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蜀国末期，后主的亲政与宦官黄皓的专横，使本已每况愈下的朝政雪上加霜。大凡王朝到了行将灭亡的末期，均会出现宦官干政，以及随之而生的暴政苛役、廷臣内斗、骄奢淫逸等现象。蜀国行将崩溃的末期，自然无法超脱其外。
而最为削弱蜀国战力的，乃是蜀中学者思想的分裂。尽管孔明制定了通过三国鼎立走向一统天下的国策，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此丝毫不感兴趣，生发出一种代表了一股厌战、反战的思潮。
杜琼等人阖门自守，假冒清高，却搬弄《春秋谶》中的词句肆无忌惮地放言：“代汉者，当涂高也。”
因为“当涂高”乃“当道高台”之意，而“魏”字亦可解释为“高台”，故杜琼引用此语，实际是在宣扬“取代汉朝者，必为魏国”。杜琼虽食蜀国俸禄，却公然以此等谶言蛊惑人心，可见当时蜀中思潮之一斑。
而学府中还有人在散布更为耸人听闻的言论：“先帝名备。备者，准备之意也。后主讳禅。禅者，禅让之意也。由此看来，后主只做得禅让之君，刘氏帝业不会长久，后日定准备禅让与他人。”
蜀国养了如此一批学者，其实早已病入膏肓，注定了最后覆亡的命运，只不过这种病症平时隐于体内未被发觉罢了。
却说后主投降魏国之后，被迁至魏都洛阳，后被封为安乐公，度过了平凡的一生。蜀国旧臣也转而投魏，均被魏国委以官职，开始心甘情愿地侍奉魏帝。
当时有一魏人同情后主的境遇，特意造访他的府第，试探道：“您来魏之后，日常可有不便之处？想必有时睹物思情，也会想起昔日蜀中岁月，难免感伤悲叹吧？”
哪知庸碌的后主欣然答道：“哪里！哪里！魏国四时气候宜人，每日佳肴美味，我在这里早已乐不思蜀了。”
不思故土若是一种大彻大悟的淡泊无求，倒也令人肃然起敬，但后主的乐不思蜀是贪图物欲的本性流露，只能令人感到可悲可叹了。
魏国直至孔明死后才终于能够高枕无忧。
不知不觉之中，朝野上下忘却了连年的外患，到处洋溢着安逸和乐的气氛，天下太平逐渐助长了奢华享乐之风。这种征兆发端于魏国上层，洛阳率先以魏帝的名义大兴土木，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除了这些大殿、高阁之外，魏国又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资财，兴建了崇华殿、青霄阁、凤凰楼、九龙池等林泉、宫苑，据说为此动用的天下工匠有三万余人，人夫更达三十万之众，这自然是不折不扣地滥用国帑。
曹睿这样的明君为何也会堕入大肆挥霍的浊流？这或许应该归咎于他向人性弱点的回归，抑或解释为文化的自然循环。
这些新建殿堂楼阁的雕梁之美，华栋之妍，壁瓦之灿，金砖之丽，无不使人眼花缭乱。其豪奢雄伟，更是无法比拟。然而奢华的背面，社会底层正在传出人夫疲惫的喘息，街头巷尾也在蔓延着市民埋怨的阴霾。尽管如此，魏帝犹嫌不足，他催促官吏修缮芳林阁，诏令各地上送巨大石木建材，征用耕牛运输土方石瓦，无止境地滥用百姓血汗。
虽有公卿向他进谏：“即使武皇帝（曹操），当年也不曾如此奢华无度，役民不止。”但魏帝丝毫不予理会，有人不断劝谏，反被他问罪斩首。
既然上有所好，臣子之中自然也就不乏阿谀奉承之人。
“人若能取日精月华之气，便可永葆年轻，长生不老。现在可遣人于长安宫中建柏梁台，台上立一铜人，手捧承露盘，每日三更时分，接储北斗所降沆瀣之水，其名曰天浆，又曰甘露。取此露水混以美玉之屑，每天清晨调和服之，陛下寿龄便可延长百载，亦可保持少年之颜泽。”
魏帝变得益加喜好此种荒诞言论，其前途如何，不言自明。
魏国的运势依然昌盛，或许是得益于谋士良臣众多。自曹操以来，魏国就始终人才济济，民富国强。
司马懿此时已是魏国元勋之首，司马氏家族自然也随之显赫无比。他于延熙十四年，亦即魏国之嘉平三年谢世，魏廷以大礼对其进行国葬厚祭，遗职与勋爵之位由其子司马师继承。然而未过多久，司马师也相继亡故，其弟司马昭又继续承袭爵位职务。司马昭不仅就任大将军，权倾一时，威震四海，还获封晋王九锡，其势力直追魏帝。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继承爵位，魏国此时已进入魏元帝时代。司马炎终于迫使魏元帝退位，自己称帝，创立了新王朝，他便是晋朝的武帝。
魏国自曹操以来历经五世四十六年之后，终于灭亡。事实上，魏国只比蜀国多存在了三年。
晋取代魏之后，之所以未立即吞并吴国，是因为一时对其还无从下手。当时孙权虽然已经去世，但在继位的孙皓实行苛政引起南方各地暴动之前，建业城中仍有诸多善谋忠勇的群臣健在，吴国尚可凭借长江天堑与江东丰饶之地与晋抗衡。
但吴国一俟开始溃败，也如同长江流水一般迅疾。由于孙皓十余年的残酷暴政，吴国四世五十二年的基业在其手中毁于一旦。
水陆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南挺进，望不到头的人马举着无数旌旗，旌旗上书写着一个新的国名——晋。
曾经三国鼎立的天下，终于统一为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