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赵悖先是一愣,但在酒精辅佐下,豪气地一笑:“什么驿递新规,那玩意儿制定出来就是让人违反的。你放心,有事我担着。”

昌平驿站官员酒醒了一大半,脸色灰白:“赵大人,几天前的侯东莱之子案,您不是不知道吧,我看张首辅这回是玩真的啊。”

这是屁话,张居正自执政以来从来就没玩过假的。

赵悖强撑着已不堪一击的胆气,说:“你把心放在肚皮里,没事!”

回去的路上,赵悖鼓舞自己:没事,这件事知道的人少,张居正无论如何都不知道。

可进了北京城,他又想到另外一件事:这天下的事还有张居正不知道的?东厂、锦衣卫那些特务不都是为张居正效力?啊呀,完蛋也。

赵悖想的没错,第二天,他就被言官弹劾,指控他违反驿递新规。在懊丧悔恨中,赵悖被降职一级,五年的辛苦付之东流,重回原点。

如果和按察使汤卿相比,赵悖的运气已算是相当好。汤卿出京公干,可以使用驿递,但他要求驿站多给三匹马,以驮载他的仆人和酒食。驿站官员苦口婆心劝他,汤卿不理解别人的好心,反而当成驴肝肺。他坚持索要,最后他如愿以偿,但还未到公干地点,就被朝廷召回,连降三级。

正是张居正这种绝不姑息的明朗态度,让地方官员毫不畏惧地执法。

一次,张居正的家奴路过高邮,要求使用驿站。高邮州长吴显按驿递新规断然拒绝。张居正家奴暴跳如雷,闯入州衙大骂不已。吴显一脸平静,始终微笑着。

后来,张居正的家奴又把吴显骗到自己船上,抢走他的官印,吴显镇静地说:“我执行的是你家相爷的法令,你能把我怎样?”

这名家奴无可奈何,只好恭敬地送回官印,送吴显下船。张居正对这名家奴如何处置,史无记载。但另外一个家奴的下场可就很悲惨了,这名家奴外出办事,用了驿站一匹马,张居正知道后立即把仆人绑到锦衣卫治罪,杖刑一百遣回原籍。杖刑一百后非死即残,这名家奴之后的命运可想而知。

经过张居正雷厉风行、刚直不阿的一年治理,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恢复生机,秩序井然,仅这一项,就为中央政府节约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但这只是站在帝国和张居正的立场说,倘若站在众多官员的立场上,驿递新规简直遗臭万年。张居正知道,太多的官员怨恨他,恨不得把他的皮活活剥下,挂在北京城墙上。

他毫不在意,自执政以来,他树立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观:为国除弊就不能担心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今不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不管是否有人愿意为自己分忧,他都会大无畏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给朋友的信中,张居正自负地说:“大抵仆今所为,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果然,在他去世的三十年后,有人就开始追忆他的驿递新规,并呼唤重现人间。

保定事件

世间最美好的事,都是一张一弛。维护驿递新规也有变通的时候。张居正在该变通时就变通,绝不胶柱鼓瑟。比如他处理的张卤事件。

张卤是保定巡抚,对张居正的态度很积极。某次,张居正家人回老家,路过保定时,张卤热情地为张家人准备驿站,并写信给张居正,要张居正同意他人性化的建议。

张居正回信说:“我执政,是为朝廷行法律,怎敢不以身作则?”

这是工作上的话,他又用私情对张卤说:“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帮助我约束家人,如果发现家人违法,即行扣押,然后转告我。”

最后他正告张卤,千万不要满足张家人的非分要求,因为他的家人违法的影响和自己违法没有区别,不可轻视。

张卤先是沮丧,他本来是想拍张居正马屁,却没拍到。接着就是后怕,他能为张居正家人提供驿递,那在精明的张居正想来,他是否也为别人提供了违规驿递?

就在他魂不守舍时,张居正以政府名义发给他的信到了。张居正说:“保定是交通干线的要点,来往官员极多,这里可有违规之人?请张巡抚稽查!”

张卤不是“未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人,所以稽查的过程很痛苦。几天后,他呈递张居正稽查报告。张居正拍案大怒:“我不信只有这两个人!”

张卤见到张居正的责问,抹去头上的冷汗,一咬牙,把十几个违反驿递新规的人写进了稽查报告。这回轮到张居正冒冷汗了。

张居正想不到情况竟如此严重,倘若一下处置这么多人,必会引起保定官场的震动。他给张卤去信说:“你稽查的这十几人都有罪过,但如果大面积处置,恐怕会牵连太多人,所以还请你将此事隐瞒。当然并非不处理,我们应该杀鸡儆猴,找几个违反驿递新规最严重的惩处,以儆效尤。”

张卤头痛得很:张居正说得简单,找出几个人来,可找谁呢?总不成让这些人聚到一起抓阄吧。

在经过全方位考虑后,张卤把太仆寺和太原府的五个人重新放进稽查报告。张卤很聪明,太仆寺是中央机关,太原府则属于山西,他可以撇得很清。

稽查报告一上,张居正马上对太仆寺官员进行了处置,又准备处置太原府知府时,这名知府先得到消息,先上疏辩驳,说他在保定并非有意违例,因为山西巡抚派人护送他,一直到保定,保定方面看到护送人的人数违规,就以为他违规。他的意思是,若违规的话,也是山西巡抚违规,而不是他。

责任又落到山西巡抚身上,张居正的头也痛起来。倘若再惩处下去,山西巡抚肯定脱不了关系。为了这样一件事,让封疆大吏的山西巡抚受惩罚,实在不值当。山西巡抚和侯东莱案件还不一样,侯东莱并非本人犯法,而山西巡抚则是本人。

张居正权衡再三,给山西巡抚写了封信,严厉斥责。这对山西巡抚来说,自然是好事,因为斥责就意味着不会受责罚。

他借坡下驴,虔诚接受张居正的斥责,并表示以后绝不再犯。

这件事就悄无声息地解决了。

在张居正眼中,法律是为人服务的,它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时可以变通执行。这是张居正和其他以法治国者的本质不同!

驿递之清暗,是明帝国政治之白黑的窗口。

很多人认为,张居正整顿驿递无非是为国家节省了点银子,其他效果似乎没有。

这种论调忽略了一个大事实:张居正死后,驿递制度恢复原貌,如脱缰野马把明帝国拉进深渊。当时有人对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提议裁撤驿站,可为时已晚。在裁撤的驿站中,有个驿卒失去工作,于是揭竿而起,最后灭掉明王朝,这个人叫李自成。可以说,驿递覆亡了明王朝。倘若张居正之后的人继续坚持驿递新规,明王朝可能也会灭亡,但绝不会灭于驿卒李自成手中。

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后一个月,吏部尚书张瀚向朱翊钧递交了一份允准升职报告。请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县主簿(县长秘书)汪玄寿。张瀚对他的考语是,才能出众,品德高尚,足以担当更重的责任,希望能升他为瑞安县县长。

朱翊钧看了这份报告后,眉头一皱,亲自批示了“不准”两个字。批示公布后,不怀好意的官员们马上如狗闻到屎似的嗅起来。吏科一个叫王希元的言官马上嗅到发迹气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弹劾书。他弹劾汪玄寿向吏部行贿,又借题发挥、登堂入室说,汪玄寿只是个吏员,他们这种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无资格担任县长。

王希元是个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员已很多年,始终想攀上张瀚和张居正这条线。让他非常伤心的是,张居正似乎发现了他那可疑的品质,从来没给过他任何机会。他愤恨之余,始终在找机会射张瀚和张居正一暗箭,汪玄寿的升职报告被朱翊钧高高挂起,他认为这就是机会,所以才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伪伶俐,其实他骨子里是个笨蛋。这道弹劾书如果放在张居正执政前,肯定一击命中。但在1575年时,这道弹劾书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会全身而退。

其中缘由要从张居正的整顿吏治说起。

考成法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终极手腕,其实在考成法之前,张居正就已对吏治进行了全方位整肃。

明代开国时,公务员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进士为一途,举人、贡生为一途,吏员为一途。进士是通过中央考试的人,举人是通过省考试的人,贡生是由地方官推荐,经过翰林院考试而录取的人,吏员则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本来,这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给帝国各级机关输送人才。可天长日久,政府渐渐把举人、贡生、吏员贬低,只重视进士。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初和高拱谈到帝国这种重资格问题时,高拱说,进士、举人的功名不过是国家网罗人才的工具,用这一工具将人才网罗进来后,还应该看他的实际政绩,绝不能根据功名等级来断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职的大小。

的确,明帝国中期以后,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学士,而非进士出身的人则不能担任翰林。同样是中书舍人,同样是任职九年,同样是合格,进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级,而监生只能升一级。进士、举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资格的人纵然尧舜附体,也只能做副手。

张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识到,用人重资格而不看实绩,排挤举人、贡生和吏员,会让有志者变得无志。所以他说:“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张居正就以朱翊钧的名义下过这样的命令:凡是推荐官员,只论贤良与否,不论是否进士出身。

王希元上弹劾书的半年前,在众进士出身私下谩骂声中,张居正迎难而上,又颁布举荐法令:凡官员有贤者,都应举荐,各地举荐官员要特别注意那些资格低下,但却有实际政绩的贡生和吏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纸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后果不亚于十级地震。有政绩的贡生和吏员们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进士却黯然神伤,甚至出离了愤怒。其实这道政令并未伤害他们,倘若他们真有政绩,和从前一样照样得到提拔。问题是,他们廉价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们为自己和那群举人、贡生、吏员站在同一高度而哭天抢地。

尤重要的是,按出身资格用人有利于官僚集团内部的稳定,因为出身资格的差别是一种最明显的差别。对许多高资格的官吏来说,大家都按资格和年资循序渐进,总有希望从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数官员都接受这种方法。

可张居正却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用人制度会让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从而形成死气沉沉的墓道似的稳定。张居正打破了这种制度,必然会引起大部分进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张居正和他的战友受到攻击在所难免。

王希元的弹劾书正是那些自命不凡、愤恨进士们的一个小突击。实际上,这两年来,吏部尚书张瀚在张居正的许可下,没少举荐出身低的官员。为什么没有人跳出来指控呢?原因就在于,这一次,朱翊钧没有同意张瀚的举荐。

这也是张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两天后,张居正来见朱翊钧,二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就有意无意地问道:“皇上见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钧若有所思:“见到了。”

张居正再问:“那您也一定见到了张瀚举荐汪玄寿的奏疏了吧。”

朱翊钧点头。

张居正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汪玄寿虽是吏员出身,但经过考成法,是很优秀的一个人。”

朱翊钧急忙说:“张先生您误会了,我不批张瀚的举荐书,并非因为这个。”

“哦?”张居正不满地发出一声,突然意识到这一态度不对,马上平和地问,“皇上发现了什么问题吗?”

朱翊钧拿出一道折子,说:“张先生,这是汪玄寿写给张瀚的折子。这应该是公文,可汪玄寿的行文格式不对,是以私人身份写的。”

张居正大吃一惊,想不到朱翊钧进步如此之快,居然连这么微小的细节都看出来了。他接过太监送上来的折子,果然,汪玄寿写给张瀚的这道政府公文,开头的称谓不对。

他惊异的同时是高兴,脸上露出欣赏的神色,夸赞朱翊钧:“皇上真是英明,汪玄寿的这道折子的确有违规之处。”

朱翊钧被他的张先生一夸,顿时兴奋起来,脸上泛着红光,继续卖弄起来:“我又看了王希元的弹劾书,发现也有问题。他说汪玄寿行贿吏部,可没有指出是谁,这是无中生有。”

张居正有点失态地叫起来:“皇上太英明了。”

朱翊钧在龙椅上晃动起来,掩饰不住内心的疯狂喜悦。但张居正马上又说:“皇上这样看问题是对的,但不全面。”

朱翊钧停住了晃动的屁股,有点失望:“哦?”

张居正稍一沉思,说道:“王希元是言官,指控别人是他的职责,但寻找证据是司法机关的事,和他无关。倘若他不是诬告,那司法机关必能找出证据来。遗憾的是,据我所知,他正如皇上所说,是无中生有。”朱翊钧展现出一种恍然大悟的模样。

张居正继续给他上课:“王希元指控的是一个部门,而不是个人。倘若他指名道姓指控就是张瀚收贿,那皇上就该立即下令司法机关调查张瀚。做臣子的向君主反映情况应该直截了当,不能藏头露尾。如果属实,自当依法处理;如不属实,也不至于冤枉好人。”朱翊钧连连点头。

张居正顺势询问:“那汪玄寿当县长的事?”

朱翊钧脱口而出:“准了。”

这个时候,张居正应该高喊“谢恩”,但他没有。朱翊钧觉得张先生还有话:“张先生还有什么话吗?”

张居正半是询问半是考朱翊钧似的问:“皇上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吗?”

朱翊钧琢磨了一会儿,一拍大腿:“啊呀,对,还有王希元,他无中生有,应该惩处。来啊,传……”

“皇上且慢!”

朱翊钧生生把“旨”字憋回喉咙,疑惑地看着张居正。

“皇上,如果这样就惩处王希元,必有人说皇上不调查就擅自惩处言官。”

“那张先生的意思呢?”

张居正回答:“先让吏部尚书张瀚代表吏部向皇上辩明,然后再让王希元为他的无中生有付出代价。”

朱翊钧想了一会儿,连连点头:“张先生真是想得周到,就这样办吧。”

第二天,张瀚上疏辩明,说明了汪玄寿和他吏部清白无误。同一天,朱翊钧下旨,王希元无事生非,罚薪半年,调出京城。又是同一天,吏部发文,升汪玄寿为浙江瑞安知县。

不重资格重能力,破格用人,这就是张居正的用人之道,其实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贤

张居正之所以改变用人制度,首先是资格低的人受到资格的限制,报国无门,灰心丧气,这会导致帝国人才的减少,另外一点就是,进士资格的官员自恃资格的庇护,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从而让官场乌烟瘴气。

当考成法进行得顺风顺水时,山东昌邑知县孙鸣凤被人查出有贪污行径,同时还未按时收缴赋税。案件审理期间,张居正和朱翊钧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朱翊钧问张居正:“该如何处置孙鸣凤?”

张居正由远及近地侃侃而谈:“臣刚执政时,国家百废待兴,问题千头万绪。在这种情况下,最先解决的应该是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当务之急就是安抚民众。如何安抚民众呢?四个字,整肃吏治。官风不正,任何政令都会流于形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皇上下诏免某地税粮,可某地官员竟照收不误,皇上要求地方官务实政,可有的官员置之不理,继续对上司拍马溜须,这种行为使上下不通。纵然皇帝和大臣有兴利除弊的方案,却找不到切实可靠的人去执行,所以我才开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气。如今已初现成效,但贪污之风仍会偶尔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须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须是官不要钱。”

朱翊钧点头赞同,但提出疑问说:“我看了此人的档案,发现他是进士出身,何其无耻到这种地步?”

张居正愤慨起来:“此人正仗恃自己是进士出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后皇上用人,要考虑其实际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于资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钱,就是异途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贪赃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资格再高,也要罢黜。”

朱翊钧频频点头,不由自主地扭头去看一排屏风。那是共为十五扇的一座屏风,中间三扇是天下疆域图,左边六扇是文官职名,右边六扇是武官职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出身资格。

这是张居正在执政初期特意为朱翊钧制造的、被称为“浮帖”的官员履历图:如某衙门缺某官,该部推举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见任此地,今能办此事否。

表面看,这是张居正让朱翊钧把用人大权攥在手里,实际上,所有的用人权力,朱翊钧必须和张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风不过是朱翊钧预备从政的见习课本罢了。

他扭头去看那些屏风时,张居正适时地向他灌输“用人唯贤,不重资格”的用人之道。朱翊钧认真地听着,张居正讲完,朱翊钧若有所思地说:“我想起了汪玄寿,同样是县官,汪玄寿就比这个孙鸣凤好一百倍。”

张居正很满意地点头,说:“县官乃一县之长,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所以选人不可慎。如果有贡生、吏员非常适合,何必非要用进士、举人呢!”

张居正这样说,当然也这样做。1575年九月,山东方面上奏说,郯城和费县两处的知县出缺,现在正由东平州的同知杨果和判官赵蛟代理。杨果和赵蛟都精明强干,道德高尚,完全能胜任县长的职务,问题是,两人都是吏员出身,按从前的制度不能担任正职,因此请中央政府委派知县。

朱翊钧问张居正:“这二人能当知县吗?”

张居正把两人的考核成绩给朱翊钧看。朱翊钧看完后,试探性地问:“我认为他们可以当知县,是这样吗?”

张居正说:“皇上认为可以就可以,我说过,不拘资格,只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钧大喜,传旨:升杨果为郯城知县,升赵蛟为费县知县。

吏员出身的人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可能要远大于进士出身的人,他们在基层历练很多,接触现实问题更多,在被张居正提拔成知县的黄清就是典型的吏员出身的能人。他“才智四出,应变无穷”,在多地担任县令,被人誉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

张居正与王世贞的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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