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1580年闰四月两广总督刘尧诲送来的报捷信。刘尧诲是凌云翼之后最有名气的两广总督，他上任不久，就碰到广西八寨壮族人叛乱。八寨在广西桂林、平乐两府，本是壮人群居的场所，多年前，王阳明曾到这里剿匪，凭借知行合一的威力而事半功倍。凌云翼在时，八寨就涌动着叛乱的暗流，这股暗流终于在1579年冲出地面，飞上天空。刘尧诲向张居正请教，张居正的观点和从前一样：务必诛杀殆尽！
刘尧诲举起屠刀，八寨血流成河。张居正看到捷报书，心情振奋，私人答复刘尧诲说：“你手法干净利落，可谓深得知行合一之旨。凡和政府作对以及要脱离政府而去的，都应以铁血手腕惩治，不可心存侥幸，认为他们还有良知。教化固能拯救人心，却是年深日久的事。你们身为一方之长官的人，要切记我的话。”
这件事如果是良性提神药，下面的事就是恶性的。
张居正执政九年以来，对其不满的呼声始终未曾绝迹。他从病假中到内阁不久，就有南京兵部官员赵世卿上疏朱翊钧，请朱翊钧废除驿递新规，缓行考成法等五件事，事事针对张居正的路线方针。最后赵阁下还提出广开言路，让那群穷嚼蛆的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议论朝政。
张居正的愤怒可想而知，他觉得这些人如同蟑螂，永无灭绝之日。他纵然手眼通天，也只能举着鞋底，见一个拍一个。
赵世卿的上疏在朱翊钧心中引起了沸腾，他和张居正谈到这件事时，突然说了破天荒的一句话：“赵世卿这厮说的话恐怕也有点道理。”
张居正脸色瞬间大变，几乎不假思索地追问了一句：“有何道理？！”
朱翊钧顿觉泰山压顶，呆愣如木鸡，半天都缓不过神来。张居正也发现了自己的唐突，慌忙语气柔和：“皇上英明，这等搬弄口舌，不知在位者辛苦的小人，他的话哪里会有道理可言呢？”
朱翊钧紧张地频频点头。几天后，赵世卿被调入某王府任职，这是个严重的处分，因为王府官员极不易升调，一入王府，仕途就注定了。
实际上，张居正主政后的种种措施，都建立在执行力上。执行力异常强大，说到就做，甚至先做再说，这都是张居正主政期间政府的一个特征。执行力强固然有好处，却也有坏处，人人都急促，人人都忙得忘乎所以，人人都神经紧绷。1580年八月，张居正收到亲家刘一儒的信，这是一封议论朝政的信，平心静气，发自良知：
我听说，欲建立事功的人必须要精明，但要培养良好体制，必须要浑厚。自您当了大明帝国的家之后，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政府官员尽心尽力，效率奇高。我以为，事功您是建立了，但您制定的各项法律实在严苛，考成法执行起来太不近人情。既然现在政府已走上正轨，从前的一些苛刻规定是否能撤销？不然，大部分官员都活在惶恐中，恐怕有失浑厚。不培养元气，就养不了敦浑之体，将来弊必大于利。
这不是刘一儒闲扯淡，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刘一儒的话可谓洞见本体。中国传统政治讲松弛之道，而以柔和为主，不主张刚健治国。所以，以铁血手腕改革的商鞅被人唾骂，以严苛法律治国的秦始皇被人诟病。
张居正的整顿吏治，实际上是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加强版。一个人良知不被遮蔽，知道了就必会去行。但张居正认为所有官员的良知都被遮蔽了，只知不行，所以他把“知”作为命令，我的命令就是你的“知”，命令一下，你必须去行。你不必在我的命令上致良知，不要想是对是错，按照命令去行就是对的。这固然能大大提高效率，然而他的很多命令被许多人当成是外物，也就是不能自得于心的东西，这就导致执行命令的人心不甘情不愿。忍受严刑峻法的逼迫只好去行，可一旦张居正去世，严刑峻法消失，这些人会马上恢复本心，不再去行。
刘一儒的担心正在于此：看似每个人都兢兢业业，实际上是受心外的法律压制，法律消失时，就是他们的强烈反弹之日。到那时，张居正规划的一切都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道理人人会讲，张居正也有他的道理：乱世用重典，急病用猛药。面对滥局面，必须要以雷霆之力迅速摆正它，其他一切方法都是空谈。如果他真的听从刘一儒的意见，改弦易辙，必能收回大部分人的心，但他不可能听从，因为他是张居正。他从坐上首辅的椅子那天起，就深刻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知行合一，如何去知行合一。这么多年来，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原因只有一个：他认为自己是在致良知。
也许，正是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张居正才大踏步走到今天。在他看来，只有艰难险阻才是实学，人只有在障碍中才能学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能锻造强大的心力。碌碌无为，永不可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孙海、客用事件
最初，张居正的障碍是些别有用心的官员，1579年则是想钱想疯了的朱翊钧，到了1580年后，张居正发现，朱翊钧已不仅是障碍，而早已是一颗定时炸弹。
国家有张居正，朱翊钧不必为政事烦忧。对于十六七的年轻人，无事可做，充沛的精力只好浪费到玩乐上。年纪小时自有年纪小的玩法，年纪稍大也有成熟的玩法。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不知从何时起，朱翊钧迷恋上了各种娱乐活动。
1580年最后一个月，朱翊钧和他的太监玩伴孙海、客用常到西城玩耍。喝酒是难免的，但朱翊钧很少喝得人事不省，所以喝酒之后总有别的娱乐。某天，他突然起了雅兴，要侍立一旁的小内监唱小曲。小内监按冯保的命令只管站着，唱小曲不是他的工作内容，所以他不唱。
朱翊钧劝了半天，小内监就是不为所动。朱翊钧暴跳如雷，抽出身边孙海的佩刀，直奔小内监。小内监吓得瘫软在地，直叫“冯公公”。
不叫还不打紧，这一叫，朱翊钧更是怒火中烧，小内监竟然用冯保来压他，于是上去就是一刀。由于大醉，没有准头，小内监只受了皮肉伤。孙海等人一见要出人命，慌忙上前拉住朱翊钧。朱翊钧余怒未消，吩咐孙海等人把小内监狠狠地踢了一顿。小内监被踢得奄奄一息，朱翊钧还不罢休，割了小内监的头发，权当斩脑袋。
胡闹完毕，朱翊钧醉醺醺地回宫，昏昏睡去。天明十分，在宿醉中他被人叫醒，正是孙海与客用二人。二人脸色煞白，神情紧张地告诉他：“太后要见您。”
朱翊钧惊得翻身而起，问道：“可知何事？”
孙海说：“那个小内监把昨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冯公公，大概正是此事。”
客用帮腔说：“据说冯公公也发了火。”
朱翊钧腾地站到地上：“冯保有什么资格发火，岂有此理！”
冯保不是他所怕的，他最怕的是冯保在他母亲面前告状。他犹豫焦虑起来，孙海与客用催促他：“皇上，还是赶紧去吧。去晚了，李太后更生气。”
朱翊钧胆战心惊地来到李太后宫里。李太后脸色铁青，像是涂了一层铅，一见朱翊钧便大喝道：“跪下。”
朱翊钧身不由己地扑通一声，跪到地上。李太后拍案而起，声音尖利：“你知道你的罪过吗？”
朱翊钧不敢回话，浑身如筛糠。李太后开始一五一十地数落他的罪过，越数落越生气，最后居然掉下眼泪。朱翊钧也是哭得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李太后擦去眼泪，冷冰冰地问朱翊钧：“你知错吗？”
朱翊钧叩头如捣蒜说：“儿知错了。”
这情景连站在一旁的冯保都于心不忍。李太后见到儿子的狼狈相，叹息一声，要朱翊钧站起来，去书橱上找来《汉书》，让他翻到第六十八卷。朱翊钧轻声念出口：“霍光传。”
“读！”李太后口气威严。
朱翊钧开始读，当读到“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时，眼泪再度流下，这眼泪半是恐惧半是委屈。霍光废昌邑王乃中国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朱翊钧当然读出了其中意思。他明白，现在的霍光就是张居正，他母亲看上去就是张居正的帮凶，还有那个冯保，则是张居正的内线。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冯保的监视，冯保知道了，李太后就知道了，张居正更知道了。
他没有读完霍光传，双腿一软跪到地上。李太后声色俱厉：“不是只有你才能当皇帝！”
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朱翊钧魂不附体，恐惧得一言不发。李太后吩咐：“去请张先生来，看看我大明朝的这个皇帝，还留不留！”
张居正早就得到朱翊钧痛殴小内监的消息，他也知道李太后会过问，但没有想到问题会这样严重。连他都认为李太后有些小题大做，他对李太后说：“皇上固然有错，只是道德瑕疵，没有到废立的地步。”
李太后余怒未消：“张先生不必维护他，他现在就如此，将来真的亲政了，还不毁了大明朝！”
张居正望了一眼跪在身旁的如同被主人狠揍的死狗似的朱翊钧：“皇上本性不坏，只是一时糊涂，要他痛改前非就好。”
李太后追问：“他还能改吗？”
“能！”张居正说完，用眼神示意跪在地上的狼狈不堪的朱翊钧。朱翊钧倒很机灵，叩头向李太后哭诉，他一定痛改。
李太后态度缓和下来，说：“既然要改，那就让天下臣民皆知。张先生，你帮皇上写两道罪己手诏，一份给内廷，一份给内阁。”张居正遵旨。
说是帮皇上，其实张居正根本就未和朱翊钧商量一句。他回到内阁，不假思索，铺开纸张，以朱翊钧的口吻先写给内廷：“孙海、客用凡事引诱朕，无所不为，贬到南京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去当菜农。你们司礼监的所有人既受朝廷爵禄，朕偶尔昏迷，犯下错误，你们就该劝谏朕，可你们却图朕一时欢愉，尽情放纵朕，真是该死！今后如果还有奸邪小人引诱朕，你们司礼监任何人都要举报，并发外廷知道。”朱翊钧看了这道罪己手诏，咀嚼着无声的怨恨同意。
再看发给内阁的那道：“孙海、客用已被朕发配南京。先生和诸位大臣既为辅臣，见朕犯错怎能坐视不管？先生既知此事就该谏朕，让朕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先生也就成了尧舜的臣子。从今而后，无论朕在宫中有何过失，先生都要劝谏，不可姑息朕！”这就是授人以柄，朱翊钧的屈辱怨恨可想而知。
朱翊钧愤怒悲伤，冯保却欢欣起来。他对张居正说：“司礼监最近有几个混账，总和我过不去，趁此良机，张先生帮我把他们一并除了吧。”
这是顺水人情，张居正很乐意做。在他眼中，内监就没有几个好人，除一个是一个。于是，朱翊钧又收到张居正的奏疏。张居正说：“司礼监太监孙德秀、温泰，兵仗局掌印周海都有引诱您的潜力，所以都应被惩处。”
朱翊钧看着这道奏疏，咬牙切齿，但也只能同意。恨一个人，很多时候并非是此人做了多么伤天害理的事，而只是因为他伤到了自己的自尊。孙海、客用事件是朱翊钧和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一次斗争，结果他惨败。这种羞辱始终埋在心底，直到几年后才被他以复仇形式释放。
张居正却丝毫未察觉朱翊钧的心理，他忧心忡忡，决定趁这件事再做文章，把朱翊钧牢牢固定在准圣君的轨道上。
但在1580年时，张居正再想这样做已有相当的难度。朱翊钧已从之前的唯唯诺诺变成了有主见的君主，这就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非经强大力量，不可能回到正轨一样。
但张居正的力量已经用尽，确切地说，他仍是新瓶装旧酒。他把当初的《帝鉴图说》思路重新拿出，把历朝历代的宝训、实录集结成册，向朱翊钧承上了一本《谟训类编》。他对朱翊钧语重心长地说：“希望皇上能以史为鉴，念念警惕，事事遵成宪。在深宫中的心就应该是上朝理政时的心，在朝理政时的心就应该是在深宫中的心；静时的心就应该是动时的心，动时的心就应该是静时的心。”
这就叫知行合一，朱翊钧不是不懂，而是懂得太多。他对张居正说：“古人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比如孔子，说为政要仁，可他一掌握政权，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了少正卯，这是知行合一吗？这简直是虚伪得要命！”
换作任何一位大儒，都会对朱翊钧这种看法惊愕失措。但张居正不是腐儒，他懂得变通，心中的偶像只有自己的良心。他对朱翊钧说：“孔子纵然是圣人，心中也有私欲。他做错的事，我们不要重蹈；他做对的事，我们要借鉴。不必论他的是非，只要我们自己心中有个是非。”
这种话，朱翊钧只是一听，他也并不认为孔子冤杀少正卯是错的，他只是看不惯张居正总喜欢用文化育人，想要给张居正难堪罢了。
君臣二人已经离心，二人的心思已无法走到一起。那么出事，便是迟早的了。
第七章 结局
与皇室矛盾升温
1581年春，朱翊钧冷不防地再度提出外戚恩荫的问题，张居正很是郁闷。外戚恩荫的问题，早在两年前朱翊钧岳父封伯时就已解决，此时又被朱翊钧提出，张居正无法明白这位皇帝小儿的心思。
朱翊钧这次提出，要把岳父王伟的弟弟王俊加恩授职。张居正和张四维、申时行商议，商议了大半天，张居正觉得精力不济，索性就做了心中早想好的主张：授王俊锦衣卫千户。
可这道票拟才进宫没多久，朱翊钧的手诏又到了。张居正被从疲惫的梦中惊醒，闻听朱翊钧的手诏：“正德年间，皇亲夏助等人，都授锦衣卫指挥使等官世袭，今为何止授王俊千户？又无世袭字样？”
显然，这是极度不满下的诘问。张居正只好亲自去见朱翊钧，向他解释。
张居正说：“对非有军功的皇亲不封爵，不世袭，这是两年前制定的规矩。当时皇上也是同意的，怎么如今要自坏规矩呢？”
这话有些不敬，朱翊钧的火气冒上来：“张先生，您总说不违祖制，可不世袭就违背了武宗皇帝时的制度，这是违背祖制啊。”
这话充满了指责的火药味。张居正不管他，说：“皇上有仁慈之心，加恩外戚，做臣子的当然要照做。”
朱翊钧想不到事情如此顺利，竟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他坐稳了，试探地问：“当真？”
张居正说：“当然！”
“那就拟旨吧。”
很快，张居正的票拟来了：“授王俊锦衣卫指挥使。”
朱翊钧跳起来，抖着张居正的票拟，向身边的太监们咆哮：“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张居正又来了，朱翊钧像是复读机：“世袭呢？世袭两个字呢？！”
“锦衣卫指挥使已是最高荣誉，倘若再加世袭二字，恐怕和祖制违背。”这是张居正不紧不慢的回答，他越是这样气定神闲，朱翊钧就越生气。
“祖制？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武宗在位时，外戚的职位就是世袭的。”
张居正仍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皇上明鉴，祖制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武宗皇帝在位时，奸贼小人太多，导致政体紊乱。世宗皇帝继位后，将一切弊政全部改正，复我祖宗之旧，这才是我们要遵守的祖制。武宗一朝是改变了祖制，我们绝不能将错就错，违反祖制。”
朱翊钧气得七窍生烟：“张先生为何在升王俊为锦衣卫指挥使之前不说，这个时候又说？”
张居正最近感到朱翊钧的脾气越来越大，其实可以换一种说法，朱翊钧要摆脱束缚的心越来越强！
朱翊钧的问题正中张居正的计策，他说：“臣认为皇上聪明睿智，正大无私，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的利害。官职是公家之物，不可轻易授人。尤其是世袭，和浪费金银没有区别。我常和皇上讲，浪费可耻，节俭光荣，原因正在此。皇上现在醒悟，也为时不晚。”
朱翊钧愕然，显然，张居正把他轻而易举地绕了进去。在这种时候，他不可能再毫无廉耻地纠缠“世袭”那两个字了。
如你所知，朱翊钧不可能心服口服。张居正的话语中毫无诚意，全是诡辩，所以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恨就更加浓重。
除了朱翊钧之外，张居正又和李太后的信仰发生了矛盾。李太后多年来信仰佛教。普通老太太信仰佛教，无非是买个廉价佛珠，每日数珠罢了。但李太后有权有钱，所以信仰起来就非比寻常。1581年夏初，李太后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要内阁票拟。张居正和张四维抱怨说：“李太后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这么多年，咱们披肝沥胆，星夜奔驰，才积攒了这么点钱，都被她拿去建寺庙了。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施舍，要是做看得见的功德，不但向和尚的寺庙里捐钱，还给普通百姓捐款，这是张居正可以容忍的，但建各种毫无必要的寺庙，张居正却很有意见。
他如数家珍道：“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这些寺庙有何用？无非是怂恿更多的懒惰之人看到不劳而获的希望，进寺庙出家而已。”
这是宗教问题，张居正堂堂大言，一语道破，让张四维和申时行很是钦佩。钦佩是钦佩，申时行却说出问题的关键：“那大宝塔寺的问题……”
张居正沉思起来，他想起万历元年的一件事。当时李太后对朱翊钧说要建涿州胡马河、巨马河两条大桥。朱翊钧对张居正说了这件事，张居正立即反对说：“皇上继位之初，应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而且耗钱，恐怕有关部门不会办理。”
朱翊钧若有所思。几天后，他对张居正说：“母后说了，一切花销都由母后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
“好极！”张居正叩头说。
每想到这件事，张居正就极为欣慰。他不反对做功德，但特别厌恶用百姓的钱做功德。可李太后的识大体也只这一回，而且李太后也并未识到底，还是从国库挪用了五万两银子。
万历二年正月，两座桥完成，李太后一算账，居然花掉了七万两白银，这使她吃了一惊。所以在涿州建碧霞元君庙时，她还是向政府张了口。
张居正对当时的工部尚书朱衡说：“国家建筑方面，你是负责人，你怎么看？”
朱衡气鼓鼓的：“这怎么能是国家建筑？”
张居正笑了笑：“是不是国家建筑，你跟我说不着。”
朱衡眼珠转动，恍然大悟，这种事应该和皇上去说。于是他上疏请停工，但毫无效果。张居正琢磨了半天，竟然同意，把朱衡气个半死。
当时的张居正自有他的算盘，他要取得李太后的支持，另外，他希望李太后能感恩，适可而止。想不到，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做功德也不例外。
大脑里翻滚了许久，张居正才回到现实。他站起来对两位阁臣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要阻止李太后。”
可怎么阻止？现在连朱翊钧都不太听他的了，李太后又如何肯听？
张居正一生的智慧似乎已用尽，想了两天，也想不出好办法，只能上疏请求李太后看在民生艰苦上，停止她的那些“功德”。
毫无动静。
五台山已动工，工地上尘土飞扬、热火朝天。
张居正无声无息地叹气，整个身影被北京血一样的黄昏罩起，密不透风。他感觉到呼吸的衰竭和肺部火烧火燎的痛。
最后的交流
1581年四月下旬，江苏、安徽等地发生水灾，很多百姓无衣无食，起来造反。张居正拿着南京方面的奏疏来见朱翊钧。朱翊钧看了奏疏，问道：“这淮安府、凤阳府每年都有灾情，怎么回事？”
“这两处地方从来都多荒少熟，元末之乱就起于此。”张居正的回答中规中矩。
朱翊钧“哦”了一声，忽然问道：“天灾人祸，恐怕也有人为因素吧？”
张居正很高兴：“皇上英明，当地政府官员不作为，也是天灾无限扩大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