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大展兵威
张士诚的不在人间，使朱元璋再无敌手。刘、朱模式的历史已到尾声。不过，这一尾声持续的时间很长。
张士诚壮烈的两个月后，刘伯温被朱元璋任命为监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这个礼物和刘伯温所建下的功勋极不成正比，不过，刘伯温什么都没有说，欣然接受了。很多人会发现，官职的高低刺激不了刘伯温的神经，他是个“心不动”的人，想让他心动，要颇费功夫。
不过在朱元璋看来，刘伯温做不了宰相，因为他性情太刚，他也做不了副宰相，因为副宰相就是宰相旁边的一片绿叶，刘伯温做不了绿叶，世界上没有哪一片绿叶能如刘伯温那样，稍一释放生命的力量，就如最娇艳的花一样引人注目。刘伯温黑白分明的性格，恰好可以做御史，御史负责监督百官，弹劾百官。可问题是，朱元璋居然让刘伯温做了个御史院的二把手，而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居然是军人出身的汤和。虽然朱元璋说汤和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可没有人相信汤和的文能比过刘伯温。况且，御史这一职务本身就是文臣的特权。也许，正是因为当时全国还未全解放，朱元璋为了给武将以激励，才让汤和坐在御史大夫座位上的。或许，刘伯温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说，人们几乎连他急促的一声叹息都没有发现。
那个时候，没有人会为刘伯温在官职上的不公正操心，因为应天城中所有人都在忙碌着。新的城池已经初具规模，朱元璋的将军们骑着高头大马，背后跟着英姿飒爽的士兵到前线去为朱元璋争夺最后的地盘。文臣们在光线充足的办公室里制定各种制度规章，为朱元璋不久后建立的新中国作着真心实意的准备。即使是老天也在为朱元璋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而锦上添花。入冬以来，应天城始终温暖如春。鸟儿唧唧喳喳地在城市上空掠过，春天才开始有的花香在1367年的冬天就已经沁入心脾了。
刘伯温说，他很少见到应天城如此好的天气。他说：“也许中国的春天真的来了。”朱元璋说：“人人都喜欢和煦的春光，可必须要经历秋冬的肃杀。没有秋冬的肃杀，就不可能有明媚的春光。”
这话刘伯温早就说过：“元王朝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因为对官员的约束不严，法律太轻。”实际上，元王朝的法律太随意，连成文法典都没有，纯粹的人治。朱元璋可不想自己即将建立的王朝是这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在他的命令和暗示下，唐宋法典不但死灰复燃，而且还添枝加叶，几乎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法网。
刘伯温提出自己的意见：“网太密，水无大鱼；法太密，则国家就没有清白的百姓。所有的刑名条目是否真有存在的必要，必须要仔细斟酌。”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意见表示赞同，倒不是因为他有慈悲的情怀，而是当时他的吴王国还未解放全中国，法律太严苛，恐怕会失去解放区的人心，使元统区的人因恐惧他的法律而顽强抵抗。
在1367年冬十月，朱元璋不是没有敌人，但这些敌人已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南方的方国珍、陈友定在朱元璋眼中，只是小股土匪。只有北方的元朝皇帝，似乎要严肃对待一下。就是在这年十月，应天城里百花几乎要迫不及待地绽放时，他下达了对元王朝的总攻。1367年，距伟大的英雄人物刘福通掀起反抗元王朝的旗帜已过去十六年，距朱元璋自己参加红巾军已过去十三年，他才正式面对他一直叫嚣着是敌人的元王朝。
如果以“成败论”来论述朱元璋，那就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朱元璋是个胸怀大略、善于韬光养晦的智谋人物。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朱元璋，那他是个具有罕见手腕和独特眼光的人，他善于坐山观虎斗，善于保存实力，在关键时刻给对方致命一击，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如果从“人性”上来论述朱元璋，那他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瘪三。他在1368年称帝前打击的所有对手其实都是他的战友，他的战友刘福通始终在和当时人类最大的敌人元王朝战斗，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甚至是不值一提的方国珍都有过和元王朝的军队血战的记录。只有朱元璋，这个浑水摸鱼、始终在谋杀自己战友的瘪三和元王朝军队未发生过引起轰动的战斗。
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绝对不是个好人。所以，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在阅读朱元璋的事迹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像他那样做人，你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你不想做个普通人，人性对你而言只是垃圾品，那你一定要学习一下朱元璋，因为他是个异形政治家和生存魔王，你只需要学习到他身上的一门，就足以横行天下。
朱元璋把攻击当时世界上的合法政府元政府的军事行动称为“北伐”，北伐军的总司令自然又是他的得力将军徐达。
对于这次“北伐”，徐达有自己的一套军事战略。他说：“应采取斩首行动，直逼大都，一战而下，全国解放的钟声就可以敲响了。”
刘伯温根据刘福通北伐失败一事和自己对元大都城池的了解，又结合了朱元璋兵团的特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刘福通北伐采取的就是斩首行动，最后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稳扎稳打。另外，元大都城墙坚固，短时间内不可下。一旦山东的元军全部奔赴元大都，我们就是腹背受敌。况且，我们在南方打陈友谅和张士诚，海战居多。我们兵团在陆地作战的能力，或者说，是到北方陆地上战斗的能力是否能全部发挥出来，还是未知的。”
朱元璋点头认可，最后，两人商量了一套战略。这套战略最终成功，它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南方政权“北伐”总以失败告终的常规。朱元璋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南方政府向北方政府进攻成功的案例。而这场成功案例的先期规划者正是刘伯温。
这份计划是这样的：先平定山东，这叫撤了元大都的屏障；移兵河北、河东，这叫毁了元大都的篱笆墙；再攻陷潼关而守之，这叫扼其门槛。于是，元大都就成了势孤援绝之地，不战而下。元大都一下，向西进军，关陇之地可席卷而解放也。
朱元璋宣布了这个战略，他的将军们都称“善”。朱元璋声称，他自己是汉族人的救世主，他现在北伐合法政府元政府，是为了汉人的复兴，他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又说，他还是个解放者，他有解放全中国，甚至是全人类的高尚情操。他要把蒙元反动政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他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当徐达兵团渡过黄河，进攻山东时，朱元璋的另外两路大军同时向福建和广西进军。1367年阴历十一月，徐达兵团攻陷沂州（今山东临沂）。刘伯温建议朱元璋让徐达大展军威，不作停留，攻击益都（今山东益都）。朱元璋说：“益都是蒙古人在山东的重地，徐达兵团需要休整，恐怕以疲惫之师攻击它有难度。”刘伯温说：“我已看过天象，火星驱逐着金星，现在两颗星正以齐、鲁的益都为界。我占卜后得到的结果是，宜大展兵威。”
朱元璋说：“好，那就依你之言。”徐达在接到朱元璋“宜大展军威”的命令后，毫不犹疑，命令他的兵团以闪电的速度奔赴益都，一抵达城下，即发动猛攻。益都在徐达兵团的猛攻下，无法支持，顷刻陷落。徐达兵团再接再厉，继续保持着凌厉而持续的攻击。1368年正月，山东战场捷报频传，朱元璋心花怒放，预料山东已是囊中之物。李善长适时地向朱元璋提出：“您应该建立新中国了。”
朱元璋说：“善。”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举行开国大典。他宣布他现在是中国的皇帝，他所建立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的国号称为“明”，建元洪武，1368年是为洪武元年。
虽然开国了，刘伯温的职务仍没有任何起色，只是多了个“太子率更令”的职务。这个职务只是太子宫的一名普通官员，掌东宫的宫殿门户和赏罚。
刘伯温丝毫不感到沉闷，当时应天城中的空气极为清新又极为忙碌。朱元璋在北伐的同时，还在向方国珍发动最后的攻击，应天城里仍然忙碌异常。
方国珍在1367年阴历七月突然有种神秘的感觉。有一天他看到一个满头是小蛇的妇人穿过他的宫殿到后花园中去，那个妇人穿过他宫殿时，向他回眸一笑。方国珍马上打了个冷战，他把自己投进回忆的泥沼中，他记得儿时在老家的乡下玩耍时，也看到过这样一个妇人。一些老人告诉他，这个妇人是死神。那时候他还小，但已知道了死亡是件可怕的事，于是他号啕大哭。自他革命以来，无数次险象环生，他都未曾见过这个死神，他几乎忘了还有死神这个神。当他在那1367年阴历七月那个雨后的下午看到死神时，他垂头丧气。
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关注着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最后决战。当他得知张士诚困守苏州城时，惊慌地大叫起来，说：“完了，完了，朱秃子下一个目标就是我啊。”
他想过一百种方法摆脱灭亡，可他又不自觉地用了一千种理由否定了这些方法。他思来想去，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故伎重施：积累粮食和财宝，泛舟海上，过海盗一样的浪漫生活。
就在他遇到死神的几天后，朱元璋派人送了一封信给他。信中严厉指责他，到了这个时候还给元政府运送粮食，这是冥顽不灵。朱元璋还热心地为他指明了一条路：“投降我，这是唯一的活路。如果你再一意孤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你搬到船上的财宝会成为你坟墓里的蛆，你的家人会和你一样，在坟墓里哭泣。”
方国珍被这封信气得跳了起来，说：“朱秃子这人说话太不要脸，他怎么就知道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居然恐吓我。我本来有要归顺他的心，现在全完了。”
他想给朱元璋回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可提起笔来想了想，又放下了。他一向是个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就是因此，他才多活了这么多年。可朱元璋等他的投降等了两个月，最后等得实在不耐烦了。1367年阴历九月，朱元璋命令他的一位副宰相朱亮祖带领兵团进攻方国珍。
张士诚在应天城中壮烈的几天后，朱亮祖兵团攻陷了方国珍的台州。方国珍知道朱元璋兵团强大无比，可从没想过强大到这个地步。当他在琢磨朱元璋的兵团如此神速的原因时，1367年阴历十一月，朱亮祖兵团直抵方国珍所在的庆元，方国珍抵抗了一会儿，发现根本不是对手，急忙放弃庆元，逃到海上。方国珍此时已狼狈不堪，可朱元璋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派出一支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可很多人在1368年时都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自己的新中国，跟汉人无关。实际上，任何一个独裁者建立的国家都是他和他家族的，和百姓无关。朱元璋所建立的国家名称为“明”，可能有丰富的内涵。日月为明，《周易》上说，日月相推而明生也。中国远古时代，就有祭祀“大明”的典礼，祭祀的对象就是太阳、月亮。明是火，象征光明。而朱元璋的姓“朱”又是赤的意思，“朱明”恰好把皇帝的姓和国号连接在一起，浑然一体。有人说，这是刘伯温的主意。显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刘伯温最厌恶的就是以白莲教为革命思想的红巾军，红巾军信奉的则是明教中的明王转世。小明王韩林儿是刘伯温很不屑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把他最讨厌的“明”当作是新中国的国号。
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明”是朱元璋自己设计出来的，为的就是给“家国一体”一个好彩头。
刘伯温似乎也没有注意到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只是他朱家的财产，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有人存着“为百姓建国家”的思想。即使如刘伯温这样比魔法和奇迹走得更远的大仙也不可能有这种思想。
不过，刘伯温却有个清醒的认识，一个好的国家对百姓一定要宽仁。朱元璋嘴里说的也是这样，他曾和刘伯温探讨过如何对待百姓的问题。刘伯温说：“要宽仁，政府有时候需要不作为，让百姓自己发展。”朱元璋说：“这是扯闲话，宽仁的前提是要让百姓丰衣足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到宽仁。”
朱元璋的意思是说，百姓必须要在他这位伟大领袖亲自的带领和指导下，才能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而让百姓有吃有穿，这就是宽仁。至于说让政府不作为，朱元璋想都没有想过。明王朝对百姓的控制最为严厉，百姓必须要生在一个地方，死在一个地方，不得任意迁徙。值得一提的是，户口制就是朱元璋时代发展完善起来的。
但当朱元璋问刘伯温，怎样对待吏治的问题时，刘伯温毫不迟疑地回答：“要严，极端的严。”
朱元璋又问他：“最近坊间传说，任何开国都是严刑峻法三十年（杀运三十年），时间太长了吧。”
刘伯温说：“当然太长啦。如果让我来治理，一两年就足矣，还用得了三十年吗？”
对于刘伯温这样极端自负的自信，朱元璋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当他在写给刘伯温的《御史中丞诰》时，就特意提到了刘伯温在吏治监察上的成绩。这一成绩看上去是蛋糕，其实是定时炸弹。刘伯温正是有了这种鼓励，才有了他和朱元璋的第一次说再见。
卫所制
刘伯温58岁那年在应天城中担任明帝国政府的御史中丞，这个职务是他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峰，从前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不过，他还有另外的身份，就是朱元璋最得力的谋士。从前是，现在也是。在1368年年初，他以谋士的身份向朱元璋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这就是明朝军制独具特色的“卫所制”。
卫所制的特点是这样的：在全国各个要地建立军事据点“卫”，每一卫有5600人，长官称为指挥使，这位指挥使管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有1120人。千户所又下辖十个百户所，一所为112人，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总旗下再设五个小旗，每个小旗为十人。千户所的长官称为千户，百户所的长官则称为百户。
有战事时，中央政府国防部（兵部）就命令各地的卫所最高长官指挥使把他的5600人交出来，然后皇帝再指派一人担任这支军队的司令，司令领着这群卫所的士兵出征。
如果把5600名士兵看成是武器，那么，指挥使就是制造和维护武器的人，他没有权力使用武器，有权力使用武器的人必须是皇帝指派的人。这是有战争时指挥使的尴尬处境，即使平时，指挥使的权力也相当有限。卫所的部队平时要做的除了训练外，还要务农。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驻地附近划出一块地来（军屯区），让他们来耕种，他们自己养活自己。在卫所制最健康的那些年，全国的卫所军士每年都能生产三亿公斤粮食，足以供养一百万军队，从而使中央政府节省了大量军费。
卫所军士和军官的身份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军士，你的后代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士，你如果是军官，你的后代里也必须有一个人是军官。如果你倒霉，生的全是女儿，那政府就一直等着你，等你生出能当兵的男孩来为止。如果你真的太无能，那只好让你的亲戚来充数。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卫所制度的好处是，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不会有大将趁出征时造反。这是每天都处在恐惧中的独裁分子最喜欢的。卫所制还有个好处是，由于士兵在卫所是带着家人的，政府已经把他们的家人记录在册。所以他们为了养家，必然要努力耕种。当他们出去战斗时，由于牵挂家人，也必然竭尽全力地战斗，而不会逃跑。
刘伯温曾仔细研究过中国历代以来的兵制，他发现，主导中国多年的兵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征兵制，这一兵制的好处是，举国皆兵，有事召集，无事务农，兵员素质好，来路清楚，平时军费开支少；但缺点也很明显，兵员都出自农村，如有长期战争，势必影响农业生产。而另一种募兵制，好处是应募的多为无业游民，当兵是职业，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悍，兵员数量和服役时间不受农业生产的限制；可缺点是，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就很大，招募的士兵大部分来路不明，没有妻儿老小的牵挂，容易当逃兵，也容易叛变。刘伯温的想法是，扬长避短，将武装力量和生产力量结合起来，既可以在战时有军队可用，又可以避免财政负担。于是就有了卫所制。
明代卫所的兵源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朱元璋起事时所指挥的军队，它的班底就是朱元璋当初在郭子仪手下回老家征募的士兵700人；第二种是归附军，包括元政府的投降部队，陈友谅、张士诚等群雄失败后的军队；第三种则是谪发，因犯罪而被罚充军的，也叫思军；第四种，籍选，亦即垛集军，是根据户籍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
这种军事制度一经刘伯温提出，朱元璋确认后，发展迅猛，到1390年时，全国共有卫547个，所2563个，可以参战的士兵达300万。
其实，卫所制并非是刘伯温的原创，早在1363年，那位“身在江南，心怀塞北”的张昶在元大都时就已提出过。张昶提出卫所制是他的高瞻远瞩，也是他设想对元王朝兵制作的一个升级。
蒙古帝国兵团的最高统帅自然是大汗。大汗的下面设有宗王、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五十户长、十夫长等各级指挥官。
蒙古帝国军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千户，有一部分千户分属于宗王，即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其他千户则编入左右两翼军，由左右翼万户长分掌。
蒙古帝国军队的兵员主要是蒙古各部成年男子（15岁到70岁）。这些人服兵役被纳入国家法律，无论贵贱，也不论家中人口多少，只要你符合条件，就必须要服兵役。在平时，他们进行牧业生产和其他活动，一旦有战事，就要根据大汗的需要，或者“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者抽调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调者的奴仆也要随军行动。
随着地盘的不断增加，灭亡的国家不断地增多，蒙古帝国积极扩军。这一支扩充的军队被称为汉军。兵员主要是金朝末年中原地区出现的守土自保的地方武装，被蒙古帝国击败或是招安后，成为蒙古军。还有就是蒙金战争中投降蒙古的各个军队，如中都（今北京）的乣军、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的契丹军等。最后一类则是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的士兵，数量达到十万人。元王朝建立，统一中国后，元朝的军制依然延续着成吉思汗时代的制度。
他们把汉军也编为千户和万户。各汉军万户所统人数多的有五六万，少的有二三万。汉军的万户长由蒙古大汗指定。汉军万户长之上设立统军都元帅，由探马赤军将领担任。蒙古大军出征，都元帅要接受大汗指定的蒙古亲王、万户长、千户长等前线指挥官的调遣。
在整个中国，元政府最先实行的是征兵制，后来又改成世兵制——凡列入军籍的人户要世代当兵。
综上所述，元王朝的兵制已经有了卫所制的雏形，所以当张昶提出卫所制时，元朝的执政家们认为这是多此一举。1363年时，天下大乱，军队调动频繁，根本没有时间来实行卫所制。所有的军人都上了战场，谁还有时间讨论种地的问题？
卫所制正如脱脱宰相整修黄河一样，如果真的实行了，恐怕会引起滔天大祸。张昶后来被朱元璋扣在应天城不放，他在极不情愿地为朱元璋工作时，可能也提过卫所制。因为1368年时，朱元璋的军队里就已有了千户、百户、总旗和小旗的军官职务。
可集大成者的荣耀，却戏剧性地罩到了刘伯温头上。
多年以后，当卫所制因为指挥使和他下面的那些军官的贪腐而灰飞烟灭时，刘伯温在天之灵可能会感慨，再好的制度，如果所用非人，也会一塌糊涂。
——卫所长官们的贪腐很好理解，他们平时在屯田过程中有权决定给士兵哪块田，不给哪块田，时间一久，他们发现侵吞士兵的田地是条发财之道，他们侵吞了士兵的田地后再雇人来种，粮食就归他自己了。士兵们断了生活来源，只好逃跑。
这正如一朵鲜花，插在美人头上，就使美人更为妩媚动人，而放在毛驴头上，毛驴会把它当成草料，过了嘴瘾。
刘伯温隐约地感觉到，1368年的自己可能就是一朵鲜花，而朱元璋是美人还是毛驴，时间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和李善长交火
每当李善长坐在他的宰相办公室时，他内心都会升起一种自豪感。这种感觉是那么强烈，当它发作时，太阳都要抖上一抖。李善长有骄傲的资本。自跟随朱元璋后，李善长的表现一直让朱元璋非常满意。李善长是个心理高手，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洞察朱元璋的好恶。同时，他勤奋刻苦，不遗余力地为朱元璋的后勤保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善于理财，朱元璋遇到他后，从未有过经济上的拮据。朱元璋曾说：“刘邦有萧何，而我有李善长。”所以当李善长在1368年被任命为新中国的宰相时，没有人有一点异议。用李善长自己的话说，宰相这个位置就是为他而存在的。
从刘伯温的眼中看去，李善长也是个宰辅之才。宰相的主要工作就是管理百官，李善长是个特别善于调护百官的人。所有官员都感觉到工作得很愉快，认为自己在宰相的领导下正实现人生最终极的价值。但刘伯温也注意到，李善长有一种并不使他欢喜的情结：地域情结。
李善长和朱元璋是老乡。朱元璋能有1368年建立新中国的那一天，用李善长的话来说，都是淮西帮的功劳。
元末的淮西，指的是淮南西路，包括今天安徽省中部（庐州、安庆、寿州、濠州、和州），河南省淮河以南地区（光州），湖北东部（黄州、蕲州）。
顾名思义，淮西帮也就是淮南西路地区的人。在朱元璋政府中，淮西人多如牛毛。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包括刘伯温的顶头上司御史大夫汤和这些名震遐迩的顶级人物都是淮西人，因为朱元璋就是淮西人，这就是一人飞升，仙及鸡犬。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后，满朝文武半数以上是丰沛人，所以时人说，刘邦的政府就是丰沛集团的政府。李渊建立唐王朝后，关陇集团成员充盈朝堂。这并不是说，淮西和沛县，或者是关陇人才辈出，实是因为他们的主子当了皇帝，而他们恰好在主子未飞龙在天时就跟随左右。
据说，当时的应天城中，半城的高官都是淮西人。朱元璋就是淮西帮的帮主，而李善长则是副帮主。由于朱元璋的主要身份是皇帝，所以，李善长就成了淮西帮的大当家的。
当公务不忙时，李善长会坐在他的办公椅上向外望去。他能看到高大粗壮的红柱子，看到青灰色的砖墙，看到宫廷侍卫闪闪发光的盔甲，还能看到空气中的流气如万马奔腾。于是，他站起来，找他的淮西老乡们用家乡话聊天。越是有外省市的人在，李善长的家乡话就说得越地道，声音就越大。他只是想告诉那些非淮西人，这个政府是他们淮西人的，他是淮西帮的头子。
1368年的头四个月，李善长春风得意，但他也有烦心事，让他烦心的事就是刘伯温的为人。有一段时间，李善长特意关闭房门，严肃地思考刘伯温。刘伯温自1360年来到应天后，巨大的能量始终让李善长如芒刺在背。不过，由于二人的工作性质不同，李善长主要负责的是后勤，刘伯温负责的是战前谋划，所以两人没有大的冲突。李善长曾在朱元璋面前积极表现出他瞧不起刘伯温，朱元璋曾问他，谁是象纬高手，他硬着头皮回答是宋濂。其实，宋濂在他心目中远没有这样大的分量，他当时的回答只是出于意气，只要不是刘伯温，是任何阿猫阿狗都可以。朱元璋矫正他说：“其实刘伯温才是象纬高手。”刘伯温在朱元璋和陈友谅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才气与神乎其神的卜算能力，让李善长既妒又恨。不过，他始终没有把刘伯温看成是对手。很简单，他是淮西帮的头，新中国就是淮西帮建立的，刘伯温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他们淮西帮的工作人员。
和李善长对刘伯温的态度不同，刘伯温对李善长是从心里轻忽。刘伯温孤独的性格和已经定型的孤傲的个性，使他看不起那些爱吹捧主子的奴才。李善长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朱元璋称吴王，是他率先叫嚣的，朱元璋称帝前，他忙得四脚朝天。李善长善于逢迎朱元璋，即使是淮西帮的人都看得到。刘伯温轻忽他，其实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这点，刘伯温对李善长的能力是敬佩的，几年后，朱元璋要他评论宰相，对于李善长，刘伯温的评价就是，这人有调护百官的能力，这种能力非平常人所能具备。
1368年刚开始，很多人就感觉到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之间的空气充盈着极难闻的味道。刘伯温在御史中丞位置上严厉执法，从不姑息、从不忽视任何作奸犯科之事，这让身为宰相的李善长心情很不舒畅。因为刘伯温弹劾或者是惩罚的官员都是李善长这个宰相在管理。
他曾以柔和的态度提醒朱元璋，刘伯温这人工作一根筋，死咬着法律条文不放，应该要他灵活执法。朱元璋在沉思中，那是1368年阴历三月，汴梁已被攻陷，朱元璋正准备去汴梁考察迁都的问题。
对于李善长的提醒，朱元璋心中有数。他觉得李善长领导下的一部分政府官员的确有失检点之处，刘伯温做事，他是放心的。这人不会营私舞弊，更不会公报私仇。刘伯温做事，向来是按规则、按良知。这样的人，就应该让他发挥良知的力量，使那些没有良知的人得到惩罚。所以，当他在1368年阴历三月从应天去汴梁时，他把政府委托给了李善长和刘伯温。他对李善长说：“你管理百官。”又对刘伯温说，“你监督百官。我希望在我回来时，你二人会让这个政府比现在要好。”
李善长对朱元璋的警告理解得很随意，刘伯温却郑重其事。没有了朱元璋的应天城，政府官员们的头号人物和监督政府官员的头号人物意料之中地交火了。
二人交火的原因很简单，刘伯温纠察百官，使李善长极不舒服。他几乎要像响雷一样炸起来。因为在他看来，刘伯温纠察的官员都是淮西帮的。如果他能冷静下来，认真地想一下，就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官员半数以上是淮西人，刘伯温纠察百官时，即使用击鼓传花的游戏手法，十人中也会有八人是淮西人。
李善长不是不能理解这一事实，只是不想去理解。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加上他想和刘伯温来次短兵相接的战斗，终于借着“李彬案”爆发了。
如果不是李善长和刘伯温的交火，“李彬”这个名字势必淹没在明初群星闪烁的官员群体中。我们只知道，李彬是淮西人，多年前就参加朱元璋的队伍，立过战功，他是李善长最得意的亲信之一。1368年阴历四月时，他正在中书省担任秘书职务。从后来刘伯温对他的判决词中可以知道，李彬的自制力极差，修养不高，所以当身居要位后，就肆无忌惮地释放人性中的恶。他欺压过应天城里的百姓，抢过郊区百姓的钱，最后，他没有通过任何司法程序，杀了人。
刘伯温迅速行使他的权力，将其捉拿，然后以太子宫官员的身份迅疾面见太子朱标，请求处斩李彬。太子朱标同意，刘伯温马上就下了斩杀令。
李彬在监牢中等待死神到来时，李善长早已得到消息，他一路小跑地来见刘伯温，先是很客气，说：“李彬犯法，是该治罪。可您想过没有，李彬可是为这个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即使你要处置他，也应该从轻。否则，岂不是冷了众臣的心吗？”
刘伯温认为这种论调很有问题。他反驳道：“大臣有罪，就该按法律治罪。如果不治罪，那我如何向皇上交代？你说他有功，我不否认。可他有功，皇上已有了恩赐封赏。也就是说，他和皇上、和法律是两清的。你怎么拿他的功劳来说事？你说处置他会冷了众臣的心，可如果不处置他，你就不怕冷了天下百姓的心吗？”
李善长被刘伯温的这段话噎得脸红心跳，浑身发抖。他太想救李彬，以至于忘记不该以宰相之尊如此有失体统地来求刘伯温。当刘伯温这段话把他气得鲜血直往上冲时，他才突然想到这一问题。他立即恢复了宰相的尊严，板起冰冷的脸来，冷冷地问道：“你要杀中书省的秘书，需先经过皇上的裁决，你经过皇上了吗？”
刘伯温冷笑：“您不必操心，我已派快马去汴梁请示皇上了。我相信皇上的意思和我一样。”
李善长指着刘伯温：“你！”嘴唇哆嗦着，眼里射出凶残的光来，他恨不得自己的眼神是一支箭，射穿刘伯温的脑壳。他的嘴唇抖动了许久，最后说了三个字：“走着瞧！”
“走着瞧”这三个字往往是无计可施的人面对敌人时的自我安慰，李善长回到家中后，仍然愤愤难平，在房间里来回转悠。当他在房间漫无目的地转悠、李彬在监牢里看到死神向他微笑时，朱元璋的批复回到了应天城。正如刘伯温所料，朱元璋同意处斩李彬，因为据朱元璋自己说，这小子横行不法的劣迹，我早有耳闻，既然他不思悔改，那留着也无用。
刘伯温拿到朱元璋的批复后，李善长也知道了，他又一路小跑来见刘伯温。他使出最后一招，也是让刘伯温难以招架的一招。
他对刘伯温说：“今年一直就没有下雨，如果杀李彬，恐怕今年的雨就再也不会来了。你要三思。”
1368年阴历四月，天气酷热，侍卫腰间的宝刀都快热得融化了，天空中的鸟儿被热浪烤得晕头转向，撞到墙上死去。井里的水都被太阳炙得沸腾起来。的确需要一场雨，来涤荡这股热浪。
李善长让刘伯温三思，其实是让刘伯温回忆。在李善长的记忆中，刘伯温曾因大旱无雨而向朱元璋建议过，释放犯人，以求得老天降下甘霖。像刘伯温这样的“大仙”人物，都不由自主地坚持认为，活人一命，就会感动老天，得偿所愿。李善长让刘伯温三思，其实要刘伯温在回忆中思索他的原则。按李善长的分析，刘伯温在此时，应该不杀李彬，而感动老天，让老天降下一场大雨来。
遗憾的是，刘伯温不是李善长，在虚无的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他选择了现实原则。这个现实原则就是，李彬犯法，必须要处死。
他告诉李善长，自己没有什么三思的。如果非要思考，那他相信，只要杀了李彬，天自然就下雨。
这一回答让李善长大为惊骇，随即就是震怒。由于愤怒，他的手抖抖索索。他就用那抖抖索索的手指着刘伯温的鼻子，口气阴冷地问：“你真敢斩？”
刘伯温向他亮出朱元璋的批示，平静地回答：“我现在就斩！”
李彬在监牢被死神抽了一嘴巴，所以当他被拖出来准备送往法场时，已经昏死过去。
李善长也险些没有昏死过去，他是被气的。
李彬死的那天晚上，李善长组织了淮西人的同乡会。在同乡会上，他首先对李彬的死表示莫大的遗憾，而且还真的流下几滴泪来。然后，他马上收了泪，一拳头砸到桌子上，所有人都感觉到桌角在晃动，地动山摇。李善长咬咬牙，不无痛苦地说：“我要刘伯温血债血偿！”
淮西人一直都是心连心、共进退的。听了李善长的毒誓，他们也义愤填膺起来，举起右拳，放到耳边，齐声说：“要刘伯温血债血偿！”
要刘伯温血债血偿并不那么容易，至少在李善长看来，朱元璋对刘伯温是非常信赖的。不过他同时也知道，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人。这种人，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和别人成为朋友，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和别人成为敌人。
朱元璋显然不知道李善长和刘伯温已成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在汴梁城中看着几个月内他的兵团取得的光辉业绩，不禁喜上眉梢。1368年阴历二月，他的兵团削平福建陈友定，阴历四月，他的兵团在河南歼灭了河南元兵团主力，河南被解放。与此同时，他的兵团也解放了广东。阴历五月，他的兵团在广西如狂风扫落叶般一口气解放了十余城。整个中国除了云南和大都外，全成了朱元璋新中国的地盘。就在1368年阴历六月，朱元璋和徐达在汴梁城中筹划对元大都进行总攻。一连串的巨大胜利使朱元璋沉浸在脱离现实对天堂的想象中。在1368年阴历七月，他和徐达制定了总攻大都的战略，闰七月，徐达总攻大都战役打响。
在刘伯温的预测中，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役。因为在对元王朝的总攻战略中，第一阶段已胜利完成。1368年闰七月初一，徐达兵团二十五万人自中滦渡黄河，沿御河，经临清、长芦、通州，向北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直逼大都。通州易如反掌地被徐达兵团解放。就在通州失守的夜里，妥懽帖睦尔带着太子、后妃和十万蒙古人悄悄地出了大都城，向北出居庸关逃到了开平。
徐达在通州城待了五天，因为据可靠消息，大都城内还有至少五万的蒙古精锐。徐达于是就在通州城和大都之间树立栅栏，准备和蒙古兵团打野战。可等了五天，不见任何动静。他试探着派出一支军队到大都城下，发现大都城上旗帜飘飘，灰尘乱舞，就是不见一人。
徐达得到消息后，脑海里一道闪电。他叫了起来：“鞑子肯定跑啦！”
1368年阴历八月初二，徐达兵团从通州向大都挺近，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有质量的抵抗，顺利兵临大都城。此时，大都城已是没有了士兵的空城，徐达兵团不费吹灰之力就解放了大都。
统治中国97年的元王朝至此结束。1368年的它就像是一盏枯灯，没有任何风吹草动，它悄无声息地熄灭了。人们回忆起这个用奔腾的万马建立的王朝时，什么都想不起来。唯一能想起它的只有苍苍的天、茫茫的旷野和被风吹起如波浪样的草原。
后来，逃到开平的妥懽帖睦尔在徐达兵团的追击下向北逃啊逃，一直逃回了他的祖先发迹的地方——草原。在这里，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元朝的皇帝，但朱元璋已不承认他和他的政府，而称元为北元。
永别了，朱元璋
同八月吉利地灭亡元朝而来的是刘伯温的不吉利。
1368年闰七月末，朱元璋回到应天。一回到应天，他就召集大臣们商讨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定都。朱元璋最开始的想法是把都城定在应天。应天城从硬件上来看，很有资格，朱元璋在应天城苦心经营多年，已很具规模。从地利上来看，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盘虎踞，是天造地设的皇帝之家。从经济条件来看，应天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不仅盛产粮食，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都是它傲视天下的本钱。
不过应天城也有致命的缺陷，它偏居中国东南，不是全国的中心，与山海关外强大的敌人遥不可及。刘伯温曾说，应天城被秦始皇凿开了龙脉，是短命王朝或者是颓废王朝的都城。一年前，刘伯温奉命建造新城，朱元璋也并未把应天当成是都城的首选。
所以当徐达兵团解放了汴梁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跑去汴梁，他设想在汴梁建都。可当他仔细对汴梁考察后发现，虽然它地处中国中心地带，道路通畅，但它“八面漏风”，无险可守。在从汴梁回来的路上，朱元璋又有了新想法，那就是把应天当作南京，把汴梁当作北京，而把他的故乡临濠（原濠州）设为都城。
1368年阴历八月初一，他下诏改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第二天，他召集在南京的文武百官，商讨建都临濠的问题。所有人都同意，因为大部分人都是淮西人，建都临濠，正是他们衣锦还乡、大显神威的好机会。只有刘伯温不同意，他的理由很直接：“临濠虽然是皇上您的故乡，但不宜建都。”
朱元璋问为什么，刘伯温就把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作了一番博学的汇报，朱元璋不以为然。李善长跳了出来，说：“刘基认为临濠的风水不好，那为何还会出皇上您这样震动天地的人物？这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这种指责连朱元璋都大为惊骇，刘伯温自然难以心安。但他不露声色，重新叙述了一遍临濠的地理位置和风水情况，最后，再次说了他的意见：“临濠虽然是皇上您的故乡，但不宜建都。”
突然，徐达兵团解放大都的消息传来，举朝欢庆。连朱元璋都露出最灿烂的笑容，在那一刻，又静又热的南京城突然变得清凉起来，铁树开了花，坚石变得柔软，南京城中的百姓忽然觉得平等了。
只有刘伯温，脸色依然铁青，心潮未曾澎湃，甚至连涟漪都没有。他平静地注视着朝臣们的手舞足蹈，拥抱握手，由于激动，他们的脸红得透明，有人甚至噙着泪水，跪倒在朱元璋脚下，高喊吾皇万岁，喊得嗓子都嘶哑了。
刘伯温在这场如中了魔的狂欢中始终保持着冷静，朱元璋也很快从激动的情绪中冷静下来，他问刘伯温：“鞑虏被驱逐，我中华复兴，先生为何没有半点兴奋？”
刘伯温不答反问：“皇上您和徐达将军制定的总攻大都计划，为何要绕开秦晋？”
朱元璋浑身一震。他看见一位有着坚毅眼神的粗壮大汉骑在高头大马上，来去如风。这个人就是王保保，此时，王保保还据有秦晋，还拥有一支让朱元璋和徐达都深为恐惧的蒙古骑兵团。这时，他又看向刘伯温，刘伯温一字一顿地说道：“王保保未可轻也！”
二人的对话，是李善长没有听到的，所以当他看到刘伯温丝毫没有和他们一起中魔时，马上就向朱元璋递上了攻击刘伯温的奏折。他称，刘伯温听说元朝灭亡，脸色极为难看，由于他曾做过元朝的官，所以这是怀念旧主。他这样的前朝余孽，就是新社会的敌人，应该对他进行专政。
朱元璋没有理会。李善长发动淮西帮成员，接连不断地向朱元璋投诉刘伯温，说他在执法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总拿朱元璋的老乡开刀。李善长还特意指出，刘伯温杀李彬，是在祭祀朱元璋祖先的场所坛壝杀的，这是大逆不道！
朱元璋这次理会了，他叫来刘伯温问李彬被处决的地方。刘伯温如实回答，坛壝。朱元璋有点不高兴了，说：“你执法可以，为什么要玷污我祭祀祖先的地方？”
刘伯温哑口无言。他当时没有这么多想法，只是认为皇上不在，就应该以皇帝的名义来处决犯人，而坛壝正是皇权的象征之一，这只是随机挑选的地方而已。
看到刘伯温无话可说，朱元璋嘿嘿笑了笑，说：“我最痛恨的就是臣子擅自妄为。”
刘伯温张大了嘴巴，他想不到朱元璋的变化如此之快，这是一句多么重的话，居然就扣在了他的头上。未等他平息这种情绪，朱元璋马上又问：“先生当初在黑暗的旧社会政府工作时，也有这样的行为吗？”
刘伯温这次岂止是张大了嘴巴，心脏都要从嘴巴里跳出来了。
我们找不到积极的证据证明，朱元璋为何会对刘伯温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刘伯温不要他建都临濠，朱元璋并未说什么；李善长说刘伯温怀念前朝，朱元璋也未说什么；淮西帮控诉刘伯温滥用权力，朱元璋更没说什么。只有提到刘伯温在坛壝杀人时，朱元璋才说了什么，而且话一出口，就是严厉至极。
如果非要找到积极的证据，那可能就是朱元璋的喜怒无常导致了他突然对刘伯温失去了耐心。有时候，很多人都会做些莫名其妙的事，事后反省时，发现当时如鬼迷心窍一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相信朱元璋为何对刘伯温失去耐心，用最严厉的话来质问他。
当刘伯温发现自己置身在毒蛇牙齿上时，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他知道，朱元璋已经站在了淮西帮一面，他现在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挽回朱元璋的心。因为他是个做光明正大的出谋划策事业的人，而当时，已经没有出谋划策的事要他来做。他对元王朝是否怀念，这在八年前，他就已经给出答案。如果他对元王朝仍有一丝希望，就不会来南京城见朱元璋。
1368年阴历八月初的那几天，刘伯温在酷热的南京城里，挥汗如雨。太阳最毒时，刘伯温漫不经心地看着书房里的山水画，怀念故乡的情感如一波清泉，流淌进他的心田。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想家，青田山上，梅花已准备绽放，兰花正在飘荡着沁人心脾的清香。他家后院的池塘中，大如车轮的荷花正向他招手。从青田山上吹下来的风，在池塘的水面上撒下让人迷醉的芬芳。怀乡之情使他忘记了现实世界，进入了梦幻。南京城中已被烤得热气腾腾的城墙成了绿荫，长江里战舰热得弯曲的绞索成了依依杨柳，燥热的尘土也成了清晨亮晶晶的露水。
在他书房的桌上，放着一封家信，信中说，他三位老婆中的陈女士去世了。当他从幻境中走出来时，看到那封信，不禁眼睛发红，房间里的空气充满了忧伤的气息。
他忧伤的事并不仅是老婆的去世，还有今天朱元璋在朝堂上的震怒。几天前，被酷热折磨得无法忍受的朱元璋要他求雨。刘伯温说：“阵亡士兵的家眷被圈在一处，不给她们自由；建造南京城的工人死伤无数，尸骨暴露。如果能把这些事解决，天自然就下雨。”
热得直吐舌头的朱元璋马上命有关部门办理，一天后，朱元璋摇着蒲扇坐在水桶里等待大雨。可惜，三天后，苍蝇都被烤得死在地上，还没有一丝雨点。
朱元璋震怒，酷热推波助澜，使他像炮仗一样，毫无悬念地爆了起来。当他正要向刘伯温讨要说法时，刘伯温递上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五十八岁，而且身体一向不好，这次又死了老婆，所以无论是心情还是身体都难以经受如此重击，请求回家养老。我不是辞职，而是告老还乡，请皇上您批准。”朱元璋问身边的李善长：“你怎么看？”李善长心花怒放，说：“一个连求雨都求不来的半仙，留他何用？”朱元璋沉思许久，说：“允他回家乡，办他老婆的葬礼。”刘伯温离开南京城时，南京城城门正被烈日炙烤，发出吱吱的声音。他走出南京城，回首望了望，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投进回忆的陷阱中。八年前，他进入这城时，城里下着小雨。朱元璋那时如大理石般的脸，直到现在还印在他的脑海里。这八年来，他用超自然的智慧为朱元璋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一无所求。八年后，他走出南京城，他那超自然智慧的神性已销声匿迹，他以一个神的形象进入了南京城，又以一个凡夫俗子的身份出了南京城。他不禁为自己丧失的神性而感叹，最后，他说道：“永别了，朱元璋。”可是，他又补充了一句，“谁知道呢！一切都未可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