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国家法度必须要有,也必须被遵循!

何心隐之死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永丰人,一生至为传奇。

何家家财万贯,所以何心隐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资聪慧,喜欢经史,所以对经史问题很有真知灼见。同时他怀抱远大,以干一番事业自期,时人皆以之为非等闲之辈。1546年,他中乡试,主考官对他只有四个字评价: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预见何心隐的远大前途,但何心隐把这远大前途掉了个头。他有一颗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泪,眼见当时社会混乱,政坛腐败,所以投入了阳明心学左派的怀抱。

何心隐的心学思想很繁杂,但有其主旨。在他看来,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别管那么多。倘若每个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缚、心无旁骛地致良知,从而达到内圣外王。

这在古代中国简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隐却认为这可以实现。他四处奔波,将自己的思想散播给苍生。因为这种异端思想,他曾饱受牢狱之苦,但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狱后,不改初衷,继续四处讲学。后来居然胆大妄为,跑到京城讲学。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钦佩他。张居正在国子监任职时,耿定向多次向张居正提到何心隐,夸奖他非池中之物,将来有一天必能腾飞。

何心隐名动九州,张居正当然有所闻。张居正是现实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人在没有外力约束的情况下想成为圣人,简直天方夜谭。所以他对何心隐本人不置可否,碍于耿定向的竭力推荐,张居正才答应和这位神龙般的人物见上一面。

张居正同意和何心隐见面,何心隐却不见,因为他很忙,讲学、著书、辩论,忙得四脚朝天。耿定向约了他好多次,终于敲定了二人约会的时间。

约会地点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隐先到,和耿定向谈了一会儿,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学家大都相信预感,所以他跑进后室去闭目养神,顺便思考眼皮跳的缘由。他进去还未坐定,张居正就来了。

耿定向去后室请何心隐,何心隐的眼皮已跳得紧锣密鼓,坚决不见。耿定向死活都劝不出来,只好扫兴地对张居正说何心隐生病了。张居正“哦”了一声,两人谈了一会儿,张居正走了。

耿定向很生气地跑进内室,质问何心隐。何心隐说:“真是奇怪,他一来,我眼皮就跳,不是好兆头啊。”

耿定向哭笑不得,说:“张居正是人中龙凤,你又自诩为人中之龙,你二人见面必能撞出思想的火花,这样大好的机会,为何要错过?”

何心隐很自责,向耿定向这位“媒人”道歉,并发誓说:“下次一定,就算眼皮子跳得七歪八扭都要见。”

耿定向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再约张居正。张居正施施然而来,何心隐早已正襟危坐,像是等待他有生以来最大的敌人。耿定向互相介绍完,两人一言不发,只紧紧盯着对方的眼睛。

耿定向手足无措,很想打破死一般的沉默,但满腹经纶的他此时此刻却找不到任何方法,也只好跟着一言不发。

三人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中午,坐在空气仿佛凝固的书房中,浑身冒汗,静如雕像。

半个时辰后,何心隐终于支持不住,长出一口气,站起来向张居正拱了拱手,转身离开。耿定向发现他后背已被汗水湿透。到了大门口,何心隐神色慌张地对耿定向小声说道:“此妖必为宰相,为宰相后必杀我。虽然我必死在他手,但我还要坚持真理。”

耿定向吃了一惊,何心隐已扬长而去。

回到房间,张居正仍是半个时辰前的坐姿,脸色平静。耿定向小声地问:“如何?”

张居正冷笑:“此妖总想飞,我非让他飞不起来不可。待我做了宰相,必要处置他。”

耿定向又吃了一大惊,他陷入沉思,不知该不该把何心隐的话告诉张居正,也不知该不该把张居正的话告诉何心隐。

两人的会面看似无言,实际是在神交。如果有一天,何心隐不被张居正杀掉,那何心隐会死不瞑目;如果张居正不杀何心隐,张居正也会抱憾一生。

耿定向从张居正这里问不出什么,只好去问何心隐。何心隐琢磨了许久,才慢慢地说道:“严嵩想消灭道学而办不到,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何心隐所谓的道学,不是纯粹的阳明心学,而是后来的左派心学。现成良知,全然不顾外在约束,省掉“省、察、克、治”的心学“事上练”步骤,全凭一腔热血和我行我素改变世界。

在张居正的印象中,心学左派的人总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样上蹿下跳,永不安分,口无遮拦,凭着私心(他们却认为是良知)说三道四,哗众取宠。

张居正对那些心学家何以有这样的印象,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分析一针见血:心学家们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时常向人推销“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获取民心。心学家们大都是聪明至极的人,是出色的实用心理学家,而且阳明心学本身就是让人顿时可以“明心见性”的学说,经过他们些许的努力,就会获得很多人的青睐。尤其重要的是,心学家们永不言败,认准了目标就矢志不移,从没有一时一刻放弃的时候。最后,阳明心学本身就有打破传统、挑战权威的精神,黄宗羲说,这些人随时会把传统和政府尊崇的圣人与礼仪掀翻在地,从不客气,从不愧疚。而心学左派在这方面更是变本加厉,这就难怪张居正极度憎恨和厌恶他们。

当张居正在1579年正月下令废除天下书院时,何心隐七窍生烟,宣称要不择手段把张居正搞掉。

张居正这几年来一直在通缉何心隐,但不知什么原因,何心隐像是被地球吞没了一样,无影无踪。他以为何心隐死在哪片深山老林里了,想不到废除书院的命令一下,何心隐又跳了出来。他大发雷霆,下令各地政府全力缉拿何心隐。

最后,湖广巡抚王之垣福星高照在他的境内活捉了何心隐。王之垣得意扬扬,不忘拍张居正的马屁:“张阁老说你这种人总想飞,想要飞得更高,张阁老还说,非让你飞不起来!”

何心隐冷笑,保持着高贵的心学门徒风度:“没有张居正的命令,你敢杀我?你这个蠢货!”

这正是王之垣的软肋,他被戳得生疼。恼羞成怒下,他抢来一根棍子,死命地殴打何心隐。何心隐一声不吭,对他讥笑。

王之垣打了半天,突然就改变了主意,他决心先从思想上摧毁何心隐。

他对何心隐说:“张阁老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么大的帝国已渐渐步入正轨,你们这群愚昧无知的人非要跳出来四处指摘,你说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何心隐最喜欢的就是辩论,他的伤痛马上消失,振振有词地说:“我祖师爷王阳明说,书院的意义是弥补官学的不足,没有了书院,官学会轰然倒塌!”

王之垣冷笑:“别鬼扯了,千百年来,书院很少,我也没见官学倒掉。”

何心隐借势道:“那正是因为有书院的缘故。书院早在孔夫子时代就有,孔夫子就是书院的创始人。你们废书院,就是数典忘祖……”

王之垣不想扯这些没用的,打断何心隐的话:“你口口声声要让普通百姓觉醒,孔子不是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吗?只要让百姓按命令去做,干吗要让他们明白为何这样做?倘若百姓真明白了统治者为何要这样做,那就会有议论,有争执,命令还怎么被执行?”

何心隐说:“你根本没读懂孔子。孔子的意思是,应该让百姓自由自在地去思想,去发现自己的良知,而不必让你们这群家伙去教导百姓怎么发现良知!”

两人的辩论是驴唇不对马嘴。王之垣发现何心隐油盐不进,只好用最后的招数:“如果你现在是张阁老,为了拯救这个帝国,你该怎么办?”

何心隐不语了,王之垣幸灾乐祸起来:“你们这种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敢说你如果是张阁老,会给百姓解放思想,放任自流吗?”

何心隐憋得脸红脖子粗,用可怕的眼神盯着王之垣。王之垣一招得手,绝不给他反击的机会,继续说道:“在上者,必要统一思想,在下者,必反对统一思想。你们祖师爷如果在今天张阁老的位置上,也会如张阁老那样做的。你承认不承认?”

何心隐狂暴起来:“闭嘴,你给我闭嘴!”

王之垣闭了嘴,狂笑着出了牢门。

几天后,他突然带着一群人,拎着更大的棍子如一阵飓风般涌进了何心隐的牢房,先是狂笑,接着就是乱棍齐下,把何心隐活活打死了。

据说,何心隐死时,仍坚持十几年前的那句话:“凭你是杀不了我的,杀我的是张居正。”

何心隐是张居正当政时代心学左派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被杀,是心学左派销声匿迹的信号。

张居正和天下公知作对,其实就是思想独裁。统一思想在任何出色的政治家眼中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禁止讲学、废天下书院,站在张居正角度,没有错,站在任何政治家的角度,都没有错。

第五章 钱!钱!钱!

朕要钱

苗头往往被人忽略,因为即使苗头的主人也很难注意到它。但星星之火必能燎原,到那时悔之晚矣。所以理学家和心学家们才苦口婆心劝人“研己”(抓住苗头加以认真研究,从而发现其发展趋势和利害关系)。

朱翊钧的金钱欲望苗头早就萌生,只不过他自己未注意,为整个帝国奔波劳苦的张居正自然也没有注意,不是他不能注意到,而是没有精力去注意。

1579年阴历三月,朱翊钧对户部尚书张学颜哭穷,说后宫嫔妃增加了许多,但胭脂钱还是从前的数额,为了每位美女都有胭脂用,他母后以身作则减半。他还对张学颜说:“倘若祖宗法制允许,朕真应该带您去后宫看看,女人都没女人样了。”

张学颜紧张兮兮地问:“为啥?”

朱翊钧长叹说:“素颜的女人哪里叫女人啊?”

张学颜急忙动用脑筋,准备为朱翊钧分忧。朱翊钧不用他分忧,扔给他一道手诏说:“再给我二十万两银子吧。”

张学颜险些一头栽倒,因为今年的宫中支出一百万两已经支付,才过去三个月,就又增加二十万两,这是个极大的难题。张学颜神情恍惚地回到户部,对着账目唉声叹气。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会想到张居正。

阳光温柔,但张学颜满脸是汗地抱着账目和朱翊钧的手诏去见张居正。他把来龙去脉大致一说,张居正的脸色就阴沉起来。张学颜发现苗头不对,急忙说道:“张阁老,这件事应该是我能做的,不该麻烦您,皇上若是知道我来找您,恐怕也会不高兴。”

张居正冷笑:“这样大的事,你还敢不经过我而擅自做主?”

张学颜魂飞魄散,嘴巴已不利落:“不,不,张阁老,这……我的……其实,我是想说,不该来麻烦您,我应该拿出方案来找您,而不是请您出主意。”

张居正乜斜着眼睛,看了看张学颜,说:“你现在就想主意,我听听。”

张学颜后脊发凉,他有办法,但这个办法其实不是办法,或者说,他张学颜不能用这个办法,只能让张居正来用。这个办法就是:拒绝支付。

张居正看他手足无措的样子,不禁起了些怜悯之心。他要张学颜把账本给他,并用一句话解脱了张学颜:“你别管了。”

坐在内阁春天的阳光里,张居正打开了回忆的巨门。三年前,他向朱翊钧讲解节俭之道,朱翊钧听得是那样入迷。两年前,他还是和朱翊钧探讨节俭之道,朱翊钧也是聚精会神,只不过听完后,问了句:“如今国库充盈,没必要再那么节俭吧。”

张居正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的脸色很难看,是故意摆给朱翊钧看的。他的话也不是太顺耳:“皇上,千金之家,纵挥霍无度,也会坐吃山空,何况如今国库远没那么乐观。您应该把节俭当作天理放在心中,把乱花钱当作人欲,尽早克去。”

张居正已不记得朱翊钧当时的表情,不过在那件事后不久,他就知道朱翊钧把他的话当成了耳旁风。1578年他从老家回来后,他就发现朱翊钧在他离开时从户部调拨了三万两白银充入后宫。三万两白银不是大数目,但朱翊钧的动机就不好。为此,张居正特意和朱翊钧聊过这件事,朱翊钧在他讲述金钱来之不易的大道理时不动声色,讲解结束后,才在他锐利的眼光监视下,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记忆的巨门嘎吱嘎吱地合上,张居正看着朱翊钧的手诏和户部的账本,坚定地站起身,走向皇宫。

朱翊钧正迫切地等张学颜,想不到等来了张居正,沮丧全写到了脸上。

张居正并不理会朱翊钧的脸色,自他从老家回来后,朱翊钧的脸总是变幻莫测,他没有心思去揣摩脸背后的心理,他来这里的目标明确,意志坚定:要朱翊钧知道赚钱不易。

张居正深刻感觉到,对于此时的朱翊钧,纯粹说教已起不了大作用,所以他先拿出账本呈给朱翊钧。朱翊钧打开看了半天,他确信朱翊钧已看出大概,才缓缓开口道:“前年(1577年)收入白银435万余两,去年(1578年)却只有358万余两,减少了80余万两。但前年的支出是349万余两,去年的支出是388万余两,上升了40余万两。前年盈余近100万两,去年却超支了30万余两。”

朱翊钧明知故问:“这上升的40余万两都干什么了?”

张居正回答:“宫廷支出是大部头。”

朱翊钧脸红了一下,张居正趁势问道:“我听说您又想从户部支出二十万两?”

“呃,”朱翊钧在龙椅上极不自然,“张先生,您不知道宫廷用度突然多起来,因为人多了嘛。我大婚之后,凭空多了好多人,这您是知道的……”

看到张居正神色平静,朱翊钧说不下去了,只好急转直下道:“既然财政如此窘迫,那我就收回成命,二十万两不要了。”

“这怎么可以!”朱翊钧话音未落,张居正已脱口而出,“皇上金口玉言,说到就要做到。”

这句话让朱翊钧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张先生的意思。”

张居正说道:“皇上已下了手谕要钱,就该把钱拿到手。”

朱翊钧酸酸地回了一句:“张先生给我看了账本,我哪里还有心情要啊。就是我想要,我看张先生的意思也不是想给。”

张居正斩钉截铁:“当然要给,皇上不是黑白不分的人,要钱自有道理。给皇上看账本,只是想告诉皇上,最近几年在我主持下,国库虽丰盈,但家底依然很薄,经不起挥霍浪费。该花的钱自然要花,但挥霍浪费,却绝对不可。”

朱翊钧被这番软中带硬的敬告弄得很尴尬,讪讪地笑了一下,也只好承认:“张先生说得是。”

张先生说得是或不是,不是靠嘴来评定的,还要靠行为。朱翊钧只是口头上认为张居正说得对,但并未付之行动。一个月后,他又要钱了。这次他没有向户部要,而是把手伸向了光禄寺(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羞的机构)。

张居正执政后,光禄寺的财政预算被砍了一大半,每年只有十万两白银。光禄寺官员们一直在叫苦,想不到苦上加苦,他们突然接到朱翊钧的旨意:把你们的十万两白银先挪给我用一用。

光禄寺领导跑来找张居正,垂头丧气地说:“这活没法干了。”

张居正问明事由,思虑了一番,突然臭骂光禄寺领导:“你们没有脑子吗?这点小事,也跑来找我!”

光禄寺领导被骂得如雷轰顶,心想:这还叫小事?那什么才是大事?皇上擅自挪用政府部门的钱,你身为首辅就不管吗?

可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这么说,面上还是得毕恭毕敬地听着张居正的责骂,然后又毕恭毕敬地被张居正赶了出去。

光禄寺领导一走,张居正沉重地坐回到椅子上,刚才有点过于激动,他连自己什么时候站起来的,都没有了印象。他的火气不是针对光禄寺领导,而是朱翊钧:看来上次精神和物质上的感化,毫无效果。他稳定了情绪,整理了衣冠,大踏步地走出内阁,奔向皇宫。

朱翊钧急忙跑出来见他的张先生。他的张先生脸色不太好看,最近这段时间,他时常发现张先生总摆出一副臭脸,不知是摆给谁看。

张居正这次没有废话,而是直奔主题:“皇上又要钱做什么?”

朱翊钧急忙说道:“这次的钱可不是我要的,是两宫太后要赏赐众人,没有现钱,所以先从光禄寺挪用,母后说这笔钱很快就会还上。”

张居正马上意识到这事有点麻烦。李太后要钱和朱翊钧要钱是两个概念,张居正觉得,朱翊钧还小,有时候自制力差,要钱只是胡要,经过坚定的劝说,还可改正,可李太后是大人,心里有主意,她要钱,那就是说一不二的事了。

这是李太后第一次要钱,张居正绝不可以阻止。他在心里暗下决心,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但不能这样就让皇上把钱轻易地拿走,有些话必须说清楚。

于是他说:“财赋有限,费用无穷。一旦库藏空虚,发生灾荒、战争,就难以应付了。”

朱翊钧知道钱到手了,乐不可支地点头。张居正心里叹了口气,说完他最后想说的话:“希望皇上以后力加节俭,若再和政府要钱,臣等可就不敢奉诏了。”

朱翊钧的脸变了,不是苍白,而是可怕的苍白,眼芒辛辣地射向张居正。正在叩头谢恩的张居正没有看到,更没有感觉到。

当张居正在内阁和张四维谈起这件事时,张四维打了个寒战:“张阁老,你这话说得有点重啊。”

张居正茫然若失地看着张四维。张四维欲言又止,最终还是说了出来:“毕竟是皇上,而且年龄也不小了,道理上四海财富都是皇上的,您怎么敢说以后不敢奉诏呢!”

这对别人而言,无疑是一道霹雳,可张居正只是一笑:“财政的确不容乐观,我也是实话实说。”

张四维追问了一句:“以后皇上要钱,您真敢不奉诏?”

“敢!”张居正看了神经兮兮的张四维一眼,又补充道,“良心上过得去,就不会前怕狼后怕虎!”接着把目光投向远方,自言自语道,“人最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良心,违背良心做事,才可怕。”

朱翊钧总要钱是否算违背良心,张居正心知肚明。宫廷是需要钱,因为用了太多的人。有些人就是摆设,为了皇帝的威风,这些人在张居正看来是不必用的。李太后要赏赐宫人和外面的和尚,这也是没事找事,用钱打水漂。但在朱翊钧和李太后看来,这些钱该花。所以说,良心这东西,一人一个标准,你用你的良心标准去衡量一个人,认为他十恶不赦,而他本人还感觉自己是圣人。

朱翊钧虽没有感觉自己是圣人,但绝对不认为自己毫无良心,挥霍本应该用在国家建设上的、张居正用汗水换来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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