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曾国荃心花怒放地向曾国藩送去捷报,得来的却是曾国藩冷酷的命令: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屠杀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同时也是摧残自我良知的利器,就在你眼前,鲜血从跪倒在地的人的腔子里喷向天空,映红日月,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受良心的谴责。曾国荃自从军以来杀人无数,可杀了七千多名俘虏后,也手软心碎,表示打完安庆之战后,就回家种地。

曾国藩听到老弟这不争气的话后,写信给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收容投降之人,很不妥当。挤疥子不可令出零脓,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攻克城池以多杀人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耽误大事。”

多么冷血!尤其是出自读书人曾国藩之口,更让我们觉到齿冷,浑身战栗。但曾国藩毕竟是个人,是人就有良心。他对曾国荃说,杀了这么多人,劫数之大,为之叹息。但是,纵然是尧舜、孔子在世,对这些贼,也会痛下杀手的。

曾国荃接到信,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曾国藩似乎了解他的心理,几天后又来信说,“你别哼哼唧唧的了,既然已带兵,就要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长毛贼到处杀人放火,流毒天下;基督教乃邪教,和我礼教水火不容,纵是仁慈如孔子在世,断无不全力诛杀他们之理。既然如此,何必又对杀他们而内心有愧?”

曾国荃仔细琢磨老哥的话,发现很有道理,于是放下心理包袱,专心致志地开始杀人了。

湘军在集贤关对俘虏们的大屠杀,给安庆城的太平军投射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让他们坚定了信念,那就是死都不投降,因为投降也是死。况且,援兵正源源不断赶来,正在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曾国荃的第二道长壕。

陈玉成终于从多隆阿的虎狼兵团下脱身,但实力已锐减。他的家人在安庆城,他的目标只能是安庆城。第二道长壕再度发生惨烈的战争,在隆隆炮声中,陈玉成如同疯了一样,冲锋在前,然而他的运数已尽,对曾国荃的守壕战术无计可施。

曾国荃的长壕战术是曾国藩多年来总结出的战场宝贵经验,它以长壕为武器,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敌人惨败撤退后,湘军又在长壕之外再挖长壕。如此一来,陈玉成要想突破,就必须付出比从前更大的攻击的惨重代价。

炮声渐远,喊杀声渐稀,安庆城外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安庆城内已如地狱,本来,安庆城里的粮草供应是由外国商人偷运而来,太平军高价收购。曾国藩不敢攻击外国商人,所以将计就计,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商人的粮草。这样,安庆城彻底成了饥饿之城,士兵饿得头晕眼花,连刀枪都拿不起来。

守将叶芸来从未有投降的念头,安庆城又如铜墙铁壁,所以曾国荃纯靠人力进攻,显然很难。但在把陈玉成胜利抵御在外围后,曾国荃开始专心对付安庆城。他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一直挖到安庆城里,然后把一门大炮送进地道,轰塌了安庆城中央的地面,湘军蜂拥而入,再如蚂蚁出洞般冲上了安庆城。这些人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打开了安庆城门,并在城中大肆放火,安庆城陷落。

叶芸来和一万六千名太平军士兵放下武器,等待被屠杀的命运。陈玉成在安庆城外望着冲天火光,嚎啕大哭,并组织了一次毫无底气、自然也无质量的冲锋,然后匆匆撤走。

安庆之战结束,曾国藩的宏图就此注定。安庆之战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重大转折,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屏障安庆,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主力消耗殆尽,其他救援安庆的太平军部队也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安庆是太平军的坟场。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曾国藩坚持到底的结果,没有曾国藩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生活法则告诉我们,有一喜必有一悲紧接而来。所以中国古代哲人们警告我们,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驻地移到安庆城,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重大奖赏后,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咸丰死了。

咸丰死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他逃难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据说,他是个始终想要有作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可他运气太差,在其执政的十年里,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然后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接着就是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让咸丰痛不欲生。他终于死去,多年来心理的沉重压力是主因。

咸丰去世的消息在半个多月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闻听后,急忙拿起笔来,挤出眼泪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

瞧这架势,好像他如同死了此生最敬重的导师和人类救世主,其实这是虚的。实际上,曾国藩对咸丰的死毫无感觉,让他心动的是咸丰死后的政局。咸丰死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谁来力挽狂澜?一直对他湘军支持的咸丰死后,下一任领导人是否还会信任他,湘军的未来何去何从?

他特别希望的是,能有强有力的辅佐者帮助新任小皇帝渡过难关,就如当年多尔衮帮助顺治一样。他对胡林翼吐露心曲道,咱俩一定要搞定长毛贼,算是给新领导人一份厚礼,也算是为他减轻点负担。

但这种想法在十几天后彻底破灭,因为胡林翼死了。

胡林翼注定会英年早逝,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可担忧。可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必须要劳累、必须生气、必须担忧的。所以他常常咳血,越来越重,安庆之战后,他回武昌休养。

回武昌的路上,胡林翼看到几艘洋船逆风行驶,却疾如飘风,马上变色不语,回到武昌后,再也没有起来。和曾国藩一样,他明白,湘军消灭太平天国可以,但要对付洋人,差距太大!

1861年9月最后一天,胡林翼在武昌城住所里咳出几大口血后,一病而死,年仅五十岁。消息送到安庆时,曾国藩嚎啕长哭,哭得草木皆惊。

他和胡林翼是多年的好友,胡林翼处处照顾他,才有他曾国藩今天的地位。如今好友、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他怎能不哭?悲痛万分之下,他竟然也吐出几口血,伴随着严重的癣病,使他生不如死。

他给左宗棠、李鸿章的信中,悲痛之情力透纸背:“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发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还会有像胡林翼这样的人吗?!”

这种悲伤怀念胡林翼的信件不停地给他的所有朋友,他那些悲痛如同东洋大海,无穷无尽。收信的人看得都烦了,提醒他,胡公已死,眼前事还要您付出最大精力应付啊。

曾国藩这才从悲痛的世界里拔出精神,放眼望向北方,那里不是眼前事,但比眼前事更令人心悸。

曾国藩福星高照

北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政变。咸丰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由于新皇帝年幼,所以咸丰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老臣辅佐,是为“顾命八大臣”。

问题来了,这八个老头里竟然没有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他可是皇室血缘最近的人。恭亲王奕訢大为恼火,最恼火的是咸丰的老婆慈禧,二人用书信秘密联合,1861年10月末,同治一行从避暑山庄回北京。1861年11月的第一天,早已准备妥当的慈禧和奕訢突然宣布召见八个老头,宣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状,然后以雷霆之势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自此,慈禧和奕訢控制了同治,控制了残破的大清王朝。

任何一场政变过后,政变成功者都会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当时正是多事之秋,慈禧自然更把这件事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正在南中国对付太平军的曾国藩,这是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她和奕訢商议,商议了许久。终于得出结果,要空前地对待曾国藩。

她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全权指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军务。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才知道始终大力举荐他的肃顺已被砍了头。这不是他震骇的地方,他最震骇的是,在此之前,清政府从未给予过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

而他竟然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他哪里敢高兴,哪里敢志得意满,极度的惶恐涌上心头,浑身发汗,竟然忘记去接圣旨。在跪在地上倾听圣旨时,他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词汇,功高震主,满招损、谦受益,飞鸟尽良弓藏,树大招风……

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古人站到最高峰时都会想到的词汇,它们就如同魔咒,让站上最高峰的人魂不附体。

他又想到湘系集团的那些人,很多人在此之前都已做了高官,权倾一时。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做了湖北巡抚,彭玉麟做了安徽巡抚,骆秉章做了四川总督,长江两岸到处都是他湘军的人,都是他湘军的部队。

他接连两次上奏中央政府,请收回他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至少不要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言辞恳切,慈禧太后大为赞赏,非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他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这是个更让人眼红的职务,已进入权力核心。

1861年,至少从曾国藩的仕途角度来看,他已能呼风唤雨。但新的挑战正在等他,不容他有丝毫的兴奋和麻痹大意。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慈禧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其实曾国藩能节制的地盘很少。仅以浙江为例,他当时不想节制浙江,因为浙江已残破不堪。当他全力和陈玉成在安庆血战时,太平军李秀成兵团已攻占浙江西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安庆失陷后,李秀成下定决心全力经营浙江,并以突袭手法攻占绍兴,对浙江省会杭州完成合围。

杭州被围是大事,慈禧迅速下令曾国藩前去解救。曾国藩突然意识恍惚起来,对这道圣旨视而不见。慈禧就连续给他命令,曾国藩的意识就不停地恍惚。

浙江巡抚王有龄写信给曾国藩,字里行间哭腔十足,大有“拉兄弟一把,我为你做牛做马”的情态,可曾国藩像是傻了一样,在安庆城里呆坐,不发一兵一卒。

事情很直观,曾国藩只要一声令下,还未获得高级职务的左宗棠就会奋不顾身地去解救杭州,但他就是不下令,而且还和左宗棠谈起了世界观。

二人谈到西方列强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谈得如火如荼。

1861年12月中旬,杭州已危在旦夕,据王有龄呈递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如果还未有援兵,杭州在半月之内必失。慈禧大怒,严厉斥责曾国藩不作为、见死不救。

曾国藩慢悠悠地诉苦说,非是我不救王有龄,而是力不从心。我的人都抽不开身,多隆阿正在咳血,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上战场。湖北巡抚李续宜正在焦头烂额,骆秉章、彭玉麟都被分内事纠缠,分身乏术。我在安庆,还有上海和江苏的绅士们来缠我,要我去拯救他们。我所能用的人只有一个左宗棠,可左宗棠现在无名无分,去解杭州之围,难孚众望。

慈禧看明白了,曾国藩这是给左宗棠要名分呢,古语说,名与利器不可轻舍于人,这种事,不是你曾国藩想要就能轻易要到手的。

慈禧坚决不同意,仍是激烈地要曾国藩出兵解杭州之围。看到慈禧圣旨里字字如炸弹,曾国藩心惊起来。他对左宗棠说:“看来你非要跑一趟杭州不可了。”

左宗棠沉默,沉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至少在曾国藩印象中,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左宗棠沉默这么久。

终于,左宗棠还是第一个开口了:“这杭州吧,救和不救,结局都一样。”

曾国藩睁大眼睛。

左宗棠说:“到浙江作战,四面都是太平军,等于是咱们闯进了人家院子,后勤补给一定困难,我去,等于是一支孤军深入,还要层层突破太平军的关卡,你说这和登天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把头点得如鸡吃米:“你说得对,可又不能不救,上面催得紧。”

左宗棠一笑:“要救早就该救,等到这时说这话,你可太虚伪了。”

曾国藩脸微微一变,左宗棠又开口了:“不救王有龄这厮是对的,他之前总是想从您这里挖人,还在皇上面前说您坏话……”

“话不是这样说,”曾国藩打断左宗棠,拿腔拿调起来,“我和他都是大清之臣,理应同舟共济,互相扶持。见他身陷苦海,我没有能力去解救,真是心痛。”

其实关于曾国藩何以不救杭州,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有很大关系。他和王有龄虽无深仇大恨,但李元度事件始终是曾国藩心上的一道坎儿,纵然王有龄在1861年12月末战死杭州,也未能让曾国藩忘记李元度事件。

杭州的陷落,给清政府一记闷棍。朝中的老头们和慈禧立即展开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有人为杭州的陷落负责,此人自然是曾国藩。有人反对说,此时正是用曾国藩之时,惩罚他就是自毁长城。慈禧坐在同治后面的帘子里脸色极难看,她是在懊悔,如果早给曾国藩索要的东西,杭州恐怕还有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1862年1月,慈禧下令,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敦促曾国藩,要他和左宗棠尽快收复杭州,光复浙江全境。

曾国藩一扫当初的萎靡状态,左宗棠也是快马加鞭,开始知行合一,对浙江发起稳扎稳打的进攻。

当湘系集团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浙江时,曾国藩却高瞻远瞩地眼波流转,瞄向了上海。瞄了许久后,他就找来李鸿章,李鸿章倾吐心曲道:“你呀,应该去上海。”

组建淮军

不多几年后,李鸿章常发自肺腑地说:“没有曾公,就没有我李鸿章。”那时他已是封疆大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的确,在晚清,“曾李”可以并提,但没有前面的“曾”,后面的“李”就是个虚无。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全面照顾,始于李鸿章进入曾幕,高潮就是为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并让他去上海开辟新天地。

上海原本是个渔村,属江苏省,发展了几百年,也毫无亮点。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才猛地崛起,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南京无数富户携带财产逃避上海,上海的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傲视南中国。

由于上海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都尽力想让它为己所用。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多次进攻上海,因为上海的洋人助阵,所以并未得手。而清政府方面,江苏巡抚薛焕是个草包,只能保佑太平军别占领上海,其他无所作为。如此一来,上海孤悬两股势力之外,仅凭洋人的几千条洋枪苟且偷生。

李秀成占领杭州后,上海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当地士绅阶层推举出一人去见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这个节制四省的官场大佬能派一支部队去保卫上海。

他们知道曾国藩缺钱,所以在吹捧了曾国藩神功伟绩后,立即指出,只要曾国藩派军队到上海,那上海方面可以给曾国藩月薪六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听到这时,险些没控住口腔里的口水,他深吸一口气,打起官腔说:“这事需从长计议,我们的战略计划里没有这一条啊,我们正准备打长毛的老巢天京呢。”

来人对曾伟人察言观色,发现这位总耷拉眼皮子的曾老头似乎在说真话,不禁大失所望,悻悻地回了上海。

上海的士绅们开会,都骂这个人蠢,说动曾国藩,不能只提钱。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跟他总提钱,这不是把他向小人堆里扔吗?!

一个叫钱鼎铭的上海地方官和一个叫冯桂芬的人琢磨了半夜,写了封信,由钱鼎铭带着来到曾国藩驻地,信上说,“希望曾公您出兵一万,以一勇将带领,解救上海,解救上海苍生。如果您不派兵来,上海危在旦夕,生灵涂炭,被长毛贼涂炭,这肯定不是您希望看到的。您原本就是天下苍生的救世主,难道眼睁睁看着上海人民陷于水火吗?”

曾国藩喜欢听这样的话,读书人就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如果单纯谈钱,简直太侮辱传统士人的人格了。

他对钱鼎铭热情如火,钱鼎铭感受到了曾国藩的真挚,就诉说当时的形势:“上海一带,只有上海、江苏镇江、浙江湖州三地没有被长毛占据,但很难持久;上海一带虽有民团、武装的洋人,可如果没有大军前去,这些势力都守不了多久。要想让上海活,必须要派遣一支军队。”

曾国藩连连点头,对于钱鼎铭的这段话,他早就研究了很久,他对上海的熟悉恐怕不比钱鼎铭差。他一口答应钱鼎铭,必会抓紧时间派一支精锐去上海。

钱鼎铭屁颠颠地走了,曾国藩却陷入思虑中。

当时,湘军的确没有多余的兵力,大家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忙碌着,只有曾国荃在向天京慢悠悠地推进。他希望曾国荃带一万人去上海,曾国荃一口回绝了。他说:“我非要打下长毛的老巢天京不可,上海那地方,根本不必派军队去,只要我猛攻天京,全国各地的长毛贼都会跑回来救天京。”

曾国藩说服不了曾国荃,只好另想办法。“既然现成的兵派不出去,那不如新立一支。”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长吁短叹时,李鸿章心不在焉地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曾国藩眼前一亮:“对啊,少荃,你这主意太好了,这事就交给你吧。”

李鸿章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想了一想,说道:“我只是一说。”

曾国藩板起脸孔说道:“我可不是随便一说。”

李鸿章皱眉道:“其实湘军还是能派出一支万人部队来的,何必再建新军?”

曾国藩叹道:“湘军经过这么多年战阵,又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已有暮气,必须要补充新鲜血液进来。而这新鲜血液却要完全不同于湘军,我看你就在你们安徽招募新兵,就叫淮军吧。”

李鸿章手直抖:“老师,这……”

“我选择你们安徽人,因为你们淮北的民风朴实彪悍,底子好,只要加以适当训练,就可称为劲旅。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李鸿章不语。

曾国藩叹了口气,“其实你是我幕府最得力的人,你若离开,我还真是一团乱,但上海关系重大,非要保住不可。能否有上海,是咱们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李鸿章挺起身来,发誓一定要勇担这份重任。

和曾国藩创建湘军大不同,李鸿章创建淮军,并非是从头招募式的创业,而是驾轻就熟地整合。他利用湘军这座靠山,打着曾国藩的大旗,把曾在淮北抵抗太平军的团练们收编,然后按照湘军的营制改编,大清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淮军和湘军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指挥官,湘军都是知识分子,淮军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士兵组成,湘军专招朴实人,淮军由于成立仓促,所以人员复杂;最后,湘军的武器大都是冷兵器,但李鸿章到上海后,就把淮军变成了一支拥有火器的现代化部队。

淮军在两个月内组建完成,人数过了一万人。上海那边心急火燎地不停派人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原本计划再训练一个月,但时间太过紧张,所以决定提前去上海。

组建淮军容易,去上海却很难。当时从安庆去上海的陆路有千里之遥,而且路上必须经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曾国藩谨小慎微地对李鸿章说:“这条路啊不好走,一旦在太平军控制地区和长毛交火,若是一万人打成了几千人,到上海后,咱们的颜面就没了。”

李鸿章连连点头,想了个主意:让上海方面报销往返路费,并且要绝对地保证淮军的安全。这个主意要实行,只有一条路:走水路。

上海方面马上付诸行动,他们向英国驻上海领事租船,江苏巡抚薛焕坚决不同意,因为按上海士绅们的意思,当地政府也应该出点钱。薛焕不是在乎那点钱,而是在乎他的权力。一旦李鸿章来了上海,他这个巡抚宝座大概就不保了。

钱鼎铭说服了他,淮军不来上海,上海肯定保不住,长毛对您的脑袋可非常有兴趣。淮军来上海,您纵然保不住巡抚的宝座,可还能保住脑袋啊。

薛焕对这段话进行了缜密的考虑,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终于同意雇佣英国战船运输李鸿章部队到上海。

经过三次大运输,1862年6月,一支万人的淮军部队全部抵达上海。最后一支淮军还在水上欣赏落日时,曾国藩就向中央政府提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薛焕正如他自己所料的那样,巡抚宝座虽然没有了,但脑袋完好无损地放在脖子上。

李鸿章去上海前,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此次去上海,和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会很多,对于这其中诀窍,我觉得孔子所谓‘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我们要当从此一字下手。今天说的话,明天不能因小利害而变。”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说:“谨遵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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