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张四维和申时行愕然,他们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了清丈田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考成法多年来已见奇效,整个明帝国各级政府效率比从前高出了若干倍,这已成了帝国的坚强护卫,可为了清丈田亩,张居正居然毫不犹豫地要舍弃整个护卫,可见清丈田亩在张居正心目中的分量。

不过,这话只是一说。张居正深信还没有到舍弃考成法的程度,他给各地的巡抚去信说:“清丈田亩不是朝夕可成的事,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需要稳步前进,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目的不是看纸上的田亩数字增加了多少,而是看现实中到底有多少田亩被隐藏了。倘若草草了事,结局一定不完美,人力物力和引起的非议,岂不是白白浪费?”

各地的巡抚当然回信:一定不会草草了事。但各地还是有官员搞大跃进,还是有豪绅抗拒,还是有些官员不作为。这群人间的祸害无忧无虑地活着,张居正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他去找刚辞职正准备回老家养病的吕调阳,直到这时,张居正才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其实是个没有谈知心话的朋友的人。吕调阳在内阁多年,两人悄无声息地建下深厚的友谊,而直到吕调阳要走了,张居正才感觉到这一深厚的友谊。

吕调阳病得很重,而且对张居正似乎有愧疚。张居正知道这是因为夺情事件发生时,吕调阳在内阁受翰林学士们拜见一事。这件事他早就忘了,可吕调阳还记得。

张居正试图让他忘记这件事,又不好明说,所以闲谈起来。吕调阳精神萎靡地坐在椅子里,听着张居正说话。当张居正无话可说时,他故意发出一声叹息,说:“清丈田亩是您的宏愿,想不到真付诸实践,却是这样艰难。”

张居正看着这个和自己搭档多年的好人,不禁一阵唏嘘。在他心中,吕调阳是他最优秀的副手,他听话、懂事,始终只是自己的影子。

吕调阳见张居正泪眼婆娑,慌忙在椅子上坐正了,装出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来说:“张阁老不必难过,生老病死是天道,我很遗憾,以后不能为你分忧了。”

张居正沉默。吕调阳沉吟了一下,小心地开口道:“据说反对清丈的声音很强大,我现在是在野之人,说话不会顾虑,有些话想说,还请张阁老赎罪。”

“你说就是。”张居正打起精神。

吕调阳干咳了一下:“您设置考成法,是向天下官员开战。天下官员看着不可一世,其实权力源泉就是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固然有反对,却不成气候。可清丈田亩却是向天下有钱人开战,他们遍布民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遇到的阻力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经济改革要比行政改革难一百倍啊。”

张居正等吕调阳说完,不假思索地说道:“世俗之所非议,正是我之所深喜也。新政肯定会冒犯一批人的利益,被人非议不可避免,有了非议才说明有了成效。”

张居正满面红光,不知是激动还是肝火旺盛。吕调阳看着眼前这位权势炙手可热却经常受到攻击的伟大人物,心里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他竟然肆无忌惮地抓起张居正的手,握紧了,以长者的口吻说道:“急流勇退啊!”

张居正愣了一下,吕调阳重重地握着他的手:“几年前刘台弹劾您,说您的所作所为近似‘威福’,所处之地为‘危地’,预计您今后仍将受到更多的非议。夺情风波虽被强力镇平,可是……皇上迟早有一天会长大的。”

张居正愕然,吕调阳最后一句话是深沉老练的智慧结晶,他张居正有超人的智慧,居然从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并不是张居正缺乏政治智慧和经验,而是因为他一心为国为民,心无旁骛。

只是刹那的愕然,张居正马上恢复了平时的激昂,他也用力地握了握吕调阳的手说道:“我曾说过,自执政以来所言所行全出于公心,我问心无愧。即使在刑场杀人,也是行菩萨心肠。至于非议我的那些官员士大夫,他们只要自身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也就没有必要惧怕刑法严峻,更不必惧怕憎恨我。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那他将一事无成。”

吕调阳刚要开口,张居正又慷慨激昂起来:“我初入政坛时曾有一伟大的志向,愿以这副身体为破草垫,让人睡在上面也可,拉撒也可,吐沫也可,我都毫无怨言。只要能实现我的伟大志向,就算有人要我的鼻子,我也割给他,何况是非议!”

这就是张居正的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伟大人物张居正。对他的宏愿冷笑的人,全是不值一提的猥琐小人和庸人。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然而,敌人不会因为你有为拯救苍生而舍弃身家性命、不惧非议的宏愿而自动自发为你让开一条路。清丈田亩所受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为实现宏愿,张居正所使用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那就是严厉惩罚。

山西代王宗室用暴力手段阻挠清丈,张居正反应相当凌厉,立即要朱翊钧下诏废代王为庶人,同时给各处督抚、巡按下旨道:“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不但对阻挠清丈的人严刑峻法,就是那些清丈不力的官员,张居正也是雷霆手段。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在别人清丈田亩时吃喝玩乐,当上级要他拿出清丈田亩数据时,他把旧的数据拱手呈上。他把张居正当成了瞎子,张居正就让他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连降两级。

松江知府阎邦宁是知识性官僚,对经济问题从不感冒。别人在清丈田亩时,他却吟诗作赋。递送报告时,他拿出几首诗,讥讽清丈田亩给百姓带来的不安宁,张居正冷笑着将他撤职查办。

池州知府郭四维有一颗菩萨心肠,在清丈田亩过程中,一见有人跪下流泪,他就伤心欲绝,所以他积极不作为,张居正将其撤职。

最搞笑的是安庆知府叶梦熊。叶梦熊在安庆清丈田亩,富绅们和他喝酒,哭诉生活的艰辛。叶梦熊出身豪门世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清丈田亩时极为马虎。抚台孙光佑见叶梦熊态度不积极,严厉命令他认真清丈。叶梦熊伸着懒腰,拿普通百姓说事:“安庆大多是低湿地带,冬旱夏涝,如果我遵从抚台大人的意旨去办,岂不是去为祸百姓吗?”

孙光佑把文档狠狠摔到桌上:“看看你清丈的狗屎,明明是农田,你非说成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

叶梦熊针锋相对:“这明明就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你怎么就能说成是农田?”

孙光佑懒得和他理论,上报张居正。

张居正下令:叶梦熊眼神不济,罚薪三个月。

随着清丈的逐步稳定,斐然成绩水落石出。清丈后的地方,田亩的数字和所有权都有了主人,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张居正和张学颜又商议出把田亩分为三等的计划,上等为有水源的肥沃土地,中等为瘠田薄田,下等为无水源的高旱土地。收税时,也按照等级的不同而收取相应高低不等的钱。

在严厉惩罚为清丈田亩保驾护航下,张居正的计划得以完成。张学颜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严格执行有关清丈的规定,清丈基本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一条鞭法

提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条鞭法”。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大致了解它。

一条鞭法又称为条编法,是张居正推行的税收制度。

这件事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政府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丁有役,田有租”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人,就必须要免费为政府服役,你有田,就必须要交一部分粮食。

先说田租,明朝初年,田租的收取是十斗收一斗。但国有土地和民田还不同,租种国有土地比租种民田的税高。这是因为租种国有土地,国家会免费给你农具和耕牛。

后来国家偷懒,不给租种者农具和耕牛,收的税却一如从前。国有耕地占全国耕地极大的比例,许多人租不到民田,只好租国有土地,沉重的税收让他们痛苦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租种国有土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更高。为解决这种困境,江南很多地方官采取措施,削减国有土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增加民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这就叫平均田赋,同时推行部分田赋折为银两征收的措施。至少表面看,田赋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徭役上。

明朝初年,人人都要为政府提供免费服务,这种服务包括衙门的皂隶、门子、厨子、狱卒等等,而且每年必要有一次乃至数次。问题是,如果你去免费给政府劳动了,你就不能种地,到时候会活活饿死。所以很多穷苦百姓都逃亡,这显然是不安定因素。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招募,并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五口,有田一亩,他每年应该交田赋十分之一的亩产量给政府。但他家有三个男人每年要服役一次,政府会提前估算他们服役的工作工资,然后把工资计到田赋中,最后一次性交齐。

这是个很好的税收政策,遗憾的是,直到张居正去世,一条鞭法也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只是在南方一部分地区、京城附近以及山东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正是这个大名鼎鼎却根本没有成效的一条鞭法,让并不熟悉张居正的我们知道了张居正。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

张居正显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阳明心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对阳明心学做过深刻的审思,判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自孔圣人死后,人间犹如暗黑长夜,学者们各持己见,各信其说,辩论无度。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说再也无人提及,而训诂辞章之习又起。无论是哪个自诩大儒的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圣人之学本是心学,良知之学,只有立定己心、自得于心的学说才是圣人之学。王阳明先生恰好一语道破,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并非是赶时髦,而是纵观了学术发展大势后所做出的清醒选择。

不过他的“皈依”阳明学却是有条件的。本来,阳明心学的终极目的是此心光明,内圣外王。就是说,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何光明此心,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对人对己真诚无欺,最后则是去事上练。但在致良知的途径中,炼心是重中之重。炼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过静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顿自我。王阳明说安顿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愉悦,如果真这样,那就成了心灵鸡汤,安顿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心理障碍,面对诽谤和诋毁,不动如山。心学左派认为阳明心学就是心灵鸡汤,着眼于个体的愉悦。而张居正得到的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炼心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让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苍生的现实运作中去。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阳明死后,真正读懂王阳明的人恐怕只有张居正。

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王阳明门徒,老师徐阶,甚至包括那个被高拱赶走的赵贞吉,还有他的朋友聂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罗汝芳。

罗汝芳被驱

张居正废书院不是明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两次下旨废天下书院,张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废天下书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废天下书院不必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这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这种政治见解贯穿了他的执政始终,罗汝芳就是张居正这一政策的见证者。

罗汝芳,1515年生于阳明心学的圣地江西,1553年中举,和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罗汝芳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注:《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宗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是了解阳明心学最经典的入门必读书。),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心学左派大佬颜钧。

颜钧见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入手。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于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实属多余。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些毫无天理的法律也是多余的,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信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荒蛮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从对罗汝芳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讲的课程都是如罗汝芳的“国家法度是桎梏”,而张居正恰好在不停地发布这些“桎梏”。

张居正曾简洁明快、一语中的地表明过自己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见解:“我希望今天的学者,应脚踏实地用功,要崇尚本质,以遵守国家法度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没得到鱼之前,不要扔了网;没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御。我不是说前辈的学说不足学,但如果借前辈的学说而阻挠国家法度,绝不可恕!”

在张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应是尊老守成而不虚谈。不仅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须要这样!

要想熏陶出这样一批循吏,就必须干掉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公知。张居正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王阳明进孔庙。

张居正当国不久,就有许多心学弟子乱哄哄地吵闹着,要把王阳明放到孔庙里,和孔子并肩而立。在心学弟子们看来,王阳明祖师爷绝对够资格,让一个死人的雕像和同样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义相当重大。如果真把王阳明配进孔庙,那他和他的心学将成为国家的正式旗帜,它能让许多漂泊四方的心学学子们找到指明灯,紧紧团结在一起,整个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于心学势力强大,张居正不能来硬的。他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拖”。每当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时,他就票拟说:“阳明先生入孔庙,天经地义,不过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国各界人士商议。”

拖一段时间后,心学门徒见他毫无动静,又上疏。张居正使用第二个办法:威胁。他说:“阳明先生入孔庙一事,本来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很认真。可就当研讨时,有些人上疏说,现在阳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违背了阳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赝品。”

这些人哭天抢地,张居正板起脸来,说道:“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们阳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还是冷静下来,等没有人指摘阳明先生时,再图之吧。”

半欺骗半威胁之下,王阳明塑像进孔庙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张居正和王阳明一样,都注重事功,王阳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无非也是让人建立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做穷嚼蛆的公知。所以张居正虽然认可阳明学,但绝不会用阳明学代替朱熹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束缚,全凭很难光明的良知监督,是绝不可能成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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