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在王阳明看来,和恶人打交道只要记得一条:试图改变他的恶性,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尽量不要揭发他的恶性。当然,王阳明也不主张“恶人自有恶人磨”的观望态度。他主张进取,用你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智慧(舜的提前挖洞和架梯子)来不停地暗示他: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只是不跟你一般见识。

有恶人自然就有恶行,在我们遇到的恶行中,毁谤是最流行也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一种。有弟子疑惑地问王阳明:“《论语》中说,孔子也经常受到毁谤,孔子可是完美无缺的大圣人,怎么会受到毁谤?即使真有,难道圣人就不能避免吗?”

王阳明无可奈何地回答:“毁谤是从外来的,圣人也无法避免。我们虽然无法控制外来的毁谤进攻,但我们可以在无声无息中消灭它。这个方法就是:注重自身修养,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降低情绪波动的干扰,也就是要情绪稳定)。若自己的确清白方正,纵然世人都毁谤他,又不能说倒他,能将他怎么样?这就如同浮云遮日,如何能损坏太阳的光辉?若自己是个外貌恭敬庄重,而内心空虚无德的人,纵然无人说他坏话,他隐藏的恶终有一天会暴露无遗。因此,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来自外界,岂能躲避?只要能加强自身修养,外来的毁誉算得了什么?”

在一篇《答友人?丙戌》的文章中,王阳明淋漓尽致地发挥道:面对外来评价,尤其是毁谤时,非但不要动怒心,而且还要把它当成是磨炼强大内心的机遇。平时感觉不会被毁誉所动的人,在此时能不为所动,那才是真本领。即使现在要动心,也要强烈控制自己的情绪。只要在情绪最激烈时控制住,一切都好说。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定力,那后果可就难以想象。世上有无数人,听到对自己的赞誉,马上手舞足蹈。听到对自己的毁谤时,马上就气冲斗牛。这种闻誉则喜,闻毁而怒或是戚戚然的人,是不是像个被人控制的木偶?而外在的评价就是它的主人。主人要他笑,他就笑;要他怒,他就怒。可能要跳也可,要他爬也可;要他死,甚至都可能实现。

一个被外物所控制的人,他的自我在哪里呢?

不要被外来的毁谤所击倒,因为这不值得,也说明你太脆弱了。王阳明心学是一门要人自信的学问,自信自己,就不会受到外来毁谤的侵蚀。而做到自信,必须时刻光明你的良知,让它拥有道德和智慧。

对付恶人和一些恶行,终极的解决方案无非如此。

不要操心

王阳明对人生有别致的看法,他的弟子问他:“那些伟大人物能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是不是预先都有计划啊?”

王阳明回答:“怎么可能有计划。他们的良知光明,守株待兔而已。事情来了就做,事情不来也不去找事,不过是随感而应罢了。”

也就是说,王阳明相信人生是多变的,没有人可以预料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操心”的事,是愚蠢的人干的。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

冯友兰对那些经常“操心”人提出告诫说:“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找个道理打量计算着去走。若是打量计算着去走,就调和也不对,不调和也不对,无论怎样都不对;你不打量计算着去走,就全对了。人自然会走对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当下随感而应,这随感而应,通常是对的。要于此外求对,是没有的。”

不要操心,并不是指你真的什么事都不干。王阳明评价孔子时说:“孔子气魄大,只要是帝王的事业,他都能从心上一一加以体会。例如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叶,也只是从根本上用培养的功夫,因此枝繁叶茂,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去培养根本。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学那气魄。如此,只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由此可见,我们最应该在根上操心,也就是光明良知,而光明良知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去事上磨炼。

有弟子向王阳明抱怨说:“平时无事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修为很好,心境也不错,总想着遇到一件事后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心乱导致手忙脚乱,什么事都做不成。”

王阳明说告诉他:“这是因为你只知道静养,而没有在实际事情上用‘克己’的功夫。只知道静养,就会养成好静的毛病,这样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心态就会乱,事情就会处理不好。所以呢,人必须通过做事来磨炼自己的心志,磨砺自己的心境,这样面临事情时心才不会乱,处理事情才能从容不迫,游刃有余,才能做到‘静时心也定,动时心也定’。”

我们之所以在平时端坐如圣人,说起话也头头是道,是因为我们未遇事时,情绪始终处在平静状态。但一遇事来时,情绪就会发生波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控制住情绪,让它恢复到你平时无事的状态,就能把事做好。王阳明要人到事上磨炼内心,实际上就是让每个人的内心都成为一块冰,而不是湖水。湖水在未受外物冲击时是平静的,可一受外物冲击就会起涟漪,而冰则不会。

王阳明告诉他的弟子们:平时无事时有多么从容的风度都是扯淡。人真正的风度应该是遇到变故遭遇屈辱时,在这个时候,平时愤怒时到此能不愤怒,惊慌失措者到此能不惊慌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不要操心你的人生,但要操心你的良知。这就是王阳明心学,它高屋建瓴,直指终极密码。

获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对立

所谓幸福,就是长久的快乐。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获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比如保持乐观的心态,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决心并付诸实践。

理论上,这些方法不错,可真实践起来却很难。仅以知足为例,世上没有几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连这个意识都没有。和很多哲学一样,王阳明心学的终极目标也是让人获得幸福,不过它的方法却是釜底抽薪的。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王阳明心学对获取幸福的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大概是疲惫不堪,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发现说教的机会已到,接口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坠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这样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笑了:“粪便可以让庄稼生长,在老农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哪里有善恶之分?都是人强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样是一座大山,旅游的人就认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会认为是恶的。同样一个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敌人心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会儿,说:“老师您的这种观点听上去很有趣,可没有实用性啊,这种观点能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吗?”

王阳明说:“当然有用,它能让你获得幸福。”

薛侃请教。

王阳明就解释说:“人为什么会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总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茫然。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还谈什么幸福!不仅仅是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地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你如果被这样一个‘善’的东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没有幸福可言的。”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其实王阳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想要获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的对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外物,让外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发展。比如你被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必恼火,因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这是它的规律;比如你被别人诽谤,也不必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规律慢慢消亡;大风起的时候,要顺风走,不要逆风行,你要遵守风的规律,这就是顺应万物,不要和万物对立。

财富、名声、地位自有它们的规律,你不要给它们加上标签,让它们来指挥你,你不必把它们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当我们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来衡量外物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放,达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对立,归根结底,是因为有“出人头地”的野心。“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不能为了“出人头地”而丧失掉人本应具有的最宝贵,也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东西:幸福感。

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拥有功名利禄。的确,功名利禄是可以让人产生幸福感,可问题是,人有一样东西是和别人无法平等的,这就是天赋。儒家把人分为三等:只需要稍加学习就能成为圣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过刻苦的学习可以成为圣人的人(学知利行者),最后一种是被动的刻苦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这里。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而有人则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贫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种人比后一种人要轻松百倍乃至万倍。那么,如果很倒霉,我们成为后一种人该怎么办?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阳明和他弟子的下面这段对话给出了我们答案。

他的弟子问:“人固然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圣贤,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圣贤)、伊尹(夏朝末年的圣贤)和孔子(春秋时期的顶级圣人)相比,在才力上终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却把他们同称为圣人,这是什么缘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灭商后他发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进深山而饿死;伊尹是商汤的宰相,帝王师级别的人物;而孔子,据儒家人士说,是圣贤中的圣贤,如同太阳(“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依王阳明弟子的观点,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节操领域的大圣人,伊尹则是政治领域的大圣人,孔子是太阳系内的最大圣人。可孟子却把他们都称为圣人,难道圣人是雨后的狗尿苔,凡有点名气的就能称为圣人吗?

王阳明给出了解释:“这些人的确都可以称为圣人。圣人之所以被称为圣人,只因他们的心纯是天理而不夹杂丝毫人欲。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没有掺杂铜、铅等。人心到了纯是天理时就是圣人,金子纯到是百分之百时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说,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王阳明回答:“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呢,圣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那样的圣人就如同一万两重的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两重的黄金,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两重的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两重的黄金。

“才力虽然不同,可他们的良知却同,所以都可以称为圣人。正如黄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称为精金。把五千两重的一块金子放到一万两重的金子里,从成色上而言,没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尧、孔子放在一块,他们的纯是天理的心也没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为精金,在于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轻重。这就如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在于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学,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样可以成为圣人。正如一两重的精金,和万两重的精金对比,分量的确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则毫不逊色。‘人皆可以为尧舜’,根据的正是这一点。学者学圣人,只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罢了。

“好比炼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锻炼的工夫可节省许多,容易成为精金。成色越差,锻炼越难。人的气质有清纯浊杂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别。对于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不同。资质低下的人,必须是别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别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后世之人不理解圣人的根本在于纯是天理,只想在知识才能上力求做圣人,认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我只须把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一一学会就可以了。因此,他们不从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费精力地从书本上钻研,从名物上考究,从形迹上摹仿。这样,知识越渊博而人欲越滋长,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有万镒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锻炼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赶超别人,把锡、铅、铜、铁都夹杂进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却愈低下,炼到最后,不再有金子了。”

这次谈话不久,有个很较真的弟子对王阳明说:“您把精金比作圣人,用分量的轻重比喻圣人才力的大小,用锻炼比喻学者的功夫,这些喻义很深刻。但我认为吧,您的话有点失衡,您说尧舜是一万两的黄金,孔子是九千两的黄金,我觉得孔子应该更沉一些。”

王阳明很恼火,训导他:“你这是从外形上着眼,是在为圣人争轻重。如果不从外形上着眼,那么,尧、舜是一万两黄金不为多,孔子九千两黄金也不为少。尧舜的一万两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两也就是尧舜的,彼此之间就没有区别。因为从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称他们为圣,只看精一与否,不在数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样纯为天理,便同样可称之为圣。至于力量气魄,又怎么会完全相同呢?你这就是在给事物加标签,和事物对立了。

“后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较分量的心,各人尽己之力与精神,只在此心纯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个个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无不具足。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理解圣学,不懂得从自心的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却还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会做的,一味好高骛远。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纣,动不动就要做尧、舜的功业,如此怎么行得通?终年劳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真可悲啊!”

这段话使人振聋发聩。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和王阳明的这位弟子一样,特别重视外在的东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简单:我们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来,我们就和它们产生了对立,而它们自然地会牵绊着我们。如果侥幸得到,那最好不过;如果得不到,我们会牵肠挂肚。一个情绪总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禄,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来获得它们,倒不如像王阳明的指示一样:专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获得幸福,成为心灵的圣人。

第六章 知行合一的修炼法门

格物致知

我们已经知道,王阳明能有惊骇天地的龙场悟道,全因为他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怀疑。“龙场悟道”实际上是王阳明对朱熹式“格物致知”的重新解析,由此捕获了“心即理”的心学法则。谈心学法则“心即理”之前,就必须了解朱熹式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心学的“格物致知”的区别。

如果把一只烤鸭端到朱熹和王阳明面前,二人的反应会截然不同。

朱熹会认真地盯着烤鸭看一会儿,当他看了许久后也搞不懂鸭子是如何成为烤鸭后,他会叫来烤鸭师向他请教。他请教的问题很多,比如几岁的鸭子最适合烤、烤鸭子之前有什么仪式、都放哪些调料、烤多久,等等。不过如你所知,饮食业特色菜的秘方是不外传的,所以朱熹从烤鸭师那里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连香喷喷的鸭子也不吃了,转身去了书店,买了几十本关于烤鸭的书籍,回家日夜苦读。最终,他可能学会了烤鸭,也可能没有学会。如果他学会了制作烤鸭,就会把烤鸭的制作流程当成知识传授给后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会从鸭子成为烤鸭中得出一个天理来。这个天理可能是:活生生的鸭子一点都不好吃,但经过专业的烘烤后,就成了美味。所以,人生在世都应该记住这样一个天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我们上面论述的整个过程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格”是探究的意思,“物”是万事万物,包括意识的和物质的,在烤鸭的例子中,则是烤鸭。“致”是求得、获得的意思,“知”是知识,用烤鸭这个例子来解释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朱熹用两种探究方法(一是实践,问烤鸭师;二是书本,买《烤鸭大全集》)来探究烤鸭,最后获得了烤鸭的知识。注意,这还不算完,这个“知识”不仅是常识,它还必须上升到天理层次。正如我们刚刚说的,朱熹通过探究烤鸭的知识,从而得出一个人生哲理。

当王阳明面对那盘烤鸭时,他可能会有两个反应。第一,他抄起筷子就吃;第二,他会在朱熹走后,看着鸭子说,请你不要见怪,如果你是活的,我是绝对不会吃的。但你现在是死的,而且你的命运就是被人扔到烤炉里烤,最后端到饭桌上被人吃掉的。所以,我吃你是心安理得的。至于你是怎么被烤出来的,我不想知道,我又不是烤鸭师,干吗要知道这些,我只需要知道吃你没有错就是了。这段话就是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是意之所在。换个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意识到一件事时,就要存一种好的想法,用当时的理学大师湛若水的说法就是:格物就是正念头。如果念头不好,马上改掉,念头好,就要维持。

王阳明意识到吃鸭子这件事时,只是说鸭子被我吃,是天经地义,是天理。所以他继续保持这种意识,进而“致知”。“致”是停止、实现的意思,“知”则是良知。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通俗而言就是这样的:通过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用烤鸭的例子来说就是,通过吃鸭子时的正念头(心安理得)来实现良知。

那么,或有人会问:“你凭什么说‘物被格了后,良知就实现了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良知是主宰我们心的,它是我们的本性,比如你看小孩子,都知道喜爱自己的父母,都知道尊敬自己的兄长,这就是良知的作用。但是这个良知不能被私欲所遮蔽,我们每个人遇到事情时都有私欲(自己的小算盘)来遮蔽,所以只要正了念头(别打小算盘),就能实现良知。”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朱熹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大相径庭的解释。比如孝顺父母,朱熹认为,孝顺父母是个复杂的活,你必须要探究学习孝顺父母的各种知识,最后得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开始孝顺父母。而王阳明则认为,只要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端正好态度(正念头),良知就会指引你去如何孝顺父母,这些孝顺父母的行为是不必向外学习的。

两人的认识所以不同,原因就在于,王阳明认为,心即理;而朱熹则认为,性即理。

心即理VS性即理

在理学语境中,心分为性和情两种,这两种都与生俱来。“情”主要指的是七情六欲,情欲是表现出来的,是外在的;而理学家则主张“静”,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时刻保持庄重的仪态,要注意体统,不能追赶跑跳蹦,更不能放肆地喜怒哀乐。程颐的态度就是,人应该像僵尸一样,面无表情,行动起来一板一眼,只有这样才符合“性”。性是一个人作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天理。正是因为有这样奇妙的理论,所以,理学家要求别人“存天理(性)灭人欲(情)”。于是,朱熹就说,心可不是天理,心的其中一部分的性才是天理,情不是。

问题是,心分性和情正如水(H2O)分为氢原子(H)和氧原子(O)一样,一旦分割了,就不可能称为水(H2O),把“情”从“心”分出去,甚至咬牙切齿地想把它灭掉,这太不现实。朱熹也认为这有点不现实,所以他认为,我们的心是不足的,因为“情”被扔出去了,必须要找点什么东西补充进来代替“情”。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因为性和情是心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你把右腿给砍了,即使把左腿练成金刚腿,你还是个残废,必须要去外面找来一条腿,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于是,朱熹到心外去寻找另外一条腿,希望通过对万事万物的探究,从而不停地得到各种各样的天理和道理,来弥补心的不足。

老实说,这种方法没错。我们必须要向外界学习,才能充实自己。比如我们要想开车,必须要去考驾照,比如我们想知道原子弹为什么有那么大威力,我们必须要从最基本的数理化开始学起,这些都是外在的知识,我们学习它,没有错。可理学家们却在这里来个大转折:学习了这些基本的常识后,还要累个半死,把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本来,我们考驾照的目的就是为开车,会开车后,这个“格物致知”的流程就走完了。朱熹却说,从考驾照后到会开车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得出个人生道理,然后把它写进我们的修身宝典中。

从前在洛阳城,程颐对一只破壳欲出的小鸡“格物致知”,他的确得到了知识。他发现小鸡破壳时是先用脑袋撞击蛋壳,而不是别人说的用嘴巴啄蛋壳。到了这个阶段,“格物致知”已经完成,可程颐却一惊一乍地说:“啊呀,看到小鸡出生,我就看到了天地的生机生生不息。”

在王阳明看来,理学家的愚蠢莫过于此,把原本属于心的情扔了出去,又拼死拼活地去外面寻求代替情的东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王阳明说,我们的心本身就是个与生俱来、无所不能的东西,因为它里面有良知,良知是个法宝,能辨是非,能知善恶,你知道了是非善恶,天下还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

至于人心中的“情”,它远没有理学家们说得那么恐怖。它不过是蒙在“性”上的一层尘埃,不过是遮住良知的一片乌云。尘埃一吹就逝,乌云一阵风来就散,不必大惊小怪。

既然心是无所不能的,那我们何必画蛇添足地去外面寻求什么天理?天理就在我心中。理学家们在外面寻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其实他们所探究的一切,在自己的心中早就有了。所以说,心即理。

王阳明同时还向理学家们提出一个质问:假设你们能从心外寻求到真理,可这个真理因为是从外面寻求到的,如何来和我的心相融?正如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人,如果不匹配,那是要出人命的。举个例子,理学家向外寻求真理的手法之一就是通过书本知识。可书本里的知识一定都是对的吗?如果书本上说砒霜能吃,难道你不用心想一想,拿起来就吃?

这就是心学和理学的一个重大区别,实际上,心学和理学分道扬镳,也只是这一个区别。

在“格物致知”上,理学家和心学家还有个不易被察觉的区别。理学家为了弥补心的缺陷,会毫无目的地去外面寻求知识,这有点像肉猪,只要它认为是能消化的东西,它都要去吃。而心学家首先是在心里认为这个知识有必要去追寻,然后才去追寻。前者是先探究,后用心;后者是先用心,后探究。

心外无理

王阳明的妹夫、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曾对王阳明的“心即理”产生疑问。他问王阳明,您说天下的道理都可以在心上求,这可能有点问题吧,世界上那么多道理,你如果不去心外探求,怎么可能得到?不说远的,就说孝顺父母,忠诚领导,如何在心上求?

王阳明叹息说:“你这种认识,许多人都有。我想问你,你孝顺父母的道理是去父母身上求来的还是你在心上求来的?如果是从你父母身上得来的,那如果你父母死了,你那孝顺的道理是不是也跟着死了?你肯定是先有了想要孝顺父母的心,然后才有种种孝顺父母的行为,孝顺父母的心,不过是你的良知指引你而已。如果你的良知光明,没有被私欲遮蔽,那么,你表现在侍奉父亲上就是孝,表现在侍奉领导上就是忠诚,等等。你只需要专注你的良知,不要让它被私欲遮蔽,天下所有的道理都会在你行动时出现,你到外面去寻求什么呢?”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好好地关注自己的良知,当我们去做事时,良知就会自动自发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而良知在我们心中,所以你只需要在心上用功就是了,所以说,心外没有任何道理。正如一个杀猪的,只要把手中的刀磨得锋利,天下就没有杀不死的猪。

我们有点遗憾,徐爱问的只是儒家最关注的“忠孝”问题,如果徐爱问王阳明:您说心外无理,那么,如果我要制造一把神机营使用的火枪,那制造火枪的这个“道理”是在心内求还是心外求?如果王阳明在今天,我们也会有很多问题,比如,我是个文盲,却非常想制造一枚中子弹;我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吐三升血,我是在心中求解救的方法,还是去医院;我对数学一窍不通,却想证明勾股定理。这些问题,我能在心中求吗?

王阳明会说:“能。”

因为“心外无理”还有另外一个秘钥,这个秘钥就是,用心。天下一切事情就怕“用心”两个字,任何一件事,只要你肯下苦功,肯用心,几乎就没有做不到的。因为天老爷在我们降生前就给了我们一个法宝,它就是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这个良知是无所不能的,能生天生地,成鬼成神。而这个良知就在我们心中,我们想要制造神机营的火枪,那就用心去探求,如果你是文盲却想要制造一枚中子弹,那就用心去学习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几十年后,那就会取得天大的成就。你如果每天都吐血,那你的良知就会告诉你,赶紧去医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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