礼，何况又多了个桂萼。在张璁的准盟友名单上只有两个外人能担当重任，一个是正在北方巡抚的王琼，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巡抚的王阳明。
张璁认真地衡量了二人的潜力后，发现王阳明更适合当他的盟友。原因很简单，一直有声音呼唤王阳明来京城做大学士，他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是，杨一清和桂萼对王阳明长时间的抑制，王阳明心知肚明。张璁甚至想过，他根本不必去主动争取王阳明，王阳明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递交给中央政府关于如何稳定田州的行政报告，杨一清和桂萼置之不理，张璁便适时地开始他的计划。他和王阳明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谈话，对王阳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暗示这些弟子上奏折请求恩赏他们的老师。弟子们得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心花怒放，连连上奏折请求对王阳明进行封赏。由于张璁这次计划的隐秘和迅速，杨一清和桂萼被打个措手不及，朱厚熜下令要内阁研讨奖赏王阳明。杨一清和桂萼用尽招数拖了两个月，终于不能再拖。于是，新任吏部尚书、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被任命为犒赏王阳明大使前去广西。
人人都以为，这次吏部尚书亲自出马的犒赏实际上就是请王阳明来京，王阳明的弟子们几乎要提前庆祝。但就在1528年农历九月初，王阳明平定断藤峡和八寨的报捷书来到京城，桂萼像是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发现了黄金一样，狂呼乱叫起来。
他马上去见朱厚熜，当他出来后，满脸春风，笑得花枝乱颤地对方献夫说：“不必去广西了。”
方献夫万分惊愕，问原因。
桂萼说：“王阳明违抗命令，私自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武装行动，不但不能赏，还要罚。”桂萼以一副权谋家的嘴脸说，“这是擅权，居功自傲，时间一久，必是尾大不掉。”
方献夫惊叫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桂萼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简直是昧着良心在栽赃陷害。方献夫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稳下情绪来，说：“当初要王阳明去广西，皇上已许可王阳明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人人得而诛之。王阳明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怎么就要扣上居功自傲的大帽子？！”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维的能力，几年后，广西再度爆发民变，王阳明那时已在天上，只有叹息的份了。
王大用此时此刻想的只有一点：“老师快不行了。”他向王阳明告辞，去找木匠加班加点地打造棺材。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王阳明乘船抵达南安。岸上已有多名弟子在等候他，但他没有上岸。并非他不想上岸，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舍筏登岸和弟子们探讨心学。可惜，他几乎已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只能萎靡不振地躺在船中。他的弟子、南安地方官周积和张思聪被叫到船上，两人一见王老师的模样，鼻子一酸，流下泪水。
王阳明缓缓地摇头，说：“不要这样，你们近来的学业如何？”
周积擦了擦眼泪，简单地说了说自己在工作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微合双眼，听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点头。
张思聪已不知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声音打战地问：“老师身体还好吧？”
王阳明挤出笑容来，正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周积和张思聪急忙上前，一个轻拍他的背，一个则安抚他的胸口。王阳明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所以还没有离开你们，只是一口元气在。”
周积像个孩子一样哭出声来，王阳明握住他的手劝慰他说：“不必难过，要时刻注意学问的增长。”
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就闭上了眼睛，呼吸悠长。人们小心翼翼地划桨，桨拍到水上无声无息。船好像自己在前进，拖着旖旎的水光静静地驶向天堂。
直到此时，王阳明才第一次有时间追忆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年轻时他曾纵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别人所讥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艳遇让他早年的内心世界放荡不羁。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代不释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这一生将是不完美的。因为人到中年，就必须负起社会所赋予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内敛，有时候应该委曲求全，有时候应该忍辱负重。无论是年轻时的浮夸还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阳明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在凭良知做事。
他创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创造的人生成绩，散发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发的光辉，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极限的体现。完美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创造引以为傲的人生价值。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夜，王阳明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他问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
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恐怕来不及了。”
他让人帮他更换了衣冠，倚着一个侍从坐正了，就那样坐了一夜。第二天凌晨，他叫人把周积叫进来。周积匆忙地跑了进来，王阳明已倒了下去，很久才睁开眼，看向周积，说：“我走了。”
周积无声地下泪，问：“老师有何遗言？”船里静得只有王阳明“咝咝”的呼吸声。
王阳明用他在人生中最后的一点力气向周积展现了一个微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的眼睛开始迷离，慢慢地闭上，呼吸停止，船不易察觉地晃了一下。王阳明离开人世，时间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即阳历1529年1月9日，早上七点至九点）。
王阳明被装入棺材，一路向浙江。他的肉体和精神在南康、赣州、南昌受到史无前例的缅怀。他的弟子们和崇拜者哭声震天，让整个南中国山摇地动。这是人们对一个慈悲人物和神奇人物最具敬意的膜拜，在整个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上，能与他分庭抗礼的人几乎没有。
普通百姓为他哭泣，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弟子们哭他，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和心学思想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哭王阳明，其实就是在致良知。
只有那些良知被遮蔽的人才不会哭，杨一清和桂萼，包括那个已开始服用道家丹药的皇帝朱厚熜。1529年农历二月，王阳明去世的消息传到北京，桂萼突然产生一种失落感，这可能是他人性中光芒的一闪，但稍纵即逝。他恢复了权谋家的本色，向朱厚熜提出要严厉惩治王阳明，理由是，王阳明开小差。杨一清得到王阳明去世的消息后，如释重负地笑了。他对人说，即使王阳明在世，我也要把他的心学扫进垃圾堆。
伴随王阳明去世而来的是他弟子在北京政府大批被驱逐，黄绾、陆澄等人都被请出了中央政府到南京去坐冷板凳。他们沉浸在老师离世的忧伤中，而且也没有了为老师说话的权力。于是，迟到的也是注定的对王阳明的处分来了：削夺新建伯爵位。
用桂萼恬不知耻的话来说：“这已是皇恩浩荡了。”
王阳明如果在天有灵，绝不会对这样的惩罚动心。因为他受不公正待遇已经习惯了，他的后半生一直就在不公正待遇的泥潭中遨游。他只对人类的不能致良知而动心，但这又是他所不能操心的了。
1529年农历十一月十一，王阳明被葬于浙江绍兴兰亭洪溪（浙江绍兴市兰亭乡花街村）。
王阳明离开人间的整四十年后的1568年，明帝国第十二位皇帝朱载垕（hòu，明穆宗）追封王阳明为新建侯，谥文成。从伯到侯是个提升，但恐怕在天上的王阳明仍然不会动心。即使他是喜欢追逐名利的人，迟来的封赏也会让人的兴奋大打折扣。
尤为重要的是：一个此心光明的人最希望得到的奖励就是良知给予的奖赏，其他，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另一面
仅从上面的讲述中，我们看到的王阳明是个“高大全”的圣人。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世上存在。每个人都有另一面，或者说，是自私的一面，纵然良知光明到极致的人也不例外。
与其说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是王阳明的另一面，不如说是考证和探讨王阳明的另一面。因为留存下来的关于王阳明的记录，都以绝对正面的文字出现。如果我们说王阳明在声色货利上也不过是个凡人，肯定会受到质疑。但这是事实，所以没有留下王阳明在这方面的资料，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撰写王阳明生平事迹的人都是他的弟子，而且有一大批人专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不仅在记录，还会把留存在世的关于王老师负面的报道抹掉。可总有些蛛丝马迹会留存下来，现在，就让我们穿透迷雾来了解王阳明的另一面。
我们先从王阳明的伯爵府邸开始。
1521年农历十月，王阳明被新任皇帝朱厚熜封为新建伯。第二年初，王阳明按规定开始在浙江绍兴兴建“伯府第”。这个府邸一直建造了五年，直到1527年王阳明离开浙江去广西时才正式完工。王阳明的“伯府第”超级气派和豪华，早在明清时期，绍兴和余姚两地的民间就流传着这一个说法：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
吕府是余姚人吕本的府邸。吕本在朱厚熜执政的中后期靠严嵩崛起，进入内阁担任大学士，同时又是吏部尚书。此人道德败坏，喜好贪污，拥有巨额财富。后来他回到余姚兴建府邸，府邸建成后，成了拥有占地四十八亩“吕府十三厅”的庞然大物，其宏伟豪华之程度，令人瞠目结舌。仅以它最小的厅为例，这个厅有九开间，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去余姚吕府，就会发现它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
如此宏大的府邸居然不抵王阳明府邸一个厅，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王阳明府邸的豪奢程度。我们只需要谈到新建伯府邸的一个细节就能知道新建伯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府里有一座池叫“碧霞池”，这座池子长35米、宽25米，池上有桥，名为天泉桥，天泉证道（四句教）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一个不过是点缀的池塘就如此规模，其他的可想而知。
新建伯府出于朝廷的恩赐，所以土地由政府划拨，无须本人出钱购买。其中主要建筑的资金也由政府来出，但对规模建制是有规定的，扩建部分的资金自然是王阳明自己掏腰包。
那么，王阳明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呢？建筑如此庞大的建筑群所需要的资金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说出来就能让土豪都要目瞪口呆的巨额财富。
王阳明家族在浙江的确经营多年，但并未积累多少财富，这从他出生时所住的竹楼还是租赁的就可以知道。他新建伯的俸禄也不过是一千石粮食（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不过是45万元），显然，这点钱连他府邸全部使用顶级的楠木的钱都不够。
唯一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取走了朱宸濠在南昌城府邸的巨额财富。朱宸濠在南昌城经营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可以敌国。而这批财富自朱宸濠被擒后就无影无踪。王阳明攻进南昌城后，宁王府起火。他迅速命人扑灭大火，然后清点了宁王府。或许就是在这一行动中，他把朱宸濠的财富据为己有。
这当然只是个猜测，不过却最接近真相。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王阳明从哪里来的巨额资金建筑他的伯爵府。
当然，王阳明并没有做错什么。因为这笔财富不被他拿走，也会被后来进入南昌的张忠和许泰拿走。即使张忠和许泰把财富交给朱厚照，朱厚照也不会将其用在正途。况且，王阳明力挽狂澜，拯救了中国南部的苍生，这份财富，他受之无愧。
再来看王阳明的婚姻生活。
王阳明最吊儿郎当的弟子王艮说，伟大的王老师共有六个老婆（一妻五妾）。大老婆诸氏在1525年去世之前，王阳明就已经陆续纳了五个小老婆。有姓可考的是姓吴的女士和姓陈的女士，其他人就不知道了。古人纳妾很正常，尤其是王阳明这样的人物，而且诸氏自1525年离开人间时都没有生过一个孩子。害得王阳明在1521年受封新建伯时还要把自己兄弟的孩子认成干儿，以受皇帝另外的赏赐：锦衣卫职务。
但在1526年，也就是诸氏去世的一年后，王阳明的一个小老婆生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王阳明留在世上的独苗王正亿。
有一份王阳明弟子们编纂的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孩子是王阳明在诸氏死后纳的第一个妾所生。而这位妾是王阳明一生中的第二个女人，再无第三个。
这种辩护根本没有必要，因为有确凿的历史资料证明，王阳明死后，他的家族发生了内斗，而在内斗中扮演主力的就是众位夫人。内斗的原因很明显：争夺王阳明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