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悖先是一愣，但在酒精辅佐下，豪气地一笑：“什么驿递新规，那玩意儿制定出来就是让人违反的。你放心，有事我担着。”
昌平驿站官员酒醒了一大半，脸色灰白：“赵大人，几天前的侯东莱之子案，您不是不知道吧，我看张首辅这回是玩真的啊。”
这是屁话，张居正自执政以来从来就没玩过假的。
赵悖强撑着已不堪一击的胆气，说：“你把心放在肚皮里，没事！”
回去的路上，赵悖鼓舞自己：没事，这件事知道的人少，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知道。
可进了北京城，他又想到另外一件事：这天下的事还有张居正不知道的？东厂、锦衣卫那些特务不都是为张居正效力？啊呀，完蛋也。
赵悖想的没错，第二天，他就被言官弹劾，指控他违反驿递新规。在懊丧悔恨中，赵悖被降职一级，五年的辛苦付之东流，重回原点。
如果和按察使汤卿相比，赵悖的运气已算是相当好。汤卿出京公干，可以使用驿递，但他要求驿站多给三匹马，以驮载他的仆人和酒食。驿站官员苦口婆心劝他，汤卿不理解别人的好心，反而当成驴肝肺。他坚持索要，最后他如愿以偿，但还未到公干地点，就被朝廷召回，连降三级。
正是张居正这种绝不姑息的明朗态度，让地方官员毫不畏惧地执法。
一次，张居正的家奴路过高邮，要求使用驿站。高邮州长吴显按驿递新规断然拒绝。张居正家奴暴跳如雷，闯入州衙大骂不已。吴显一脸平静，始终微笑着。
后来，张居正的家奴又把吴显骗到自己船上，抢走他的官印，吴显镇静地说：“我执行的是你家相爷的法令，你能把我怎样？”
这名家奴无可奈何，只好恭敬地送回官印，送吴显下船。张居正对这名家奴如何处置，史无记载。但另外一个家奴的下场可就很悲惨了，这名家奴外出办事，用了驿站一匹马，张居正知道后立即把仆人绑到锦衣卫治罪，杖刑一百遣回原籍。杖刑一百后非死即残，这名家奴之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经过张居正雷厉风行、刚直不阿的一年治理，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恢复生机，秩序井然，仅这一项，就为中央政府节约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但这只是站在帝国和张居正的立场说，倘若站在众多官员的立场上，驿递新规简直遗臭万年。张居正知道，太多的官员怨恨他，恨不得把他的皮活活剥下，挂在北京城墙上。
他毫不在意，自执政以来，他树立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观：为国除弊就不能担心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今不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不管是否有人愿意为自己分忧，他都会大无畏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给朋友的信中，张居正自负地说：“大抵仆今所为，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果然，在他去世的三十年后，有人就开始追忆他的驿递新规，并呼唤重现人间。
保定事件
世间最美好的事，都是一张一弛。维护驿递新规也有变通的时候。张居正在该变通时就变通，绝不胶柱鼓瑟。比如他处理的张卤事件。
张卤是保定巡抚，对张居正的态度很积极。某次，张居正家人回老家，路过保定时，张卤热情地为张家人准备驿站，并写信给张居正，要张居正同意他人性化的建议。
张居正回信说：“我执政，是为朝廷行法律，怎敢不以身作则？”
这是工作上的话，他又用私情对张卤说：“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帮助我约束家人，如果发现家人违法，即行扣押，然后转告我。”
最后他正告张卤，千万不要满足张家人的非分要求，因为他的家人违法的影响和自己违法没有区别，不可轻视。
张卤先是沮丧，他本来是想拍张居正马屁，却没拍到。接着就是后怕，他能为张居正家人提供驿递，那在精明的张居正想来，他是否也为别人提供了违规驿递？
就在他魂不守舍时，张居正以政府名义发给他的信到了。张居正说：“保定是交通干线的要点，来往官员极多，这里可有违规之人？请张巡抚稽查！”
张卤不是“未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人，所以稽查的过程很痛苦。几天后，他呈递张居正稽查报告。张居正拍案大怒：“我不信只有这两个人！”
张卤见到张居正的责问，抹去头上的冷汗，一咬牙，把十几个违反驿递新规的人写进了稽查报告。这回轮到张居正冒冷汗了。
张居正想不到情况竟如此严重，倘若一下处置这么多人，必会引起保定官场的震动。他给张卤去信说：“你稽查的这十几人都有罪过，但如果大面积处置，恐怕会牵连太多人，所以还请你将此事隐瞒。当然并非不处理，我们应该杀鸡儆猴，找几个违反驿递新规最严重的惩处，以儆效尤。”
张卤头痛得很：张居正说得简单，找出几个人来，可找谁呢？总不成让这些人聚到一起抓阄吧。
在经过全方位考虑后，张卤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五个人重新放进稽查报告。张卤很聪明，太仆寺是中央机关，太原府则属于山西，他可以撇得很清。
稽查报告一上，张居正马上对太仆寺官员进行了处置，又准备处置太原府知府时，这名知府先得到消息，先上疏辩驳，说他在保定并非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他，一直到保定，保定方面看到护送人的人数违规，就以为他违规。他的意思是，若违规的话，也是山西巡抚违规，而不是他。
责任又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张居正的头也痛起来。倘若再惩处下去，山西巡抚肯定脱不了关系。为了这样一件事，让封疆大吏的山西巡抚受惩罚，实在不值当。山西巡抚和侯东莱案件还不一样，侯东莱并非本人犯法，而山西巡抚则是本人。
张居正权衡再三，给山西巡抚写了封信，严厉斥责。这对山西巡抚来说，自然是好事，因为斥责就意味着不会受责罚。
他借坡下驴，虔诚接受张居正的斥责，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犯。
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在张居正眼中，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可以变通执行。这是张居正和其他以法治国者的本质不同！
驿递之清暗，是明帝国政治之白黑的窗口。
很多人认为，张居正整顿驿递无非是为国家节省了点银子，其他效果似乎没有。
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大事实：张居正死后，驿递制度恢复原貌，如脱缰野马把明帝国拉进深渊。当时有人对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提议裁撤驿站，可为时已晚。在裁撤的驿站中，有个驿卒失去工作，于是揭竿而起，最后灭掉明王朝，这个人叫李自成。可以说，驿递覆亡了明王朝。倘若张居正之后的人继续坚持驿递新规，明王朝可能也会灭亡，但绝不会灭于驿卒李自成手中。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两个字。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出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但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了愤怒。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问题是，他们廉价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们为自己和那群举人、贡生、吏员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抢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资格用人有利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稳定，因为出身资格的差别是一种最明显的差别。对许多高资格的官吏来说，大家都按资格和年资循序渐进，总有希望从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这种方法。
可张居正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用人制度会让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形成死气沉沉的墓道似的稳定。张居正打破了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大部分进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张居正和他的战友受到攻击在所难免。
王希元的弹劾书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愤恨进士们的一个小突击。实际上，这两年来，吏部尚书张瀚在张居正的许可下，没少举荐出身低的官员。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控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次，朱翊钧没有同意张瀚的举荐。
这也是张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两天后，张居正来见朱翊钧，二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就有意无意地问道：“皇上见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钧若有所思：“见到了。”
张居正再问：“那您也一定见到了张瀚举荐汪玄寿的奏疏了吧。”
朱翊钧点头。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汪玄寿虽是吏员出身，但经过考成法，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朱翊钧急忙说：“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批张瀚的举荐书，并非因为这个。”
“哦？”张居正不满地发出一声，突然意识到这一态度不对，马上平和地问，“皇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拿出一道折子，说：“张先生，这是汪玄寿写给张瀚的折子。这应该是公文，可汪玄寿的行文格式不对，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张居正大吃一惊，想不到朱翊钧进步如此之快，居然连这么微小的细节都看出来了。他接过太监送上来的折子，果然，汪玄寿写给张瀚的这道政府公文，开头的称谓不对。
他惊异的同时是高兴，脸上露出欣赏的神色，夸赞朱翊钧：“皇上真是英明，汪玄寿的这道折子的确有违规之处。”
朱翊钧被他的张先生一夸，顿时兴奋起来，脸上泛着红光，继续卖弄起来：“我又看了王希元的弹劾书，发现也有问题。他说汪玄寿行贿吏部，可没有指出是谁，这是无中生有。”
张居正有点失态地叫起来：“皇上太英明了。”
朱翊钧在龙椅上晃动起来，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喜悦。但张居正马上又说：“皇上这样看问题是对的，但不全面。”
朱翊钧停住了晃动的屁股，有点失望：“哦？”
张居正稍一沉思，说道：“王希元是言官，指控别人是他的职责，但寻找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事，和他无关。倘若他不是诬告，那司法机关必能找出证据来。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他正如皇上所说，是无中生有。”朱翊钧展现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模样。
张居正继续给他上课：“王希元指控的是一个部门，而不是个人。倘若他指名道姓指控就是张瀚收贿，那皇上就该立即下令司法机关调查张瀚。做臣子的向君主反映情况应该直截了当，不能藏头露尾。如果属实，自当依法处理；如不属实，也不至于冤枉好人。”朱翊钧连连点头。
张居正顺势询问：“那汪玄寿当县长的事？”
朱翊钧脱口而出：“准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应该高喊“谢恩”，但他没有。朱翊钧觉得张先生还有话：“张先生还有什么话吗？”
张居正半是询问半是考朱翊钧似的问：“皇上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吗？”
朱翊钧琢磨了一会儿，一拍大腿：“啊呀，对，还有王希元，他无中生有，应该惩处。来啊，传……”
“皇上且慢！”
朱翊钧生生把“旨”字憋回喉咙，疑惑地看着张居正。
“皇上，如果这样就惩处王希元，必有人说皇上不调查就擅自惩处言官。”
“那张先生的意思呢？”
张居正回答：“先让吏部尚书张瀚代表吏部向皇上辩明，然后再让王希元为他的无中生有付出代价。”
朱翊钧想了一会儿，连连点头：“张先生真是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
第二天，张瀚上疏辩明，说明了汪玄寿和他吏部清白无误。同一天，朱翊钧下旨，王希元无事生非，罚薪半年，调出京城。又是同一天，吏部发文，升汪玄寿为浙江瑞安知县。
不重资格重能力，破格用人，这就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其实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贤
张居正之所以改变用人制度，首先是资格低的人受到资格的限制，报国无门，灰心丧气，这会导致帝国人才的减少，另外一点就是，进士资格的官员自恃资格的庇护，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而让官场乌烟瘴气。
当考成法进行得顺风顺水时，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被人查出有贪污行径，同时还未按时收缴赋税。案件审理期间，张居正和朱翊钧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朱翊钧问张居正：“该如何处置孙鸣凤？”
张居正由远及近地侃侃而谈：“臣刚执政时，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解决的应该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安抚民众。如何安抚民众呢？四个字，整肃吏治。官风不正，任何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皇上下诏免某地税粮，可某地官员竟照收不误，皇上要求地方官务实政，可有的官员置之不理，继续对上司拍马溜须，这种行为使上下不通。纵然皇帝和大臣有兴利除弊的方案，却找不到切实可靠的人去执行，所以我才开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气。如今已初现成效，但贪污之风仍会偶尔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
朱翊钧点头赞同，但提出疑问说：“我看了此人的档案，发现他是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居正愤慨起来：“此人正仗恃自己是进士出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后皇上用人，要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于资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贪赃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资格再高，也要罢黜。”
朱翊钧频频点头，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一排屏风。那是共为十五扇的一座屏风，中间三扇是天下疆域图，左边六扇是文官职名，右边六扇是武官职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
这是张居正在执政初期特意为朱翊钧制造的、被称为“浮帖”的官员履历图：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
表面看，这是张居正让朱翊钧把用人大权攥在手里，实际上，所有的用人权力，朱翊钧必须和张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风不过是朱翊钧预备从政的见习课本罢了。
他扭头去看那些屏风时，张居正适时地向他灌输“用人唯贤，不重资格”的用人之道。朱翊钧认真地听着，张居正讲完，朱翊钧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汪玄寿，同样是县官，汪玄寿就比这个孙鸣凤好一百倍。”
张居正很满意地点头，说：“县官乃一县之长，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所以选人不可慎。如果有贡生、吏员非常适合，何必非要用进士、举人呢！”
张居正这样说，当然也这样做。1575年九月，山东方面上奏说，郯城和费县两处的知县出缺，现在正由东平州的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杨果和赵蛟都精明强干，道德高尚，完全能胜任县长的职务，问题是，两人都是吏员出身，按从前的制度不能担任正职，因此请中央政府委派知县。
朱翊钧问张居正：“这二人能当知县吗？”
张居正把两人的考核成绩给朱翊钧看。朱翊钧看完后，试探性地问：“我认为他们可以当知县，是这样吗？”
张居正说：“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我说过，不拘资格，只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钧大喜，传旨：升杨果为郯城知县，升赵蛟为费县知县。
吏员出身的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要远大于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在基层历练很多，接触现实问题更多，在被张居正提拔成知县的黄清就是典型的吏员出身的能人。他“才智四出，应变无穷”，在多地担任县令，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