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龄的分量十足，因为浙江财源是支撑中央政府在南方用兵太平军的保障，所以很快李元度非但无罪，还被授予了个不错的浙江地方官。曾国藩震怒。
他震怒，不是因为李元度投靠王有龄，而是王有龄挖走李元度。湘军本来自成体系，政府人进不来，湘军也不允许出去。如果李元度真的安枕无忧地当他的浙江地方官，那就是对湘军体系挑战的成功，曾国藩就是再跳一次江，也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他二度弹劾李元度，字里行间有要挟中央政府的意思：如果你们不处置李元度，湘军内部纪律将松散，我如何带兵，太平军如何被消灭？
中央政府审时度势了多日，做出决定：将李元度发配边疆充军。
曾国藩赢了，直到曾国藩暮年，在众多好友的劝说下，曾国藩才向中央政府请求起用李元度。很多人都说，曾国藩在这件事上太不近人情，但曾国藩自有算计：湘军是我曾国藩的，湘军的人，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绝不能改换门户，这是铁的纪律，也是血的纪律。
困祁门
铁血纪律似乎在1860年时解决不了曾国藩的困境。当李元度蹒跚于遥远的边疆路上时，曾国藩在祁门连半步都进退不得。本年12月初，太平军李秀成兵团攻占离祁门只有几十里的黟县。这支兵团的宣传队朝着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敲锣打鼓，看架势随时要发动决战似的进攻。
曾国藩满腹惆怅，对他的将领们说，“如果李秀成来攻，就让他来，我绝不逃跑。”他的将领们站在屈指可数的士兵前面训话，誓死保卫曾大帅。幸运的是，李秀成好像意不在祁门，或者说，当时太平军已把祁门包围的水泄不通，李秀成并不着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太平军越是不来攻，曾国藩就越是惊恐难耐。在祁门之外，太平军左冲右突，上演着一幕幕胜利大戏，曾国藩成了个悲伤的看客。他给家人写信，绝望透顶地说：“最近半个月，奇险万状，风波迭起，外面的情报送不进来，里面的命令出不去，我感觉到世界把我们抛弃了。”
世界把祁门变成了一个人心涣散、悲观的地狱。有位幕僚逢人便问：“死在一起如何？”
各种各样的幕僚、中下级军官们纷纷逃亡，军中一片肃杀景象。
曾国藩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图用诚意挽救祁门世界。他下令：“有想要暂时离开的，支付三月薪水；太平无事后，仍可来营，吾不介意。”
这招的确起了点效果，那些有血性的军官们听后，热血沸腾，反而视死如归，再也不说走的事了。而幕僚们却对此嗤之以鼻，脸皮厚的真就去领了三个月薪水，和曾国藩招呼也不打一个，抱起儒书就走。
幕僚们走得越来越多，曾国藩咬牙切齿，每天都在纸上画狼，狼的眼睛是白色的。
除了悲伤的军情每天都来之外，曾国藩还能收到离开他幕僚的名字。
每当有人告诉他，某某走了，他就咬牙一回。突然一天，有人来告诉他：“王闿运先生竟然没有走！”
曾国藩“嘶”了一声：“他竟然没走？”
王闿运，可谓大名鼎鼎。他后来撰写了闻名天下的《湘军志》，是研究湘军最宝贵的史料之一。此人擅长帝王学，所谓帝王学，就是找个潜力股，把他培养成帝王的同时，自己也能成为帝王师。他1860年进曾国藩幕府时，极受曾国藩的器重。可后来，曾国藩发现这小子是个大嘴巴，什么都敢说，于是刻意疏远他。
王闿运也注意到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在这种时候，最应该走的就是他。
曾国藩大为惊奇，还有点小感动。
他命令仆人：“你去看看王先生在干什么？”
仆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曾国藩：“王先生在读《尚书》。”
曾国藩问：“他的跟班呢？”
仆人摸了摸头，“没有见到。”
曾国藩笑了：“王先生肯定要走。”
仆人莫名其妙。
曾国藩道：“王先生对《尚书》能倒背如流，在这种危急时刻竟然还看，显然是拿着书装样子，其实在思考走的问题。他的仆人和他形影不离，如今却不见踪影，可见是去收拾东西了。”
第二天，王闿运果然领了三个月薪水，逃之夭夭。
谁都可以走，只有他曾国藩不能走。不能走，就意味着眼睁睁地面对困局。所以他的心情越来越糟。1860年最后一个月，他甚至写好遗嘱。遗嘱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读来凄凉：自来祁门后，实无生人之乐趣。然后就是一番深刻的自我剖析。
他说，“我这人天资本一般，全靠个人努力才混到今天，但无论是理学思想还是作文，都是半吊子。尤其是带兵，带兵根本不是我所长，兵贵奇而我太平，兵贵诈而我太直，能有今天看上去的胜利，全靠侥幸，非我真本领。不过，我这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有一样却是行的，那就是识人用人。你们不信可看我的部下，哪一个不是独当一面的真英雄？！”
他接着对家人说，“识人用人是天赋，你们大概学不来。请记得我的话，将来曾家人万不可带兵，至于做官，也大可不必。官场如战场，不是那么好玩的。”
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心态，其实，曾国藩当时内心已波涛汹涌。读历史，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记下来的文字大都不可信。任何伟大人物看似在危难关头泰然自若，其实他们也是凡人，也有恐惧，只不过有人用文字掩饰过去了。曾国藩在祁门大营正如他所说，毫无生人乐趣。但他有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临危虽然惧，却不后退，不当逃兵。除了他性格因素外，儒家理学的气节情怀铸造了他这种死都不肯退缩的第二性格，这是英雄人物必备的性格之一。或许正应了那句话，天佑英雄，曾国藩的运气稍有好转。外围的左宗棠突袭景德镇，大获成功。景德镇是通往祁门的必经之路，也是最容易进入的道路，控制了它，祁门大营转危为安了。
湘军将士们欢欣鼓舞，曾国藩也露出仿佛消失了几百年的笑容，但仍有件憾事袭上他的心头，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这就是在此之前发生的北上勤王事件。
1860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曾国藩已早早睡下，突然被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惊醒。
咸丰在圣旨里悲痛地说，一月前，英法联军攻陷了天津，如今已推进到通州八里桥，守卫在此的是僧格林沁兵团。外界传说，僧格林沁战无不胜，但我觉得他不行。所以你立刻派你的湘军北上勤王。
曾国藩听完圣旨，“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来，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来救，半昏半醒状态下，曾国藩“呃”了几声，又晕过去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所有的幕僚和将领们都围绕床前，脸上呈现出焦急之色。曾国藩安慰众人说：“我没事，我这点事和皇上现在的处境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众人开始窃窃私语，私语的当然是勤王的问题。有幕僚说，“应该立刻勤王，这是臣子之责，”有幕僚帮衬着说，“很多官员都说咱们湘军自成一系，对皇上不那么忠诚，现在正是破此谣言之时。”
曾国藩睁着空洞无神的大眼，望着窗外，窗外细雨绵绵，冷空气进来，他的皮癣开始发作。他伸出两手拼命地抓，抓得床前如同披上了一层明月光。
众人就在这纷纷的“雪片”中等待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思考问题向来慢，他一面抓皮肤，一面思索：到底该不该北上勤王？
按道理，他应该立即从床上爬起，带着他的湘军急如星火地北上，去拯救咸丰皇帝和大清江山，而且还要每个士兵脸上呈现出“忠诚”的颜色。但道理和现实有明显差距，首先他出不了祁门大营；其次，如果调围攻安庆的部队北上，那他的作战计划将功亏一篑；最后，他不认为自己的湘军能打得过英法联军。
也就是说，他北上的话，非但意义不大，可能会满盘皆输。但道理仍然有它存在的理由：君让臣来，臣不得不来。
1860年秋季的寒雨中，曾国藩在军帐里不断踱步，思索皇上的命运，不知该如何是好。有幕僚进来，他招呼到棋盘边，二人下了两盘棋。幕僚明显感觉到曾大帅魂不守舍，却也无话可说。
接到圣旨的三天后，曾国藩在一场噩梦中惊醒，眼前突现一片银丝水帘，寒雨敲打着窗棱，如同咸丰用六棱锤敲打他的心脏一样。
“不能北上！”他对着房间里的一片漆黑处，斩钉截铁地说道。
凌晨，他让人叫来几个重要的幕僚，吐露心曲：“普天下处处都是长毛贼占上风，只有安庆一城是长毛贼占下风，岂肯轻易撤退？”
幕僚们已听出曾大帅的深意，却并不吃惊。他们太了解曾大帅了：坚守既有立场，绝不放弃一点点优势。
“可是，圣旨……”有幕僚一语中的。
曾国藩立即萎靡下来，思索许久，才缓缓地说道：“我相信僧格林沁能守住八里桥。”
这种谎言，连他自己都不信，幕僚们自然也不信。随即，他又说，“我可向皇上请求从湘军中调派一人北上，即使让我北上也可以，但整个湘军不能撤退。”
机智过人的幕僚们纷纷点头，曾国藩惊奇起来：“你们知道我的本意？”
有幕僚嘴快：“拖字诀。”
“哦？”曾国藩略有些欣喜。
幕僚卖弄起来：“祁门离北京的路程，快马加鞭的情况下，单程还需半个月。您这道奏折送到北京，皇上的圣旨再来，一个月时间过去了，这就为进攻安庆争取到一个月时间。”
曾国藩笑出声，但马上就收起，长叹一声：“我也是逼不得已，希望天佑大清，僧格林沁能守住北京城！”
实际上，曾国藩用拖字诀，并非是他不想北上勤王，相反，当时他和胡林翼已定下基调，一旦咸丰允准他的建议，他就亲自北上。但他也悲观地承认，英法坚船炮利，我辈真很难阻挡，天翻地覆，大局瓦解，全体土崩，我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在忧惧和痛苦中，曾国藩度过了难熬的一个月，祁门大营转机来临时，他也收到了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信中说，早在二十多天前，英法联军就摧毁了僧格林沁兵团，咸丰早已西逃。英法联军不但占领了北京，还把圆明园付之一炬。
曾国藩原本的忧惧和痛苦顿时变成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他知道，已经等不来咸丰对他意见批示的圣旨，在接到朋友来信的十天后，他接到咸丰的圣旨。圣旨里的语气半死不活地说：“和英法的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事可以取消了。”
曾国藩额手称庆，但这种情绪并未持续多久，他面临两个选择或者说是两个问题。第一，离开祁门大营；第二，英法列强对中国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
多年以前，他就和恩师穆彰阿探讨过对待西方列强的态度，他认为应以和为贵，以信为本。但这些年他耳濡目染，却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和与信并不能解决西方列强的贪得无厌。那么有什么办法呢？
至少在祁门大营昏暗的军帐中，曾国藩冥思苦想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他的精力全被部下希望离开祁门大营的吵闹声吸引了。
很多人都对曾国藩驻扎祁门颇有意见，李鸿章是反应最激烈的一个。如今危险已解除，按理说曾国藩应该立刻离开才对，但他就是不紧不慢，对那些请求置之不理。
他有在他那个地位上的想法。他的职位是两江总督，太平天国之前，两江总督的驻扎地是南京，太平天国把南京变成天京后，两江总督多驻常州，这是个好地方，一方面可利用江南财赋支持江南大营，一方面又可把粮食运往北京。可现在，常州已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整个江南几乎都成了太平天国的地盘，中央政府和江南的地方官员、士绅都希望他即刻来拯救江南。如果他出祁门，给人的感觉就是他要拯救江南了，但他此时唯一的目标只是安庆。
在和幕僚们闲聊、正式开会了多日后，曾国藩发现，自己的坚持应该放弃，因为祁门的确是险地，一旦再度被围，就没有上次那么好的运气转危为安了。
出祁门前，他重申自己的执意：出去后先打安庆，江南的事，等等。
幕僚们说：“只要能出这个绝地，先打哪里都成，让江南等上一百年又有何妨？！”
1861年4月，曾国藩拔营，湘军秩序井然、斗志昂扬地离开祁门，离开了不堪回首的痛苦之地，走上了安庆战场。
李鸿章、左宗棠的光辉
1861年5月，曾国藩大军抵达长江边的东流，因为有湘军水军的照应，纵然太平军倾巢出动来攻，曾国藩也不再惧怕，所以他是绝对安全了。
就在安庆大战即将开始时，李鸿章也回到了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的回归是必然，当初他离开时，胡林翼就劝他：“你将来必是大贵之人，但千万不可离开曾公，曾公是你人生的天梯。”
李鸿章气鼓鼓地说：“这梯子太拧巴。”
郭嵩焘也写信劝说李鸿章：“一个人崛起时必要有所依，请问，今日之天下，除了曾公外，还有谁能倚靠？”
李鸿章仍是气鼓鼓地说：“不依就不依。”
他话虽是这样说，但在他离开祁门一个月后，曾国藩请他出任江西南昌的行政长官时，他还是毫不犹疑地拿起了南昌大印。同时，他还不停地给曾国藩的幕僚们写信，要他们劝曾国藩无论如何都要离开祁门，因为那是个险地。幕僚们对李鸿章“人在南昌心在祁门”的忠贞所感动，持之以恒地劝说曾国藩离开祁门。
实际上，李鸿章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离开曾国藩就等于自毁前程。曾国藩也明白，李鸿章是百年才出的一个人才，爱才如命的他又如何肯轻易放弃？
于是到东流半个月后，曾国藩主动给李鸿章写信说：“阁下久不来营，让人大惑不解。以公事论，你本是湘军的一员，无缘故就离去，不好。以私情论，去年你离开时，并没说再不回来。”
这话就如同和一个赌气出走的孩子说的，既没说赌气的孩子错了，也没说自己错，很有水平。不过，这是装面子的话，还必须要让李鸿章觉得自己有价值，所以他继续说道：“我现在肝火极旺，身体堪忧，诸事废止，身边所缺你这样的人才，如不计前嫌，请速来。”
李鸿章看了信后，热泪盈眶，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东流。抵达曾国藩大营时，李鸿章低调地走进曾国藩营帐，曾国藩正在那里审读公文，有人通报李鸿章来了，他抬起头，看到风尘仆仆的李鸿章，只是点了点头，就像是二人才分开一天似的，然后指了指堆积如山的公文说：“你瞧瞧，累死人。”
李鸿章放下包袱，大步走上前，抱起公文，转身大踏步走了出去。才走到门口，迎面撞上了左宗棠。两人只是相视一笑，就好像李鸿章从未离开过。
曾国藩站起来迎接左宗棠，两人并排站着，望着李鸿章的背影，都发出会心的一笑。左宗棠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来，是曾国藩要他来。
曾国藩要他来，是让他承担一个他从未承担过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务就是：担任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
左宗棠刚取得景德镇的大胜，正在心高气傲，闻听曾国藩的请求，第一反应是大喜，但他是聪明绝顶的人，突然就让自己冷静下来，当他确信曾国藩是真心实意后，慢慢地大摇其头。
如果曾国藩的智慧是个板凳，那左宗棠的智慧就是猴子。他对曾国藩说：“你让我做前线总指挥，就是让我离开你。”
曾国藩愕然，这两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以他的智力商数，短时间内根本想不明白这两件事的联系。
左宗棠盯住了曾国藩，不怀好意地问道：“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曾国藩大愕然：“我这是真心实意的啊。”
左宗棠想了一下，笑了，口不积德地说道：“我多虑了，按你的头脑，也想不到这一点。”
“哪一点？”曾国藩有点急了。
左宗棠又思考了一会，才慢慢说道：“安庆大战的前线总指挥毋庸置疑就该是你，你让我做，这不是让湘军全体将士视我为仇敌嘛？”
曾国藩哑然失笑，原来左宗棠的考虑如此深邃。他摆手轻笑：“你过虑了，我真是出于缜密的考虑。多年来的战场教训告诉我，我根本不适合直接带兵打仗，只要我一上战场，肯定完蛋。托大一点说，我只能在战场外遥控指挥。这一点，我不如你，给你五千人，你可以带五千人打仗，给你五万人，你也能带这五万人打仗。所以……”
“停！”左宗棠强横地打断了曾国藩的话，“我绝不做这个总指挥，有个人选倒可以，就是你兄弟曾国荃。他有勇有谋，是最佳人选。”
曾国藩还要说什么，左宗棠已起身：“还有军务，告辞！”
一阵风起，左宗棠消失在曾国藩大营，只留下曾国藩自己在风中凌乱。
他是真心想让左宗棠来当这个安庆大战的总指挥。但是，经过左宗棠的一番话，他意识到自己的孟浪，是啊，如果真让左宗棠来主持前线大局，湘军那些将领该怎么想，他的老弟曾国荃更会怎么想？
曾国荃一直就在安庆战场，他在安庆北面的集贤关已驻扎一年，把安庆城围困得水泄不通。但按照曾国藩的指示，他主围而少攻。他的部队绕着安庆城挖了两道长壕，一道在内，围困安庆，一道在外，抵御太平天国的援兵。这种方法也是曾国藩的独创，如果只有一道围城长壕，那就成了客兵，但另外增加一道抵御援兵的长壕，就是反客为主。
无论是客，还是主，曾国荃的日子都不好过。曾国藩被困祁门时，曾国荃曾要求去解救老哥，但老哥死活不同意，曾国藩对他说：“我就是死在祁门，你也不能来，你的目标就是安庆，一步都不许动。”
曾国荃向老哥抱怨说：“我在安庆很难熬，守城的是长毛贼里很能打的叶芸来，前来支援的是陈玉成兵团，这二人都不是善茬。尤其安庆是陈玉成的老家，他的家人都在安庆城，所以他攻击起来异常凌厉，我快支撑不住了。”
曾国藩回复道：“不许废话，坚持就是胜利。安庆的得失，关系到咱们曾家的气运，也关系到天下安危。你要咬定安庆，绝不动摇。我连北上勤王都没有去，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曾国荃难，是实情。但太平天国方面，叶芸来想要突破也难，陈玉成要想击溃曾国荃的防线更难。双方就在这种分不出输赢的拉锯中度过了一年，曾国藩踌躇满志而来。
战安庆
曾国藩抵达东流不久，太平天国也有了高调动作。一支主力部队从南京赶赴安庆，誓要破解曾国荃的两道长壕。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个胆小鬼，在离安庆十里的地方扎营，按兵不动。
陈玉成带领他的主力随即赶来，真正的大战开始了。
双方先在集贤关进行了殊死搏战，旗鼓相当，都有死伤。陈玉成见集贤关不是他的福地，于是直奔主题：留下四千人守集贤关营盘，亲自带领主力向曾国荃的长壕发起洪水猛兽般的进攻。
双方激战得异常惨烈，曾国藩所在的东流离安庆城三十里，却能清晰地听到双方的炮声。陈玉成是当时的名将，曾国荃自然也不弱，所以双方谁都拣不到便宜，打了几天后，大家发现是两败俱伤。
陈玉成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再多点兵，他就能把曾国荃的长壕推平，于是他跑到南京那支部队的驻地，向他们要兵。这个想法使他付出了万劫不复的代价。他走时，把所有部队都留在集贤关和安庆城外，这是一支没有了主帅的兵团，尤其是在战事剧烈时，乃兵家大忌。
曾国藩得知消息后，兴奋得直搓手。他下命令给多隆阿，要他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陈玉成，然后再下命令给鲍超，要他带领一支数量可观的急行军，飞速赶去安庆城和集贤关，与曾国荃联合将陈玉成的主力剿灭。
多隆阿真就死死地拖住了陈玉成，曾国荃和鲍超合围一军，先对集贤关的太平军下手。仗还是打得异常激烈，太平军虽没了主帅，但士气仍旺。湘军虽然人数众多，短时间内却不能全歼他们。在你争我夺和血肉相搏的战役中，双方死伤相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军粮草已尽，弹药全无。曾国荃运用宣传战术，使太平军坚信陈玉成这辈子是不会回来了。在僵持了几天后，这支随陈玉成南征北战的精锐兵团举旗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