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活着却是难事,只要你活着,你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咱们身为朝廷命官,还要为江山社稷负责。出于责任心,我现在不能死,拼尽全部心力,也要把这件事解决,对得起自己、家庭和江山社稷。”

“大人……”崇厚有点感动,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曾国藩没有给他贡献眼泪的机会,立即切入正题:“我来之前,已看了案件记录,大致知道了来龙去脉。我先说说我的想法?”

崇厚郑重地点头。

曾国藩的那只健康的眼睛开始发亮,这是他要解决事情时的一个特点。由于另外一只眼已不起作用,所以这只眼的光亮特别强。

他认为,第一,把凶手缉拿归案,在这起事件中受伤的外国人,尽我们最大力量赔偿;第二,重新审讯那个人贩子武兰珍。如果洋人真有挖心剜眼的行为,那咱们就占了理;如果没有,那惨了,咱们理屈。

曾国藩又说,即使咱们占了理,洋人毕竟死了20个,咱们也要赔偿。如果真能用金钱把干戈化为玉帛,那就是上天保佑了。

“就这么简单?”崇厚脱口而问。

曾国藩苦笑:“当然不会这么简单,如果真这么简单,我何必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来。”

他满嘴都是苦水,那只还算健康的眼开始隐隐作痛:“洋人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要坚定一件事,只要没有战争,付出任何代价都可以。”

两人短暂商议之后,审讯工作立即开始。武人贩子很快真心实意地招供,他根本就没有去过教堂,他只是个最普通不过的人贩子,和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国藩感到很遗憾,对崇厚说,因为这么个撒谎精,惹出这么大的事,真不值!

“那就是咱们理亏了?”崇厚问。

曾国藩点头。

崇厚来了聪明劲:“不对,是丰大业先开的枪,打伤了县令刘杰的家人,群众才一怒之下动手的。”

“人家死了人啊。”曾国藩语气加重,“洋人啊,这种人死不得的。”

洋人的命超级值钱,几乎是当时的硬通货。

法国公使施施然地来了,笑颜如花。

从曾国藩仅有的一只眼看这位法国公使,他是位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位君子向曾国藩提出四点要求。第一,赔修教堂。

“可以。”曾国藩略欢喜地回答。

第二,厚葬丰大业。

“好!”

第三,查办凶手。

“当然,”曾国藩说,“我们正在全力缉拿凶手,一个不会放过。”

法国公使很满意,觉得曾国藩是个最佳谈判对象。

第四,严惩地方官。

“这个嘛,”曾国藩思索了一下,“怎么个严惩法呢?”

法国公使微笑:“以命抵命,应将天津知县刘杰和知府张光藻处决。”

曾国藩浑身一颤。还未等他开口,法国公使已收起君子之态,换上了强盗做派:“如若不然,我们就将天津化为焦土。”

“无理!”曾国藩气得浑身发抖,法国公使离开,崇厚来安慰他时,他仍抖个不停。

“太无理,”曾国藩中气虽已不足,但发起怒来,仍让人惊悚,“地方官即使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镇压不力,无非是撤职,竟然要他们的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这群该死的洋人!”

崇厚此时倒冷静下来:“如果不这样做,洋人真的会开战。”

曾国藩瞪圆了那只眼,热血上涌,但猛地就血液回流,他又恢复到萎靡状态。

这种状态下,曾国藩说出的话就像是撒娇:“刘杰和张光藻都是好官,尤其是张光藻,不说一心为民,却也是用良知在做官,他们的头颅如果不保,岂不是冷了天下士人的心?”

崇厚不开口,曾国藩叹气,崇厚也跟着叹。

两人就这样唉声叹气直到掌灯时分,也毫无可行性意见,崇厚离开时,要关门。

曾国藩向他摆了摆手:“开着吧,大清江山都没了门,我还要个门干甚!”

崇厚才走,曾国藩就发现门外有几人探头探脑。他叫了声,你们都进来吧。

几个幕僚毫无精气神地走了进来。

“诸位怎么看?”

鸦雀无声。

“谈谈吧。”曾国藩仰面朝天,半死不活。

仍是雅雀无声。

房间里静得竟能听到曾国藩粗重的呼吸。

“我说说吧。”他把脸摆正了,一只眼里散发出绿色的光,“顺从洋人的要求,我就会被吐沫星子淹死,而且我也认为刘杰和张光藻罪不应死。但若不同意洋人的要求,必会开战,我们根本就不是洋人的对手。你们忘了当年英法鬼子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把先皇赶跑到避暑山庄去的事了吗?”

有位幕僚终于鼓起勇气,先咳嗽一下,“大人的意思是……”

“我保持英名不难,只要跟洋人说,要开战就来吧。我死也不难,第一个冲进战场就是。但如果我保持了英名,丢了性命,能保住国家,为何不做?问题是,这不可能啊。所以……”

幕僚们明白了。

曾国藩是想把刘杰和张光藻的命送出去。

说送就送,曾国藩绝对知行合一。第二天,他就上奏朝廷,将刘杰和张光藻交刑部治罪。

这招很巧妙。他可以对洋人说,我无权将二人处死,处死二人的只能是我们帝国的刑部。当然,这不是曾国藩的念头。他的心思仍然用在“拖”字诀上。

大事拖小,小事拖了。

这招在中国,对付中国人其效如神。但洋人,不吃这一套。

法国公使又施施然来了,催促曾国藩,必须立刻把刘、张二人正法,他们还要检查砍下来的脑袋。

曾国藩正欲发挥拖字诀,法国公使变本加厉又提出个要求:陈国瑞的命,我们也要。

陈国瑞当时是直隶提督,中国民众围殴丰大业时,他站在桥头为自己的百姓助威。法国公使认为,拉拉队也要承担责任。

曾国藩大吃一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国瑞当时在为百姓助威,所以他绝不会把陈国瑞送交刑部。

法国公使气呼呼地走了,走时的架势很像回去驾驶军舰,来撞曾国藩。

曾国藩正愁苦不堪时,幕僚们跑进来说:“大事不好。北京已有舆论,说您懦弱无能,丢尽了大清朝的脸。”

曾国藩神色平静,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种议论。

他现在全部心思都在洋人身上,他特别担心法国公使真的回去开军舰,直杀来天津。

幸运的是,没有。

第二天,法国公使单枪匹马来了,重申他的条件。但老辣的曾国藩从公使的语气中听出,他并无开战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曾国藩冥思苦想,还未想出个头绪来。崇厚乐颠颠地跑来了,他带来个好消息,几乎是惊天动地、可起死回生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是:法国在半月前已和普鲁士开战,打得很吃力,分身乏术。

崇厚高兴得像个孩子:“大人,咱们有救了,苍天有眼啊。”

曾国藩也有眼,虽只有一只,却看得比苍天还透彻。他表情木讷,对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无动于衷。

崇厚大为不解:“大人,法国人根本无力发动战争,咱们可前进一步了。”

曾国藩凄苦地一笑:“法国人无力发动战争,其他国家呢?法国人现在无力发动战争,以后呢?”

崇厚悚然。

“天下任何事都不可过于乐观,先要存了悲观的念头,向乐观方面去做,才是真理。”曾国藩看着崇厚说,如同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老者对他孙子说话一样。

那么,崇厚琢磨了半天,也不知该如何存了悲观的念头,乐观地去行动。

曾国藩教导他:“我们虽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准备开战。我已调了刘铭传兵团来直隶。这是悲观的念头。乐观方面,我们尽力挽救刘杰、张光藻和陈国瑞。”

怎么救?

曾国藩发出深沉的叹息:“捉拿更多的凶手,希望能转移洋人的注意力。”

崇厚明白了,这叫围魏救赵。

他马上去办,一口气就捉了八十余人,定了二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不满意。

崇厚又捉了百余人,定了三十余人的罪。

洋人们略满意,曾国藩立即行动,判决十六人死刑,其他人虽保住了性命,却要在监狱里待上一生。

法国人也竟然很满意,曾国藩又立即行动,向中央政府请求释放刘杰、张光藻,取消对陈国瑞的指控。

法国人闻听此消息,又闹起来。曾国藩急忙出面向法国人解释,这种解释在法国人眼中纯属多余,法国人非要刘、张二人的人头不可。

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拿出杀手锏。他对法国人语重心长地说,我最讲“诚”,只有真诚无欺地对待自己的心,才能真诚地对待人情事变。刘、张二人和此事的确无关,要他们的脑袋实在说不过去。况且,你们也只是想惩戒他们一下,何必要脑袋?在我们大清,要个脑袋很费周折。你们国家正在和别人打仗,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在我们这里要两个无名人的脑袋?

法国人跳起来:“啊哈,什么意思?”

曾国藩慌忙站起来,说:“他们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将他们发配边疆,风吹日晒,也算是现世报了。”

法国人不同意,曾国藩说,“那我再上奏朝廷。”

这样你来我往了两个多月,法国人的确是无暇东顾,只好顺水推舟,默认了曾国藩的决定。刘杰和张光藻被发配边疆。

二人很冤,曾国藩良心上也过不去。他拿出了很多钱,给两人做安家费。拿钱买不来心安,所以曾国藩更加愁闷。

令他愁闷到要死的还有庙堂之上的非议。有官员认为,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太纵容洋人,丧失了人格和国格,简直就是卖国贼。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如果曾国藩在北京,非被他们用唾沫淹死不可。

有幕僚把这些议论小心翼翼地告诉曾国藩,曾国藩无动于衷。他躺在冰冷的床上,时不时就翻身起来呕吐一回。

天津官员们每次来看望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床边呕吐。也有人看到他那只眼睛里射出的光芒,如烟花般璀璨。

众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

曾国藩写信给家人说:“我若再不离开官场,非死在官场不可。”

经过毫无必要的思考,他请辞,推荐了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慈禧思考许久,同意了。

她同意曾国藩辞去直隶总督,但曾国藩必须要回金陵,继续做他的两江总督。

因为接替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杀,慈禧说,看来两江总督这个宝座,谁都坐不稳,只能由曾国藩来做。

于是,曾国藩离开了天津、离开了保定,第三次担任两江总督。

一个“诚”字而已

离开保定前,李鸿章风尘仆仆地来见曾国藩。

看到曾国藩憔悴不堪的样子,李鸿章泪水险些夺眶而出。

曾老师已老,不仅是人老,心也老了。

不过一见李鸿章,曾国藩好像年轻了二十岁,话匣子也打开了。

“天津教案,你怎么看?”他问李鸿章。

李鸿章实话实说:“略有些过了。”

曾国藩笑了:“的确是,可你要知道,人强我弱,自己没有强盛起来前,一定要忍辱负重。一受刺激拔刀就上的是莽夫,非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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