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安徽边界的阴冷夜风中，士兵们都打着冷颤，只有他浑身燥热，仿佛前方有一座希望的火焰山，熊熊炙烤着他。能有这样的感觉，是他和胡林翼共同谋划的方略，提升了他的热血沸腾指数。
在进入安徽之前，他和胡林翼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谋划具体军事行动，最终确定了兵分四路平定安徽的高深计划。
第一路由曾国藩担任指挥官，主力是曾老九曾国荃兵团，由宿松、石牌长驱直入攻安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湘军猛将鲍超担任指挥官；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指挥任务落到胡林翼头上；最后一路迂回向北绕河南商城、固始奔庐州，由李续宾的老弟李续宜担任指挥官。
李续宜得到命令后，莫名其妙，向北迂回到河南是南辕北辙，所以大为质疑曾国藩的高明计划。曾国藩急忙解释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其实也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淮北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意思，其实呢，也不是袁甲三的意思，而是正在淮北驻军的胜保的意思。胜保是个胆小鬼，担心咱们对陈玉成大军全面进攻时，陈玉成会从淮北突围，他无法抵御，所以才让你绕路，你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胜保那笨蛋。”
按曾国藩的分析，第二路最吃紧，由太湖、潜山取桐城，陈玉成必然冒死相救，这还只是外因，内因则是两位指挥官多隆阿和鲍超极不和谐。
这个组合其实不是曾国藩的本意，而是胡林翼的安排。
曾国藩向来反对把湘军划归非湘系将领指挥，所以当胡林翼把鲍超划给多隆阿时，曾国藩不禁气得胡子直抖。若是从前，曾国藩早就和胡林翼大吵大闹一通了，不过自从在老家脱胎换骨后，他没了这种斗气，和气成了他为人处世的主旋律。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看着胡林翼调兵遣将，四路进攻安徽的大规划成型并付诸实施后，曾国藩也没有说一句话，他赞同这种方略，只是在具体实施上，他心中一直忐忑。
这种忐忑很快变成现实。曾国藩的进军路线虽是走石牌攻安庆，但他前面就是太湖（地在安徽长江之北），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攻占太湖，才能继续进兵。太湖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是由湖北进军安庆的通道，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与此同时，多隆阿兵团也抵达太湖，并将太湖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虽是隆冬，风里却裹挟着令人作呕的腥气。
曾国藩站在太湖城战场外，捏着鼻子，眉头紧皱。这大概是个不吉利的预兆，两天前，他和胡林翼、多隆阿开了个战前会议。
他怀疑胡林翼是被三河镇之战吓傻了，整个会议上对多隆阿俯首帖耳，毫无主见。
按多隆阿这个半瓶醋的意见，他自己驻军于战场很远的新仓，湘军将领蒋凝学驻军新仓、小池之间，以阻截由潜山而来救援太湖城的陈玉成兵团，另一位湘军将领唐训方把军队一分为二，一部守石碑，夹击陈玉成，另外一半则在他的驻营周围担任警戒。至于鲍超，多隆阿向来和他有世界观的分歧，于是命令他驻军距潜山四十里的小池驿。
多隆阿分配完三人的任务后，洋洋得意地看向曾国藩，他对曾国藩半命令半商量地说：“您的人马最多，有七千人，我看就去围攻太湖城吧。”
曾国藩一肚子不忿，但他有高度儒学涵养，并不发作。当然，这也不是涵养的问题，还有见识。
他知道那三位一定会对多隆阿的计划表示不满。首先是蒋凝学，他不无抑郁地指出，我这哪里是打长毛，简直是在保护多隆阿这蠢货。然后是唐训方，他哭笑不得，老子本来人就少，你还分出一部去给你当保镖，这仗怎么打。最后是大发雷霆的鲍超，鲍超对着胡林翼睁圆了牛眼：“老子驻守小池驿，那地方看着是平地，其实是陷阱，前有子潜山而来的陈玉成，后有太湖城的长毛贼，他们联合发作，我岂不成了肉包子？！”
多隆阿自认为这次调度是他高度智慧的结晶，让他大失所望的是，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有异议。这让他想起圣贤的一句话：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看向曾国藩。曾国藩自出山后已成了老好人，这种情况下，曾好人没理由不支持他这个最高统帅。
他想错了。这是大是大非，甚至是人命关天的问题，曾国藩还有良知，绝不可能和稀泥。
他未做过多的深思熟虑，因为他早就考虑得万分透彻，脱口而出道：“大人您的调度很欠考虑。鲍超置于危地不说，连我也会被您害死，我只有七千人，您让我七千人全去攻城，万一有个闪失，我连机动部队都没有。”
多隆阿气冲斗牛，却找不到智慧反驳，而是向胡林翼使眼色，要他帮衬。胡林翼先咳嗽了一下，艰难地开口：“三河镇一役，咱们见识了长毛的厉害，我认为……”
曾国藩插了他一嘴：“胡大人，三河镇战役就是因分兵才导致惨败，如今又要重蹈覆辙？”
“曾大人，你这胆子，啧啧……”多隆阿也插了曾国藩一嘴，而且觉得这一嘴完美无缺地凌辱了曾国藩，因此内心洋洋得意。
曾国藩看向他，目光里如同有锥子：“大人，兵者，生死存亡之大事也，怎可不慎？我向来主张集中兵力，您却分散兵力，仗打起来，有个三长两短，这个责任谁负？”
这显然已不是官场老好人的态度，多隆阿正欲暴跳如雷，一个浑身尘土的探子冲了进来，气喘如牛地说道：“长毛陈玉成兵团来了！”
会场一阵骚乱，仿佛陈玉成率领千军万马就在帐外。多隆阿擦拭着额头的汗，忘记了暴跳如雷，浑身战栗起来：“想不到陈玉成如此之快，诸位赶紧各就各位啊。”
陈玉成来得并不快，曾国藩等人各就各位后，他才抵达桐城。
虽然来得不快，但行动起来却快如闪电。
他一抵达桐城，主力就急行军奔向鲍超的小池驿。没人告诉他这里是敌人防守最薄弱之地，他凭着多年战场经验，把赌注毫不犹豫地押了小池驿。
他暂时押中了。当他的主力五万人围住鲍超，并发起进攻时，鲍超的三千五百人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叫喊，这叫喊中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也有深深的恐惧。
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形，一次次击败陈玉成兵团的猛攻，但连被大炮轰得稀巴烂的石头都看出来，鲍超不可能守太久。
多隆阿发现，如果不解救鲍超，他的命运也不可知。所以他不停地派出一千人组成的援军，奔向小池驿。这些援军像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鲍超被围攻得头昏脑涨，在战斗的间隙，他想睡一会，噩梦总是闯进来。在梦中，他看到李续宾满脸血污地伸出苍白的大手，对他乱抓；张开血盆大口，对他乱咬。这显然不是好兆头，鲍超不停地派出信使，到多隆阿处求救。
多隆阿急如热锅上的蚂蚁，去救，有去无回；不去，下一个就是他。在他慌张失措、头疼万分时，曾国藩已迅速做出了反应。
本来，他在围攻太湖城，太湖城中有一万太平军士兵，他的七千人根本就不够。不过这一万太平军有思维定势：守比攻重要，所以虽然数量上有优势，却不肯出城半步。曾国藩抓住这个对手的判断，分出一部去救援鲍超。
这支部队和多隆阿派出的多支救援部队一样，在陈玉成兵团外围就被打得抱头鼠窜。鲍超在小池驿发出阵阵绝望的叹息，他认为，李续宾在地府里很孤独，借了陈玉成的手把他送去和其作伴。
在绝望的空气中，鲍超接到了曾国藩千辛万苦才送来的信。
曾国藩在信上沉着地说：“虽然你处于劣势，但陈玉成也没有绝对的优势，你们是胶着状态。我坚信，过不了多久，陈玉成久战无功，南京城里那个神经病洪秀全就会命陈玉成撤围。你咬牙坚持，坚持就一定能胜利。”
鲍超向来崇拜曾国藩，把他看做正在成为圣人的人物，奉他的话为上天之言，但这次却犯起了嘀咕。湘军打仗，向来以保全自己为第一要务，鲍超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全线突围，凭鲍超兵团的作战能力，保存实力应该不难。可曾国藩却让他死守，他也知道必须要死守，否则小池驿一失，整个大局将彻底崩溃。
鲍超的内心苦苦斗争纠缠了两天，最终决定听曾国藩的话，死守小池驿。他安慰自己说，曾大人向来都很靠谱，也许是得到可靠消息或者是得了上苍的暗示，所以才让自己死守的。
鲍超大错特错。
曾国藩是在一厢情愿地用谎言稳住鲍超，他和鲍超一样，急切地等待奇迹发生。
人类历史就是这么怪诞，奇迹果然发生。1860年春节那天，陈玉成向小池驿鲍超的驻军发射多枚炮弹，以顶替炮仗庆祝春节。鲍超兵团在炮弹轰鸣声中从土里伸出脖子和手，互相作揖，也庆祝春节。战场气氛除了窒息的硝烟味外，很是融洽。因为炮弹之后，鲍超惊异地发现，陈玉成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开始有秩序地后撤，就如水中的涟漪，渐渐向外扩散。
鲍超以为陈玉成在搞新花样，让他更惊异的是在后面，半个时辰后，陈玉成兵团在小池驿外围消失不见！
鲍超猛然惊醒：“曾公说过，坚持一定就能胜利，看来曾公比诸葛亮还神奇。”
曾国藩得到陈玉成撤军的消息后，忘记了身边有如云的谋士，忘记了曾大人本应保持的庄重，一跳三丈高，狂呼乱叫：“天不亡我们，天不亡我们。奇迹啊，奇迹！”
世上没有绝对的奇迹，陈玉成匆忙从小池驿撤军，是因为洪秀全要他撤军。洪秀全要他撤军的原因是，他想在长江下游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击破围困南京多时的清军“江南大营”，以此消除南京的心腹大患。于是，陈玉成被迅速召回。
这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站在太湖方面看，它拯救了鲍超，拯救了曾国藩，拯救了湘军，乃至大清帝国。但如果换到南京角度看，这次奇迹，注定了下面大清的厄运和曾国藩的好运。
解救左宗棠
陈玉成的撤军是彻底的，太湖城和潜山的太平军守军都冲出城外，嗅着陈玉成兵团的气息撤回了南京。清军和湘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庆的这两座前沿阵地。
曾国藩和多隆阿、胡林翼想不到胜利来得如此容易，立即改变原来四路进兵的计划，重新部署。多隆阿率清军进攻桐城，曾国藩则攻安庆，李续宜兵团则变成总预备队，随时对进展缓慢的人进行支援。
多隆阿把最硬的骨头——安庆——扔给曾国藩，曾国藩竟欣然接受。连他本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莫名其妙，胡林翼提醒他，进攻安庆就等于在进攻长毛的老巢南京，你一人能应付得来吗？
曾国藩不知哪里来的干云豪气，说道：“凡事何须瞻前顾后，只要奋勇向前。”
虽是这样说，但曾国藩却谨小慎微，像个大姑娘走夜路一样。他对前线指挥官们提出四点意见。
一、抵达安庆城下，先围困两面，绝不可合围。必须先占据连通湘军其他部队的集贤关、桐城、青草塥之路，通往枞阳、庐江的长毛的后路，可不必扼死，令其可出可入。等兵力强大，再图合围。我们现在不能通水师，将来应该设法通之。
二、集贤关必须扎营以通粮道，百人不成就千人，总之要保证集贤关的通道。
三、青草塥是我军援应之地，要多派探子来往，越熟悉情况越好，桐城处也是如此。
四、粮饷弹药应如何接济，要步步看清。至于攻打安庆的日期，不可轻率而定，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得妄动。
以上四点，体现了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稳定压倒一切，不先求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
由此也可看出，曾国藩是个毫无灵性的人，至少在战场上，他的表现没有亮点，毫无激动人心的表演。然而正如世人所说，平平淡淡才是真。曾国藩正是靠了这种平淡无奇的军事风格，后来创建了光芒万丈的功业。
遗憾的是，在一些天赋异禀的人眼中，曾国藩的军事风格简直比缩头乌龟还不如。这些天赋异禀的人中就有左宗棠，当时他正在曾国藩的大营中。
左宗棠能在曾国藩大营，是曾国藩拯救的结果。此事要从左宗棠的性情说起。左宗棠在骆秉章幕府多年，深得骆秉章的信赖，骆秉章让他放手去干，于是本有的狂傲性情，加上外因的推波助澜，把他塑造成了“舍我其谁”“一意孤行”的狂人。
湖南全省官员都发现，骆秉章只是个图章，左宗棠才是真正的湖南巡抚。
左宗棠也真把自己当成了湖南巡抚，对湖南官员吆五喝六，指手画脚。假的若想成为真的，肯定会出事。
某次，永州镇总兵樊燮因有事找骆秉章，骆秉章和从前一样要他去找左宗棠。樊燮就去找左宗棠，但没有和从前的官员一样向左宗棠请安。
左宗棠咆哮如雷：“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是怎么回事？！”
樊燮也是个暴脾气，他指着左宗棠的鼻子，喷道：“老子是二品大员，你不过一个小师爷，我向你请安？你疯了吧。”
左宗棠最忌讳别人提他的师爷身份，这是典型的对自己身份的不自信，他果然疯了，根本不管樊燮是练家子，上去就抽了对方一个大嘴巴。
还未等暴怒的樊燮从椅子上站起来还击，左宗棠又一脚踢翻了椅子，樊燮闹了个四仰八叉。就地一滚，要扑上来和左宗棠玩命，旁边的卫士们急忙拉开他，左宗棠才算没有丢丑。
本来，站在左宗棠角度来说，他得了便宜，此事就该到此为止。他却心气难平，怂恿骆秉章弹劾樊燮。当时地方上的军官，毛病多如驴毛，骆秉章随便找了些樊燮的罪过进行弹劾，樊燮的军服就被剥了。
樊燮为官多年，纵然再无头脑，也会结交一两个好朋友。
樊燮一脱下军服，他的一个好朋友拍案而起，此人非比寻常，正是湖广总督官文。官文对樊燮说，“左宗棠算个鸟，你去告他，我给你撑腰。”樊燮二话不说，一道状子送到了北京。他说左宗棠是“劣幕”——不是劣质幕僚，而是恶劣幕僚，还说左宗棠一官两印，嚣张跋扈，湖南官场尽人皆知。
咸丰闻听大怒，发出谕旨，命湖北官员钱宝青去湖南彻查，如果情况属实，就把这个“劣幕”就地正法！
骆秉章慌得直转圈，左宗棠还强作镇定，对骆秉章的惊慌嗤之以鼻。骆秉章自遇到左宗棠以来第一次训斥起左宗棠：“你呀，圣旨已下，钱宝青正在来长沙的路上。人家指责你那些事有几件是假的？你被砍头，还会连累我！”
左宗棠惊愕地张大嘴巴，骆秉章不管他嘴巴张多大，跑进书房去写求救信了。这些求救信中，曾国藩就非常荣幸地收到了一封。
在骆秉章的求救人中，本没有曾国藩。曾国藩虽然和左宗棠和好，但当年他守孝期间，左宗棠痛打落水狗的一幕，肯定还在曾国藩内心深处刻有印记。骆秉章不相信人性本善，纵然曾国藩不会在此时对左宗棠落井下石，也会袖手旁观。
让他大感意外的是，曾国藩竟然快速地回了信，并且要他转告左宗棠，必死力相救。
这是一种什么胸怀？骆秉章以为左宗棠知道这件事后会感动、羞愧地落泪。想不到，左宗棠只是一笑，说：“你们太小题大做啦，我本无事。”
有事还是无事，恐怕他心里最清楚。曾国藩更是心知肚明，庆幸的是，钱宝青是他的弟子，曾国藩以老师的身份向钱宝青求情，钱宝青当然要卖曾老师这个面子。左宗棠这才毫发无损地离开了湖南长沙。
站在湖南边界，举目四望，内心凄凉。他不知该去哪里，突然想到被樊燮举报的事，不禁仰天长叫：“我要去北京，到皇帝面前说个清楚。”
这意思是，他要去北京做一回自我剖白和辩护！
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慌张失态，急忙向胡林翼明示：留住左宗棠，去了北京，就等于掉进了官文的陷阱。
曾国藩考虑得非常周到，他自己不劝左宗棠，是怕左宗棠那怪异的自尊。左宗棠一向瞧不起他，这个时候他出来劝阻，只能是给左宗棠去北京火上浇油。
胡林翼按曾国藩的指示写信给左宗棠说：“你万不可北上，因为陷害你的人并不会因为你离开骆秉章的幕府而善罢甘休，他或许正在四处布置，你去北京，等于是自投罗网。”
这封信对左宗棠的人生起了关键作用。其实他去北京只是气愤难平的吆喝，根本毫无底气。如今有这样一封信到来，他迫不及待地停止了北上的脚步，一扭头，南下了。
在南下的途中，他四顾茫然。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曾国藩外，他再无可投奔之人。但他毕竟是左宗棠，去投奔一个从来就没瞧进眼里的曾国藩，心里还是解不开这个结。
胡林翼的信又适时地到来，信中左旋右转地谈来谈去，最终归结到一点，曾国藩需要人才，您恰好是最出色的人才，您若不去，曾国藩恐难施展；您若去了，曾国藩必心花怒放，如虎添翼。您可以离开他，但他绝对少不了您。
显然，信的内容是曾国藩的意思。他就怕左宗棠放不下面子来投奔他，于是才费尽心机让胡林翼出马。
左宗棠来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曾国藩的军营。他不是真被那封信说动了，而是一心想做出点露脸的事的他在当时实在无处可去。
左宗棠昂首阔步地一进辕门，曾国藩的心情就如同当年曹操闻听袁绍的心腹许攸来投奔，忘记了穿鞋飞奔而出一样，但他还是挤出点时间穿上了鞋，因为他几个月才洗一次脚，味道很浓。
他跑向左宗棠，几乎是扑了过去，给左宗棠来了个炽热的熊抱。左宗棠有点受不了，这欢迎的礼节太隆重，显然超出了他的想象。
二人就那样熊抱着，走进帐篷，互相让座，几个回合后，左宗棠发现如果他不先坐，那二人会一直让到明天天亮，于是索性坐下去。
曾国藩也一屁股坐下，开始交谈。
这种交谈据说持续了二十多天，左宗棠被曾国藩的热情感动得眼圈发红，双手直颤。
然而，二人的蜜月相当短暂，当曾国藩在设定围攻安庆的军事计划时，左宗棠马上露出不屑来。不过，他只是嘀咕了几句，并未奔放地发作，因为他还惦念着曾国藩的救命之恩。
他实在看不出曾国藩有什么伟大前途，按他智慧结晶的总结，曾国藩最高也就混个巡抚。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即使是曾国藩本人，也从未想过，他竟然能混到傲视江南的两江总督高位。
洪秀全助力曾国藩
只有相信运气在人生中的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懂得何谓人生。
与生俱来的灵性和后天的努力固然重要，但运气比这些还要重要。曾国藩的运气就是太平天国高层在1860年年初的脑洞大开。
八个月前，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gān）从香港辗转来到南京，洪仁玕和洪秀全不同，二人都信奉上帝，但洪仁玕是标准的基督徒，曾在多名西方传教士那里学习基督教教义。他是个很有灵性的人，不仅领悟了上帝的本意，而且还将其发扬到社会现实中去。
他一见到洪秀全，看到南京当时岌岌可危的模样，就大发感慨说，“这个上帝的国度竟然衰弱如此，上帝知道会垂泪的。”感慨之后就精神抖擞地拿出了他的计划：要想破南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
这个智取并非来源于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围魏救赵：先攻杭州，杭州是清政府财源之泉，清军必救，而解救的军队只有正在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江南大营的军队必分兵去解救杭州，我们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清军可破，南京之围可解。
洪秀全听了这神出鬼没的计划，心花怒放。计划迅速被实施，这就是陈玉成兵团被慌张从小池驿召回的原因。
这个计划的诱人之处在于，清政府、包括曾国藩都不曾预见到，已经江河日下、守势多于攻势的太平天国竟会大举进攻，而且是最被清政府重视、防御最强的杭州。
1860年3月中旬，李秀成兵团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在杭州城外围，浙江巡抚罗遵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江南大营求救。江南大营总指挥和春果然中计，派出骁勇无比的悍将张玉良援杭。张玉良带走了江南大营最精锐的一支队伍，李秀成大喜过望，急速从杭州回兵南京，并会合陈玉成等太平天国将领，轻而易举地击破毫无抵抗能力的江南大营，和春仓皇出逃，太平军乘胜追击。
两江总督何桂清焦急如焚，何桂清才能有限，若在太平盛世，还能胜任总督之职，但乱世下，他只能靠运气。
命运之神并未眷顾他，江南大营的溃败，和春的逃跑，让他心里冰凉似水。太平军攻占丹阳时，何桂清一日向北京写数封求救信。他写的求救信越多，失守的城市就越多，苏州、无锡、常州等名城的败报一封接一封而来。
后来，何桂清已没有心情写求救信了，他开始不停地逃跑，最后逃到了海上。海上虽风波汹涌，但毕竟没有血肉横飞，何桂清终于过起了消停日子。
曾国藩却不消停起来。其实早在李秀成攻杭州外围时，曾国藩虽未对安庆发动攻势，却丝毫没闲着。咸丰得知太平军攻杭州城后，马上命令曾国藩和杨载福水陆东下，借此分散太平军对杭州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