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心花怒放地向曾国藩送去捷报，得来的却是曾国藩冷酷的命令：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屠杀不是技术活，而是力气活，同时也是摧残自我良知的利器，就在你眼前，鲜血从跪倒在地的人的腔子里喷向天空，映红日月，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此受良心的谴责。曾国荃自从军以来杀人无数，可杀了七千多名俘虏后，也手软心碎，表示打完安庆之战后，就回家种地。
曾国藩听到老弟这不争气的话后，写信给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收容投降之人，很不妥当。挤疥子不可令出零脓，蒸烂肉不可屡揭锅盖也。攻克城池以多杀人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耽误大事。”
多么冷血！尤其是出自读书人曾国藩之口，更让我们觉到齿冷，浑身战栗。但曾国藩毕竟是个人，是人就有良心。他对曾国荃说，杀了这么多人，劫数之大，为之叹息。但是，纵然是尧舜、孔子在世，对这些贼，也会痛下杀手的。
曾国荃接到信，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曾国藩似乎了解他的心理，几天后又来信说，“你别哼哼唧唧的了，既然已带兵，就要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长毛贼到处杀人放火，流毒天下；基督教乃邪教，和我礼教水火不容，纵是仁慈如孔子在世，断无不全力诛杀他们之理。既然如此，何必又对杀他们而内心有愧？”
曾国荃仔细琢磨老哥的话，发现很有道理，于是放下心理包袱，专心致志地开始杀人了。
湘军在集贤关对俘虏们的大屠杀，给安庆城的太平军投射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同时也让他们坚定了信念，那就是死都不投降，因为投降也是死。况且，援兵正源源不断赶来，正在持续不断地敲打着曾国荃的第二道长壕。
陈玉成终于从多隆阿的虎狼兵团下脱身，但实力已锐减。他的家人在安庆城，他的目标只能是安庆城。第二道长壕再度发生惨烈的战争，在隆隆炮声中，陈玉成如同疯了一样，冲锋在前，然而他的运数已尽，对曾国荃的守壕战术无计可施。
曾国荃的长壕战术是曾国藩多年来总结出的战场宝贵经验，它以长壕为武器，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敌人惨败撤退后，湘军又在长壕之外再挖长壕。如此一来，陈玉成要想突破，就必须付出比从前更大的攻击的惨重代价。
炮声渐远，喊杀声渐稀，安庆城外的战斗已接近尾声。
安庆城内已如地狱，本来，安庆城里的粮草供应是由外国商人偷运而来，太平军高价收购。曾国藩不敢攻击外国商人，所以将计就计，用更高的价格购买外国商人的粮草。这样，安庆城彻底成了饥饿之城，士兵饿得头晕眼花，连刀枪都拿不起来。
守将叶芸来从未有投降的念头，安庆城又如铜墙铁壁，所以曾国荃纯靠人力进攻，显然很难。但在把陈玉成胜利抵御在外围后，曾国荃开始专心对付安庆城。他采用挖地道的方式，一直挖到安庆城里，然后把一门大炮送进地道，轰塌了安庆城中央的地面，湘军蜂拥而入，再如蚂蚁出洞般冲上了安庆城。这些人未遇到任何有效抵抗，就打开了安庆城门，并在城中大肆放火，安庆城陷落。
叶芸来和一万六千名太平军士兵放下武器，等待被屠杀的命运。陈玉成在安庆城外望着冲天火光，嚎啕大哭，并组织了一次毫无底气、自然也无质量的冲锋，然后匆匆撤走。
安庆之战结束，曾国藩的宏图就此注定。安庆之战是太平军和湘军的重大转折，湘军攻占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上游屏障安庆，更重要的是，陈玉成的主力消耗殆尽，其他救援安庆的太平军部队也遭受重大损失，可以说，安庆是太平军的坟场。
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曾国藩坚持到底的结果，没有曾国藩的坚持，就不可能有安庆之战的最后胜利。
生活法则告诉我们，有一喜必有一悲紧接而来。所以中国古代哲人们警告我们，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就在曾国藩把两江总督驻地移到安庆城，并得到中央政府的重大奖赏后，两个坏消息接踵而至。
第一个是，咸丰死了。
咸丰死于1861年8月22日，死在他逃难的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年仅三十岁。据说，他是个始终想要有作为，而且很有可能会有作为的年轻领导人。可他运气太差，在其执政的十年里，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然后是全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叛乱，接着就是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让咸丰痛不欲生。他终于死去，多年来心理的沉重压力是主因。
咸丰去世的消息在半个多月后才到达安庆，曾国藩闻听后，急忙拿起笔来，挤出眼泪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
瞧这架势，好像他如同死了此生最敬重的导师和人类救世主，其实这是虚的。实际上，曾国藩对咸丰的死毫无感觉，让他心动的是咸丰死后的政局。咸丰死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谁来力挽狂澜？一直对他湘军支持的咸丰死后，下一任领导人是否还会信任他，湘军的未来何去何从？
他特别希望的是，能有强有力的辅佐者帮助新任小皇帝渡过难关，就如当年多尔衮帮助顺治一样。他对胡林翼吐露心曲道，咱俩一定要搞定长毛贼，算是给新领导人一份厚礼，也算是为他减轻点负担。
但这种想法在十几天后彻底破灭，因为胡林翼死了。
胡林翼注定会英年早逝，他年纪很轻时就染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可担忧。可他所从事的工作恰好是必须要劳累、必须生气、必须担忧的。所以他常常咳血，越来越重，安庆之战后，他回武昌休养。
回武昌的路上，胡林翼看到几艘洋船逆风行驶，却疾如飘风，马上变色不语，回到武昌后，再也没有起来。和曾国藩一样，他明白，湘军消灭太平天国可以，但要对付洋人，差距太大！
1861年9月最后一天，胡林翼在武昌城住所里咳出几大口血后，一病而死，年仅五十岁。消息送到安庆时，曾国藩嚎啕长哭，哭得草木皆惊。
他和胡林翼是多年的好友，胡林翼处处照顾他，才有他曾国藩今天的地位。如今好友、最得力的助手离开他，他怎能不哭？悲痛万分之下，他竟然也吐出几口血，伴随着严重的癣病，使他生不如死。
他给左宗棠、李鸿章的信中，悲痛之情力透纸背：“痛心之至！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发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还会有像胡林翼这样的人吗？！”
这种悲伤怀念胡林翼的信件不停地给他的所有朋友，他那些悲痛如同东洋大海，无穷无尽。收信的人看得都烦了，提醒他，胡公已死，眼前事还要您付出最大精力应付啊。
曾国藩这才从悲痛的世界里拔出精神，放眼望向北方，那里不是眼前事，但比眼前事更令人心悸。
曾国藩福星高照
北方正发生着骇人听闻的政变。咸丰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由于新皇帝年幼，所以咸丰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个老臣辅佐，是为“顾命八大臣”。
问题来了，这八个老头里竟然没有咸丰的亲弟弟恭亲王奕訢，他可是皇室血缘最近的人。恭亲王奕訢大为恼火，最恼火的是咸丰的老婆慈禧，二人用书信秘密联合，1861年10月末，同治一行从避暑山庄回北京。1861年11月的第一天，早已准备妥当的慈禧和奕訢突然宣布召见八个老头，宣布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罪状，然后以雷霆之势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自此，慈禧和奕訢控制了同治，控制了残破的大清王朝。
任何一场政变过后，政变成功者都会进行大的人事调整。当时正是多事之秋，慈禧自然更把这件事当成第一要务来做。
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正在南中国对付太平军的曾国藩，这是主要矛盾，必须优先解决。她和奕訢商议，商议了许久。终于得出结果，要空前地对待曾国藩。
她下旨给曾国藩，要他全权指挥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军务。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才知道始终大力举荐他的肃顺已被砍了头。这不是他震骇的地方，他最震骇的是，在此之前，清政府从未给予过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
而他竟然可以说是唾手可得！
他哪里敢高兴，哪里敢志得意满，极度的惶恐涌上心头，浑身发汗，竟然忘记去接圣旨。在跪在地上倾听圣旨时，他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词汇，功高震主，满招损、谦受益，飞鸟尽良弓藏，树大招风……
这是中国任何一个聪明的古人站到最高峰时都会想到的词汇，它们就如同魔咒，让站上最高峰的人魂不附体。
他又想到湘系集团的那些人，很多人在此之前都已做了高官，权倾一时。李续宜接替胡林翼做了湖北巡抚，彭玉麟做了安徽巡抚，骆秉章做了四川总督，长江两岸到处都是他湘军的人，都是他湘军的部队。
他接连两次上奏中央政府，请收回他节制四省军事的命令，至少不要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言辞恳切，慈禧太后大为赞赏，非但没有收回成命，还让他遥领协办大学士之职。
这是个更让人眼红的职务，已进入权力核心。
1861年，至少从曾国藩的仕途角度来看，他已能呼风唤雨。但新的挑战正在等他，不容他有丝毫的兴奋和麻痹大意。
第八章 布局东南
为左宗棠谋浙江巡抚
慈禧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其实曾国藩能节制的地盘很少。仅以浙江为例，他当时不想节制浙江，因为浙江已残破不堪。当他全力和陈玉成在安庆血战时，太平军李秀成兵团已攻占浙江西部、南部大部分地区。安庆失陷后，李秀成下定决心全力经营浙江，并以突袭手法攻占绍兴，对浙江省会杭州完成合围。
杭州被围是大事，慈禧迅速下令曾国藩前去解救。曾国藩突然意识恍惚起来，对这道圣旨视而不见。慈禧就连续给他命令，曾国藩的意识就不停地恍惚。
浙江巡抚王有龄写信给曾国藩，字里行间哭腔十足，大有“拉兄弟一把，我为你做牛做马”的情态，可曾国藩像是傻了一样，在安庆城里呆坐，不发一兵一卒。
事情很直观，曾国藩只要一声令下，还未获得高级职务的左宗棠就会奋不顾身地去解救杭州，但他就是不下令，而且还和左宗棠谈起了世界观。
二人谈到西方列强和如何对待西方列强，谈得如火如荼。
1861年12月中旬，杭州已危在旦夕，据王有龄呈递给中央政府的报告，如果还未有援兵，杭州在半月之内必失。慈禧大怒，严厉斥责曾国藩不作为、见死不救。
曾国藩慢悠悠地诉苦说，非是我不救王有龄，而是力不从心。我的人都抽不开身，多隆阿正在咳血，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何况上战场。湖北巡抚李续宜正在焦头烂额，骆秉章、彭玉麟都被分内事纠缠，分身乏术。我在安庆，还有上海和江苏的绅士们来缠我，要我去拯救他们。我所能用的人只有一个左宗棠，可左宗棠现在无名无分，去解杭州之围，难孚众望。
慈禧看明白了，曾国藩这是给左宗棠要名分呢，古语说，名与利器不可轻舍于人，这种事，不是你曾国藩想要就能轻易要到手的。
慈禧坚决不同意，仍是激烈地要曾国藩出兵解杭州之围。看到慈禧圣旨里字字如炸弹，曾国藩心惊起来。他对左宗棠说：“看来你非要跑一趟杭州不可了。”
左宗棠沉默，沉默得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至少在曾国藩印象中，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左宗棠沉默这么久。
终于，左宗棠还是第一个开口了：“这杭州吧，救和不救，结局都一样。”
曾国藩睁大眼睛。
左宗棠说：“到浙江作战，四面都是太平军，等于是咱们闯进了人家院子，后勤补给一定困难，我去，等于是一支孤军深入，还要层层突破太平军的关卡，你说这和登天有什么区别？”
曾国藩把头点得如鸡吃米：“你说得对，可又不能不救，上面催得紧。”
左宗棠一笑：“要救早就该救，等到这时说这话，你可太虚伪了。”
曾国藩脸微微一变，左宗棠又开口了：“不救王有龄这厮是对的，他之前总是想从您这里挖人，还在皇上面前说您坏话……”
“话不是这样说，”曾国藩打断左宗棠，拿腔拿调起来，“我和他都是大清之臣，理应同舟共济，互相扶持。见他身陷苦海，我没有能力去解救，真是心痛。”
其实关于曾国藩何以不救杭州，和浙江巡抚王有龄有很大关系。他和王有龄虽无深仇大恨，但李元度事件始终是曾国藩心上的一道坎儿，纵然王有龄在1861年12月末战死杭州，也未能让曾国藩忘记李元度事件。
杭州的陷落，给清政府一记闷棍。朝中的老头们和慈禧立即展开激烈的讨论。有人说，应该有人为杭州的陷落负责，此人自然是曾国藩。有人反对说，此时正是用曾国藩之时，惩罚他就是自毁长城。慈禧坐在同治后面的帘子里脸色极难看，她是在懊悔，如果早给曾国藩索要的东西，杭州恐怕还有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1862年1月，慈禧下令，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敦促曾国藩，要他和左宗棠尽快收复杭州，光复浙江全境。
曾国藩一扫当初的萎靡状态，左宗棠也是快马加鞭，开始知行合一，对浙江发起稳扎稳打的进攻。
当湘系集团所有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浙江时，曾国藩却高瞻远瞩地眼波流转，瞄向了上海。瞄了许久后，他就找来李鸿章，李鸿章倾吐心曲道：“你呀，应该去上海。”
组建淮军
不多几年后，李鸿章常发自肺腑地说：“没有曾公，就没有我李鸿章。”那时他已是封疆大吏，和曾国藩平起平坐了。的确，在晚清，“曾李”可以并提，但没有前面的“曾”，后面的“李”就是个虚无。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全面照顾，始于李鸿章进入曾幕，高潮就是为李鸿章创建了淮军，并让他去上海开辟新天地。
上海原本是个渔村，属江苏省，发展了几百年，也毫无亮点。直到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辟为通商口岸，才猛地崛起，并迅速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南京无数富户携带财产逃避上海，上海的经济更是如虎添翼，傲视南中国。
由于上海这种特殊地位，所以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清政府，都尽力想让它为己所用。遗憾的是，太平天国多次进攻上海，因为上海的洋人助阵，所以并未得手。而清政府方面，江苏巡抚薛焕是个草包，只能保佑太平军别占领上海，其他无所作为。如此一来，上海孤悬两股势力之外，仅凭洋人的几千条洋枪苟且偷生。
李秀成占领杭州后，上海方面的压力与日俱增，当地士绅阶层推举出一人去见曾国藩，希望曾国藩这个节制四省的官场大佬能派一支部队去保卫上海。
他们知道曾国藩缺钱，所以在吹捧了曾国藩神功伟绩后，立即指出，只要曾国藩派军队到上海，那上海方面可以给曾国藩月薪六十万两白银。
曾国藩听到这时，险些没控住口腔里的口水，他深吸一口气，打起官腔说：“这事需从长计议，我们的战略计划里没有这一条啊，我们正准备打长毛的老巢天京呢。”
来人对曾伟人察言观色，发现这位总耷拉眼皮子的曾老头似乎在说真话，不禁大失所望，悻悻地回了上海。
上海的士绅们开会，都骂这个人蠢，说动曾国藩，不能只提钱。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士大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你跟他总提钱，这不是把他向小人堆里扔吗？！
一个叫钱鼎铭的上海地方官和一个叫冯桂芬的人琢磨了半夜，写了封信，由钱鼎铭带着来到曾国藩驻地，信上说，“希望曾公您出兵一万，以一勇将带领，解救上海，解救上海苍生。如果您不派兵来，上海危在旦夕，生灵涂炭，被长毛贼涂炭，这肯定不是您希望看到的。您原本就是天下苍生的救世主，难道眼睁睁看着上海人民陷于水火吗？”
曾国藩喜欢听这样的话，读书人就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如果单纯谈钱，简直太侮辱传统士人的人格了。
他对钱鼎铭热情如火，钱鼎铭感受到了曾国藩的真挚，就诉说当时的形势：“上海一带，只有上海、江苏镇江、浙江湖州三地没有被长毛占据，但很难持久；上海一带虽有民团、武装的洋人，可如果没有大军前去，这些势力都守不了多久。要想让上海活，必须要派遣一支军队。”
曾国藩连连点头，对于钱鼎铭的这段话，他早就研究了很久，他对上海的熟悉恐怕不比钱鼎铭差。他一口答应钱鼎铭，必会抓紧时间派一支精锐去上海。
钱鼎铭屁颠颠地走了，曾国藩却陷入思虑中。
当时，湘军的确没有多余的兵力，大家都在各自的战场上忙碌着，只有曾国荃在向天京慢悠悠地推进。他希望曾国荃带一万人去上海，曾国荃一口回绝了。他说：“我非要打下长毛的老巢天京不可，上海那地方，根本不必派军队去，只要我猛攻天京，全国各地的长毛贼都会跑回来救天京。”
曾国藩说服不了曾国荃，只好另想办法。“既然现成的兵派不出去，那不如新立一支。”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长吁短叹时，李鸿章心不在焉地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曾国藩眼前一亮：“对啊，少荃，你这主意太好了，这事就交给你吧。”
李鸿章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想了一想，说道：“我只是一说。”
曾国藩板起脸孔说道：“我可不是随便一说。”
李鸿章皱眉道：“其实湘军还是能派出一支万人部队来的，何必再建新军？”
曾国藩叹道：“湘军经过这么多年战阵，又经历过无数次胜利，已有暮气，必须要补充新鲜血液进来。而这新鲜血液却要完全不同于湘军，我看你就在你们安徽招募新兵，就叫淮军吧。”
李鸿章手直抖：“老师，这……”
“我选择你们安徽人，因为你们淮北的民风朴实彪悍，底子好，只要加以适当训练，就可称为劲旅。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李鸿章不语。
曾国藩叹了口气，“其实你是我幕府最得力的人，你若离开，我还真是一团乱，但上海关系重大，非要保住不可。能否有上海，是咱们胜利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李鸿章挺起身来，发誓一定要勇担这份重任。
和曾国藩创建湘军大不同，李鸿章创建淮军，并非是从头招募式的创业，而是驾轻就熟地整合。他利用湘军这座靠山，打着曾国藩的大旗，把曾在淮北抵抗太平军的团练们收编，然后按照湘军的营制改编，大清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
淮军和湘军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指挥官，湘军都是知识分子，淮军大都不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士兵组成，湘军专招朴实人，淮军由于成立仓促，所以人员复杂；最后，湘军的武器大都是冷兵器，但李鸿章到上海后，就把淮军变成了一支拥有火器的现代化部队。
淮军在两个月内组建完成，人数过了一万人。上海那边心急火燎地不停派人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原本计划再训练一个月，但时间太过紧张，所以决定提前去上海。
组建淮军容易，去上海却很难。当时从安庆去上海的陆路有千里之遥，而且路上必须经过太平军控制的江南地区。曾国藩谨小慎微地对李鸿章说：“这条路啊不好走，一旦在太平军控制地区和长毛交火，若是一万人打成了几千人，到上海后，咱们的颜面就没了。”
李鸿章连连点头，想了个主意：让上海方面报销往返路费，并且要绝对地保证淮军的安全。这个主意要实行，只有一条路：走水路。
上海方面马上付诸行动，他们向英国驻上海领事租船，江苏巡抚薛焕坚决不同意，因为按上海士绅们的意思，当地政府也应该出点钱。薛焕不是在乎那点钱，而是在乎他的权力。一旦李鸿章来了上海，他这个巡抚宝座大概就不保了。
钱鼎铭说服了他，淮军不来上海，上海肯定保不住，长毛对您的脑袋可非常有兴趣。淮军来上海，您纵然保不住巡抚的宝座，可还能保住脑袋啊。
薛焕对这段话进行了缜密的考虑，最后两害相权取其轻，终于同意雇佣英国战船运输李鸿章部队到上海。
经过三次大运输，1862年6月，一支万人的淮军部队全部抵达上海。最后一支淮军还在水上欣赏落日时，曾国藩就向中央政府提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薛焕正如他自己所料的那样，巡抚宝座虽然没有了，但脑袋完好无损地放在脖子上。
李鸿章去上海前，曾国藩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此次去上海，和洋人打交道的机会会很多，对于这其中诀窍，我觉得孔子所谓‘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我们要当从此一字下手。今天说的话，明天不能因小利害而变。”
李鸿章琢磨了半天，说：“谨遵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