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开始谈金陵财宝。这个问题，很好谈。他说：“我进金陵城后，由于战斗惨烈，贼首洪秀全的伪皇宫都成废墟，何况其他地方？我只发现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未发现什么珍宝。这也是我比较纳闷的地方，洪秀全居然没有藏下财宝！”
慈禧和奕訢把这道奏折看了好多遍，最后一致确信，他们惹到曾国藩了。惹到曾国藩将会出现大问题：曾国藩真要造反，还去哪里找第二个曾国藩来镇压他？
奕訢小聪明是无限的，他把曾国藩的奏折抄了一段，给了左宗棠，这是乾坤大挪移。左宗棠果然炸了，和曾国藩彻底翻脸。他痛斥曾国藩胡说八道，杭州城有十万太平军逃出，你数过？况且，当时我已向朝廷奏报过，确有太平军逃出，我在现场都没有数出来，你未卜先知？
曾国藩也恼火，指责左宗棠，你是个告密分子，小人所为。
二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慈禧和奕訢看了回热闹，觉得曾国藩造反的可能性不大，否则没必要和左宗棠浪费唾沫。于是再发出圣旨：金陵财宝的事就算了，你之前用的军费也算了，从现在开始计算。至于洪天贵福逃跑一事，不怨你，余孽迟早要死，只是时间问题。
自此，曾国藩和左宗棠彻底闹翻，再无交往。其实，这不能孤立地怪曾国藩或左宗棠，性情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虽侥幸在一起，但迟早会分手。
如果说，曾国藩前面收到的圣旨是大棒，那么后面这道圣旨则是胡萝卜。
曾国藩先被打得气冲斗牛，现在又好像甜得如痴如醉，在日记中，他无限虔敬、肉麻地写道：朝廷真是体恤大臣，幸甚幸甚。
这件事足以让当领导的得到一个重要信息：想让部下死心塌地为你做事，就让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第十章 步入失败的怪圈
新的战斗
收复金陵后，曾国藩常和人说的一段话就是：“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这就叫“功成身退”，它只有在古代中国君主独裁制度下才有市场，而且市场极大。凡不能将权位二字退让少许的人，都会不得好死。
“功成身退”对于当事人而言最无奈，对当事人的上司而言则最卑鄙。别人辛辛苦苦为你打下天地，天地一稳，你就卸磨杀驴，卑劣程度可以让人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曾国藩一生修为的精华，在今人看来，只是把“功成身退”知行合一而已：知道功成身退是天之道，活命之本，马上就去做，而且尽心尽力，不留半点余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裁撤湘军，当时湘军和湘军的衍生淮军共计三十万人，但左宗棠的五万人已游离出去，他无法管理；分布在四川、广西、贵州的湘军，早就脱离了他的指挥，他也不必管。至于李鸿章的淮军，本来就是湘军的替补，不可能裁撤。他只能对自己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尤其是曾国荃指挥的五万人下手。
下手非常狠，在收复金陵一个月后，他就把曾国荃的五万人裁撤三分之二，由他指挥的则裁撤掉三分之二。曾国荃急吼吼地来找老哥，按这位军之骄子的看法，裁撤军队没有问题，但应循序渐进，不然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曾国藩平静地对老弟说：“这种事就要快，慢了就毫无效果。岂止是要裁兵，我还要拿了你的官职。”
曾国荃失声道：“老哥你疯了，北京那群鸟人正千方百计地想对付咱们，你竟然还自毁长城？！”
曾国藩不愠不火地说道：“既然咱没有不轨之心，那就应该让朝廷放心。裁撤湘军恐怕未必能让他们彻底放心。为什么呢？咱俩在南中国声望极高，这年头，有声望就是资本，再加上有官职在身，临时招兵都来得及。可如果咱俩有一人离职，那朝廷就会很高兴。我想了想，你离职比较现实，我是两江总督，朝廷暂时还离不开我。你先回家歇息去，等朝廷不再猜忌咱们，你再出来。这叫以退为进，既可以让朝廷消除对咱们的猜忌，也可以保全咱两兄弟。现在外面还有人散播谣言，说咱们功高盖主，迷恋权位，你只要一离开，谣言就不攻自破。”
曾国荃被老哥忽悠得晕头转向，一口应承下来。曾国藩连夜写了两道奏折，第一道在报告了金陵的重建工作后，在最后轻描淡写地说，曾国荃劳累过度，病重需要休息。
第二道奏折在两天后发出，主要是写曾国荃病重的：心神摇动，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必须静养数月，希望朝廷恩准让他回家养病。
慈禧和奕訢商量了半天，觉得曾国荃病得很好，他们对曾国荃这时候生病很满意，同意让曾国荃离职休养，顺带表彰了曾国藩很识大体。
曾国藩被夸得热血沸腾，又把财权让了出去。两江总督管辖的区域很广，曾国藩说，我只管理两江（江苏、浙江）的赋税就可以。其实，浙江是左宗棠的地盘，他所能管理的只有江苏赋税。
慈禧太高兴了，下旨说，曾国藩是有史以来最识大体的功勋大臣。
曾国藩乐呵呵地写奏折说，这算什么，我已决定修复旗营。
所谓旗营，就是清王朝八旗兵驻扎在各地的营盘，太平军造反以来，旗营制度灰飞烟灭。曾国藩现在江苏各地恢复，热烈欢迎中央政府派来的八旗兵。八旗兵趾高气扬，对他们的再生父母——湘军——不理不睬，湘军将士愤愤不平。曾国藩传令各湘军单位：谁要是和八旗兵闹矛盾，我就裁了谁。
当兵的，尤其是当了多年兵的最怕解甲归田，因为他们只能打仗，不会别的。所以，他们就在忍气吞声中和八旗兵们其乐融融。
当然，曾国藩不是只会做讨好中央政府的面子工程，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明白“平定”的意义：剿平敌人不算胜利，只有“安定”了，才是完美的胜利。
安定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恢复乡试的贡院，太平天国在金陵多年，知识分子早忘了乡试是怎么回事，如今曾国藩重新给了他们一条通往光明道路的天梯，知识分子们对曾国藩是感激涕零。
第二件事是修浚秦淮河，秦淮河两岸是商业集中地，盖世繁华的象征，曾国藩下大力气恢复这个商业中心，让金陵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件事就是文化事业的重建，恢复被太平军取缔的各种书院，出版儒学大师们的文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情怀，他们都觉得对文化的传承有所亏欠，只要有机会有能力，必会做文化方面的建设。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曾国藩完美无缺，在私生活上，更是亮点突出。曾国藩向来提倡节俭，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只认可在私生活上提倡节俭，节俭也只有在个人生活中才是美德。纵然已做了两江总督，无仗可打，没有任何大的支出，曾国藩也要求家人保持农家本色，他让全家的女人不能忘了织补，他的鞋子也是儿媳、女儿做的。有人曾不怀好意地问曾国藩：“节俭也是做给中央政府看的？”
曾国藩白了对方一眼：“是做给自己的内心看的。”
就在他在金陵干着自己喜欢的事业时，1865年5月末，接连而来的三道圣旨打破了他的平静，让他重新开启了下个战场的大门。
三道圣旨的核心内容一致：僧格林沁被捻军搞死了，曾国藩迅速带兵镇压捻军。
僧格林沁是大清王朝的一张王牌，沙场老手，战功一流，曾多次击溃太平军分支部队，想不到却死在捻军手里，让人不胜唏嘘。
捻军是活跃在安徽、江苏、河南、山东、湖北等地的流动武装，“捻”是一群、一股、一伙的意思。由这个称号可知，他们兵力有限。和太平军不同的是，他们都是骑兵，擅长运动战，只占领一两座不起眼的城池，作为根据地，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就是曾国藩所谓的“流寇”，看似力量弱小，但由于行踪极不靠谱，突然出现突然消失，所以特别难对付。
曾氏兄弟收复金陵后，慈禧觉得应该由中央政府军队取得一场大胜，压一压湘军的气焰。僧格林沁主动请缨，他仔细审视了一番，发现最合适的敌人就是“捻军”。因为捻军看上去弱小，又喜欢逃跑，而且他的兵团也以骑兵为主。尤其重要的是，当时太平军老巢被攻陷，和太平军始终保持密切关系的捻军失魂落魄，看上去更容易对付。
1864年年末，僧格林沁嗅着捻军的味道，在江苏、山东几出几入地拼死追踪。有时候一月之间，奔驰不下三四千里。捻军利用他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每日行军一二百里，拖着他绕圈子。僧格林沁累个半死，不但顾不上吃饭，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如此卖力，却始终无法和捻军主力做决战，于是，僧格林沁得了狂躁症。1865年5月，僧格林沁终于在山东菏泽的高楼寨找到了捻军主力。其实，这是捻军首领赖文光故意让他找到的。
赖文光是个军事奇才，他把捻军最擅长的游击战和太平军擅长的千里奔袭的运动战结合为一，创造了属于他自己的战法。他用了近半年时间，牵着僧格林沁的鼻子跑来跑去，跑得僧格林沁五内俱焚，最后在高楼寨设下埋伏圈，引早就怒发冲冠、失去理智的僧格林沁进入包围圈，一番血战之后，僧格林沁被杀，他的骑兵团全部战死。
清政府唯一倚靠的军事力量灰飞烟灭，只好启用它最不愿意用的湘军。
接到最后一道圣旨的当晚，曾国藩穿着女儿缝制的布鞋，坐在椅背高高的太师椅里，毫无表情。
幕僚们在底下小声地议论，主题当然是僧格林沁的死。有知道内情的幕僚轻轻地说，曾公早就知道僧格林沁必败，僧格林沁最后一次追捻军进山东时，曾公就向中央政府指出，僧格林沁兵团转战经年，疲劳过度，应该到旷野之地歇息，养精蓄锐。可僧格林沁不听。你们也知道，僧格林沁这人傲慢无礼，始终认为咱们湘军不是科班出身，也瞧不起曾公，如今怎样……
幕僚们的声音越来越大，曾国藩仿佛没有听到，他陷入深重的沉思里。今时不同往日，他已经五十四岁，老了。他不想再出征。这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到精力不济，那些年如影随形的锐气和意志力渐渐远离他，使他成为一个失魂落魄、毫无进取精神的老头。
有些时候，他认为是自己的修行不够。在他看来，人最应该修行的就是意志力，必须要时刻约束自己的意志以养精蓄锐，让自己的意志力免于分散和浪费，从而获得来自约束所产生的速度。但他发现，在过多的深思焦虑中，人往往约束不住自己的意志力。内心强大只是一种梦想，所以当意志力分散和浪费后，无论是思维速度还是行事速度，都会变得缓慢。这是个恶性循环，一旦人生的速度慢下来，所有事就会变得力不从心。
他几乎是从百无聊赖中醒转过来，听到了幕僚们讨论的声音，如滚滚春雷。他咳嗽了一声，厅堂里马上鸦雀无声。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我都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
幕僚们面面相觑。
曾国藩接着说：“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夜快乐之期更是杳无音信。本来，我就打算老死在金陵的。想不到又要我担当如此重任。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而我现在真是把它当作苦恼的处境。”
幕僚们接不上话，只能由曾国藩信马由缰地说。
“但时势如此，我绝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最后他以一个感叹句结束：“宦海真是烦人！”
万难迅速出征
曾国藩在那个悲伤的两江总督衙门里，沮丧地和幕僚们说“宦海真是烦人”时，金陵城正无忧无虑地步入夏天。那场浩劫之下的尸体腐烂的味道还未彻底散尽，人人都在阳光底下被熏得头晕脑涨。
曾国藩的心情和腐臭的金陵城无关，而和北京城有关。就在一个月前，慈禧突然大发雌威，把她的亲密战友奕訢赶下了议政王的宝座。可以说，当初发动北京政变时，没有奕訢的支持，慈禧不可能独揽大权。几年来，所有的大政小事都是她和奕訢商量决断的。无人知道，为什么慈禧像条疯狗，说翻脸就翻脸。
奕訢被指控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彻底离开了政治场。曾国藩得知此事时，呆若木鸡。奕訢虽然和慈禧穿一条裤子，但对他曾国藩的器重有目共睹。而且湘系集团都看重奕訢在政治场的地位，曾国藩尤其认定奕訢是贤王，如果能长期在位，国家很可能会中兴。
但现在，一切都成泡影。他和彭玉麟谈到此事时，不禁感慨万千，泪水横流。曾国藩多年来始终把不和京师大臣谈友谊放在首位，他对奕訢的感情纯粹出于公心。也正因此，所以才更加伤心。
这应该算是时局溃烂、政治昏暗吧，曾国藩在心里悲叹。幕僚们不知他们的曾公心情到底糟糕到什么境地，只能等待曾国藩给答案。
曾国藩给出的答案是：朝廷要我迅速出兵，万难迅速出征啊！
难以迅速出征的原因，幕僚们心知肚明。此时的湘军已不是从前的湘军，经过曾国藩一番大刀阔斧的裁撤后，他所指挥的湘军只有二万余人。这二万余人在大半年来也没有训练，都在做义务劳动。临时招募，太不现实。另外，捻军骑兵居多，曾国藩要想和他们抗衡，必须要有骑兵，马源则是个大问题。最后，曾国藩要防备捻军渡黄河北上，还要有一支黄河水师。由于黄河水浅，他从前的水师战舰毫无用武之地。
他把这些焦头烂额的问题说给慈禧听，并且重点指出，湘军的作战风格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若要和行动迅速、不计后路的捻军展开大规模战争，非有半年时间不可。
慈禧闻听大怒，僧格林沁的冤魂正向她哭诉死得好苦，这位老女人认为曾国藩在向她要条件，于是发出圣旨：曾国藩可节制河北、山东、河南三十省所有军队，此三处所有官员都受曾国藩调遣。
曾国藩对着这道圣旨长吁短叹，最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找来军官们说，咱们去打捻子吧。
军官们也长吁短叹，数年征战，满身伤痕，才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又要上战场。立即有军官说：“大帅，咱们是军人，战场杀敌是本职。可打捻子，就要去北方，背井离乡不算，关键是北方的面食，咱们吃不惯啊。”
曾国藩觉得很可笑：“这也是问题？老子我在北京做官，天天吃白面，也没吃死啊。凡事都要适应。”
将领们其实就是不想去，信誓旦旦地说：“南方人吃白面，真能吃死人的。”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结果这场很严肃的战前动员会议成了饮食交流会。曾国藩发现按这种思路开上个一年，也毫无结果，于是宣布散会。
散会不久，慈禧的圣旨又来了。圣旨说，捻军杀掉僧格林沁后，队伍极度膨胀，中央政府很担心他们会乘胜北渡黄河，威胁京师，曾国藩必须立即领军北上，江山社稷存亡在此一举，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慈禧还说，你离开金陵，两江总督暂由李鸿章代理，他是你的人，你大可放心。另外，我们知道你把军队裁撤很多，李鸿章的军队也可以用啊，这还用我们说吗？
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对将军们说：“咱们上路吧。”
将军们一阵乱哄哄：“大帅，走不了啦，昨天我们到部队去动员，结果大家都说死也不去北方，很多士兵说要提前退伍，现在就有几个营的士兵已跑得无影无踪。”
曾国藩心潮起伏，闭上眼，平复了要爆发的情绪，睁开眼时，已平静如水。他说：“愿意跟着咱们去建功立业的，热烈欢迎；不愿意去北方吃白面的，咱们不勉强。”
将军们说：“那咱们只有九千人啦。”
曾国藩在心里开始骂街：“让李鸿章给咱们一支淮军，还有僧格林沁的残兵，能凑多少是多少。”
李鸿章非常配合，立即派出一支以手下骁将刘铭传为总指挥的二万余人的淮军。曾国藩检阅这支军队时，发现士气高昂，问到饮食问题，这位未来的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扯开嗓子喊道：“我们不像湘军那样畏惧北方寒苦、也能习惯吃白面，您指哪里，我们就冲哪里。”
刘铭传话音才落，淮军阵营里就发出夸张的狂笑，搞得曾国藩和陪同巡视官们毫无面子。曾国藩回到衙门后，忧虑地说：“这支军队武器现代化，一定很能打，但我未必能指挥自如。”
派去视察僧格林沁残兵的人说：“我看这仗不好打，僧格林沁的残兵更不好指挥，搞来搞去，恐怕只有咱湘军了。”
曾国藩大叫一声：“哎，万难迅速出征啊。”
就在他情绪低落到谷底时，李鸿章派人来告诉他：“曾公不必焦虑，我已派了一支精锐乘船到天津保卫京师，您大可放宽心，做准备工作。”
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但心情还不是很明朗，或许此时就注定了剿捻失败的结局。一个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1865年6月下旬，曾国藩才乘船北上。此时，捻军已由山东南下安徽北部，并轻而易举地将安徽布政使英翰包围在雉河集。曾国藩很头痛，他原本的计划是先到徐州筹建骑兵。这时只好改变计划，先到临淮关，指挥军队解救雉河集之围。
捻军正在雉河集狂呼乱喊，听说曾国藩带着大军到来，立即主动撤围分为两支，一支进入河南，流动作战，一支进入湖北东部，进行修整。
曾国藩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这支兵团首脑们开会，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在悠悠的船上想，在颠簸的马背上想，吃饭时想，连做梦都在思考。
他对将领们说，捻军虽没有太平军声势大，但它最不好对付。你说它是流寇，可它在安徽蒙城、亳州有根据地，你说它不是流寇，可它纵横千里，行踪无定。所以，我觉得对付它们，应该用军事进攻和政治清查相结合的办法，双管齐下。
所谓军事行动，就是采取跟追和拦截相结合，达到“以静制动”的目的。曾国藩的计划是：用水师封锁黄河，防止捻军北上，威胁京师；在捻军的活跃区临淮、周口、徐州、济宁四地驻防重兵；另筹两支机动精锐，跟踪追击捻军，使捻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追踪、堵截，无法活动，无处立足，只要他们被追进四地任何一地，都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四地驻防重兵就是盖了个猪圈，两支机动精锐就是赶猪人，只要把猪赶进猪圈，猪就只能听他的摆布了。
所谓政治清查，就是在捻军活跃的各地割断他们和百姓的联系。曾国藩指出，对那些证据确凿“通匪”的百姓，不必审问，就地正法，对那些证据不充分、看上去鬼头鬼脑的也按这种方式处理。总之，就要让捻军成为离开水的鱼，千方百计地孤立他们。没有了百姓的接济，捻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会议结束时，曾国藩对各位长官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分属不同的军队，但都是大清的军队，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剿灭捻军，建功立业。”
湘军将领们拼命鼓掌，淮军刘铭传微微颔首，曾国藩偷偷注意到有一人，向他投来轻蔑的哂笑。此人叫陈国瑞，原是浙江处州总兵，此次是按朝廷旨意，指挥僧格林沁残兵的。
曾国藩对他印象深刻，会议一结束，他就和幕僚们说：“这个陈国瑞非出乱子不可。”幕僚们问原因，曾国藩说：“此人獐头鼠目，面相不好，皮笑肉不笑，属于桀骜不驯的人，你们要密切注意他。”
有幕僚就佩服起曾国藩来，大帅好眼力。这小子的确不是好鸟。他原本跟着长毛贼混了，后来投降政府，由于心狠手辣，能征善战，被僧格林沁看中，一路保举，成了将才。他的确打过几次胜仗，但和咱们比就差太远了。不过他是井底之蛙，心高气傲，谁都不服。
曾国藩长叹一声：“当初就不该解散湘军。”
这是事后诸葛，如果当初不解散湘军，他曾国藩能不能位居高位，安枕无忧地活到现在，还是个问题。
他叹息过后，仍然担心陈国瑞，不幸的是，这一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
按曾国藩的计划，陈国瑞带领僧格林沁残兵驻扎济宁。突然听说捻军正向济宁移动，曾国藩担心陈国瑞无法守卫，于是派刘铭传去支援陈国瑞。刘铭传抵达陈国瑞的驻地后，并未见到捻军的影子，正要返回徐州，事情发生了。
刘铭传是淮军的精锐，士兵都配备洋枪，声势夺人。陈国瑞初见刘铭传部队时，就看着士兵肩膀的洋枪流下口水。换作别人，必要和刘铭传商量，购买几支，但陈国瑞向来喜欢以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事情。这个方式就是：抢。
他精挑细选了五百人，这五百人都是战场勇夫，拿着破铁片子就冲到了刘铭传部队驻扎地。哨兵最先发现这些人，报警。刘铭传当时不在营里，没有指挥官。所以陈国瑞的五百大刀帮势如破竹，连砍了刘铭传十几位士兵。
淮军怒了，齐声高叫：“再砍，我们就开枪了。”
陈国瑞的士兵不为所动，继续拿着刀片砍人，淮军还击。不到半个时辰，陈国瑞的五百人全军覆没，陈国瑞本人被活捉。
刘铭传回来闻听此事，大吃一惊，不是吃惊陈国瑞抢枪，而是陈国瑞居然让五百人拿着破刀片子来抢枪。他跑到关押陈国瑞的小屋里去看对方，陈国瑞正在咆哮，诅咒刘铭传。
刘铭传对看守说：“这人精力充沛，大概是吃多了，饿三天再说。”
三天后，陈国瑞被饿得头晕眼花，在监狱里痛哭流涕，渴求刘铭传的原谅。刘铭传大度地释放了他，还管了他一顿饭。那大概是陈国瑞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饭。
回到驻地，他就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杀他的士兵，扣押他这个朝廷命官，要曾国藩惩处刘铭传。
即使真是刘铭传的过错，曾国藩也不敢惩处，因为刘铭传是淮军的人，何况，还是陈国瑞的错。
他写信给陈国瑞说，你这大半生有功也有罪，功过相抵，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被刘铭传扣押，是你有错在先，怨不得刘铭传。我们有幸并肩作战，应以和为贵。你不可再生事端，我拥有节制数省军队之权，不要逼我用这个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