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彦闭目沉思半晌，说道：“你将来必是国家之屏障，社稷之藩篱。就叫国藩吧。”
这名字改得是好是坏，曾国藩最有发言权。若干年后，他对人说：“我这一生不信书，只信命。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中的，当年如果不改名，我可能没有现在这么高的成就。”
笨招接近穆彰阿
王阳明说，人皆有良知，事业之大小取决于你的良知大小。曾国藩则说他的成就缘于命，其实大同小异。不过命运虽然注定，如果再靠后天的进取，事业将不是命运所能限量的。曾国藩的好命，在于他硬着头皮进取，结识了穆彰阿。
穆彰阿，满洲镶黄旗人，出身官僚世家。1805年纯靠自己中进士，不过在嘉庆一朝，他官运并不亨通，中央六部的中级职务干了个遍，也未有任何成就。但在官场多年的耳濡目染，把他洗染成了一个官场老油条。1820年，嘉庆死，道光上台。穆彰阿凭借多年的官场历练，博取了道光的好感，飞升得让人眼花缭乱。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等帽子一古脑地扣到他头上，同时他还掌管清帝国的人才储备库翰林院，权势炙手可热。
曾国藩中进士的1838年，穆彰阿是座师（主考官）。殿试后，曾国藩获了个“同进士出身”的资格，这就意味着他无法进入翰林院，运气好一点，会在中央各部任低级职务，运气差的会被轰出中央到各地县城任县令。
曾国藩虽天分不高，傲气却比天高。他狭隘地认为，倘若通过殿试却不能进翰林院，那就和“佾生”一样，是奇耻大辱。想到这里，他跳下床开始收拾东西。
当他扛着两大包东西出寓所门时，和一个人迎头相撞。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郭嵩焘，他和曾国藩是同乡也是好友，今年刚落榜，正想找曾国藩喝点闷酒，一见曾国藩扛包，惊问：“何意？”
“走！”
“何处？”
“家！”
“咋了？”
“哎！”曾国藩颓唐地放下两个包，说了要走的原因。郭嵩焘伤心地指责他：“你糊涂啊。我有个办法，你去找咱们老乡劳崇光，看他能否帮忙。”
曾国藩眼中发出光芒来。他第一次会试落榜在京城长住那年，并未把所有时间全部用在读书上。他常走出简陋的房间去结识京城才俊，由于他踏实，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极靠谱，所以吸引了很多朋友，渐渐在京城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既有不得志的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也有官场中人，劳崇光就是曾国藩圈子中的一员。
劳崇光是湖南长沙人，在中央政府担任御史，对励志型老乡曾国藩很欣赏。所以曾国藩来找他帮忙，他拍着胸脯承诺，这件事包在他身上。其实他本人没这个能力，但他是穆彰阿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穆彰阿有这个能力。
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有难度。穆彰阿爱才善识才，京城里人才济济，他又掌控着天下人才库翰林院，没有绝顶的才华，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
劳崇光说帮曾国藩忙，其实只是把曾国藩揪断几十根胡子才写出来的诗文送给穆彰阿看。
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上午，曾国藩把诗文交给劳崇光，看他敲开穆彰阿家的大门，心里七上八下地等在偏僻角落。中午时分，劳崇光才出来。曾国藩迫不及待地冲上去，问劳崇光：“怎样？”
劳崇光叹了口气：“中堂大人只扫了一眼，就放下了。”
曾国藩浑身都湿透了，听了这话，更感觉彻骨的寒冷。
劳崇光拍了拍他肩膀：“咱再想别的办法。”
曾国藩心灰意冷地回到寓所，连衣服都没换，就倒在床上。那天夜里，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发烫。这是重感冒的症状，举头望窗外，全是黑暗。他捂紧被子，想到前途，想到家中父老，想到这么多年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的努力，好不容易终于看到一丝阳光，绝不能让它消逝。
一想到这，曾国藩爬起来，忍受着寒冷，写诗。写了几首诗，天已放亮，又写了篇自认为立意奇高的文章，已是中午。他饿着肚子跑去找劳崇光，慎重得像是把生命交给对方一样：“拜托，请穆中堂大人再过目一下。”
几个时辰后，等在穆彰阿家偏僻角落的曾国藩看到劳崇光面无表情地出来，一见到迎面而来的曾国藩，就摇了摇头。他安慰曾国藩，“有志者事竟成。”
曾国藩拿出了从前读书的意志，跑回寓所，铺开纸张，再写，写完再找劳崇光。这样持续了十几天，劳崇光有点不耐烦了。他不无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其实到地方上任县令也不错。你不知道吗，从地方向上升迁，是很快的。可你要是进了翰林院，非要熬十几年才能升迁不可。”
曾国藩懂的，劳崇光这是替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他不肯放弃，因为离点翰林的日子越来越近，倘若穆彰阿不替他说句话，就他那成绩，肯定是外放到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当芝麻官。
他跑回寓所，又写了几首诗，再写了篇自认为脱尘拔俗的文章，最后请求劳崇光送给穆彰阿。劳崇光无可奈何，悻悻地拿着曾国藩的诗文去穆彰阿府上。
一个时辰后，曾国藩看到劳崇光乐颠颠地走了出来。他顿时感到自己赖以生存的空气消失了，几乎晕倒。当他一步三摇地跑到劳崇光跟前时，劳崇光眉开眼笑，指点着他：“你呀，真厉害，把中堂大人给感动了。中堂大人要见你。”
这句话就如闪电，射进曾国藩的身体，照亮了他的生命。那天晚上，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和穆彰阿见面了。
月不明，星却稀。穆彰阿先借着明亮的烛光把曾国藩打量了一番，无论是相貌还是气质，曾国藩都无出色的地方。曾国藩生就一张大众脸，眼皮永远耷拉着，给人的感觉，这家伙天生一副欠多还少的苦相。
但正如民谚，王八看绿豆——对眼了。穆彰阿越看曾国藩越欢喜，在资质平庸的他心中，人就该像曾国藩这样，相貌不可太出奇，气质不能太有灵性，这种人自恃才高，有资本，会骄傲。人一傲，万事不成。相貌平凡如曾国藩这样的人，永远给人老实巴交的感觉，能让人立即信任。
他无死角地审视完曾国藩后，从桌上拿起曾国藩的会试考卷，念道：“皇帝不可能遍知天下事，所以要委任贤官，官员好坏，他不可能都知道，这就要靠身边人推荐。然而身边人所称赞的，未必都是好官，左右所否定的，未必都是坏官……好官往往有正直的节操，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
曾国藩因为紧张，浑身在不易察觉地哆嗦。穆彰阿读完这段，称赞道：“你这段议论极好。不哗众取宠，不标新立异，不离经叛道，这就是衡量一位官员好坏的标准。正合我意。我曾和皇上说过，不标新立异，不求一己之赫赫名望，只求君主省心，百姓安宁，这就是贤臣了。”
曾国藩唯唯。
穆彰阿发现了他的紧张，就转移了话题：“你可知我为何要见你？”
曾国藩突然磕巴起来：“想必……是……在下的诗文……”
“你的诗文一般，”穆彰阿打断了曾国藩，“我所以要见你，就因为你知不可为而一直为之，持续不断地向我送诗文，这种毅力打动了我。”
曾国藩当时很想说，我这种蠢货，全靠毅力这门武器才混到今天的。
但他懂的，面对这个官场大佬，最好的应对之道就是少说话。
他的这次表现是优异的，穆彰阿更坚信了自己的判断，眼前这个年轻人是踏实务实的，跟自己年轻时一样。
第二天，他把曾国藩的试卷呈给道光皇帝看，并且夸奖曾国藩，说此时的帝国最需要的就是曾国藩这样踏实、循规蹈矩的官员。道光皇帝看了曾国藩的试卷，没有激情，平淡如水，但清明通达，于是画了个圈。这个圈把曾国藩圈进了翰林院。
得到进翰林院消息的那天晚上，曾国藩去感谢穆彰阿。
其实穆彰阿什么都不缺，曾国藩也买不起贵重的东西，所以他空手而去。
穆彰阿先接受了曾国藩发自良知的感谢，然后就指点他。他说：“你以三甲末等的成绩进翰林，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珍惜。其实，你天赋不高，中等还偏下。可你有个许多人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意志力。人的意志力量是无穷的，可化腐朽为神奇，可让日月换青天。历史上成大事者都是靠勤奋而非天赋，所以你要好好保持这个优点。”
这番话激荡起曾国藩的胸臆，的确，这么多年来，他笨得明目张胆，如果不是靠意志力，早已如那位小偷所说的在家务农了。他为自己而感动，更为穆彰阿赏识自己的笨而感动。
二人分别时，穆彰阿勉励曾国藩：“翰林院是天下精英所在，藏龙卧虎，起点高，你一生事业从此地发祥，愿好自为之！”
曾国藩被感动得流泪，当场发誓将永不忘恩师今晚的谆谆教诲，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他说他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以报穆彰阿的知遇之恩。
穆彰阿相信曾国藩的话，他大半生阅人无数，很少看走眼。眼前这个从湖南某个村里走出来的人，质朴得使人惊叹，这种人一旦确立一种信念，产生一种感情，很难改变。
他向曾国藩暗示，只要有他在，曾国藩的仕途之路将会很顺。但是否能青史留名，那就要看曾国藩个人了。
曾国藩一想到自己的天资，顿时灰心丧气。可一想到自己的绝密武器“毅力”，又信心百倍。他在心里说，穆老师，咱青史里见！
初露政见
曾国藩在1838年的志向是青史留名。本来，这对他而言是很有难度的事。可因为他得到了穆彰阿的赏识，所以难度系数就降低了许多。穆彰阿在曾国藩的仕途生涯中，几乎倾尽全力帮助他。这缘于他和曾国藩很对眼，更缘于他和曾国藩的政见相同。
1838年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两年，英国人在东南沿海的小动作越来越多，清帝国与其的小规模武装冲突接连不断。清政府在对待英国人的态度上分为两派，穆彰阿主和，但追随者寥寥无几。有人主战，一呼百应。因为那时，在很多人眼中，大清帝国天下无敌，英国鬼子不堪一击。穆彰阿在这点上并非懦弱，而是在大清官场高层多年的政治经验，让他看透了清帝国虚弱的本质。
在曾国藩顶着翰林院检讨的帽子回老家光宗耀祖前，他找来曾国藩，单刀直入试探曾国藩的政见。他说：“这几年，英国鬼子在东南沿海像头蠢猪，到处咻咻。朝中有人主张强硬对待，有人却主张忍让，你怎么看？”
其实这个问题，在当时已是社会热门话题。曾国藩在京城有圈子，当然会经常听到这一话题，可能他也发表过看法。听穆彰阿这样一问，曾国藩陷入沉思。
当时凡自认有血性者，对夷狄都是“虽远必诛”的态度。曾国藩初入京城时，也是这样的思想。然而随着时间流逝，获取的消息越来越多，他就转变了看法。
他的脑子转了半天，才想到如何开头。这个头是这样开的：“自南宋以来，书生好诋毁议和，以主战博爱国美名，而驾驭夷狄之道绝于天下已500年。”
这个开头，穆彰阿如果较真，非给曾国藩一嘴巴不可。驾驭夷狄之道为何绝迹500年，因为清帝国的主持人就是夷狄啊。夷狄怎么可能驾驭夷狄，但穆彰阿没有华夷之分，所以他认真地听曾国藩说下去。
曾国藩开了个头，又沉思起来。穆彰阿知道他反应慢，所以耐心等着。等了大半天，曾国藩才接上开头部分：“没了驾驭夷狄之道，现运筹恐怕来不及。据我所得到的信息，和英国鬼子和平共处，忍让他们是必须的。”
“哦？”穆彰阿发现了知音，兴趣陡升，“你说说看。”
曾国藩又卡住了，幸好没有多久：“英国鬼子很强大，打败他们不容易，‘和抚’既省力又省心；夷狄也是人，既是人就讲忠信，我大中国是‘忠信’的产地，用‘忠信’对付他们；他们制造的鸦片问题，我们可以用合法的外交、法律手段解决，不必动武。”
穆彰阿高兴地站起来，把也站起来的曾国藩按回椅子，说：“我没有看错你，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曾国藩不是投穆彰阿之所好，他真就是这样的政见。这种政见是对的，打不过人家就该避让，一遇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曾国藩绝不是莽夫。
当他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回到老家时，他的老家如起了一阵飓风，整个村庄轰动了，整个曾家沸腾了。曾国藩的爷爷热泪盈眶，在家谱前磕头如捣蒜，感谢祖宗的保佑。的确，曾家几百年来读书人不断，可从未有人像曾国藩一样被点了翰林。这种荣耀连曾家祖坟的青烟都激动得随风飘舞。
不过，曾家虽未出过翰林，却也不是暴发户。曾国藩的爷爷在宴席上先对家人说，虽然咱家出了个翰林，可不要抱着“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心态。又对曾国藩说：“咱家以农为业，你将来纵然富贵，也不可忘本。你做了翰林，事业正长，不必担心家里，好好忙你的事业。”曾国藩努力把这段话记下来，他老爹又站出来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你若不傲，就最好了。”
曾国藩不置可否，一年后，他在京城才想起老爹的这句话是最货真价实的人生箴言。
在家乡待了一年多，曾国藩终于回到北京，进入翰林院，正式开始了长达12年的京官生涯。
其实京官，说出来有面子，冷暖如何恐怕只有自己知道了。曾国藩初期的京官生涯很惨淡，惨淡得让他的朋友和家人鼻子直酸。
1840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做检讨，这是个芝麻小官，薪水少得可怜，他在老家倒是靠四处拜访而凑了一笔钱，可很快就花光，于是只能靠借钱度日。借来的钱并非全是他自己花掉的，给老家寄了相当一部分。
1841年时，咬牙熬到年底，实在熬不住了，借了50两过春节。可第二年，仍然很贫穷，到年末时，已经欠债1000两。
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人情往来是大头，给家里寄的是中头，自己花的是小头。”他进翰林院两年时间，除了官服外，穿得出去的衣服就是一件青缎马褂。搞得每次穆彰阿见他，都以为他买了十件相同的衣服，来回地换。
曾国藩把日子过得这样拧巴，除了他发誓不贪污外，翰林院检讨也并无外财。物质生活的惨淡，激发了他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由此使他走上了朱熹理学这条庞然之船。
和朱熹理学的蜜月
曾国藩能走上朱熹理学这条庞然大船，原因只有一个：功名心切。
在未中同进士前，他最大的心事是中进士；中了进士后，他最大的心事就是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也就是要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准则，为国家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孔子、王阳明那样的圣人。
——曾国藩后来如愿以偿，不过和他的乡试、殿试一样，有点瑕疵：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半圣人，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就是他曾国藩。
这就是志向，王阳明最重视的一条成圣法则。曾国藩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立下志向坚不动摇，他的目的就能达到：“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有人叹息说，“圣人哪里那样好当？”
曾国藩鼓着眼睛说：“孔子说，我欲仁，仁就来了；我说，我欲孔子，孔子自然就来了。关键是要有毅力，坚持到底。”
还有人背后讥笑他：“一个乡巴佬读了几本书，就想当圣人？”
曾国藩咬牙切齿地用诗歌回敬：“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为了给自己打气，也让别人知道他的雄心，在给亲友的信中，他大言不惭道：“君子就该有民胞物与之器量，有内圣外王之功业，这样才对得起父母生养，不愧于天地的完人。”
这是个大志向，也是曾国藩一生中最坚持的人生信条：立志！
我们若想了解一个人，不要问他干了些什么，首先问他想干些什么。如果一个人想都没想过，就不要问他如何去做，正如你不必去问断了线的风筝要去哪里一样。
曾国藩说，“我经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我想这大概就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他是这样感悟的，也是这样做的。首先是把自己的“号”改成“涤生”，“涤”意思是洗涤掉从前沾惹的污垢，“生”是明朝人袁了凡所说的“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
这叫“正名”，正名之后就是刻苦治学，广为涉猎，为成圣作贤打好坚实的根基。但是，曾国藩的悟性很差，而且当时也没有圣人指南的书籍，所以他只挑历代名人著作苦读，读来读去，转来转去，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转到了理学经典上来。
其实理学经典无非是朱熹所著述的《四书》，任何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都知道，但那时是为了应付考试，很少深入研究。曾国藩这次是把朱熹所著述的《四书》当成学问来研究了，越研究越头痛。有人善意地提醒他，“你可去向北京城里的理学大师唐鉴求教啊。”
曾国藩大梦初醒，唐鉴是名动京城的理学大师，而且还是他同乡，正在太常寺供职。一得到这个提醒，他立刻抱着《朱熹全集》就跑去了。
唐鉴兴奋而热情地接待曾国藩，因为湖南出个翰林很不容易，一听曾国藩向他请教“检身之道，读书之法”，马上严肃起来，叹气说：“现在真做学问的人少了，难得你还如此笃实。这是为何？”
曾国藩诚恳地回答：“我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成为名垂史册的圣人。”
唐鉴摆摆手：“咱们还是谈点实际的吧。”
曾国藩恭敬地听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熹全集》为宗，要熟读百遍，以其为课程，身体力行。”
曾国藩不太明白，唐鉴就近取譬道：“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此人叫倭仁，是个饱读诗书、胸有丘壑的理学大师。你去向他请教一下吧。”
倭仁比唐鉴好说话，一见曾国藩就滔滔不绝。倭仁说：“其实读书之法，只需按自己的性情而定，有人博览群书，不求甚解；有人一生只钻一本书，殊途同归而已。但检身之法却有一定之规。我的检身之法完全按理学的规矩，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闭眼睡去，这期间的一言一动，坐卧饮食，都要记下，如果有私欲，就马上干掉它；每天要静坐一个时辰以上，要把心中的私欲逐一克掉，也就是说，研己（抓住些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功夫最重要！”
曾国藩耷拉着眼皮，茫然若失。倭仁发现他没有听懂，加重语气道：“其实就是通过静坐、记笔记等自省的功夫把一些私心杂念消灭在微露苗头之时，让自己沿着天理的大道奔驰而去，并将学术、心术、治术连通一气，学问增长的同时，道德水平也得到提高，这样你就逐渐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曾国藩如获至宝，对倭仁几乎要叩头谢恩，一路小跑回家开始“研己”。第一项就是静坐，静坐绝对不是曾国藩的强项，开始时是盘不上僵硬的腿，好不容易盘上了，腰椎又痛。腰椎不痛了，又昏昏然睡去，猛然一睁眼，发现已过去了半天。如此不务正业，曾国藩又气又恼，只好在日记中把自己臭骂一顿，可第二天故态重萌。
写札记还好，毕竟曾国藩的私欲和臭毛病太多，第一个臭毛病就是他老爹所说的“傲慢”。很多人会大惑不解，曾国藩知道自己天赋不高，纯靠汗水才爬过科举关口，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才对。问题是，资质平平和心高气傲是两码事。一旦被天道眷顾，酬了他的勤，那他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这是人性。
当曾国藩在京城翰林院中寻寻觅觅也寻不到几个老乡时，傲气冲天而起：“看啊，湖南千万人，才出了几个翰林？我不狂妄一点，都对不起湖南人。”于是，他牛气冲天，总把自己抬得很高，把别人看得很低；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只要和自己的意见不符，就必错无疑。
人一旦傲，脾气肯定很臭。因为他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别人肯定有很多意见。曾国藩和各种各样的人吵各种各样的架，把湖南土话中最激情四射的脏话带到了北京，他从前闷头学习，没有时间温习这些脏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如泄洪一样，见人就喷。
曾国藩开始先对傲慢开刀，每次和别人吵架完毕回家，马上记下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咬牙切齿告诉自己：“以后绝不能这样了，要谦虚，要收敛脾气。”
第二天，他找到昨天的吵架对象，又是鞠躬又是道歉，好话说了一大堆，别人释怀了，他一转头：“呸，你以为老子真认可你的意见，老子是在修身。”
这想法一露头，他不禁捶足顿胸，前一个毛病还未改，又出了这个毛病：“不诚，言不由衷，表里不一。”
其实“言不由衷”是中国人的社交习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本来就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手腕。可理学家认为，人应该真诚不欺，不欺别人，更重要的是不欺自己的良知。明明人家獐头鼠目，你非说人家貌似潘安，这就叫“伪”，它是修身之道上的猛虎。曾国藩马上跑回家自我批评：绝对不能“浮伪”，要真诚，一是一，二是二，绝不马虎。
但要祛除这个臭毛病比登天还难，因为人人都在“浮伪”，“善意的谎言”是人际交往中的润滑剂。曾国藩此时有点找不着北，无论如何都琢磨不透理学家为何要让人真诚不欺，这是不可能的事啊。其实，理学家太偏激，王阳明说得对，真诚不欺只是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在不违背良知的前提下，你可以使用善意的谎言。
曾国藩当时还没有读心学，所以决定先把这个坏思想跳过，挑个简单的坏思想攻克。他只随便一找，就找到了一个：好色。
和大多数男人一样，曾国藩也很好色，遇到美女总是目不转睛，甚至连同事的老婆也不放过。他也知道这个毛病不好，可他曾想，我只是看，又没有行动，应该没多大坏处。这一点，理学家和王阳明是异口同声的：绝对不能，你有了这样的意思，虽然没有行动，却已是行了。这就叫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