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越再问：带兵的是谁？
答：牙将某某。
李日越叹了一口气说：那我投降吧！
投降在李光弼的意料之中。头天晚上他离开时，就曾交代领兵的牙将：明天，史思明手下定有一员猛将来袭。如果来了，你们不要出战。如果投降，带他来见我。
没想到，李日越还真的降了。
更没想到的是，史思明的另一员猛将也来投降。
于是大家说：请问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李光弼说：人之常情罢了。史思明听说我在城外，一定会派人来。李日越抓不到我，一定不敢回去。另外那员猛将听说他在我这里受到款待和重用，当然要跟着投降。[63]
这可真是用兵如神。
也难怪，郭子仪受命之日，就推荐了李光弼。
实际上，洛阳沦陷以后，唐玄宗之所以还能在长安苟延残喘半年，原因之一就在郭子仪和李光弼。尤其是当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嘉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会战，两人携手并肩大破叛军，斩首四万，史思明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狼狈不堪夺路而逃，河北沦陷各郡纷纷起义归顺大唐。[64]
不难想象，这时，如果唐玄宗不听杨国忠的怂恿，而是接受三位大将的建议，让哥舒翰坚守潼关，派郭子仪和李光弼进攻范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遗憾呀，遗憾！
现在，皇帝变成了肃宗，不会出问题了吧？
不，继续遗憾，因为没听李泌的。
李泌也是神奇人物，据说七岁时就被玄宗赏识。当时皇帝正在下围棋，宰相张说拿起一粒棋子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而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呵呵，更高明！
也就在这时，还是忠王的肃宗跟李泌成了朋友。册封皇太子以后，更是尊李泌为先生。他们在东宫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对于李林甫的打压都有切肤之痛。但是，当已经登基为帝的肃宗要将李林甫挫骨扬灰时，李泌却不同意。
皇帝问：过去的事，先生难道忘了？
李泌说：当然没有，但是太上皇还在成都。太上皇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如果听说陛下在翻旧账，不知道心里面会怎么想。那时，只怕陛下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
肃宗大惊失色。他抱着李泌的脖子哭道：朕错了，朕考虑不周。如果不是先生，差点不能成为孝子。但，朕之大孝至德，莫过于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解万民于倒悬，迎父皇回长安。那么，依先生之见，逆贼何日可平？
李泌答：两年。
肃宗问：为什么？
李泌说：贼心如此。臣早就发现，逆贼但有斩获，总是全部运回范阳。这就是苟且之贼，岂能拥有中国？可见不足为虑。但，王者之师，讲究的是“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这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
具体的设想倒也简单：由李光弼、郭子仪和皇帝自己各率一军，从河北、河东和扶风交替出击，让敌人疲劳奔命于千里，不战而溃。待来年开春，便命西北各军与李光弼联手直取范阳，覆其巢穴。逆贼退无所归，留不心安，势必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届时，我军四面围歼，可以灭此朝食。
显然，这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方案，肃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原因也很简单：他太想收复长安和洛阳，根本等不到两年之后，也不认为范阳有多重要。[65]
◎安史之乱大事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二月 洛阳沦陷，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756 至德元载 正月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六月 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
唐玄宗出逃，马嵬坡事变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手
安禄山军进入长安
七月 李亨在灵武即位
757 至德二载 正月 安庆绪杀安禄山，即皇帝位 九月 郭子仪与回纥联手收复长安
十月 收复洛阳
759 乾元二年 四月 史思明在范阳称帝
九月 史思明占领洛阳
761 上元二年 三月 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皇帝位 762 宝应元年 四月 玄宗、肃宗崩，代宗即位 十月 唐与回纥联手收复洛阳
763 广德元年 正月 史朝义自杀
闰正月 回纥大军回国，安史之乱平
不听李泌之计的结果如前表所示，长安和洛阳虽然如愿收复，战争却又延续了五年，洛阳也再次沦陷。而且，安史之乱的最终平息，还要拜叛乱集团的内讧所赐：先是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杀，后是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斩首，然后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绞死，最后是史朝义自杀。
如果他们团结一心呢？
难讲。
可怜大唐人民，却得为两任皇帝的错误决策埋单。宝应元年（762）十月，帝国第二次收复洛阳。由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并有过协议，回纥兵进城以后便疯狂掠夺，大火竟累旬不灭，残暴程度不亚于“叛匪”。政府军也以河南地区是“贼境”为由，所到之处一路掳掠，时间长达三月之久，肆虐程度也不亚于“同盟军”。洛阳城的建筑物全被毁坏，士农工商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能以纸为衣。[66]
这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为国本。洛阳民众的苦难，其实暗示着帝国的未来将命运多舛，只不过当局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个文明在溃烂中沉沦。
[57]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
[58]令公一词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注。
[59]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十月条。
[60]见《旧唐书·郭子仪传》。
[61]见《新唐书·李光弼传》。
[62]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63]见《旧唐书·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十月条。两书所记时间不同。
[64]见两《唐书》之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及胡三省注。
[65]见《新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十二月条。按，李泌论李林甫事与提出平叛方略，《资治通鉴》分别系于至德元载七月和十二月。但《新唐书》记载肃宗“抱泌颈以泣”之后有“因从容问破贼期”一句，则应是同时。本书所述肃宗语，亦糅入了李倓论孝的观点，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6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7]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8]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9]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