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微微点了点头，说：“王崇古身负重任，边境离了他，俺答汗封贡的事业将无法进行。我看，兵部尚书就让谭纶来做吧。”杨博对张居正的安排没有异议。
张居正此时表现出了高明政治家的智慧。他担心王崇古会有想法，所以去信说：“当今世上再也没人能和你相提并论，因为俺答汗封贡一事从头到尾，你都参与，并且巩固得很好，那里不能没有你。”
王崇古对张居正的器重感激涕零，回信说：“全听您的安排。”
兵部尚书人选确定后，张居正又把目光瞄向内阁。
高仪死后，内阁只剩张居正一人。张居正面临着和老师徐阶当初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必须要补人进来。补大学士很有门道，要么是皇帝的老师，要么就是当时资望最高的人。朱翊钧年纪还小，虽有老师，但都很年轻，还没达到进内阁的资格。资望最好的人，当属杨博。问题是，杨博已是吏部尚书，如果再让他入阁，那权力就太大了。
张居正巧妙地绕开杨博，推举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和当年的李春芳一样，与世无争，脾气极好，没有野心。张居正要独裁，吕调阳这种忠厚老实的长者是最佳伙伴。
吕调阳开始时死活不同意进内阁，他知道张居正不是善茬，伴张居正和伴老虎区别不大。但张居正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而是向他下达了命令。按他的性格，不可能违抗，只好唉声叹气地走进了内阁。
吕调阳从礼部尚书任上离开，张居正要陆树声补上。陆树声狷介耿直，在任何职位上都尽心尽职，张居正请他出任礼部尚书，足可见张居正的公心。
吏部和礼部换人后，张居正又把户部和刑部尚书换掉。由财政专家王国光出任户部尚书，王之诰出任刑部尚书。至于工部尚书朱衡，张居正认为其成绩和操守都不错，于是留任。同时留任的还有廉洁奉公的左都御史葛守礼。
中枢机构大换血就此完成。仍然忠诚于高拱的那群言官感觉黑云压城，他们惶惶不安起来，常常坐到一起商议对策。如你所知，没有领导时，他们就是群无头苍蝇，只会嗡嗡，绝拿不出有效的行动来。
张居正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一把中枢调整完毕，就向他们举起了棍棒——京察。
杨博大力支持张居正，两人通过京察把一大批言官罢黜。张居正毫不留情地铲除这些官场蛆虫，就如同铲除院子里的臭狗屎一般。
有人曾提醒张居正，这群言官中也有能人，不能一竿子划拉一船人。张居正说：“时间紧迫，没有时间去察看谁行谁不行，他们遇上我只能算他们倒霉。只要江山社稷不倒霉，冤枉几个人算什么？！”
这就有些霸道了，甚至有违圣人的教诲，圣人不是说过：“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张居正说：“说这话的人绝对不是身当大任的人，否则他不会说出这种废话来！”接着，他就说出了那句名言，“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
杨博从政几十年，从未见过任何皇帝、首辅有张居正这样的手腕和速度。在他眼中，张居正永远都是成竹在胸，要么不言，言必有中。一言既出，立即付诸行动，绝没有多余的废话。和张居正才合作半个月，杨博明显感觉到精力跟不上张居正了。
但张居正就是有这样的魅力，跟着他做事，虽然劳心劳力，却乐不可支。杨博曾琢磨很久，也和同僚们探讨过，仍不得其解。
既然不知其所以然，那就只好用心做分内的事，推荐人才，是他当时最迫切的分内之事。这份分内之事很有难度，因为入张居正法眼的人很少。
有一天，杨博试探地对张居正说：“有传言说海瑞放出话来，只要张阁老您一声令下，他披星戴月赶来为您、为国家效劳。”
张居正毫无表情。
杨博就继续说道：“海瑞可不是‘以言乱政’的人，而且是污浊官场中的一面清白旗帜。如果重用他，可以给帝国官场竖个标杆，人人仰头观看和敬仰，官场风气将大为改观，我们也省了不少气力。”
张居正笑了，只是一笑，笑完仍是一副冷淡的表情。
杨博被张居正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几天后，他又向张居正提到海瑞，说他正在老家待业，他这样的人应该被重用。杨博最后强调说：“用了海瑞，就等于收了天下士人的心。”
张居正对杨博向来敬重，而且又是他几次三番请杨博出山，如果不答应杨博这件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他在第二天就派出御史去拜访海瑞。杨博很高兴，不是因为海瑞可以当官了，而是因为张居正很重视他的意见。
该御史跋山涉水，一路风尘来到了海瑞的老家广东琼山。海瑞宰了一只鸡招待他。该御史见海瑞住的房子摇摇欲坠，海瑞本人老朽得如同五百岁，不禁叹息连连。回北京后，他将海瑞的情况详细报告给了张居正，大概是海瑞的招待太简单，这名御史下定义说海瑞的精神状态不适合出山为官。
张居正看了看杨博，不说话。杨博连连叹息，海瑞出山的问题，就此尘埃落定。
其实，纵然那名御史说海瑞有精力出山，张居正也不会用。他知道海瑞，了解海瑞，甚至比海瑞本人都了解他自己。海瑞“峭直”，心中和眼中只有道德规范，没有人，没有关系，甚至连私交都没有。张居正最担心的是海瑞一旦出山，必会愚蠢地用道德标准来对待政治。海瑞永远都无法明白，政治和道德各行其是，倘若将二者混为一谈，那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即将要进行的新政，必有许多地方违反传统道德。如果他真用海瑞，那就是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身边，纵然炸不到他，也会给他设置重重障碍。张居正绝不会给自己设套。
张居正讨厌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们虽然能获得舆论的支持，但让他们去做事，他们就会用毫无用处的道德代替能力，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
他很想对杨博说下面的这些话，而且杨博在官场中历练多年，也应该明白这段话：政治家，尤其是伟大的政治家，靠道德是做不成事的。只要有“为天下谋福”的志向，抛弃一些腐朽的道德，不择手段是天经地义的。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哪一个是道德完人？他张居正更不是，他也不想是！
应付三只老虎
中枢换血后，张居正正式面对更大的难题，这就是如何处理与李太后、冯保和皇上朱翊钧的关系。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这三个人的许可和帮助，就不可能成功。这是三只老虎，李太后是后宫的权力代表，冯保是内廷的权力代表，朱翊钧则是整个帝国的代表。
人一旦树立坚定的志向后，眼前就没有困难，因为他们必能解决这些困难。张居正充分发挥政治天才，逐一进攻。
李太后出身小农家庭，有着浓厚的小农意识。但在张居正看来，这是个有能力有手腕的小女人。他清楚地记得，朱载垕去世时，李太后曾对他和高拱说：“江山社稷要紧，诸位要尽忠为国。”这句话出自深宫女人之口，就显得异常决断，使人肃然起敬。所以，张居正不能把她当成一个普通女人对待，锦簇花团，胭脂水粉，打动不了她。张居正冥思苦想寻找李太后的最大需求，让他欣喜的是，朱翊钧主动送上了答案。
有一天，朱翊钧对他说：“张先生，有件事，请您帮忙。”
张居正慌忙说：“不敢，请皇上吩咐。”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吞吞吐吐起来：“这个嘛，先生知道，先皇的皇后并非朕的生母……”
说到这里，朱翊钧停了下来，他希望张居正把这件事说出来。张居正立即就明白了朱翊钧的意思，他说：“按祖制，皇太后只有一位。不过皇上这是特殊情况，皇太后可以是两位，只要在皇上生母尊号上多加几字即可。”
朱翊钧兴奋起来：“张先生，真的可以这样吗？”
张居正说：“当然。”
朱翊钧激动得满脸通红，几乎想从龙椅上冲下来给张居正磕头。他是孝子，十年来被母亲管教得极严，母亲成了他十年人生中最敬畏的人。他说：“张先生如果真能办成这件事，那母后肯定欢喜。”
张居正内心一笑：我更欢喜。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几天后，朝廷宣布，尊朱载垕的原配陈女士为仁圣皇太后，尊姨太太李女士为慈圣皇太后。马上有人私底下嘀咕：这像什么话，一国有两位皇太后，正如夜晚有两轮月亮。嘀咕只是嘀咕，却无人敢跳出来发出反对声。
李太后对张居正不但满意，而且更刮目相看。
张居正应付李太后，如此轻而易举，不禁沾沾自喜。但面对冯保，他就需谨小慎微了。
冯保始终有种自信，张居正的上台有他的大功。他这样为自己解释：“如果不是我老冯在李太后和皇上面前大力举荐你张居正，你张居正不可能这么快就主政内阁。当然，我老冯也是读过书识过理的人，不要求你报答。可你张居正也要有自知之明，要把我当根葱。”
冯保想的没错。他是内廷的头号人物，掌握着章奏的批示和皇帝的大印，张居正虽是首辅却不是宰相，没有法定地位，只有黑市地位。在主少国疑的情势下，没有他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首辅地位很堪忧。
人之大病在傲，儿子一傲就不会孝顺父母，太监一傲就会惹是生非。这是心态问题，所以张居正决定调整冯保的心态，让他明白一件事：把你当根葱，你不能装蒜。
面对面地和冯保谈心理疾病，不是张居正所为。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也不是黑社会老大，他是政治家。政治家解决问题不必当面锣对面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仆人游七。他要游七去结交冯保的心腹徐爵，两人都属于同一层面，有共同语言。张居正的主动，引起冯保的特别关照，并且沾沾自喜。他嘱咐徐爵：“一定要把游七当成你失散多年的亲兄弟，有你就有他，他没你就没。”
两人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成了张居正和冯保的传话人。张居正委婉地传话给冯保：“内廷是你的天下，你别把手伸到外廷，其他事，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冯保有点不服气，传话给张居正：“先皇走时，虽托孤高拱、高仪和你三人，但我也在旁。我也不是吃白饭的，也有两下子，皇帝年幼，皇太后年轻，国事繁重，我有责任为你分忧。”
张居正发现冯保的良知大大的不明，所以加重语气传话给冯保：“祖制，内廷不得干预朝政。我也知道您冯公公文武全才，您这样的人才，国家求之不得。问题是，朝廷人多嘴杂，而且历来就厌恶内廷参政。我桌上现在有一道奏疏，还未来得及给您看。这道奏疏说，几天前您在北郊祭祀时，传呼直入，面南背北烧香。奏疏说，您这是代替皇上行使权力呢，这是要谋反吗？当然，那些言官都是大惊小怪，我相信冯公公不是这种人。可流言能杀人，如今主少国疑，正是人心浮动时，还希望冯公公能体谅皇上和李太后的苦衷。”
冯保看了张居正的信，猛然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控了。张居正这封信刀剑齐鸣，先用其所掌控的外廷向他施压，再把李太后抬出来，冯保如遭泰山压顶。谁都知道，冯保的权力源泉是李太后，而张居正现在又把李太后搞定，要真让李太后在他和张居正两人之间选一人，李太后必选张居正！
这封信，他看了十几遍，越看越觉得张居正不好惹，越看越觉得张居正深不可测。但从字里行间，他也看出张居正不想和他为敌，只要他不在没有张居正的许可下参政，张居正是可以迁就他一些有悖道德的行径的。
换作其他太监，对张居正的警告必会拍案而起。但张居正很幸运，他遇到的是冯保，一个还有良知的太监。冯保给张居正回信说：“您放心治国，至少在内廷，不会有人给您添乱。”
张居正吐出一口长气，谆谆叮嘱游七，一定要和徐爵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内廷稳固的基石。
搞定了李太后和冯保后，张居正又考虑如何应付朱翊钧。表面看，朱翊钧是最容易应付的，因为他只有十岁，还是个孩子。但事实上，应付朱翊钧困难最大，张居正去世后的悲惨遭遇，正是由于他对这件事的掉以轻心。
朱翊钧虽小，可他不是智障。他知道自己是皇帝，普天之下都是他的土，率土之滨都是他的臣，张居正纵然本事滔天，也只是他的臣子而已。十岁的孩子早已明白许多深刻的道理，比如政治。他在知道自己是主人的情况下，更知道自己还没有支配实际政治时要受他人支配，甚至对于他的支配者，还要笑脸相待，否则他的母亲会不高兴，他的大伴冯保会讨厌地提醒他。这种意识深深扎根于他的内心，张居正当政十年，这种意识一直没有消失过。
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张居正居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虽然把朱翊钧当成皇帝，可只是个还不能亲政的皇帝，一个必须要由自己塑造的小学生。
张居正有强烈的儒家情怀，那就是把皇帝塑造成圣君。同时他也是位极端负责的老师，所以对于朱翊钧这个小学生，要求极为严格。祖宗规定的经筵和日讲自不在话下，为了让朱翊钧能真正悟透圣君之道，张居正特意编撰了《历代帝鉴图说》，这是一种图画历代帝王以仁义思想执政的教科书。当张居正把这本书恭敬地捧给朱翊钧时，朱翊钧翻看了几页，就快活地叫起来说：“张先生，这书是我迄今为止看过最有意思的书！”
张居正立即严肃地说道：“皇上不可只看出有意思，还要能看出有意义，才可。”
朱翊钧立即收起笑脸，向张居正请教这本帝王教科书的精华。张居正几乎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为朱翊钧讲解，但高明的张居正并非单纯讲解这本书，而是就地取材、潜移默化地向朱翊钧脑子里灌输他的执政理念。
一次，张居正讲到汉文帝（刘恒）在七国之乱时到细柳军营劳军，朱翊钧听得专心致志，张居正就说：“皇上应该留意武备。祖宗以武功定天下，如今承平日久，武备日驰，不可不及早讲求。”朱翊钧听了，连连点头称是。张居正趁势把自己的整饬武备、抵御外侮的政治主张，全盘提出。朱翊钧哪里懂，见张居正说得一本正经且又异常激动，断定这是正确的，于是欣然同意。
当然，作为朱翊钧老师的张居正形象并不永远都是这样平和，有时候他会呈现给朱翊钧严厉甚至严酷的老师形象。一次，朱翊钧读《论语》时，不小心把“色勃如也”读作“色悖如也”，张居正厉声道：“勃！”朱翊钧被这声喊吓得浑身发抖。但张居正却未注意到朱翊钧的神情变化，那是一种既怕又恨，但又不敢形于色的压抑感。这种心理，将在十年后爆发，而且震天动地，把张居正的尸体卷入万劫不复的洪流中。
所以说，李太后、冯保和朱翊钧这三只老虎中，朱翊钧是最难应付却又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只老虎。有超人智慧的张居正也未能幸免，何况他人？
实际上，就在张居正当国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完全可以给张居正提个醒，但不知为什么，他轻易地忽略了。
这件事经过如下：慈庆宫后房毁坏，言官胡涍上疏请求放还一部分后宫宫人。胡涍说：“慈庆宫毁坏是天意，放还一部分宫人是赎罪。”他又抽风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唐高宗君不君，所以才有武则天夺权。”这话显然是说慈庆宫里的李太后要做武则天。
朱翊钧咆哮起来，要胡涍把话说清楚。张居正替胡涍解释再三，可朱翊钧如茅坑里的石头，什么都听不进。张居正无可奈何，只能把胡涍削职为民。
这件事透露了朱翊钧的性格，倔强、倨傲、冥顽不灵。但遗憾的是，张居正未在意。不在意别人的性格，这是做人之大忌。张居正生时不知道，死后才知，却已晚。
不过，张居正当国的这十年里，朱翊钧这只老虎还未发作兽性，所以一切还是张居正时代。在他的时代，天地万物都为他而存在，整个明帝国都被他握于掌中，他踌躇满志，昂首独步，搞定了中枢和三只老虎后，按下了拯救帝国的按钮！
并不圆满的巡边
张居正的执政方略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富国强兵是一件事，富国是过程，强兵才是终极目标。良好的经济基础，才谈得上国防强大。而良好的经济基础来源于政府的有所作为，也就是快速精准的行政效率。说白了，张居正十年执政的精髓，就是提高行政效率。
功夫片中常讲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败，这个“快”就是效率。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提高行政效率并非一蹴而就，它是长远的。1572年摆在张居正眼前迫在眉睫的事是边防问题。俺答汗封贡后，北部边防压力骤减。不久后，一群西部的蒙古首领也来求贡市，明帝国在北部自建国以来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宁。有些浅碟子已狂呼乱喊、额手相庆，但张居正却冷静地认识到，双方的安宁只是停战，并非和平。
他对谭纶说：“对付鞑靼人，就要像对付狗一样：它摇尾乞怜，咱们就给它根骨头；它发狂犬病，咱们就给它一顿棒子。”也就是说，主动权要永远掌控在自己手中。
谭纶说：“这是帝国上下都希望的事，可实行起来很难。”
张居正问道：“要打败一个敌人，首先该做什么？”
谭纶不假思索地回答：“身体要壮。”
“对！”张居正说，“民谚说，打铁还须自身硬。自己强壮了，就不会怕敌人。军队强大了，就不会怕敌人的军队。”
谭纶似乎找到了答案，但不确定：“您的意思是？”
“很简单，四个字：足食足兵。”
谭纶认可，因为这是常识。
“在这之前，必要先对咱们的军队有所了解。我决定派几人去巡边，您意下如何？”
谭纶说：“这是好事啊。”
张居正说：“那您得给我推荐几人。”
谭纶被噎住了，他只会打仗，识人不是他的长项，而且他隐约感觉到张居正心中已有了人选，让他推荐人，只是给他这个兵部尚书面子。他说：“我看这件事就您做主吧，我做不来啊。”
张居正笑了笑，谨慎地开口道：“其实我心中的确有了人选，不过还是担心他们难以胜任，所以才找您来商议。”
谭纶也笑了笑，等张居正说出人选。
张居正考虑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巡边，本朝有成例，但很多时候都是蜻蜓点水，走个过场。我想，这次派人巡边，要让巡边人看出究竟，和边防长官们推心置腹地会晤，得出最真实的结论，也好让朝廷制订计划。”
谭纶继续等着张居正的人选。张居正见开场铺得差不多了，就侃侃而谈：“你的两个助手，兵部左侍郎汪道昆和右侍郎吴百朋可以，另外你部里还有个叫王遴的人，你对他们三人怎么看？”
谭纶没有看法，虽然他初来乍到，但他也发现了这其中的微妙：这三人都是张居正的同年，换个说法，张居正对同学的了解是深刻的，所以他举双手赞成。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汪道昆被派往蓟、辽；吴百朋被派往宣大、山西；王遴则被派往陕西。
先来看汪道昆。汪道昆是张居正的同年，曾在湖北当了几年巡抚，政绩堪忧，但名声在外，因为汪道昆是个喜欢吟风弄月，善于和公知们打成一片的人。张居正当了首辅后，汪道昆就给张居正写信，希望能到中央工作。张居正觉得汪道昆是个有能力的人，所以就把他调到中央兵部任职。
汪道昆去蓟、辽之前，张居正给戚继光写信说明汪道昆的去意，同时嘱咐戚继光：“汪道昆可是朝廷派去的，你不可耍威风给他难堪，一定要以礼相待。尊重他，就等于尊重朝廷。你是我的好朋友，汪道昆也是我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也就是你的朋友，请你留意。”
戚继光谨遵教诲，当汪道昆抵达他的辖区后，准时送上各种报告。可惜汪道昆对这些并不感冒，而是和当地的文人一起吟诗作赋。张居正得到这个消息后，大为不满，但没有发作。汪道昆回北京后，给朱翊钧写了一份奏章，讲述他视察边境军事的情况。他把这份报告写成了优美的散文。
张居正看了汪道昆的报告后，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芝兰可是美的草，但你长错了地方，就该除掉。你汪道昆既然喜欢吟风弄月，那就去作家协会吧。
就这样，汪道昆被免了职。
汪道昆之后，吴百朋到宣大也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张居正曾有过意识，却没想到问题那样严重。问题出在宣大领导人王崇古身上。王崇古自俺答汗封贡后，春风得意，但也内心忧虑，他特别担心朝廷忽然派个人来掣肘。正所谓心忧事成，吴百朋如幽灵一样地来了。倘若是别人来，他不会紧张，但吴百朋不一样，吴百朋是帝国在南方抗击倭寇的著名儒将，可与戚继光的名气相提并论。尤让王崇古紧张的是，吴百朋铁面无私，敢说敢做。作为边关大将，谁还没点事啊！
吴百朋其实也不想来，他在中央兵部做着人人羡慕的副部长，来到宣大苦寒之地，名义上是特派员，但他很多朋友都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所以他离开北京后，慢吞吞地走路，一肚子的抱怨。张居正所以挑选他，是因他有才能，可张居正想不到他除了才能之外还有情绪。
听说他走得太慢，张居正连忙去信向他强调这次差事的重要性：“宣大乃边防重地，派你去就是要你检视其中的缺陷。这是只有你才能担负起的重任，你不前往，我该如何？”
吴百朋从张居正的信里读到了“重用”的信息，跳起来一溜烟地向宣大跑。张居正又给王崇古写信安慰他：“要吴百朋去，非是掣肘你。只是旁观者清，他或许能看出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你稳固边防的基石。他不会留太久，我很快就会将其召回。”
王崇古放下心来，热烈地欢迎吴百朋。
吴百朋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几天后，他就拿出了考核边将的八条标准。这八条标准让王崇古冷汗直流，如果用这八条标准，所有边将都不合格。八条标准送进北京，张居正看后也是浑身发热。还未等他想出对策，吴百朋的弹劾书已到，他弹劾王崇古、宣府巡抚吴兑和山西总兵郭琥有失职之处，请求降级。而对另一位失职更严重的大同总兵马芳，更是提出严厉的弹劾，请张居正将其治罪，罪名是行贿受贿。
张居正叫苦不迭，他懊悔当初派吴百朋去宣大了。明帝国的边将贪污受贿行贿，是题中应有之义。严嵩在内阁时，边将要拿到军饷，必须要给严嵩行贿，就是号称清廉的高拱在位时，边将们也把高阁老当成财神爷而虔诚供奉。高拱曾对张居正说过：“这是帝国的弊政，军饷总是迟到，边将们就以为京官们有私心，为了得到军饷，只能送礼。如果你不收，他们就提心吊胆，哪里有心思守卫边疆？”
张居正明白，边将行贿是迫不得已，只要他们能在边疆尽职尽责，不教胡马度边关，这种罪行可以忽略。他想不到的是，吴百朋是个书生，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所以事事都较真。如果真按吴百朋的意思，那边疆将为之一空。这不是张居正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是中央政府能精准地得到边疆情况，边疆在特派员的帮助下可以事半功倍。
还未等他解决吴百朋这个难题，又有人跳出来指控宣府总兵赵岢贪腐。张居正头都大了，他刚上任，倘若就对边将们开刀，边境怎能稳？边境不能稳，何谈内部经济建设？富国强兵就是一句空话。
他此时只能以进为退，在安抚诸边将的信中，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得已的苦衷，行贿也是迫不得已。不过此时是非常时期，还希望你们收敛。从前给内阁首辅的东西，我这里不会收的。也请你们放心，京官们的指控，我会谨慎处理。你们只要有保家卫国的心，我就有保护帝国砥柱的能力。”
这只是暂时安抚了边帅们的心，那群指控者还在上蹿下跳。张居正刚柔并济地敲打：“你们所指控的人，罪行是否属实，还需调查。你们在风清月白的北京城中谈笑有诗书，可边疆只有大漠风沙。想想他们所受的苦，建立的功勋，你们扪心自问，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边将固然有许多道德瑕疵，可不要忘了，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是保家卫国！那么，他们现在做得如何？你们睁开狗眼，竖起你们的狗耳，去边疆看看听听，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