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四维和申时行愕然，他们终于明白，张居正为了清丈田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考成法多年来已见奇效，整个明帝国各级政府效率比从前高出了若干倍，这已成了帝国的坚强护卫，可为了清丈田亩，张居正居然毫不犹豫地要舍弃整个护卫，可见清丈田亩在张居正心目中的分量。
不过，这话只是一说。张居正深信还没有到舍弃考成法的程度，他给各地的巡抚去信说：“清丈田亩不是朝夕可成的事，一年不成就两年，两年不成就三年，需要稳步前进，扎扎实实地做。我们的目的不是看纸上的田亩数字增加了多少，而是看现实中到底有多少田亩被隐藏了。倘若草草了事，结局一定不完美，人力物力和引起的非议，岂不是白白浪费？”
各地的巡抚当然回信：一定不会草草了事。但各地还是有官员搞大跃进，还是有豪绅抗拒，还是有些官员不作为。这群人间的祸害无忧无虑地活着，张居正却愁眉不展，心事重重。他去找刚辞职正准备回老家养病的吕调阳，直到这时，张居正才深深地感受到自己其实是个没有谈知心话的朋友的人。吕调阳在内阁多年，两人悄无声息地建下深厚的友谊，而直到吕调阳要走了，张居正才感觉到这一深厚的友谊。
吕调阳病得很重，而且对张居正似乎有愧疚。张居正知道这是因为夺情事件发生时，吕调阳在内阁受翰林学士们拜见一事。这件事他早就忘了，可吕调阳还记得。
张居正试图让他忘记这件事，又不好明说，所以闲谈起来。吕调阳精神萎靡地坐在椅子里，听着张居正说话。当张居正无话可说时，他故意发出一声叹息，说：“清丈田亩是您的宏愿，想不到真付诸实践，却是这样艰难。”
张居正看着这个和自己搭档多年的好人，不禁一阵唏嘘。在他心中，吕调阳是他最优秀的副手，他听话、懂事，始终只是自己的影子。
吕调阳见张居正泪眼婆娑，慌忙在椅子上坐正了，装出一副精神矍铄的样子来说：“张阁老不必难过，生老病死是天道，我很遗憾，以后不能为你分忧了。”
张居正沉默。吕调阳沉吟了一下，小心地开口道：“据说反对清丈的声音很强大，我现在是在野之人，说话不会顾虑，有些话想说，还请张阁老赎罪。”
“你说就是。”张居正打起精神。
吕调阳干咳了一下：“您设置考成法，是向天下官员开战。天下官员看着不可一世，其实权力源泉就是您，您说什么就是什么，固然有反对，却不成气候。可清丈田亩却是向天下有钱人开战，他们遍布民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遇到的阻力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经济改革要比行政改革难一百倍啊。”
张居正等吕调阳说完，不假思索地说道：“世俗之所非议，正是我之所深喜也。新政肯定会冒犯一批人的利益，被人非议不可避免，有了非议才说明有了成效。”
张居正满面红光，不知是激动还是肝火旺盛。吕调阳看着眼前这位权势炙手可热却经常受到攻击的伟大人物，心里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他竟然肆无忌惮地抓起张居正的手，握紧了，以长者的口吻说道：“急流勇退啊！”
张居正愣了一下，吕调阳重重地握着他的手：“几年前刘台弹劾您，说您的所作所为近似‘威福’，所处之地为‘危地’，预计您今后仍将受到更多的非议。夺情风波虽被强力镇平，可是……皇上迟早有一天会长大的。”
张居正愕然，吕调阳最后一句话是深沉老练的智慧结晶，他张居正有超人的智慧，居然从没有想过这一点。这并不是张居正缺乏政治智慧和经验，而是因为他一心为国为民，心无旁骛。
只是刹那的愕然，张居正马上恢复了平时的激昂，他也用力地握了握吕调阳的手说道：“我曾说过，自执政以来所言所行全出于公心，我问心无愧。即使在刑场杀人，也是行菩萨心肠。至于非议我的那些官员士大夫，他们只要自身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也就没有必要惧怕刑法严峻，更不必惧怕憎恨我。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不顾身家性命的献身精神，那他将一事无成。”
吕调阳刚要开口，张居正又慷慨激昂起来：“我初入政坛时曾有一伟大的志向，愿以这副身体为破草垫，让人睡在上面也可，拉撒也可，吐沫也可，我都毫无怨言。只要能实现我的伟大志向，就算有人要我的鼻子，我也割给他，何况是非议！”
这就是张居正的宏愿，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个伟大人物张居正。对他的宏愿冷笑的人，全是不值一提的猥琐小人和庸人。
严法为清丈保驾护航
然而，敌人不会因为你有为拯救苍生而舍弃身家性命、不惧非议的宏愿而自动自发为你让开一条路。清丈田亩所受到的阻力是巨大的，为实现宏愿，张居正所使用的办法既简单又有效，那就是严厉惩罚。
山西代王宗室用暴力手段阻挠清丈，张居正反应相当凌厉，立即要朱翊钧下诏废代王为庶人，同时给各处督抚、巡按下旨道：“清丈田亩时，只要有执违阻挠，无论他是皇族还是官宦，无论是军官还是百姓，都要从重处罚，绝不许留任何情面！”
不但对阻挠清丈的人严刑峻法，就是那些清丈不力的官员，张居正也是雷霆手段。河南获嘉知县张一心在别人清丈田亩时吃喝玩乐，当上级要他拿出清丈田亩数据时，他把旧的数据拱手呈上。他把张居正当成了瞎子，张居正就让他为自己的自作聪明付出代价：连降两级。
松江知府阎邦宁是知识性官僚，对经济问题从不感冒。别人在清丈田亩时，他却吟诗作赋。递送报告时，他拿出几首诗，讥讽清丈田亩给百姓带来的不安宁，张居正冷笑着将他撤职查办。
池州知府郭四维有一颗菩萨心肠，在清丈田亩过程中，一见有人跪下流泪，他就伤心欲绝，所以他积极不作为，张居正将其撤职。
最搞笑的是安庆知府叶梦熊。叶梦熊在安庆清丈田亩，富绅们和他喝酒，哭诉生活的艰辛。叶梦熊出身豪门世家，理解他们的苦衷，所以清丈田亩时极为马虎。抚台孙光佑见叶梦熊态度不积极，严厉命令他认真清丈。叶梦熊伸着懒腰，拿普通百姓说事：“安庆大多是低湿地带，冬旱夏涝，如果我遵从抚台大人的意旨去办，岂不是去为祸百姓吗？”
孙光佑把文档狠狠摔到桌上：“看看你清丈的狗屎，明明是农田，你非说成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
叶梦熊针锋相对：“这明明就是不能耕种的山坡湖荡，你怎么就能说成是农田？”
孙光佑懒得和他理论，上报张居正。
张居正下令：叶梦熊眼神不济，罚薪三个月。
随着清丈的逐步稳定，斐然成绩水落石出。清丈后的地方，田亩的数字和所有权都有了主人，税粮负担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张居正和张学颜又商议出把田亩分为三等的计划，上等为有水源的肥沃土地，中等为瘠田薄田，下等为无水源的高旱土地。收税时，也按照等级的不同而收取相应高低不等的钱。
在严厉惩罚为清丈田亩保驾护航下，张居正的计划得以完成。张学颜总结说，由于大多数官吏能够奉公守法，严格执行有关清丈的规定，清丈基本上达到了“民不加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一条鞭法
提张居正，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一条鞭法”。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下面我们就来大致了解它。
一条鞭法又称为条编法，是张居正推行的税收制度。
这件事要从明朝初年说起。明政府的赋役制度是建立在“丁有役，田有租”基础之上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是人，就必须要免费为政府服役，你有田，就必须要交一部分粮食。
先说田租，明朝初年，田租的收取是十斗收一斗。但国有土地和民田还不同，租种国有土地比租种民田的税高。这是因为租种国有土地，国家会免费给你农具和耕牛。
后来国家偷懒，不给租种者农具和耕牛，收的税却一如从前。国有耕地占全国耕地极大的比例，许多人租不到民田，只好租国有土地，沉重的税收让他们痛苦不堪。尤其是江南地区，租种国有土地的赋税比其他地方更高。为解决这种困境，江南很多地方官采取措施，削减国有土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增加民田赋税的实际征收量，这就叫平均田赋，同时推行部分田赋折为银两征收的措施。至少表面看，田赋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徭役上。
明朝初年，人人都要为政府提供免费服务，这种服务包括衙门的皂隶、门子、厨子、狱卒等等，而且每年必要有一次乃至数次。问题是，如果你去免费给政府劳动了，你就不能种地，到时候会活活饿死。所以很多穷苦百姓都逃亡，这显然是不安定因素。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把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招募，并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举个例子，比如有一家五口，有田一亩，他每年应该交田赋十分之一的亩产量给政府。但他家有三个男人每年要服役一次，政府会提前估算他们服役的工作工资，然后把工资计到田赋中，最后一次性交齐。
这是个很好的税收政策，遗憾的是，直到张居正去世，一条鞭法也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只是在南方一部分地区、京城附近以及山东取得良好效果。
然而正是这个大名鼎鼎却根本没有成效的一条鞭法，让并不熟悉张居正的我们知道了张居正。
第四章 与天下公知战
导火索：施观民
1579年春节刚过，整个帝国沉浸在繁华热闹的喜庆中，一道奏疏从江苏常州悄无声息地进了北京城。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对象是常州知府施观民。控告信指出，施观民在常州搜刮民财创建了龙城书院，请求政府制裁他。
张居正在内阁兴奋而不是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个施观民，我等你很久了！”这话说得很露骨，身边的申时行听出来了，一向厌恶书院讲学的张首辅已准备对书院开刀，而施观民只是个不值一提的导火索罢了。
施观民在江苏常州极有政声，他是知识型官僚，在政务之外好赶时髦，经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讲学。有人就向他提议，可以搞个书院。但他是个清官，不想动用政府资金，所以就让常州地区的富户们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门索要，这才引出了富户们的报复，买通言官参了他一本。
张居正找来内阁同僚们商议。众人知道张居正已做了决定，所谓找他们商议，不过是让他们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张居正开口就是：“我已准备向皇上请求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至于由头，就是这个施观民。你们看他为了办书院，居然强刮民财，目无王法！”
众人唯唯。
张居正上疏朱翊钧，请将施观民削职为民，顺便说了书院的种种坏处，并着重指出，国家思想纷乱繁杂，意识形态飘忽，这都是书院惹的祸，应将书院全部改成政府办公地，轰走那群穷嚼蛆的腐儒。
朱翊钧同意。
张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识分子诟病的“废天下书院”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展开了“到书院轰人”的行动。所有书院中都发出了哭爹喊娘的声音，大部分人在书院里是靠嘴活着的，离开了书院，他们正如和尚离开寺庙一样，只能靠化缘度日。张居正抽了他们一嘴巴，又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发誓和张居正不共戴天。
张居正讨厌书院，正如独裁者讨厌思想纷繁始终想统一思想一样。中国古代书院始于唐，兴于宋，在明代攀上巅峰。它的特点是今日大学和论坛的综合体，由当时的著名官绅和学者联合创办，招收有志有才之士来学习。讲师来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敢上台讲，就能上台。
中国古代书院还有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议论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实完全可以说，古代书院就是个政治清谈中心。它最让人呕吐的一点是，各路所谓狗屁的大师、公知们坐在清风徐来的书院里满口喷粪，却从不去做事。他们远离政治，根本没资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没有任何压力地谈论政治。
古代中国是个重视舆论的社会，于是，这群书院的大师、公知的言论就成了一把锋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对待他们，以期望他们能用言论支持自己。
张居正最恨书院，因为他恨那些穷嚼蛆的人。一谈到书院讲学，他就咬牙切齿，对人发泄对书院的极度厌恶：“圣贤用经术垂训后世，国家以经术教育人们，只要踏实地体认儒家经典，就是在做学问。书院那群混账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一无是处。真做学问的人，应将平日所学的经书义理，笃实讲求，躬行实践。只说不做，和废物有何区别？！”
他给朋友周友山写信指责天下所有书院的讲学都是“作伪之乱学”“讲学者全是假好学”。周友山是阳明心学门徒，也是他张居正最敬佩的学者，两人常有书信往来，讲学术讲政治。对于张居正的切齿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张居正痛恨书院讲学的真正原因，自张居正担任首辅推行改革以来，天下书院对他的责难和痛斥就从未停止过。
实际上，纵然没有施观民事件的发生，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对书院讲学批评时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从不议论的；天下无道，公知们才议论纷纷。”
张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废了他们行尸走肉的场所，让他们走出书院自力更生，他们就不议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对方惊骇道：“百姓不议，非是不敢，而是没有可议论的。”
张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谁议就杀谁！”
其实稍懂点事的知识分子就该明白，张居正废天下书院，不仅是私心，还有公心。张居正认为“标榜门户，聚党空谈”会将大批知识分子的精力浪费在门户之争中，妨碍他们探求经邦济世之学，反对“聚党空谈”，有助于培养良好的学风。
或许有人会说，用强制的方式来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带来的结果却是摧毁思想界的生机，使当时中国思想界变得死气沉沉。这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别斗争，权力拥有者除了强制方式外，无其他办法可寻。
那么，被张居正废掉的那群书院公知都是些什么人呢？当时明帝国思想界，思想纷杂，意识形态固然是理学，可公知们乱谈的却是阳明心学。阳明心学自1529年王阳明去世后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种流派，一个流派里又有各种学派，大家都说自己是王阳明的徒子徒孙。可正如张居正所说，当今世上，得王阳明真传者寥寥无几。那些自诩王阳明门徒的人，要么是随心所欲的心学左派，要么是渐渐转入朱熹理学的右派，真正的阳明心学已销声匿迹。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这是阳明心学的灵魂。真正的王阳明信徒是那些拥有自尊无畏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天下苍生而不惜生命，不惧荣辱，奋勇向前。从这点而言，当时的明帝国，除了徐阶、张居正外，再也没人配称是阳明心学的门徒。
张居正是否为王阳明门徒，这是个蠢问题。当时的天下，不归朱（朱熹）则归王（王阳明），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倾向于朱熹或王阳明，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形势比人强。
张居正显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阳明心学，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对阳明心学做过深刻的审思，判定了其存在的价值。他说，自孔圣人死后，人间犹如暗黑长夜，学者们各持己见，各信其说，辩论无度。修身正心、真切笃实之学说再也无人提及，而训诂辞章之习又起。无论是哪个自诩大儒的人都忘记了一件事，圣人之学本是心学，良知之学，只有立定己心、自得于心的学说才是圣人之学。王阳明先生恰好一语道破，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说，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并非是赶时髦，而是纵观了学术发展大势后所做出的清醒选择。
不过他的“皈依”阳明学却是有条件的。本来，阳明心学的终极目的是此心光明，内圣外王。就是说，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如何光明此心，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对人对己真诚无欺，最后则是去事上练。但在致良知的途径中，炼心是重中之重。炼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过静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顿自我。王阳明说安顿自我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的愉悦，如果真这样，那就成了心灵鸡汤，安顿自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心理障碍，面对诽谤和诋毁，不动如山。心学左派认为阳明心学就是心灵鸡汤，着眼于个体的愉悦。而张居正得到的是阳明心学的精髓：炼心就是为了解决人生进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让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苍生的现实运作中去。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阳明死后，真正读懂王阳明的人恐怕只有张居正。
张居正认可阳明心学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身边的很多人都是王阳明门徒，老师徐阶，甚至包括那个被高拱赶走的赵贞吉，还有他的朋友聂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们下面要提到的罗汝芳。
罗汝芳被驱
张居正废书院不是明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两次下旨废天下书院，张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废天下书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废天下书院不必说，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的政治目标是清晰的：统一教育机构，不要又有学校，又有书院。这是有一定政治见解的，这种政治见解贯穿了他的执政始终，罗汝芳就是张居正这一政策的见证者。
罗汝芳，1515年生于阳明心学的圣地江西，1553年中举，和张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说罗汝芳年轻时曾刻苦攻读朱熹理学，无论如何都搞不通，最后病倒在床，家里请了无数名医，都无法使他痊愈。后来他老爹给了他一本《传习录》（注：《传习录》是明代哲学宗师王阳明的论学语录和书信集，是了解阳明心学最经典的入门必读书。），结果他看了几页，马上生龙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阳明学习，只好寻找阳明心学的真正传人，于是他找到了心学左派大佬颜钧。
颜钧见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对阳明心学的认识告诉他：人的天赋道德观念是永生不灭的，人只要发扬这种道德观念就可以了，所以，人们的道德修养根本不必从“去人欲”入手。
罗汝芳听后，欢喜得手舞足蹈，在长期的修行和参悟中，他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心学思想：人的目视、耳听、饮茶、吃饭、早起、夜寐、相对、问答，以至于眼珠的转动、肌肤的痛感，无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现。由于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备了一个肉体的形躯，就有了做圣人的条件，不用学不用虑，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这也就是说，朱熹规定的，甚至是王阳明规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欲”手法实属多余。再向大了说，国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为的一些毫无天理的法律也是多余的，甚至大错特错，应该取消。
罗汝芳在安徽太湖县做县令时，的确做出了一些成绩。张居正曾写信给他说：“您在太湖县‘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罗汝芳啊！”但他话锋一转，“王阳明说信良知后还应该去行，否则就不是致良知。我觉得无论是学问还是为政，都该落到实处。我听说你在太湖县搞无为，上级政府下的条文，你认为不可就不执行，你认为可就下令执行，却从不去检验结果，这是不对的。”
后来，罗汝芳又被调到安徽宁国府做知府。张居正又去信说：“真儒者必须要明白‘体用’，‘体’实际上就是学，行乃学之‘用’，所以学最终必须落实到用上。”
罗汝芳对张居正的教导很不以为然，回信说：“阳明先生也说过这些，无非是知行合一。”
张居正又回信说：“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蕴相当广泛，举凡孝顺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内，而我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处理政务方面。”最后他很委婉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阳明学固然很好，但必须将其落实到从政的实际行动上并见出行政实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张居正所说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阳明知行合一范畴内的，其实还有区别。王阳明当然主张知行合一需在从政上体现，但他是教人和育人并行，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不仅是个行政官员，还要是个老师，不仅要落实政策，还需文化育人。张居正却认为，地方长官只要做好身为长官的职责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并不是长官的事，甚至可以说，对百姓的教育可有可无。因为一个地方长官倘若通过讲学等各种方式，为百姓启蒙，那后果不堪设想。
罗汝芳恰好身兼二职，既是行政长官又是老师。
张居正当国后，罗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职，两人多年不见，显得分外亲密。张居正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
罗汝芳回答：“《大学》和《论语》而已。”
张居正默然，许久又问：“可认真研究国家政策否？”
罗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为讲学做准备，还未来得及研究。”
张居正心里冷笑：什么叫为讲学做准备，这么多年来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讲学，还用准备吗？
两人的谈话虽未不欢而散，但张居正已决心不会重用罗汝芳，然而他毕竟还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东东昌担任知府。三年后，张居正听说罗汝芳在东昌成为儒家高级培训师，气恼之下，再把他调到荒蛮之地的云南，那里政务不繁，百姓愚昧，离政治中心很远，正好发挥他的讲学才能。
罗汝芳很不高兴，在云南待了几年后，讲学成果不错，但影响力不足。他最想讲学的地方是帝国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罗汝芳回京述职，对张居正发出抱怨，说他想回京城。张居正知道他心怀不轨，所以给他画大饼：再在云南待三年，马上把他调回京城。
罗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装就要回云南。可北京知识分子太热情，非要留下他讲课。罗汝芳心里发痒，却碍于张居正的关系，先是婉拒。北京知识分子们非要把他逼上绝路，三番五次来请。罗汝芳终于动心，但有个条件：离京城远一点。
这简直小菜一碟，众人就把他拉到北京远郊门头沟的广慧寺里。罗汝芳一发不可收，连讲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马上传开，张居正得到消息后，暴跳如雷。他说：“罗汝芳在外地讲，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现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讲上了。”
他对朱翊钧说：“按制度，罗汝芳述职完毕就该马上回云南，可他却擅自在广慧寺讲学，应将他革职。”
朱翊钧同意。罗汝芳就这样被革职，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启用。张居正对这位老朋友可谓是翻脸无情，毫无商量可言。这当然缘于罗汝芳讲学的内容。
罗汝芳说：“国家的纲纪法度就是桎梏，应该打碎它，砸烂它。”这显然是在挑战张居正持续不断推出的法令，张居正不可能容忍这种行为。
不许王阳明进孔庙
从对罗汝芳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张居正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另外一个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讲的课程都是如罗汝芳的“国家法度是桎梏”，而张居正恰好在不停地发布这些“桎梏”。
张居正曾简洁明快、一语中的地表明过自己废天下书院、禁止讲学的见解：“我希望今天的学者，应脚踏实地用功，要崇尚本质，以遵守国家法度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没得到鱼之前，不要扔了网；没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御。我不是说前辈的学说不足学，但如果借前辈的学说而阻挠国家法度，绝不可恕！”
在张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品格应是尊老守成而不虚谈。不仅他自己要成为这样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须要这样！
要想熏陶出这样一批循吏，就必须干掉那些满嘴跑火车的公知。张居正不放过任何机会，包括王阳明进孔庙。
张居正当国不久，就有许多心学弟子乱哄哄地吵闹着，要把王阳明放到孔庙里，和孔子并肩而立。在心学弟子们看来，王阳明祖师爷绝对够资格，让一个死人的雕像和同样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义相当重大。如果真把王阳明配进孔庙，那他和他的心学将成为国家的正式旗帜，它能让许多漂泊四方的心学学子们找到指明灯，紧紧团结在一起，整个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于心学势力强大，张居正不能来硬的。他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拖”。每当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时，他就票拟说：“阳明先生入孔庙，天经地义，不过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国各界人士商议。”
拖一段时间后，心学门徒见他毫无动静，又上疏。张居正使用第二个办法：威胁。他说：“阳明先生入孔庙一事，本来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很认真。可就当研讨时，有些人上疏说，现在阳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违背了阳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赝品。”
这些人哭天抢地，张居正板起脸来，说道：“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恐怕连你们阳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还是冷静下来，等没有人指摘阳明先生时，再图之吧。”
半欺骗半威胁之下，王阳明塑像进孔庙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其实张居正和王阳明一样，都注重事功，王阳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无非也是让人建立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而不是做穷嚼蛆的公知。所以张居正虽然认可阳明学，但绝不会用阳明学代替朱熹理学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外在的束缚，全凭很难光明的良知监督，是绝不可能成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