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朱元璋
刘伯温1359年回老家写《郁离子》时，他的老家还未遭战火，人人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稳快乐日子，如果非要在青田县找出一个不快乐的人，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不快乐的原因很简单，壮志难酬，国家不保。但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多年以来的不得志，他的志向已被消磨殆尽。一个人心中没有光芒，就如身在漆黑的旷野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种迷茫空虚的感觉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心灵虚脱。没有任何理想，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后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他在专心撰写《郁离子》时，那种不能自已的内心苦楚也如蟒蛇般，把他缠得越来越紧。每当他愣神时，他的弟弟刘陛就会摸到他耳边，突然大吼一声，把他从空虚烦躁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但很快，刘伯温又不由自主地沉浸到心灵的苦海中了。在1359年，他唯一的寄托恐怕只有两件事，或者说，只有两件事才能让他提起一丁点兴趣来。第一件事是《郁离子》，第二件事则是他的几百人武装。
他对这支武装偶尔会很用心，因为他的老乡们会偶尔看到他在练兵，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这支武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的不是军旅岁月，而是农夫生活。刘伯温家并不富裕，即便是他弟弟也要亲自下地劳作，让这样的家庭养活一支小军队，实在是太为难了。所以，这支军队的士兵们就在青田担起了短工的职责，目的当然很直接：先不要被饿死，然后…其实，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和刘伯温一样，也没有目标，更没有理想，走一步算一步，活一天是一天。
乱世时，如果真能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军队，那就是发家致富的本钱。但刘伯温对这个本钱视而不见，有一位从处州来的朋友看他如枯木死灰般地活着，就指点他说：“以您这横溢的才华，又有这样一支像样的武装，完全可以走出青田，大展拳脚。恐怕到那时，方国珍那厮都要让你三分呢！”
刘伯温瞥了朋友一眼，极端严肃地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这些混账，你让我效仿他们，和让我去死有什么分别？”朋友轻忽地一笑，说：“你呀，消息太闭塞。现在的南中国，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固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个后起之秀，极为耀眼。”刘伯温对这个后起之秀没有兴趣，但正如百无聊赖的人想要找点谈资一样，就随口问道：“谁？”朋友回答：“朱元璋。”刘伯温懒懒地又问：“朱元璋是谁？”朋友回答：“刘福通手下的一位元帅，如今正在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称吴国公，运筹帷幄呢。”刘伯温“哦”了一声。朋友说：“这个人非比寻常，从各处得来的消息说，他和其他叛乱者截然不同，每攻下一城，都先进行安抚政策，从不滥杀。他的部队军纪严明，手下谋略之士车载斗量，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刘伯温又“哦”了一声，忽然就问：“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冒出来的？”刘伯温不知道朱元璋，并不是刘伯温消息闭塞。在他离开处州回老家之前，南中国的革命家们已全部登场。他之所以不知道朱元璋，是因为朱元璋的发迹速度太快，甚至跑在了光阴的前面。
刘伯温在石门洞偶得天书的1328年，朱元璋降生于濠州钟离孤庄村（今安徽凤阳）。他睁开眼的刹那，便看到几个脑袋正在端详他。三个极为年轻的男孩的脑袋，那是他三个哥哥；两张清秀幼稚的脸，那是他两个姐姐；还有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沧桑凄苦，正对着他唉声叹气。这就是他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老爹。
此时，他还不叫朱元璋，而是叫朱重八。关于朱重八和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张士诚的原名张九四，有一点需要补充：
如果你穿越回元朝，找个乡间问大家的名字，你会发现你来到了数字的天堂，因为大家的名字都是数字。这是因为元朝有制度：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不许取正式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举个例子来说明：丈夫二十四岁，老婆二十二岁，合为四十六岁，生的孩子就叫四六；如果丈夫六十四岁，老婆二十四岁，合为八十八岁，生的孩子就应该叫八八，但这样叫起来奇怪，所以就改成“重八”。
从这个制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张士诚的老爹老妈未必晚婚，但绝对算得上是晚育。
回到朱元璋他老爹那声哀叹上来，他老爹之所以哀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家太穷了，现在又多了一张嘴；二是，朱元璋这孩子长得太丑。
刘伯温曾在梦中见过朱元璋，但那是成年后的朱元璋。小时候的朱元璋其实就已经具备了丑陋无比的相貌潜质。
朱元璋的脸漆黑，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颧骨出其不意的高，鼻子像经过精心栽培过的大蒜一样饱满，耳朵大而肥，眉毛粗黑，眼睛奇大，眼珠凸出，像是要夺眶而出。在黄昏时分，如果猛地和他打一个照面，肯定会吓出一身冷汗。
但丑陋并不影响他的交友。据说，朱元璋经常和一大群孩子玩“皇帝大臣”的游戏，他充当皇帝，要那些“大臣”跪拜他。当他成为皇帝后，有些知识分子就针对这件事说，朱元璋从小就有宏图大志，做皇帝是命中注定的。其实，这是事后诸葛式的扯淡。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自命不凡的一面，大多数人也都玩过“皇帝大臣”的游戏，总不至于，所有玩过的人都有宏图大志，都能成为皇帝吧。
实际上，朱元璋小时候是最没有宏图大志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有，而是生存问题。当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冲到人生第一线时，唯一的理想就是活下去，活一天就高兴一天。朱元璋一家在当地是典型的穷苦农民，靠给地主打工维持基本生活。朱元璋能跑能跳后，就给地主家放羊，所得的薪水连他自己的吃喝都不够，他当时的宏图大志可能就是：如果一年能啃上一块骨头就好啦。
不过，这种宏图大志并不是没有实现过。他在给地主家放羊时，每次看吃草的羊都会产生幻觉，他觉得那是一群游动的烤全羊。终于有一天，他无法遏制这种幻觉，宰了一只羊，和他的那些“大臣”们吃个精光，几乎连骨头都没有剩下。但朱元璋咀嚼着最后一根羊骨时，一个还算清醒的伙伴突然大哭起来，他认定朱元璋难收残局，必定会被地主打死。但朱元璋那要夺眶而出的眼珠转了几圈，就有了主意。他把割下来还未来得及烧烤的羊尾巴插进石头缝里，回去对地主说，羊钻进了石头里，他无论如何都拉不出来，只剩了尾巴在外面。地主虽然不相信这样的鬼话，但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孩会把羊吃了，于是暴揍他一顿，放他回了家。
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朱元璋从小就具备狡狯的性格，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他后来的发迹路上帮了他很大的忙。
极不容易，朱元璋强活到了17岁，但就在这一年（1344年），他家遭到了灭顶之灾。早在去年，淮河流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旱灾。旱灾之后必然是蝗灾，紧逼而来的一定是瘟疫。先是朱元璋的二嫂、三嫂在旱灾未完时死掉了，然后是大姐满门饿死，紧接着是他二姐也死于饥饿。他三哥早就被卖给了别人做儿子，出外逃荒不知生死。
而朱元璋自出生以来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也接连来到，先是老爹死于瘟疫，然后是大哥，接着就是老娘。一家子只剩下他和二哥朱重六。两个人号啕大哭，因为连给老爹老娘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尸体停放在家多日，已经发臭。兄弟俩只好用一些破烂衣服裹了尸体，抬到了坟地。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把尸体抬到半山坡时，多日不见的倾盆大雨突然来了，两兄弟急忙到一棵大树下躲雨。当雨住云收后，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尸体，因为尸体已被山洪冲下的泥土掩埋了。多年以后，朱元璋坐在龙椅上，每次想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父母，都会悲痛万分，眼泪就如那场冲走他父母尸体的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那场旱灾过后，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商量了一下，他二哥决定入赘还能吃上饭的人家，朱元璋再次号啕大哭。这是他唯一的亲人，即将和他分离。他的容貌决定了他无法复制他二哥的成功。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他的邻居提醒他，可以到家乡的于皇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改为皇觉寺——去生存。
朱元璋擦了眼泪，说：“恐怕人家不收我。”
邻居就告诉他：“你和那寺庙有缘。你出生不久，什么都不吃，险些死掉。你母亲曾到于皇寺许愿，说如果你活下来，将来有一天就把你送到里面当和尚。结果你就活了，你现在去，一来可以兑现承诺，二来可以混口饭吃。”
朱元璋从悲苦中醒过来就跑进了于皇寺。但让他大失所望。因为佛祖并未显示力量，于皇寺在那场旱灾、蝗灾和瘟疫中也受到了重创，连寺里的和尚吃喝都成问题。住持认为朱元璋来混饭是真，兑现承诺是假。但朱元璋说：“这个必须是真的，否则，佛祖的慈悲何在？”
住持只好留下他，佛祖总算普度了他一年，第二年，佛祖和住持都无能为力了。住持对朱元璋说：“你也看到了，寺庙里的东西不够吃了，你还是到外面去化缘吧。”
“化缘”是佛家用语，世俗的讲法就是要饭。朱元璋看了看破败的寺庙和可怜兮兮的米粒，叹息着离开了于皇寺。
1346年，朱元璋穿着破烂的僧袍，托着钵盂四处流浪。在一年多的流浪生活中，朱元璋遇到过菩萨心肠的施主，遇到过强盗，更遇到过正在烧杀奸淫的小股叛乱武装，当然也遇到过以马蹄离地的速度飞奔的蒙古军队。尤其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和他一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浪汉，突然有一天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只是书本知识，真正的知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到的。这样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能成事。
朱元璋于1347年回到于皇寺后，他的精神世界固然丰富了，但对饥饿的肚子仍无法慰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没有一点革命思想，刘福通的红巾兵团还要两年后才能横空出世，表面上看，元王朝的天下还处在太平中。如果非要说朱元璋这时候有革命思想，那就是他对肚子的革命。
在于皇寺待了一个月，朱元璋再次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因为这里和他当初走的时候一样的穷。他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时间里，他在路上看到了势力庞大的红巾军，看到了疲惫不堪的蒙古军队，看到了整座整座被焚烧的村庄，看到了死尸狼藉的战场。他觉得佛祖一点都不慈悲，无法拯救众生，至少，仍然不能拯救他的肚子。
1352年，他再次回到于皇寺，还未来得及卸掉身上的疲惫，元军和红巾军的战火便蔓延到了这里，于皇寺被一场大火烧了个干净。朱元璋四顾茫然，内心和多年后在青田的刘伯温一样，空虚孤独，前景黯淡。
但本年，刘伯温的内心并不空虚，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正在浙东元帅府工作，而且是在研究如何剿灭他最痛恨的方国珍。
当刘伯温轻摇羽扇聚精会神地看军情报告时，朱元璋穿着破烂僧袍也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封信，信是他儿时的朋友汤和写来的。信上说，我现在已是红巾军的一名中下级军官。如今天下大乱，想要住得安稳、吃得舒服，必须要靠拳头和武器来争取，你赶紧参加红巾军吧。
朱元璋看完信后，激动得手直抖。他在外面要饭多年，看到过无数死尸，有的死尸头上裹着一块头巾，沉浸在从他们自己身上流出的血汇成的血泊中。这是高风险的工作，人如果没有好运气，恐怕还没有向肚子贡献一点东西，就已经死了。
一想到肚子，他就极为惭愧，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让自己的肚子满意过。即使是为了自己的肚子，他也应该铤而走险一回。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去做冒险家，可看到歪倒在瓦砾中的佛像，他又觉得生命诚可贵。
于是，他跪在倒在地上的佛像面前开始占卜，他先问避乱，占出的结果很遗憾，不吉；再问守故，又是不吉；又想问问造反，但怕仍然是不吉，所以，他猛地站起来，寻思道：“站在三岔口，有两条不能走，那就只能走第三条路了，老子革命去！”
他就在卧倒的佛像面前，脱下僧袍，拿起一根棍子，走上了战场。
朱元璋投奔的是离他很近的濠州郭子兴兵团。郭子兴本是位乐善好施的财主，衣食无忧，内心幸福，突然有一天，他召集家人，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的愿景。在这幅美丽的愿景之中，人人都是主人，不必再受政府的欺负和暴乱者的骚扰。在征得无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郭子兴打着红巾军的名号起义了。他并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红巾军的加盟店，因为他有自己的军队。
朱元璋参加革命的开头并不美好，当他来到郭子兴军营门口时，被站岗的几个士兵拦下了。士兵们看到朱元璋这副尊荣，不约而同地断定他是政府军派来的奸细。
朱元璋就在门口咆哮起来，说：“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你们这是狗眼看人低！”
士兵们“哇呀”叫了起来，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让朱元璋尝尝拳头的滋味。正当朱元璋摆好姿势准备挨揍时，郭子兴走了出来，喝止住众兵，用眼睛对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全身扫描，然后就盯在他脸上，这张脸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抽象的脸。恍恍惚惚中，突然天老爷把一个信息塞进他脑子里，于是，他向朱元璋伸出了欣赏和友情之手，说：“加入我们吧。”
就这样，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兵团的一个小兵。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多次走上战场。在战场上，死神带走了他无数个战友，当然，死神也总是嗅着他的气味，紧追不舍，想要在最后一刻给他致命一击。但是，死神不敢下手，因为朱元璋头上顶着个幸运之神。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能多次活下来，除了勇气、机警和善战之外，运气绝对必不可少。
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呕心沥血无法成就功业，命运之神不肯照顾他们是一个重要原因。
朱元璋很快就脱颖而出，从小步兵到小队长，再从小队长到下级军官，再从下级军官到中级军官，最后成为郭子兴的臂膀。这一路走来，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在一次庆功宴上，郭子兴对朱元璋说：“有两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我。”朱元璋说：“二十件也可以。”郭子兴就说：“我的干女儿小马女士，你和她很相配，你们就成婚吧。这样一来咱们就是亲戚了。”朱元璋说：“好。”郭子兴又说第二件事：“你现在也是个人物了，你那名字要改一下。我琢磨了好多天，你的新名字就叫朱元璋吧。”朱元璋说：“这个名字很好，但有什么微言大义吗？”郭子兴说：“元，就是元王朝，璋是一种玉器。你姓朱，可当诛杀的诛，我是要你成为诛灭元朝的一枚玉器！”朱元璋鼓掌叫好，但他内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做一枚诛灭元朝的玉器。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和多年前流浪江湖的时候没有分别：过一天算一天，吃饱了不饿。多年以后，他对刘伯温真情实意地说：“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是想打家劫舍，混口饭吃，想不到弄假成真，当上了皇帝，这真让我恐惧啊！”
诡异的扩张
刘伯温在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那年，根本就不知道有朱元璋这个人，甚至连朱元璋的领导郭子兴都闻所未闻。因为郭子兴兵团太小了，只是千千万万个叛乱团伙中的一个，还因为这一年，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内心正在经历生与死的决斗，没有心情了解外面的世界。
1359年那个夏天的午后，刘伯温和朋友在一起谈论朱元璋，就如同谈论一个古人。但刘伯温对这个古人忽然就产生了兴趣。他问朋友：“依你的讲述，这个人不过是个混得不错的中级军官而已，怎么才几年工夫，就混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的朋友无法回答，因为他没在朱元璋身边待过，他不知道朱元璋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军官混成吴国公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朱元璋也是如此。当刘伯温在关于如何对待方国珍的军事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要对其彻底剿杀时，朱元璋遇到了他事业的瓶颈期。郭子兴兵团的发展速度太慢，又吃了一些败仗，郭子兴是个一挫就馁，才胜就骄的人，所以士气低落。朱元璋不想沉浸在这种气氛中，因为他是个受苦难侵袭多年的人，正如一个恐惧黑暗的人，一旦看到蜡烛将尽时，就会莫名地恐慌起来，他从黑暗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再被逼回去。
所以就在刘伯温于绍兴放浪山水第二年（1354年），朱元璋成功说服郭子兴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州）。为什么要攻取滁州，朱元璋对郭子兴说的是：“滁州的战略地位太重要，金陵锁钥、江淮保障。只要占领它，我们就可以顺势取集庆，南中国半部江山就在我们手中了。”
郭子兴大吃一惊，这种宏图大志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也不敢想。先不说元政府军在集庆的重兵，就是四周的无数叛乱兵团也够他心惊胆战的了。但朱元璋的热情激发了他的胆量，他对朱元璋说：“我给你点军队，你去打滁州。能打下来，固然好，打不下来就赶紧保存实力，撤回来。”
命运之神降临到朱元璋头上，他制定的奇袭滁州计划在一夜之间大功告成。当他走进滁州城，站到滁州城的城墙上时，内心澎湃不已。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座城池，这是他朱元璋的城池。
正是在这座城池中，朱元璋遇到了他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李善长。李善长是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年轻时熟读百科全书，才气逼人，智谋百出，专攻法家哲学，是个谋划高手。朱元璋坐在滁州城办公室里一本正经地问他：“四方战斗，什么时候能消停？”李善长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能在快速的察言观色中洞悉对方的内心世界，他知道朱元璋要的是什么答案，朱元璋想要的是一种恭维。虽然这个时候远看不出来朱元璋最终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李善长还是用一段精辟的论述让朱元璋满足了虚荣心。他说：“秦末大乱，刘邦从平民中崛起，凭借着豁达大度的性格，知人善任，不乱杀，五年时间成就震动宇宙的大业。现在，元王朝气数已尽，天下正在土崩瓦解中，您的根据地在濠州，离刘邦起兵的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您身上必定是有的。如果按刘邦的方法去做，您定天下，易如反掌。”
朱元璋被恭维得几乎要跳起来，但郭子兴的到来把他按到了椅子上。郭子兴从濠州跑到滁州，是因为他的大本营里内讧不断，他的几位将军都认为自己有超级强大的领导才能。郭子兴认为没有，这几位将军就联合起来排挤他。有一次甚至活捉了他，如果不是朱元璋在中间周旋，郭子兴早就成了刀下之鬼。
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列队欢迎，并且把积攒的三万人马的指挥权交给郭子兴。这在朱元璋的亲信们看来是愚蠢的举动。但朱元璋说：“我给他兵权，一来他是我的领导兼岳父；二来，我看他在无休止的内斗中心力憔悴，兵权能让他得到一点安慰。”
郭子兴无法被安慰，名义上，他是滁州城里的军政长官，但调动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或明或暗地通过朱元璋。1355年，刘伯温在绍兴被羁管的最后一年，朱元璋因为滁州缺粮，而偷袭和州（今安徽和县），马到成功。就在本年，郭子兴突然病逝，刘福通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郭子兴的大舅子张天祐为第二司令，而朱元璋位居第三。
当时郭子兴兵团的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绝不肯屈居第三。因为这几年来，跟随朱元璋或者与朱元璋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个暗黑人物，不苟言笑，眼神犀利冷酷，浑身散发着一种嗜血狂魔的味道。又因为他看问题精准，能在情况朦胧不明的时候，快速地捕捉到问题的根本，所以，很多人对他又敬又惧。
关于朱元璋的能力，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攻下和州后，郭子兴兵团总部派来了许多军官。朱元璋担心这些军官不服他，就选了个开会的日子故意迟到。当时的军队里有个规矩，遇到开会这种场合，谁先到场谁就坐右边，最后来的只能坐左边，因为右边的位置比左边的位置尊贵。由于朱元璋迟到了，所以来的时候，右边的位置早就没有了。他就挑了个左边并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上去。大家开始对军事形势畅所欲言，只有朱元璋一声不吭。因为讨论不出什么定论而要散会时，他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踏步走到正中央，以希特勒演讲的方式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气场是如此的强大，他的分析是如此的精准，他的情绪是如此的激动，在座的所有军官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这件事后，那些心里和表面不服的人，都彻底服他了。
但郭天叙不服，张天祐也不服。两人在军事会议上经常故意和他唱反调。朱元璋说一，两人必说二；朱元璋不说一，两人绝对说一。
朱元璋的亲信们对两位领导的态度怒发冲冠，朱元璋却老谋深算道：“郭老爷子在时，最厌恶的就是内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恶人自有恶人磨，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瞧着吧。”
这个恶人很快就登场了，他叫陈埜先，是元政府的一员大将，在和朱元璋兵团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出于“能屈能伸”的思想，他假装投降。但他的虚情假意无论如何都瞒不过朱元璋的眼睛。朱元璋苦心思虑了很久，不但表现得十分信任，还让陈埜先带领一支军队。这就使朱元璋的亲信们大惑不解，朱元璋说：“你们且看着。”
众人就看着。郭天叙也看着呢，不过他看的是集庆，和当初朱元璋那天马行空般的想法一样，郭天叙也决心攻集庆。朱元璋举双手赞成，在集结军队时，他把陈埜先的那支部队偷偷地塞到了郭天叙和张天祐的攻城兵团中。陈埜先那颗火热的爱国心燃烧起来，就在郭天叙和张天祐围攻集庆城的间歇，他请二人到集庆城下的军营中喝酒。在酒桌上，陈埜先提前埋伏下的刀斧手把二人剁成了肉酱。杀掉二人后，陈埜先派人通知集庆城中的元军，开门攻击郭天叙兵团，来个内外夹击。可元政府军出城后一阵冲杀，根本不知道谁是内鬼，陈埜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军中。
朱元璋这招借刀杀人堪称绝响。在郭天叙和张天祐死后，他彻底成了郭家兵团的实际领导人。他向韩宋帝国要求任命令，刘福通当时正在积极筹划针对元帝国的斩首行动，对这种疑案根本无力作精确的调查。于是，朱元璋一跃而升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
1355年最后两个月，朱元璋兵团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手段，以战舰千艘的强大兵力强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采石顷刻而下。朱元璋在采石不作片刻休整，兵锋直指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太平瞬间陷落。在彻底荡平了集庆外围防御工事后，1356年二月，朱元璋向集庆发动了总攻。三月，集庆陷落，朱元璋高头大马地进入集庆城，将集庆改名应天。本年阴历七月，朱元璋在未得到韩宋帝国的许可下，自称吴国公。他成功了，站在应天城上，他放眼四望，脸上挂起了阴冷的笑容。
这个时候，就像是有句咒语一样，突然开启了他脑袋中最隐秘的角落。在那里，他终于有了理想，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想。“我要坐龙椅！”他吼道。
从一个丑陋无比、曾被人误认为奸细的小和尚，到坐在应天城里最豪华、最光明房间里的吴国公，这条路，朱元璋才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但将来的路，他走起来就远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他日后碰到的敌人要比郭天叙聪明百倍、强悍百倍。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1357年，当刘伯温在处州小心翼翼地制定围剿反政府武装吴成七时，刘福通也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斩首行动。而朱元璋则在南方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他的扩张历程。1358年到来时，朱元璋和他的兵团以暴风骤雨之势把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今江苏常州）、宁国（今安徽宁国）、江阴（今江苏江阴）、常熟（今江苏常熟）、徽州（今安徽黄山）、池州（今安徽池州）、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纳入囊中。
在完全消化了这些城市后，1358年冬天，他的兵锋直指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城城防坚固，政府军顽强抵抗，朱元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把它攻陷。攻陷婺州后，他趁着胜利的余威，马上攻击处州。那位刘伯温心目中的“齐桓公”石抹宜孙不能抵抗，先是逃出城，后来头脑发热，要和祖国共存亡，又转身冲进了城。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壮烈殉国。
这在刘伯温心中是件比天崩地裂还要大的事，但在朱元璋眼中，只是一件芝麻大小的事。他现在最大的事就是攻城略地和招收人才。就在婺州城里，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正是刘伯温所以出山的关键人物。
他叫宋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论起来，他和刘伯温还是同学。因为宋濂曾在刘伯温的理学启蒙老师郑复初那里学习过。当时，他不叫宋濂，而叫宋寿。郑复初认为“寿”字不好，就给他改了“濂”字，这个字为什么要比寿字好，郑复初没有说原因。
从仕途的角度来讲，宋濂远逊于刘伯温。宋濂不是进士出身，但他的文章比刘伯温写得好。宋濂年轻时曾在大都居住过。当时的副宰相危素看到他的文章后惊为天人，想方设法把他塞进了政府，担任了皇帝的秘书。但宋濂和刘伯温不同，刘伯温是进士出身，荣誉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即使面对腐烂的元王朝时，也绝不言退。而宋濂因为不是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刘伯温那样的思想压力，他觉得元王朝的气数要尽了，就转身走了。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和刘伯温惺惺相惜。他跑进龙门山当道士时，还给刘伯温写了封信，要刘伯温来和他一起当道士。
刘伯温委婉地拒绝了，但对宋濂一流的文章表示了真诚的钦佩。宋濂后来在龙门山耐不住寂寞，重新回到红尘。朱元璋攻陷婺州城后，他到婺州城为朱元璋献上了攻取处州之策，朱元璋依计行事，果然大功告成。这使得朱元璋对宋濂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夸奖宋濂的谋略天下无二。
宋濂否认，说：“我有个朋友，在谋略上比我厉害十倍。”
朱元璋问：“谁？”
宋濂回答：“刘伯温。”
朱元璋皱了皱眉，说：“我好像听说过这人吧。”
宋濂听出来了，朱元璋对刘伯温并没有深刻的印象，正如刘伯温对朱元璋没有深刻印象一样。他就甩开膀子，滔滔不绝地把刘伯温在元政府效力的往事说给朱元璋听。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刘伯温这人精通五行八卦式的魔幻法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
朱元璋这才提起一点兴趣来，说：“前知五百年就算了，只要读历史，人人都能做到。这后知五百年，我就很感兴趣了。”
宋濂又趁热打铁：“我听过这样一件事，刘伯温有一次和他的一群朋友在杭州西湖喝酒吟诗，突然天空飘来一片云。刘伯温站起来，掐指一算，神色凝重地对那些人说，‘东南方有天子气，应天该在集庆附近。’您现在把集庆改成了应天，这不是恰恰证明，他是个未卜先知的人吗？”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兴趣猛增了十二分，着急地问：“还有类似的事迹吗？”
宋濂转动眼珠，一拍大腿，说：“还真又有一件。我听说最近刘伯温在老家训练他的兵马，有人劝他占山为王。凭他的智慧，必能成为一方霸主。他却说，我已占卜了一卦，卦象显示，新天子不久后就会来找我，我还是不要瞎折腾了。”
朱元璋说：“这人如此神奇，赶紧派人给我请来。”
宋濂乐颠颠地正要去准备，朱元璋又叫住他，说：“我听说这里有‘浙东四先生’一说？”
宋濂说：“是啊，我，刘伯温，章溢，叶琛。刘伯温和章、叶二人几年前共事过，两人的管理能力和执行力都是一流的强，文章写得也不错，又有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绝佳的是，这二人已经离开元政府，赋闲在家。”
朱元璋说：“四个先生，已经有一个在我这里，如果我专程去请刘伯温，那这人肯定会生傲慢心，我看还是把你们四个一起请了吧！”
宋濂吃惊地张大嘴巴，被朱元璋的诡异心机折服，急忙安排人去请刘伯温。
被派到青田县的使者没费什么劲儿就找到了刘伯温，使者很恭敬，还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一见到刘伯温，先没说正题，而是把朱元璋光辉灿烂的发迹史大略说了一遍，最后才说道：“我家主人请您到应天，为他效力，您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刘伯温仔细地观察那位使者，他发现这人穿的衣服质地很差，但很整洁。他还发现，使者脸上洋溢着青春的光芒，举手投足间都有一股他久违了的活力。他更发现，使者的鞋子新擦过，应该是在进门前特意仔细擦过的。从使者的身上刘伯温能判断出，朱元璋的军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而作为统帅的朱元璋是什么样的人也就不难推断了。
但是，他对使者说：“替我转告你家主人，我是山村野夫，没有建立盖世奇功的本事，只想在家乡安稳度过余下的时光。所以，您请回吧。”
使者被闹了个大红脸，但临行之前，宋濂交代过他，一定要对他的顾客以礼相待。现在，他的礼已用完，既然人家不来，他也没有办法。于是，使者转身离开了刘伯温家，出门时还不忘了把刘伯温的门轻轻地关上了。
朱元璋得到使者未完成任务的消息后，鼻子就哼出了两股烟，但他马上转念一想，这人不来，可能是因为我派的人不够分量。才华横溢的人，总会有点架子，一请就来的人，不是半吊子，就是妓女。
但宋濂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刘伯温不是那种喜欢摆架子的人。他在元政府接二连三地碰壁，熊熊的理想之火已经被浇熄。我们现在就是要把他的理想之火煽起来，这不是一个使者所能办到的，非要一个能人不可。”
朱元璋说：“李善长如何？”
宋濂摇头。
朱元璋又说：“朱升如何？我去年得到他，他向我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精明策略，我觉得他成。”
宋濂又摇头，说：“去请刘伯温的人必须是个心理专家，而且要能跟他做朋友，能在刘伯温的言谈举止中洞悉他的心理活动，发现他心理活动的根源。只有找到他这个‘病’，我们才能开出方子。”
朱元璋说：“我看我手底下没有这样的能人。”
宋濂说：“有。”
朱元璋问：“谁。”
“孙炎啊！”
孙炎两请刘伯温
孙炎，字伯融，句容（今江苏镇江句容）人，身长两尺，脸色黑如炭，还是个瘸子。这副形象放在任何地方，都会引人注目。除了这身硬件使人刮目相看外，孙炎还是个学富五车、肚里有墨水的辩才。他对科考从不感兴趣，认为科举考试出来的人都是腐儒，没有在实践中生存的能力。年轻时，他在农田里务农，由于身高和瘸腿的缘故，他的农活干得很一般。于是他扔了锄头，向天咆哮道：“我孙炎堂堂六尺男儿，怎么可以当个农夫。”但至于他扔掉农具后到底都做了什么，刘伯温倒是知道一点。孙炎凭借出色的口才和下笔成章的才华，在南中国的知识分子圈中很吃得开。他和刘伯温一见如故，二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但刘伯温多次请他到政府工作，孙炎都冷嘲热讽地拒绝了。二人后来联系很少，刘伯温印象中有这样一个人，孙炎印象中也有刘伯温这样一个人。1356年，朱元璋攻陷集庆，孙炎一瘸一拐地跑到集庆，朱元璋早就闻其大名，对其进行了亲切友好的接见。孙炎侃侃而谈天下大势，说元王朝已将毙命，朱元璋先生您应该招收天下人才，以成大业。
朱元璋对其很满意，攻陷处州后，就让他担任战时处州军区司令（处州总制）。当朱元璋要求他请刘伯温出山的信件送到他办公桌上时，他拍案而起，拍着胸脯对送信的使者说：“和吴国公说，小事一桩。”
使者告诉他，吴国公已请过刘伯温一次，毫无成效。
孙炎说：“这太失礼了，他不可能出山。瞧我的！”
孙炎说别人失礼，他也没有“有礼”到哪儿去。本来，按正常人的想法，孙炎应该是亲自登门拜访刘伯温的。但是，孙炎此时已不是个正常人，而是个处州军区司令，多年以来，他从没有做过这么大的官。尤为重要的是，当初刘伯温是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邀请他到元政府工作的，现在，他要回报给刘伯温，也准备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邀请刘伯温。所以，他写了一封在热情中充满着自豪和领导人气味的信。在信中，孙炎最先说的就是朱元璋如何如何有威德，他的威德不仅济于人类，而泽于禽兽。凡是朱元璋所过之处，猛兽不轻易吃弱小的动物，凤凰时常来唱歌，老虎领着山中群兽来跳舞。总之，朱元璋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也只有朱元璋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然后，孙炎又拂去了他和刘伯温友谊上的尘埃，说：“多年不见，我已找到人生的坐标，而你的坐标，我已经为你描画出来，那就是跟着朱元璋，帮黎民脱离苦海。在帮朱元璋成就大业的同时，实现自己的终极价值。”
最后他说：“朱元璋第一次来请你，实在是有失礼之处。你不出山，还是说得过去的。这一次，就不要推脱了。”
他的意思是，我孙炎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来请你，已经给足了你面子，所以就不要半推半就的，赶紧出来吧。
刘伯温看完这封信后，哑然失笑，说：“孙伯融，你太俗了，我不出山，和你一厢情愿的猜测没有一点关系。”
如果他刘伯温知道宋濂的想法，更会大笑，因为无论是宋濂还是孙炎，都根本不知道他内心的真实活动。
刘伯温不去为朱元璋工作有着纷繁复杂的原因。他是元政府的进士，而宋濂和孙炎不是，元政府自天下大乱以来，为国捐躯的进士不胜枚举，仅他知道或认识的就有泰不华和余阙。面对着天堂里的这些同道中人，刘伯温不能殉国已是无颜相对，如果再让他和这些尽忠心的同道们背道而驰，去和元政府作对，他的良知根本无法饶恕自己。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看透了元政府的本质。这是一个病入膏肓、已经不给他丝毫机会尽忠的政府。他虽然决定不再为元政府效力，但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它作对。
另外，刘伯温了解朱元璋只是道听途说，无论是宋濂、孙炎，还是那位使者，都是朱元璋的爪牙奴才。奴才美化主子是分内之事，刘伯温根本不知道真实的朱元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即使要他走出青田去实现人生价值，也未必非要选朱元璋。北方刘福通的斩首行动已进入高潮；南方的徐寿辉兵强马壮，看上去很有旋乾转坤的本事；张士诚占据吴中富庶之地，手下多能人志士，正在豪迈地指点江山。这些人都是潜力股，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朱元璋就一定能扫灭群雄，唯他独尊。
然而，人生在世，有些事必须要面对，即使你有千百万个不想面对的理由，也必须要拿出勇气来去解决它。
对孙炎的邀请，刘伯温不能置若罔闻。经过深思熟虑后，他给孙炎回了一封不冷不热的信。他说：“多年不见，我精力大不如前。你在信中所提的雄心、智谋和参透天地玄机的幻术，我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我感谢你能记得我们的友谊，从前它未沾染尘埃，现在依然如水晶一样光明干净。为了感谢你对我的重视，我将我祖传的一柄宝剑送给你。希望你能在朱元璋的带领下走上光明大道，我在青田山下为你们祈福。”
孙炎看了信，可就不高兴了。刘伯温这是明摆着又拒绝了，他话外之音就是，我不会来为朱元璋效力，但我也不会为元政府效力，我是个边缘人，你们就放了我吧。
孙炎抽出宝剑，用金鸡独立的姿势舞弄了一会儿，宝剑归鞘，大笔在手，摊开白纸，吼道：“我再请你一回！”
吼完，就以一种凌厉的笔法给刘伯温回了一封信。
孙炎在信中纵横捭阖，犀利地论述天下大势，然后又评价了各路英雄豪杰，最后把朱元璋从英雄豪杰中单独揪了出来重点论述。在孙炎的笔下，朱元璋成了集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祖宠爱于一身的救世主。最后他谈到了那柄宝剑。他说：“这柄宝剑太过于珍贵，它是权力的象征，其最好的归宿就是‘当献之天子，斩不顺命者’。所以，我是没有资格要的，原物奉还。”
刘伯温看了信之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孙炎只字未提要他出山的事，但那句“斩不顺命者”让他惊得流下冷汗。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说宝剑的用途，其实说的是你刘伯温就是那个不顺应天命的人。
实际上，孙炎第一次请刘伯温后，刘伯温也的确认真考虑了很久，他无法解开自己的心灵枷锁。但他知道，自己正在试图去解，不然，他就不会知道自己解不开。孙炎的第二封信送来时，那句“斩不顺命者”把他吓出几行冷汗的同时，也让他冷静起来。
这种冷静是他多年来遇到艰难困苦时，所学到的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孙炎的那句话，其实并没有威胁他的意思，而只是想告诉他，天下大势所趋，如果你静止不动，会被冲走；如果你逆流而上，会死无全尸；你只有顺应天下大势，才能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
刘伯温看了孙炎纵横泛滥的文字，惊叹道：“我一向以为我比孙炎强，现在看他的纵论，我都不敢望其项背。”（基自以为胜公，观公论议如此，何敢望哉！）
其实，这是场面话。刘伯温的性格刚毅固执，如果他想不通一件事，或是排斥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动他，区区一个瘸子孙炎如何能说动他？
他的隐居家乡，不是那种万念俱灰的不问世事，而是一种蓄势待发。这个时候的他只是因为孙炎的信让他悟透了“势”之所趋，所以，才有了出山的心思。
孙炎写了那封信后的第二天，就跑到了青田刘伯温家，二人多年未见，自然要吃饭喝酒。二人相处得还算愉快。孙炎在饭桌上什么都没说，临走前，他对刘伯温说：“过去的已逝，将来的还未到，希望兄弟你能把握住现在。”
刘伯温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说：“我会考虑的。”
孙炎回到处州后，就给朱元璋写信报告说，刘伯温出山的概率非常高，此时正是他情绪波动时，应该趁热打铁。朱元璋就问宋濂下一步的计划。宋濂说，我给他写信，不但我写，我还让所有我们能命令到的刘伯温的朋友给他写。
那段时间，刘伯温什么都做不了，因为一封封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所有的信都千篇一律地吹捧朱元璋如何伟大，然后劝他出山，发光发热，为黎民百姓造福。
刘伯温的老娘也站出来推波助澜，富老太太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元王朝没有几天活头了。我从那些信中看得出，朱元璋这人即使没有他们说得那么伟大，也至少是群雄中出类拔萃的一个。如果你能帮他完成大业，一统天下，不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吗？而且，人家已经三次请你了，如果你再端着架子，这分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刘伯温放下了撰写《郁离子》的笔，叹了一口气道：“也许这就是天命让我如此，我的祖国抛弃了我，祖国的敌人却如此重视我。好吧，我出山！”
几年前，他曾要石抹宜孙做齐桓公，但人家拒绝了他。现在，他希望朱元璋是齐桓公，能扫灭那些叛乱者，至于扫灭那些叛乱者以后的事，他不想考虑。这是他出山的一个心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刘伯温的出山就显得极为荒唐了。
几天后，迎接他的宋濂来到青田，刘伯温那两位同事叶琛和章溢也笑容满面地来了。刘伯温的脸上冷冰冰的，和元王朝的艰难决裂其实在一年前就已经发生，但这一次的决裂，却是最冷酷最无情的，犹如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反目成仇。
当他走出青田时，回首望去，那里的宁静犹如梦中幻影，再也不能和他半个时辰前生活过的地方联系起来。刘伯温没有带走那支部队，而是把它交给了刘陛，并且嘱咐刘陛：“好好保卫家乡，不要担心我，也不要让我担心你们。”
他走出了青田山，向朱元璋的老巢应天走去。他的步伐并不大，也并不快，但在他的同伴看来，很有大步流星、天马行空的感觉。
关于刘伯温出山的故事，还有一点值得补充的地方。据说，刘伯温还未打算出山时，某日去郊外散步。当时有很多人在收拾庄稼，本来晴空万里，可突然乌云闭合，这是大雨将至的预兆。众农夫慌忙失措，只有一位小孩神态平静。刘伯温很奇怪，就上前询问他为什么不慌忙，至少也应该找地方躲雨啊。但小孩告诉他，下雨是肯定的，但雨不会在此处。
刘伯温很奇怪，掐指刚准备卜算，大雨便从天而降。正如那小孩说的一样，小孩周围并没有一滴雨。刘伯温认为遇到了小神仙，急忙向他请教。小孩就领着刘伯温见了他的师父吕六怀。
吕六怀是个神话级的人物，据说他老母亲怀胎六月就生下了他，他一生下来就能把天上所有能看到的星星数完。三岁时开始博览群书，后来成为了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武兼备、通晓古今的天才。
和吕半仙相谈之下，刘伯温发现，二人是同道中人，自己紧锁在眉头上的秘密被吕半仙一眼看破，刘伯温也不隐瞒，就说了朱元璋来请他的事。最后，他问吕半仙：“您说我是去呢，还是不去呢？”吕半仙摸着胡子，摇头晃脑了半天，然后神秘兮兮地指着大门说：“你去的地方在那里。”刘伯温马上朝大门望去，发现有太阳光顺着门缝照进来，他没有发现什么。吕半仙解释说：“缝隙里的阳光，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刘伯温大彻大悟，回去收拾了下行李就出山了。明眼人马上就能看出这是事后诸葛式的扯淡。当时凤阳还不叫凤阳，而叫钟离县。凤阳这个名字是朱元璋当皇帝的七年后（1374年）才改出来的。但无论如何，刘伯温是出山了，这个传说只是想告诉世人，刘伯温出山辅佐朱元璋是老天的意思，和人事无关。
你好，朱元璋
一个人建立了震耳欲聋的功勋之后，人们往往希望从他身上找到成功的密码。人类是一种高智商的动物，所以能思前想后，尽量把事做得完美顺畅。于是有人提出，人要有规划、要有计划，当然，更要有伟大的理想。人心中只要存着理想的蜡烛，必能照亮前途。但这种论调在朱元璋和刘伯温身上就丧失了价值。朱元璋从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混到了一方霸主，他在战场上狂喊着“冲啊，杀啊”的时候，心中有什么伟大的理想？他当时的理想不过是希望能安全地退出战场，吃上一顿好饭。即使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座城池后，他的理想也不过是当个城市的主人，离他要当皇帝的理想相距十万八千里。
刘伯温年轻时有理想，如果让他说出自己的理想，那简直就是长江大河般的壮阔。但他屡屡碰壁，理想的烛光摇曳，一阵清风就能使它熄灭。1360年，刘伯温正式向应天进发。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会为一个叛乱者工作。
人生，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许多伟大人物攀上高峰，很大程度上是时势推出来的。每个人最应该做的，不是凭空产生无数豪迈的理想，而是踏踏实实做好眼前事。这就像是种树，开始的时候发芽，然后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实，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每一步都要走得踏实，不要好高骛远。有枝时不要想着什么时候有叶，有叶的时候不要想着什么时候有花。焦渴的空想和望不到边际的理想没有任何意义，只要不忘记栽培，还怕没有结果吗？
刘伯温多年以来不懂这个道理，他的确没有忘记去栽培，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巩固自己的人生，但他也抱着一种远大的理想。在1358年年末回到家乡时，他的理想之火暗了下去。而当他决定重新出山时，那种远大的理想之火又光芒四起了。
当他走到桐庐（今浙江桐庐）时，他的理想之火险些又被人浇灭。这个人叫徐舫，是刘伯温多年前的好朋友。徐舫那年已经60岁，回首人生，他很满意。年轻时崇尚侠义，好驰马击剑，勤于读书，酷爱吟咏，潜心探究诗歌，曾在南中国各处游历，和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交流。只是他生性散漫狂傲，所以对仕途没有丝毫兴趣。刘伯温在江浙行省做官时，曾向长官苏天爵举荐过徐舫。苏天爵也卖了刘伯温人情，专程派人去请徐舫，但徐舫梗着脖子回答苏天爵：“我是个诗人，怎么可以受禄位羁縻？”说完这句话，也不等苏天爵是否真的二次来请，就跑进深山老林隐居起来了。
再后来，徐诗人就跑到桐庐，每天都把自己沉浸在诗篇中。刘伯温那天路过徐诗人的隐居之地时，徐诗人已经捻断了十根胡子，正要作出一首优美的诗来。听说刘伯温要来，他马上戴起黄色的大帽子，穿起白鹿皮做的袍子，腰间系一只青丝绳，一路小跑到河边，看着船上的刘伯温等人，格外恭敬地鞠了一躬。这身装扮和他的举止马上就让刘伯温感觉到，徐诗人已经知道他要出山的事，徐诗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在拒绝他，甚至有种讥笑的意思在里面。
刘伯温请徐舫登舟，徐舫毫不客气，上舟后坐在正首位置。刘伯温刚要说，请他和自己一起去见朱元璋时，他突然就大笑起来，说：“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刘伯温有点尴尬，徐舫就甩开大嘴，言语之间全是讥笑，嘲讽刘伯温隐居青田是假正经，连带着把宋濂三人也损了一遍。
四个人都是极有涵养的人，徐舫尖酸刻薄的话虽然使他们心上很不舒服，但谁都没有表现出来。因为宋濂、章溢、叶琛三人同徐舫并没有深交情，就好像一个路人讥讽你走路的样子时，你只会当他是自说自话。但刘伯温不同，他和徐舫是多年的朋友，朋友对你发表意见，你不可能不往心里去。
那天晚上，月亮升起，船停在如镜子般安静的水面上，空气有点湿润，一股冰冷的风吹进刘伯温的胸膛。他提笔写了一首诗：伯夷清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
前两句所说的伯夷和姜太公都是商周时期的人。伯夷是商朝大臣，周武王灭商后，他跑进深山发誓不吃周王朝的粮食，最后饿死；姜太公也是商朝人，但他辅佐周武王灭商，成了周王朝的开国元勋。两人的选择判然有别，但是，你能说两个人谁好谁坏吗？不过是人各有志罢了。第三句话说的是，西汉末年一批英雄豪杰帮助刘秀建立东汉的故事，后来这批豪杰被刘秀封为云台二十八将，都可谓是流芳千古的人物。最后一句说的可能是徐舫，你如果不出来建立功业，虽然身心不累，也不过是一丝无用的清风而已。
这和刘伯温多年以来秉承的人生信念是非常吻合的。在他心中，男儿大丈夫如果有才能，就必须要出来做事，事功才是体现一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其他都是浮云。
随着船继续在水上行走，在桐庐遇到徐舫的不快也在刘伯温心头渐渐消失，应天城很快就出现在眼前，那是一座承载刘伯温后半生梦想的城市，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将会出现在这个城市。他在内心深处坚定而又平静地说了一句：“你好啊，朱元璋！”
离船登岸，没有大排场的欢迎仪式，只有个文臣模样的人对他们说：“请稍作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去见吴国公。”
叶琛和章溢脸上荡着激动的神色，宋濂微笑着，只有刘伯温，沉静如水。但他内心世界却突然波涛汹涌起来，他站在城中，眼界所限，望不出去。应天城像是一座城高墙厚的监狱，一种并不美好的感觉涌了上来：我被困住了。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他见到朱元璋时，仍未有散去的迹象。他突然又有一种感觉，也许被困住是多年以后的事，现在，还不至于。
他走在通往朱元璋会议室的路上，尽力脱卸掉使人扫兴的感觉。当有人小声让他止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走进了朱元璋的会议室。他很想说，终于要见到朱元璋了。
一阵冷风从门外吹进来，绕过刘伯温。刘伯温看到那阵阴冷的风吹进一张巨大的帘子里，帘子被掀起来，朱元璋就从那里施施然地走了出来。从他的步伐上可以看出，他没有兴奋点。朱元璋的脸冷酷无情，仿佛是用刀剑和阴谋刻画出来的。你在这张脸上找不到一点人性，只有不属于人类的、寒霜般的威严。
朱元璋把四人慢慢地、深深地扫了一遍，然后心脏发出指令，脸上马上堆出微笑来，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争不已，生民涂炭，何时能安定？”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正盯着刘伯温，刘伯温没有说话。章溢却说：“天道无常，唯德是辅，不乱杀一人者能定于一。”朱元璋点了点头。刘伯温发现，朱元璋的点头是出于礼貌，章溢这种假、大、空的话根本没能引起他一丝兴趣。
刘伯温还发现，朱元璋一直在盯着他。刘伯温终于抬起眼来，主动搜寻朱元璋的目光。他看准了朱元璋，朱元璋还在盯着他。刘伯温在内心里又说了一句：“你好啊，朱元璋！”
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到了刘伯温身上，因为这是刘伯温第一次向他祖国的敌人开口献策，他能献出什么策略来，将决定他和朱元璋的命运，也决定着历史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