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这次不仅是受宠若惊了，无形之中对严嵩产生了崇敬之情。严嵩接着说道：“在翰林院，你算是个另类。别的庶吉士上班时间扯淡，下班时间舞榭歌台，不亦乐乎，而你每天都在读书。我知道你喜欢看历朝典章制度和国家地理，这很好，这说明你是有理想之人，我喜欢有理想的人。”
张居正要站起来，感谢官场大佬严嵩的这番表扬，严嵩却示意他别动。他话锋一转：“不过，有件事，你该好好想一想。”
张居正慌忙站起来，恭敬地说：“请您指点。”
严嵩又示意他坐下，歪着头思考一会儿，才慢慢开口：“夏言要恢复河套地区，却没有考虑现实，本朝自英宗皇帝土木堡之变后，精锐尽失，根本没有力量主动出击。夏言这是要把帝国送进万劫不复之境，你说夏言该死否？”
张居正想不到严嵩会问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说夏言该死，这不是他良知授意；说夏言不该死，眼前这人恐怕会让他马上就死，而且是绝对该死。
严嵩没有要他回答的意思，接着自己的话说下去：“外界风传，是我进谗言要了夏言的命。可你是否想过，身为内阁次辅，对如此重大事件必须要发表意见，我只是对皇上说，这事行不得，夏言非要行，可能有私。皇上大怒，才要了夏言的命。但皇上要他命之前，为什么所有官员都没有替夏言说情？”
这个问题的答案，张居正知道。夏言一向不把官员们放在眼里，颐指气使，唯我独尊，官员们当然不会为经常侮辱他们自尊的人求情。
他发现严嵩正看着他，眼神虽然犀利，却充满了柔情。他从这一眼神中读出了严嵩下面要说的话。
严嵩说：“我听说你在翰林院，始终板着面孔，不和同僚沟通，这是不对的。你可能认为这是严肃，是傲骨。但别人看来，这就是傲气，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夏言如果没有这个缺点，也不会失去它的首辅宝座和他的老命！”
张居正重新站起来，向严嵩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说：“您的话，我将铭记于心。”
严嵩在座椅上露出微笑，但这微笑并不好看，因为他已意识到张居正在作伪。他问张居正：“你是不是认为夏言死了，我应该如同做了亏心事一样每天都做噩梦啊？”
张居正没有回答，只在心里暗道：“这是基本常识，人做亏心事，总怕鬼敲门。”
严嵩马上斩钉截铁道：“如果你真有这种想法，那么你和那群庸人毫无二致，算我看错了你！”
张居正大为茫然，不知严嵩在搞什么幺蛾子。严嵩却换了话题：“知道阳明学吗？”
张居正点头，阳明学在当时是热门，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读。
“我和它的缔造者王守仁（注：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其创立的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远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王阳明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其生平事迹，详见度阴山著《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见过面，确切地说，我还是他的信徒。”严嵩沉浸在往事中，“正德元年（1506年），王守仁先生在京城讲学，当时他还未创立心学，但思想深邃，已不同凡响。后来他因得罪太监刘瑾，被贬到贵州龙场驿站，百死千难之后创立心学。正德五年（1510年），他到江西庐陵（今吉安市）做县令，我在老家分宜守孝，前去拜访他。听他讲心学，振聋发聩，一洗从前之学术羁绊，找到了重新为学为人的明灯。”
张居正觉得严嵩突然“跑调”必有深意，所以认真倾听。严嵩说完这些停了一下，又问道：“你知道我从王守仁那里学到了什么？”
张居正摇头，严嵩得意起来：“良知！你认为对的就去做！夏言要把帝国拖进水火，我必须要阻止，纵然要了他的命也未尝不可。这就是良知告诉我的，我凭良知做事，不受良心谴责，何来有噩梦之说？那群庸人蠢货以为别人杀了人就会做噩梦，实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听完这段话，张居正大为愕然。想不到严嵩竟然将心学作如是解，那阳明心学岂不就成了做坏事的人的托词宝典？！
严嵩似乎没有向张居正传道解惑的意思，他站起来，张居正也慌忙站起。严嵩客套地说：“你好好干，心中要有目标，为目标要不惧人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
张居正必须要好好干，因为他想要的，已经超出了严嵩的想象力。不过在1548年，他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现实支撑不了他的理想，要现实可以支撑理想，就必须向上爬。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大树，而这棵大树能否让他死心塌地地去靠，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但无论靠还是不靠，他必须要有个“靠”的姿态，也就是说，他应该随波逐流，巴结严嵩，这是当时政治场的风尚。当所有人都做同一件事时，如果你不去做，你就是傻子，即使这件事是错误的。
1548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为他写了篇贺词。这篇贺词只是歌功颂德的例行文章，不过张居正可能是发自肺腑。因为那时，严嵩还未展现他人性中烂污的一面，张居正也把严嵩当作是“手扶乾坤，呼唤日月”的伟大人物。
甚至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是把严嵩当成顾璘那样的贵人，和顾璘大不同的是，严嵩似乎不想做张居正的心灵导师。张居正太年轻，地位太低，除非是超级慧眼，不然根本发现不了张居正的潜力。
然而有个人就具备这种超级慧眼，在人头攒动的翰林院，一眼就发现了张居正。他就是当时的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翰林院常务副院长），在翰林院名分上是张居正老师的徐阶。
徐阶是上海人，矮小白皙，典型的南方人。十八岁时拜心学宗师王阳明的高徒聂豹为师，苦研阳明学，终有所成。二十岁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他有着南方人特有的柔性，无论是相貌还是为人处世的方式。熟悉他大半生政治生涯的人评价他说：徐阶就像是弹簧，压力来时，他能屈服退让；压力一减轻，他不但立即恢复原状，而且会突破原状，爆发更大力量。
1548年时，徐阶的这种政治风度还未完全展示，他和严嵩龙争虎斗的帷幕还未拉开。但迟早会拉开，因为徐阶是夏言一手提上来的。而且徐阶有能力，严嵩看到徐阶，就想到夏言，条件反射地，他对徐阶毫无好感。
就在与严嵩站上擂台的前夕，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徐阶眼中的张居正，好学深思，沉稳庄重，但内心灵动，和他二十五岁年纪本该有的青春躁动极不相衬。他关注张居正，以阳明学“勇于担当”的思想精髓指点张居正，二人渐渐地由师生进化到朋友关系。或许是徐阶的大力指点，又或许是张居正满肚皮的政治才能不得不溢出，1549年，张居正向朱厚熜上了一道《论时政疏》。
《论时政疏》是张居正初期政治思想的结晶，也是他日后在帝国推行改革的草图。按他的看法，明帝国当时有五大问题亟须解决：藩王、财政、边防、吏治，最后一个是沟通，也就是皇帝和臣子的交流问题。
先看藩王，明帝国藩王无数，藩王的子孙多如牛毛，虽没有“尾大不掉”之势，但需要政府财力供养，供养这些藩王及其子孙，需要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半。问题是，政府财政收入已非常勉强，年年入不敷出，所以张居正说要整顿财政。
至于边防和吏治问题，张居正认为是一回事。官员把无为当作最大作为，没人做事，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横行，长久下去，边防肯定会出事。
最后一个问题是暗指朱厚熜的。朱厚熜在执政后期把自己锻造成一名虔诚的道教徒，整日躲在密室修炼，和大臣见上一面，无异于铁树开花。皇帝不和大臣沟通交流，就不知天下事，何谈治国？
不要轻看了张居正这道奏疏，在那个年代，由于朱厚熜不喜政治，尤其不喜欢谈论政治的人，连言官都不敢轻易上疏，而张居正却以一小编修的身份迎难而上，其胆魄和为民为国的情怀，让人感动。
正如人生中任何第一次都不会有效果一样，张居正的这道奏疏如同投进墓道，毫无反响。换作普通人必会唉声叹气，感慨生不逢时，悲观一点的，还会转头泛舟四海，或是钻进深山老林，遁入佛老之道。但张居正依然泰然自若，因为他想起徐阶对他说过的一段话：“圣人只是逢其时，才有其事。有些事急不来，也强求不得。该来的自会来，不该来的，你怎么求都无用。”正是这段话，给了张居正自信与沉着。
他调整了情绪，再把自己投进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去。终朱厚熜一朝，除了翰林院编修例行的奏疏外，他再也未上过一道存有本人见解的奏疏。
点到为止，这是张居正年轻时的态度。对方不识货，一味地奉献热情，无疑是热脸贴冷屁股。张居正有自知之明，不会做这种蠢货。
认可严嵩
1549年最后一个月，严嵩生日。张居正写诗称赞严嵩“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还称赞严阁老身为首辅，却始终保持着谨慎小心的态度，实在难能可贵。他认为，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宰辅是国家之福。这不是张居正拍严嵩的马屁，而是因为严嵩的政治态度一目了然，知己知彼，谨慎从事。1550年下半年发生的庚戌之变，是严嵩这一政治态度的表露，张居正对严嵩极为认可。
1550年六月，一直活跃在明帝国北方边境的蒙古人进攻大同，大同和历次的表现雷同，不堪一击。蒙古兵团首领俺答汗顺势南下，八月，入蓟州。俺答汗于此兵分二路，一路攻古北口，一路从黄榆沟推倒城墙进入中国腹地。在通州，两路蒙古兵团汇合，快速攻陷通州，轻而易举地对北京完成了合围。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明帝国重兵全在北境，而俺答汗兵团却如入无人之境，势如破竹地来到帝国首都城下！
兵部尚书丁汝夔慌忙领兵出北京城扎营，但正如张居正所说，这是群愁眉苦脸毫无作战能力的军队。朱厚熜浑身发抖地从炼丹房里出来，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众人商议了一天，只得出一个根本就不必商量的办法：下诏各地勤王。
“勤王”的本质，就是皇帝老儿危在旦夕，四面八方的兄弟们赶紧来解救皇帝的老命。它是一个帝国颜面丧尽的表现。
第一个来到城下的勤王军是大将军咸宁侯仇鸾的部队，别看他来得早，以为功勋盖世，其实就是他把大同搞丢的。
仇鸾在北境常和蒙古人打交道，知道蒙古人的厉害，晓得自己的弱点，所以他来勤王，根本就不想打架，而是派人和俺答汗谈判。他对俺答汗说：“只要你不攻城，所有条件统统满足你。”
俺答汗得意扬扬地说：“我嘛，千里迢迢跑到你们家大门口，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入贡。”
“入贡”从字面来理解，就是向明政府进贡。俺答汗兴师动众，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居然就是为了向明政府进贡，这可真是天下第一犯贱。
但稍对中国史了解的人就知道，中国语境中的“进贡”别有意味。中国地大物博，应有尽有，根本不稀罕外邦的进贡，外邦进贡的那些东西，中国转身就扔了。但人家进贡，你要还礼，这个“礼”在很多外邦眼中就是巨额财富。俺答汗多年来一直在明帝国北境动刀动枪，唯一的要求就是进贡，其实就是想要那个“礼”。这个“礼”包括很多，都是要求入贡的人所没有的，比如茶叶、织物、陶瓷，最重要的是铁器。
朱厚熜长期以来为何不答应俺答汗的入贡？大概是出于廉价的自尊。没有人喜欢被别人拿枪逼着说：“我要给你进贡，你赶紧还礼。”
当朱厚熜听说俺答汗还是那个老套的要求后，气急败坏，召集严嵩和徐阶开会。他手里攥着俺答汗的求贡书，像是攥着一只恶心的癞蛤蟆。
他发问严嵩：“该如何？”
严嵩猜透了朱厚熜的心思，根本不想同意俺答汗的求贡，但人家兵临城下，摆谱肯定不成。他思考了一会儿，说：“这是一群恶贼，抢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用操心。”
徐阶看了看严嵩，又看了看朱厚熜。朱厚熜要他说话。徐阶郑重地说：“俺答汗的军队就在城外，稍一抽风，就会攻城，已不是恶贼了。”
朱厚熜点头，问严嵩：“看到求贡书没有？”
严嵩慢悠悠地从袖子里拿出他收到的那封求贡书，递给徐阶，说：“外邦求贡，这是礼部的事。”
这个皮球踢得超级绝妙，但徐阶的处理更妙，他接住了球：“事是礼部的事，”又踢了出去，“但一切还请皇上做主。”
这个球把朱厚熜砸得很颓唐：“我是找你们商量的，你们……”
徐阶看了眼严嵩，严嵩低头看着脚。徐阶说：“敌人已到城下，是战是守，咱们都没有把握，目前只能同意敌人的要求。”
朱厚熜无奈地去看严嵩。
严嵩慢吞吞地说：“如果蒙古人得寸进尺怎么办？”
朱厚熜急忙去看徐阶。徐阶沉默了半天，说了一个字：拖！
三人的会议刚结束，翰林院就知道了结果，顿时炸了锅。张居正冷眼旁观，听到各色人等的空泛议论，他觉得没有人说到点子上。正当他心事重重时，同样心事重重的徐阶来了。
徐阶把张居正领到礼部衙门的办公室，关起门来，开门见山：“事情你都知道了，你怎么看？”
张居正沉思一会儿，说：“严阁老和您的计划是正确的。”
徐阶“哦”了一声。
张居正见徐阶有想让他说下去的意思，就侃侃而谈：“战，不可能，我们的军队已腐败透顶，只能当仪仗队。实力不济时，只能隐忍，同意敌人的条件。”
徐阶苦笑，摇头叹息：“严嵩担心俺答汗得寸进尺，而且皇上也不是太喜欢俺答汗求贡。我说拖，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居正又沉思一会儿，开口道：“拖，无非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要有方法能拖住俺答汗的求贡，他饱掠之后自然会走。”
徐阶考张居正：“依你之见，该用什么方法？”
张居正看到那封求贡书，一字一句地说：“俺答汗的求贡书是用汉文写的，这不符合中国与外邦的交往规定，要他用蒙文重新写一封。另外，临城求贡也不可，要他退出长城，把重新书写的求贡文交给大同守将，逐级上报，如果做到这些，一切就都可商量。”
徐阶几乎要鼓掌叫好，他心里想，果然没有看错张居正，这是个心思缜密而又步步高招的年轻人，假以数年，必成大材。
俺答汗接到明政府礼部的回信后，心情郁闷，这位征战大半生的粗鲁汉子不禁破口大骂：“他奶奶的，这些南蛮子太矫情了。”
但这毕竟是条有可能一劳永逸的路，所以他还是琢磨起来。一面琢磨，一面在北京城郊区抢劫，时间一久，他突然发现不对，如果再拖下去，明政府所有勤王军到来，自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况且，他已抢得够多。终于有一天，他整顿战利品，准备退回草原。
朱厚熜得知这个确切消息后，兴奋得发狂，他以为蒙古人是逃跑，命令明兵部尚书丁汝夔对蒙古人开战。丁汝夔问严嵩的意见。严嵩说：“你是不是抽风啊！咱们根本打不过人家，人家都要走了，你要是打，反而会给人以口实。老实待着别动！”
至少在张居正看来，这个见解是高明的。因为明帝国的军队真的就不是蒙古人的对手，主动开战，只能丢人现眼。丁汝夔身为兵部尚书，当然明白国家的军队是副什么德行，所以也不出战。
直到此时，张居正对严嵩还极崇拜，但蒙古人退走后，张居正对严嵩的印象稍稍有了点瑕疵。蒙古人撤走后，重拾颜面的朱厚熜一想到几个月来受到的屈辱，不禁怒火中烧，立即将丁汝夔投入监狱。丁汝夔慌忙向严嵩求救。严嵩很担心丁汝夔把自己告诫他不可出兵的事说出去，于是安慰他：“我在，你绝不会死。”
可是，直到丁汝夔被拉到刑场，严嵩也未帮他说一句话。张居正明知道这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可良知上却过不去，他认为严嵩太狠，太无人性。然而，多年之后，他在处理这种事情时，和严嵩的区别并不大。
政治就是保全自己，牺牲他人，如果连自己都无法保全，一切都是虚谈。徐阶说，做政治家要有良知，张居正则认为，政治家的良知是为国家、为众生，为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说无所不用其极，但至少应该保住自己的生命和地位，否则，就不是真的“致良知”。
杨继盛，你太蠢
俺答汗虽然离开了北京城，但庚戌之变给明帝国的震动是剧烈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仇鸾高瞻远瞩，主张开放马市，避免和蒙古人持续不断地战争。
明代的马市，是明政府和蒙古人在边境互相贸易的一种固定场所，蒙古人用马匹交换明政府的货物。表面看是通商，事实是，蒙古人的马匹根本不能作战，只能吃肉，而他们所得到的却是生活必需的资源。纵然这样，马市也不得不开，因为虽然它不能断绝战争，却能减少战争。明政府开国以来，一直有马市，直到1449年土木堡之变后，马市才关闭。
仇鸾此时提马市，面临危险。明政府大部分人，包括朱厚熜，已经把马市当作丧权辱国的表现之一。可不开马市，俺答汗就不老实，朱厚熜恨得牙根痒痒，只好在1551年三月下令开放马市。
俺答汗的马匹还未到达交易地点，明中央政府就有人跳出来，反对开放马市了。此人就是兵部员外郎（副司级）杨继盛。
杨继盛是张居正的同年，中进士后先在南京坐了几年冷板凳，后来被调进中央政府在国子监任职，他的上司是徐阶。正是靠徐阶的推荐，杨继盛扭身进了兵部。杨继盛和张居正迥然不同，火气太盛，直来直去，看不惯就想插一嘴。他有着高尚的救世情怀，我们今天常吟诵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的诗句。他也有着和脆弱帝国一样的廉价自尊，所以听到开放马市，迫不及待地跳起来。他说：“开放马市有十不可、五大谬。”
朱厚熜发现了知音，大喜若狂地召开大臣会议讨论。严嵩和徐阶都没有说话，仇鸾却大肆攻击杨继盛，说他没有参加过战争，狗屁不懂，战争是要流血的，而马市却能带来和平。仇鸾还认为，已经和俺答汗约好，如果反悔，恐再引事端。
这正是朱厚熜最恐惧的事，他咬咬牙，只好继续支持仇鸾的见解，同时把杨继盛贬出京城到甘肃官场去打杂。
张居正对杨继盛的上疏嗤之以鼻。他和仇鸾的想法一样，杨继盛未见过战争，不了解帝国的衰弱，只是过嘴瘾。这样的人，空有虚名，其他一无是处。张居正后来对那些穷嚼蛆的言官极为愤恨，原因就在此。言官们从不实地调查，把嘴当武器瞎起哄。
马市虽然开了，可在朱厚熜的干扰下，总是遮遮掩掩，今天不开，明天开半天。俺答汗觉得很不爽，于是又按下战争按钮，对大同、怀仁等重镇做持续不断的攻击。
朱厚熜坐到龙椅上，由于吃的丹药过量，加上气急败坏，所以两眼发红，呼吸急促，他要仇鸾解决这件事。仇鸾心里有气，因为正是朱厚熜才把事情搞成这样，但他不敢和皇上撒气，只好悻悻地赶赴大同巡视边防。
仇鸾一走，朱厚熜眼珠乱转，又想了个馊主意。他认为严嵩太过谨慎，所以就把看似进取的徐阶放进内阁，这如同在一个笼子里放进了两只猛虎。
徐阶一进内阁，严嵩浑身毛孔都竖起来。他知道徐阶不好对付，他也知道徐阶肯定有对付他的心。他决定不等徐阶在内阁把椅子坐热，就把他踢出去。
眼前有个大好机会，这就是仇鸾。朱厚熜已明显表露出对仇鸾的不满，因为仇鸾开马市的要求伤了他的自尊，而且开放马市后，战争依然存在。在这种时候，要搞仇鸾，易如反掌。严嵩决定搞仇鸾，但搞仇鸾不是目的，目的是徐阶，因为徐阶和仇鸾的私交不错。
当严嵩得意扬扬地精心谋划时，意外发生了：有人先他一步搞了仇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仇鸾的好友徐阶。徐阶的眼力远超出严嵩的想象，仇鸾还在去大同的路上，他就已看出朱厚熜对仇鸾的极度不满。于是徐大学士入内阁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仇鸾，批评他贻误大局，让朝廷名誉扫地，而且于事无补。
朱厚熜先表扬了徐阶一番，然后下令仇鸾回京。1552年八月，刚抵京城的仇鸾被收了将军印，马市也随之关闭。两个月后，仇鸾忧惧而死，朱厚熜觉得他死得太便宜，又把他开棺戮尸。
仇鸾死于残忍的政治斗争，他的死给张居正以强大的震撼。如果徐阶不先下手，死的恐怕就不止是仇鸾一个人。徐阶对朋友开炮，虽不近人情，却保全了自己。张居正正是在当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在刀剑丛林的政治场，所谓致良知，就是先保全自己。
然而，这并非是他全部的想法。他替仇鸾或者说是替马市鸣不平，因为他已深刻看到，在当时明帝国脆弱不堪的情况下，避免和蒙古人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开放马市。但这个计划却被严嵩和徐阶的政治斗争以及朱厚熜冥顽不灵的自尊心击得粉碎。
他和徐阶聊天时，有意无意地把这看法说给徐阶听。徐阶能做的只是摇头叹息，并且暗示张居正，他本人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躲避严嵩的攻击。但张居正的见解给徐阶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当时在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徐阶敬而远之，原因很简单，严嵩把徐阶当成了潜在的敌人，那么和徐阶走得近，就等于是严嵩的敌人。让人感到吊诡的是，严嵩对任何接近徐阶的人都施以打击，唯独对张居正置若罔闻。有人猜测说，这是因为张居正的人格魅力让严嵩受到洗礼，但这种猜测太高估了人格的力量。阴险的政治家对人格没有概念。恐怕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张居正虽然和徐阶亲密接触，但也没有把严嵩冷在一边，相反，他对严嵩比从前更为亲密。他给严嵩写贺词，有时候还会替严嵩写一些贺词给朱厚熜。不要以为张居正是在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实际上，直到杨继盛入狱前，他对严嵩的政治主张和严嵩本人谨小慎微的性格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本来，杨继盛应该老死在甘肃的穷乡僻壤，可因为严嵩，他的命运被改变了。仇鸾的尸体还未被戮干净，杨继盛就被严嵩从甘肃调到山东诸城做知县；几个月后，杨继盛又被调到南京户部；又几个月后，杨继盛被调进中央刑部担任副司级干部；再几个月后，杨继盛成了兵部权力最大的武选司（兵部人事司）一把手。不到一年的时间，杨继盛宛如坐了火箭，垂直飞升，而幕后的推手正是严嵩。
严嵩如此卖力地捧杨继盛，就是因为杨继盛曾弹劾过仇鸾。严嵩虽然认为开放马市是避免战争的唯一办法，却讨厌仇鸾在那段时间如此受宠。那段时间，朱厚熜对仇鸾言听计从，险些忘了还有他严嵩。这是吃干醋，也是政治家秉承的基本原则之一：有仇必报。
杨继盛当然明白这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严嵩的大恩毫无感激之情，在兵部待了一个月，他突然向严嵩射出一支毒箭：严嵩有十大罪，最大的罪就是打击异己，干扰人事。
严嵩伤心欲绝，他想不到世上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他跑到宫中，跪在朱厚熜脚边痛哭流涕，说杨继盛居心不良，空穴来风。因为他严嵩就是皇上亲自提拔上来的，如果他严嵩有罪，那也就是说皇上眼瞎，是非不明。
朱厚熜听完勃然大怒，将杨继盛下狱。几天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在监狱，不见天日。三年后，因为另外一件案，严嵩巧妙地把杨继盛牵扯进来，斩首弃市。
杨继盛案审理时，张居正要徐阶出手帮忙。徐阶充耳不闻，张居正不依不饶，徐阶只好说了真话：“我现在出手，就是往严嵩的陷阱里跳。皇上现在对严嵩信任到迷信，攻击严嵩，就等于攻击皇上。”
张居正愣在当场，问了句幼稚的话：“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杨继盛死吗？”
徐阶平静地反问：“不然，还能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