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皇上这时的目标，已不在这里，而集中在那些地方大吏身上了。可谓是威也使足，强也争足。
9．南巡风波，彭家屏案
乾隆二十二年初春，经历了头年特大水灾的河南、山东、江苏三省毗邻地区一片凄凉景象。然而地方官却无暇顾及赈恤灾民，原因是皇上南巡的车驾即将过境，诸多的迎驾准备工作已经把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豫西一带民情汹汹，有些侠肠义胆的人开始暗中串联，准备当皇上过境之际遮道叩阍。不少乡绅也对州县官吏颇有怨言，希望皇上能了解实情。一月下旬，河南在籍布政使、夏邑县人彭家屏前往山东接驾。恰逢皇上垂询地方情形，彭就原原本本讲了豫西夏邑、商丘、虞城、永城四县去秋大雨成灾，而以夏邑独重；其间巡抚图勒炳阿讳灾不报，实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情况。
听了彭家屏的陈奏，皇上心中不快。也许他对臣下揭露太平盛世的缺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特别是彭家屏，身为本地缙绅，有心邀誉乡里，更难免言之过甚。可畏的是，皇上对他本来就没好印象。认为他乃李卫门下一走狗，性情阴鸷，恩怨最为分明。从前每当奏对时，于鄂尔泰、鄂容安，无不极力诋毁，因此深薄其人。
乾隆十六年头次南巡途中，河南巡抚鄂容安奏，绅衿中有倚势抗粮恶习，彭家屏、李肖筠两姓即欠至七千余两之多。二人系藩臬大员，乃妄行逋赋累累，著交部严加议处，所欠积年正供之数，加罚十倍，勒限严追。（47）乾隆二十年，皇帝曾召彭家屏来京面询政事，遗缺江苏布政使派别人顶补，彭“心怀觖望。托病旷官”，返回故乡夏邑养老去了。
这一次彭家屏告发巡抚匿灾，就不免有地方缙绅干预公事之嫌。过了两天，河南巡抚图勒炳阿赴行在朝见，矢口否认夏邑等县去秋成灾。皇上让其带同彭家屏前往豫西实地查勘，表示要公正处理。恰好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报去年水灾，特别指出“惟夏邑被灾独重”。这有些出乎皇上意料，但考虑到张师载品行朴实，与彭家屏又素无瓜葛，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而图勒炳阿却奏报说，去年雨水诚然过多，但高粱仍有九分收成，谷豆小有减产，不过二、三、四分不等。建议眼下开仓平粜即可，不必赈济。皇上令其查明地亩，给赈一月。
四月初，皇上结束南巡后，为巡视河工，又顺道深入视察苏北徐、淮两府属下桃源、宿迁、郑州、睢宁等县。所到之处，只见成群结队的灾民鸠形鹄面、衣不蔽体，令人不忍卒睹。这一来他总算对去年水灾有了一点直接的感受。联想到与徐、淮犬牙交错的豫西各县，那里的百姓自不免沟壑流离之苦。为证实这一点，即命随行的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前往，密行访查。
就在皇帝一行从徐州府向山东境内进发之时，四月七日，忽见有人跪在御道之旁，高举呈状。经讯问是河南夏邑民人张钦、艾鹤年，告发本县县令孙默办赈不实。皇帝颇感不快，既然已命图勒炳阿加赈一月，刁民为什么还敢作无厌之求？于是下令将张钦、艾鹤年解交图勒炳阿审办。两天后，乾隆帝行至山东邹县途次，又有夏邑县人刘元德告御状，诉称很多实在极贫户口并未得到赈恤，请求撤换县令孙默。一起接一起的遮道呈控，而且都是夏邑人所为，使皇帝疑心背后有人操纵指使。审问的结果，暗中主使、商同具词、给予盘费的确有其人，但不是彭家屏，而是本县生员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皇上特命侍卫成林押解刘元德，交图勒炳阿深究主谋，严审具奏。与此同时，又降下一道谕旨，让夏邑等县百姓静候赈恤，即便地方官奉行不善，也要待该官上司查明参奏，不得借端妄诉。他还打了一个比喻：“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而讦其父母，朕岂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而抗其父。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但是，“祖父”一旦通过自己的耳目发现了事情真相又当如何呢？
四月十八日，在德州行宫，观音保风尘仆仆返回奏报此行密访的所见所闻：夏邑等四县系连年受灾，去秋大水，有如雪上加霜，穷黎惨状真令人不堪入目。观音保办事很精细，他在夏邑买了两个小孩，统共用钱不足五百文！还拿出两张卖身契恭呈御览，作为此次微服访察的有力佐证。
面对确凿事实，皇帝于当天降旨将图勒炳阿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效力赎罪；夏邑、永城二知县亦革职拿问，以为讳灾者戒！同时通谕夏邑等四县百姓：巡抚、知县的罢斥，并不因有彭家屏之奏，亦不因一二刁民遮道呈诉。彭家屏令就近还家，不得以乡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从严交山东巡抚鹤年审办。
两天以后，情势急剧逆转。四月二十日，侍卫成林回奏，抵夏邑县后传讯段昌绪，段拒不到官，知县孙默亲赴段家查拿，在其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只见段在一段话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彼夷君无道，好邪高张，道义之儒，悉处下僚，斗筲之辈，咸居要职，君昏臣暗，彗星流陨，天怨于上，山岳崩裂，地怒于下”。深感夏邑闹赈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于是立即采取了下面几项措施：一、图勒炳阿不必革职，仍留河南巡抚之任，理由是“缉邪之功大，讳灾之罪小”；二、夏邑县知县孙默“能查出此事，尚属能办事之员”，与永城知县一并不必革职拿问，各仍留原任；三、命直隶总督方观承驰驿前往，会同图勒炳阿追查段昌绪“伪檄”抄自何处，穷究审办；并前往彭家屏家查抄，是否亦有“伪檄”。
四月二十六日皇上回銮至圆明园，第二天召见九卿科道，彭家屏也以戴罪之身奉谕参加。在皇上的严厉质问之下，彭家屏交代，家藏的明末野史及抄本小字书若干种。六月六日，经军机大臣、九卿、科道会审，彭家屏拟斩。上谕：“彭家屏本应斩决，但所藏之书，既经烧毁，罪疑惟轻，著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彭家屏所供的几种明末野史并非彭家秘藏的海内孤本，法司定罪时，完全可以找出这些书籍，检查其中是否有“诋毁悖逆”之词。如《日本乞师记》、《酌中志》、《南迁录》等书或记明末事，或记南明弘光朝事，对清人绝无诋毁悖逆之词。至于《豫变记略》，写的是所谓“闯贼之祸”，更与清人无干。皇上却说彭家屏极有可能作了“批阅评点”，岂非“逆亿”？
本年七月，河南巡抚图勒炳阿为置彭家屏于死地，奏称他曾刊刻了名为《大彭统记》的族谱，内容“甚属狂悖”，这就为杀彭提供了借口：以《大彭统记》命名，这与累朝国号有什么区别？而该族谱凡遇庙讳及御名皆不缺笔，这最后一点，皇上特加说明：“朕自即位以来，从来未以犯朕御讳罪人。但彭家屏历任大员，非新进小臣及草野椎陋者可比，其心实不可问！”因其“目无君上，为人类中所不可容”，从宽赐令自尽。
彭家屏的家乡却收到了某些意料不到的实惠：夏邑等四县历年旧欠钱粮银谷一并豁免；本年应征地丁钱粮亦概予蠲免；派员通盘筹划根治归德府属各县历年受灾之源；彭案了结后，立即调图勒炳阿还京，体面地解除了他的巡抚一职；夏邑、永城两个不知体恤百姓的知县仍革职按问。
但皇上处死了彭家屏之后却未感到宽释，留存于民间的明末野史引起了他的高度警觉。据彭所供，其明末野史诸书俱得自昆山徐乾学家。徐乾学是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外甥，康熙朝曾充《明史》总裁官，家富藏书。也许，皇上从彭家屏案开始，已在认真探索一种将所有诋斥悖逆书籍统统销毁的一劳永逸之计了。（48）
10．其他案件
如果说，彭家屏案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以下几个案件则是有预谋的，也很难说是“文字狱”，还是“朋党案”，或者怀有其他什么目的了。
乾隆二十年旨在扫荡“朋党恶习”的文字狱——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就是这样一个蓄谋已久的案件。
先是，几年以前，皇上已将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特交蒋溥密办，并亲自检查胡中藻诗集《坚磨生诗钞》。本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察出速奏；并密令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检，其与别人往来字迹中有涉讥刺嘱托者，亦一并搜查封固，驰驿送京。（49）同时，拿审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刊刻之侍郎张泰开，并派遣侍卫哈清阿等，赴江西拿解胡中藻；复降旨召甘肃巡抚鄂昌来京。
三月，皇上召见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宣谕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诸罪款，曰：从前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等诗文、日记，谤讪欺诳，大逆不道，蒙皇考严加惩创，数十年来，意谓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不意尚有此等鸱张狺吠之胡中藻。其所刻诗集内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如“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之句，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又其颂蠲免则曰“那似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灯”，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佛灯之难觏耶？伊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而诗中乃有“记出西林（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朕初见其进呈诗文，语多险僻，知其心术叵测，命督学政时，曾训以论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见其所出试题内，考经义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乾”为当今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其种种悖逆不可悉数！十余年来，在廷诸臣所和韵及进呈诗册何止千万首，其中字句之间亦偶有不知检点者，朕俱置而不论，从来未尝以语言文字责人。若胡中藻之诗，措辞用意，实非语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
又训饬在廷诸臣及言官曰，数年来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今惩治胡中藻，实为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之诛查嗣庭矣！寻令将胡中藻斩决，家属免缘坐。原任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以曾致书鄂昌，为其子请托，命从宽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闭户家居。已故大学士鄂尔泰因“酿成恶逆”，命撤出贤良祠，并借此训诫臣工，曰：胡中藻系鄂尔泰门生，文辞险怪，人所共知，而鄂尔泰独加赞赏，以致肆无忌惮，悖慢欺诳，且于其侄鄂昌叙门谊、论杯酒，则鄂尔泰从前标榜之私，适以酿成恶逆耳。胡中藻依附师门，甘为鹰犬，其诗中“谗舌”、“青蝇”，据供实指张廷玉、张照二人，可见其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即张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尔泰、胡中藻辈为匪类也。古来朋党之弊，悉由于此。江西石城知县李蕴芳嗣后亦因奉“逆犯”胡中藻为师，书禀往来，拟斩监候，秋后处决。
是月，广西巡抚卫哲治疏参原任湖南盐驿道谢济世“纵子指官撞骗”，命逮讯谢济世。（50）
或谓胡中藻案非一般“文字狱”，而是针对“朋党”问题的，（51）其说亦不无可疑。（52）其间的打击目标多在一些官僚大吏。（53）于以下事例亦可见一斑。
据说，胡中藻案发生后，内外臣工震惊之余，感受各异。皇上交代即将离京赴任的浙江按察使富勒浑一个特殊任务：留心体察在籍的协办大学士梁诗正对此有无怨言？富勒浑在兵部时，是梁诗正的下属。没想到梁一本正经地表示，胡中藻罪有应得，并谈了自己仕宦多年的体会：“总之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富勒浑不甘心，不久又借机到梁家，引出胡中藻的话题，梁则大谈为官之道：“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惟与刘统勋二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皇上得到密报，很满意，在富的折子上批示：“梁诗正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探求？”过了两年又起用梁诗正为工部尚书，就是因为梁诗正“知惧”，已被文字狱吓怕了，驯服了。所以孙嘉淦批评当时官场风气：“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54）
随后，又发生庄有恭案。乾隆十八年发生丁文彬投书案，于中发现，原任江苏学政、现任江苏巡抚庄有恭以曾收受丁文彬“逆书”而未奏闻。乾隆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庄接到廷寄：“丁文斌所著逆书内，大逆不道之言甚多，庄有恭既经接收，何以不具折奏闻？又不即将该犯拿究？”时隔四年，现经严旨催问，庄才恍然大悟。随即缮折，奏明疯子献书的经过，至于所献之书，“实不知破簏败箧中果存此册否？容臣回署细检，如得之，当即缄封进呈”。皇上穷追不舍，在折尾朱批：“此奏又属取巧。细查书来，不可终归乌有！”庄有恭在二十五日三更回署，即亲自翻箱倒箧，搜寻三日，终归还是乌有，只好自请交部严加治罪。皇上则认为庄有恭“故纵逆罪”，且“狡诈为鬼蜮伎俩”，命照他学政任内俸禄、养廉数目加罚十倍银两。这个“加罚十倍”岂是小数，十余年后，即乾隆三十二年庄有恭病故，身后仍有罚赔未完银六万余两待家属亲族偿还，总算皇恩浩荡，皇上“加恩宽免”，才了却了这笔陈年旧账。此案大部分谕旨都是通过内阁明发的，皇上如此小题大作，决不仅为警戒一个庄有恭。
乾隆二十一年底，又发生了庄有恭擅准朱某捐输赎罪外结一案。先是，庄有恭任上曾批允主使殴打致死雇工之朱某捐银三万两以赎其绞罪，因未缴清银两，迨庄有恭丁忧离任始行奏闻。至是，上谕：庄有恭此奏，观之实为骇然。岂有入人死罪并未奏闻，擅自饬司准其收赎，至离任后始含糊具奏之理？观其专擅妄谬如此，大失人臣敬事之道，已令其家居待罪。嗣命庄有恭革职拿问，并查抄其行装字迹。翌年四月，拟绞。以此案无赃私入己情弊，从宽免死，发往军台效力。旋又命戴罪署理湖北巡抚。同案苏州守赵酉、通州牧王继祖劝捐于先，前任臬司许松佶率请外结于后，均受到处分。
现在问题已不止于政治案，而且发生在经济领域了。乾隆二十年二月，皇上在调阅查嗣庭日记时，见有进砚头瓶湖笔一事，即重申嗣后廷臣督抚，毋有所献。同月，发生鄂乐舜勒派盐商银两一案。上谕：自朕初年，鄂善以受贿严加惩创，意内外大臣，共知儆惕。而鄂乐舜身为巡抚，尚簠簋不饬乃尔。而如此定拟，反将参出之富勒浑，坐以重罪。则此后各省督抚，或有贪婪者，朕将何赖以觉察？着将尹继善、刘纶、喀尔吉善交部严加议处；浙江巡抚周人骥、布政使同德俱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后审实鄂乐舜勒派商银至六千余两，赐令自尽。
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发现江南河工经前番整顿之后，不意尚有孙廷钺、舒超等愍不畏法，通同侵冒。故从重惩创，二人即行正法。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发生了云南巡抚郭一裕参劾云贵总督恒文婪索属员一案，恒文供词内称，购买金子缘欲购备方物进贡。上谕：臣工贡献，前曾屡经降旨，概行禁止。即督抚所贡方物，不过若柑食品等物，以备赏赐。或遇国家大庆，间有进书画玩器庆祝者，酌留一二，亦以通上下之情而已，从未有以金器进贡者。嗣后各省督抚，除食品外，概不得丝毫贡献，违者以违制论。（55）是年秋，全案审结。恒文赐令自尽；郭一裕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复因“恒文之事，实由郭一裕举发，尚属彼胜于此”，加恩准其纳赎。（56）谕：外人无知者或谓恒文系满洲，郭一裕以汉人参奏满洲，是以两败俱伤。此则鄙谬，大不知朕心。朕自登极以来，满汉从无歧视。此案审定时，必办理至公至当，允惬众心。从前皇祖时张伯行纠劾噶礼，经大臣审讯诬坐张伯行。皇祖察知其实，重治噶礼之罪，而张伯行任用如故。此家法也。（57）此案中之纳世通、沈嘉征，身居藩臬，原许其具折奏事，遇督抚有事，即应据实陈奏，乃并匿不以闻。唯事迎合上司，俱照部议革职。案内甘心贿送之署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十四员，俱着降一级从宽留任。被勒买金之永昌府知府佛德等四员，及被家人赵二勒索之临安府知府方桂等三十七员，俱经恒文败露之后始行报出，不得谓之自首，仍照察议赵沁等之例察议具奏。
嗣，湖北巡抚卢焯因前署陕西巡抚时因短价派办进贡方物，及调任后又借库银千两未还，命革职，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上谕：督抚每年所贡方物几何？原可从容备办；即不备办，亦不强也。嗣后督抚各宜自量，不能则如勿进。若如卢焯及近日恒文之借口自肥，则断不可。彼受派累者，不且怨及君上耶？（58）
九月，皇上审阅本年秋审官犯册，见拟斩之原任湖南藩司杨灏一案，以限内完赃改拟缓决，大为震怒，不胜手战愤栗，命将原拟之湖南巡抚蒋炳革职拿解来京，并查抄其字迹赀财；三法司及与审之九卿、科道等俱交部分别议处。翌日又谕：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杨灏身为藩司，为阖省属员表率，乃侵扣谷价数千两，是皆民之脂膏也，而遽以限内完赃欲贷其死。夫限内完赃，姑从末减，在微员犹或可言，岂有方面大员，婪赃累累，而尚欲借口完赃俾得偷生，有是理乎？朕临御二十二年，试问在朝诸臣，有敢窃弄威福、能生死人者为谁？为官相护之锢习，朕必力革而后已。嗣经刑部拟蒋炳斩监候，奉旨免其斩候，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侵贪至三千余两之杨灏即行正法。（59）据说，在这一案中，皇上降旨将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共六十八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等处分。（60）
十月，据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密奏，前任山西布政使、原大学士蒋廷锡之子蒋洲亏空库银二万余两，闻升任巡抚之信，即与冀宁道杨龙文商议，代伊分札各府州县，勒派自数百两至千两不等，合计共银一万四千余两。狱具，蒋洲、杨龙文即行正法；原任山西按察使拕穆齐图与蒋洲交结，透支藩库银三千余两，并收受蒋洲古玩银两，革职，解京治罪；原任山西巡抚明德以明知蒋洲亏空，不行举发，反受其古玩银两，绞监候，秋后处决。因通行晓谕：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朕为愧愤。蒋洲之罪，重于恒文、杨灏。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61）
复以科道等官未能举奏恒文、蒋洲之贪黩败检，降旨申饬：朕御极初年，曾令科道各抒所见，尽言无隐。其时奏牍纷纷，亦多以细故塞责，且颇有借言行私者，而鄂善纳贿一案仍系别经发觉，非由科道纠陈也。可见科道等，一鼓励之，不过簧鼓窃权，而一裁制之，遂致因循观望，相习成风，已非一日。此风实属可虑。（62）
于是在乾隆二十年前后，就掀起了自乾隆十三年以来，对官员的又一波整肃。自那以后，它断断续续，几乎就没有停过。
而在办理蒋炳一案时，即令查抄字迹赀财，看来，皇上的“政治弦”是绷得够紧的了。恐怕乾隆朝要超过康熙、雍正，实现一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对人民的思想控制了。
11．余波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皇上以十二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一月之间，双曜薄蚀，灾莫大焉，我君臣当动色相诫”，命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各抒所见，据实敷陈用人行政阙失。（63）
御史汤先甲应诏奏曰：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刑官何必立意求深，多援条例；州县侵亏帑项，宜照旧例办理，（64）在贪墨败检之徒，诚何足惜，然非所以慎重国帑；官犯提解至京，不宜亲临审鞫。
奏入，皇上逐条加以批驳，谓即如收藏野史案内，《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必如何而后谓之逆者；试问今日之刑官，较之往昔办案，究竟孰为宽，孰为严？若以限内完赃为慎重国帑，则是非为问刑，乃为言利矣；朕临御以来亲讯者，惟张广泗、鄂昌二人，一则玩误失机，关系军国重务，一则身为满洲世仆竟与胡中藻甘心唱和诽谤，此二人岂可以寻常官犯同日而语？总之，用刑之道，贵在鉴空衡平，而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复对“外省习气尚在从宽”表示不满：
国家治世之大权，而当宽当严，惟在因时随事，期于情法允协，所以惩奸宄而安善良。初不得借口于世轻世重，先自存偏畸之见也……
朕御极之初，承皇考整饬之后，钦遵成训，随时用中，复济之以宽大，……乃沿之日久，或贪官簠簋不饬，或奸民诪张为幻。此类怙恶自甘，既非可以德化，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65）
几天以后，针对御史周照所奏一折，上谕：
如所称行政急于观成，必条例繁多，法令严密。承于下者，转得以空文相应，试问今日之行政，有视昔加严者乎？繁者何条？密者何令？
至称用人急于求效，便给近利之臣以小效炫其才智，而老成持重转因而退沮，何不指名奏出？……
续谕：适恭阅皇祖圣祖仁皇帝实录，有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之谕。昨者降旨求言，原冀得一二补阙拾遗之奏，庶几有裨实政。乃其中并无所见，而藉词应诏，妄肆簧鼓。朕若复崇尚虚文，则明季弊政，炯鉴俱在。周照著严行申饬。嗣后倘更有似此空言塞责。实行其私者朕必明治其罪。（66）
足见对当日朝政亦存在严厉的批评。确实，无论“南巡”或“西师”等，都是乾隆一朝以前难以想象的，现在不但局面逆转，且在多方面主动出击，以达到国家的特定目标。可见当日问题也不仅仅在于“当宽当严”一个方面。
但我们毕竟看到了对文字狱的不同意见。其后，还有着一系列的文字狱案，它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尽管在乾隆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之间，数量曾一度有所下降：
乾隆朝文字狱·二（乾隆二十至二十七年）
隆二十年（1755年）
二月，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五月，山西兴县县民刘裕后赴学政行署投献自著《大江滂书》。山西巡抚审奏：该书悉属妄诞不经，但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其父祖，借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请旨即于市曹杖毙。
九月，旗人赵永德赴山阳县呈首原任刑部郎中、淮北盐商程鍪所著《秋水诗抄》，有造谤污蔑之语。经江南河道总督研审奏闻，上谕：其中并无讥讪悖逆之语，而送王大一首系抄袭古诗以为己作，则富商无识务名之习毕露。看来此事明系赵永德索诈不遂，挟嫌诬害。富勒赫为其所愚，据以入奏耳。倘因此案动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借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讦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辩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赵永德著交该抚庄有恭严审定拟具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正月，江苏常熟民人朱思藻以地方被灾，米粮昂贵，意谓地方官未必禀详，不能邀恩赈恤，于是将《四书》成语凑集成文，题为《吊时》，中有“暴君污吏，长君逢君”，“有王者起，犹解倒悬”等语。同乡监生呈首到官，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以其“侮慢圣言，鸱张讪滂”，请旨即行正法；上命从宽免死，遣发黑龙江，谕：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项凡用一百四十三万，已不为不多，而乾隆元年至十八年，用至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米称是。且江省去年秋灾，截漕拨粟，数逾百万。朱思藻究因灾望赈，尚与胡中藻之身列仕版无故悖逆谤讪者有间。
四月，山东巡抚拿获妄言祸福流寓之人刘德照，称其人“似类疯癫”，随于直隶开州刘家墙洞内查出字帖四纸，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奏闻。上谕：近来督抚往往以迹类疯癫奏请杖毙完结，不思此等匪类，若不过词语不经，妄言灾祸，诓诱乡愚，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杖毙已足蔽辜；如其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刘德照凌迟处死。自此案始，疯汉文字狱剧增。
六月，左必臣以训蒙卜课为生，因年荒失业，与朱伯侯相遇，遂仿照俗传刘伯温朔书，捏造所谓王将军判语刊刷，以诓人得分钱米。书内“十愁”有：“山东一扫平，四川起狼烟，江南不太平”等语。两江总督以不经语句妄言灾祸，诓诱乡愚，实与近奉上谕所指之匪类相同，请旨将其立予杖毙，朱伯侯请照“妖言惑众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佥妻发遣。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四月，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
六月，上海县民人汪三私刻木戳，据该县讯供因疯自造，上谕：地方生事不法之徒，情伪叵测，或有平时阴图煽惑，及至败露，往往佯托疯癫，而地方官亦遂苟且以疯癫毙狱，殊非去恶务尽之义。朕阅汪三所刻戳记，并非因疯自造，明有代刻之人。该犯杖毙已足蔽辜，而所与往来如留文彩辈，自当穷诘根株，严行治罪。若竟以因疯自造一语，草率结案，奸民将何所惩儆耶。
十一月，阜宁知县搜出民人周瑞家藏妖书一本，面写“古圣遗书”，所载“均属狂悖”。两江总督以书内所撰刘伯温语，妄谈运数，不法已极奏闻，得旨：“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岂有本朝如此爱民，百年之久，尚有此语之理？”
十一月，湖南茶陵州生员陈安兆自著《大学疑断》、《中庸理事断》及《痴情拾余诗稿》等书为官府查获，湖南巡抚以评驳朱注，多尊崇谢济世之语奏闻，又与湖南学政检出诗稿“隐含谤讪”之处粘签禀呈。上谕：所奏殊为过当。即诗稿中间有牢骚词语，亦浅学人掉弄笔墨陋习，其实非谤讪国家，肆诋朝政，如胡中藻之比。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
十月，汝宁府地方拏获湖广孝感县逆犯朱尚柄，指称故明后裔，所藏书册，大逆狂悖，按律凌迟处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七月，浙江归安县人沈大章蒙馆为生，兼工刀笔，与本县武举汤御龙挟有宿怨，遂刻板印书一本，内有兴复宋代、指斥清朝之处，将该书乘雨夜投入汤御龙船内。不料为汤赴官首缴，浙江巡抚照谋反及大逆律，将沈大章凌迟处死。
七月，浙江归安县屠雍若为人凶恶，见鲍体权小女尚未出嫁，每来窥看，调戏搂抱。鲍体权忿极欲报复，适本县有汤御龙首告逆书事，乘此写诗一首，有“屠人手内刀，雍康纂吾朝，若问行兵日，等动兑方刀”等句，于夜二更贴在本镇戏台上。浙江巡抚以“非寻常投帖匿名文书告言人罪及诬告人谋叛者可比”，奏请应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律”拟斩立决，屠雍若照生事行凶例发往云贵川广烟瘴少轻地方严行管束。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江西泰和县童生李雍和读书不就，飘流四川算命营生，乞化时被递解回籍管束。六月，投呈学政，随于其家中搜出逆词一纸，第一条怨天，第二条怨孔子，第三条上干君父，指斥乘舆。江西巡抚以其胆敢造作逆词，肆其狂悖，罪大恶极，万死不足蔽辜，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甘肃成县民人王献壁自幼读书未成，染患疯病，遂捏造仙佛下界等词欲图诳骗银钱。十月，将书词一封投入陕西学政轿内，以其书词悖逆奏闻。陕甘总督、甘肃巡抚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且于部文来到之前，恭请王命将王献壁赴市曹凌迟处死并枭首示众。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
五月，山东莱阳县民宫立朝捏造逆词，诬陷宫立矩等谋为不轨。
七月，直隶正定兵丁拾获逆词，为李怀林等挟仇陷害，编造逆词，牵出豫省人犯孙耀宗，起获收元教经卷，供出其教起自山西长子，传教惑众，命直豫晋三省彻底根究，上谕：“阅所进逆词。乃横肆狂悖。从来未有大逆之尤”；“狂悖肆恶，迥非寻常逆案可比”，分别予以凌迟、立斩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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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宫中档乾隆朝奏摺》，三辑，第673页。
（2）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201～208页。
（3）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158页。
（4） 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谕。
（5） 乾隆二十年二月甲寅谕。
（6） 《啸亭杂录》卷7《宗室小考》。
（7） 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谕。
（8） 乾隆二十年五月庚寅谕。
（9） 乾隆三十七年十月癸未谕。
（10） 乾隆六十年十月己亥谕。
（11） 乾隆二十一年六月壬子谕。
（12） 乾隆三十八年九月甲戌，谕伊犁驻防满洲官兵。
（13） 《避暑山庄后序》，《承德府志》卷首。
（14） 李零：《避暑山庄和甘泉宫》，《花间一壶酒》，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 《御制避暑山庄后序》，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16） 《高宗实录》卷411，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
（17） 《高宗实录》卷419，乾隆十七年七月丙子。
（18） 《高宗实录》卷446、447，乾隆十八年九月。
（19） 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丑；索约勒济围场在热河木兰之北，巡幸往返共四千余里。不过，此次筹划已久的巡幸后亦借故停止。
（20）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谕。
（21）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壬申谕。
（22） 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癸酉谕。
（23） 《高宗实录》卷367。
（24） 《高宗实录》卷411。
（25） 《簷曝杂记》卷1《蒙古诈马戏》。
（26）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五章；白新良：《乾隆皇帝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27） 乾隆二十年六月己酉谕。
（28） 以致民间流传皇上把女儿嫁给了孔氏，去曲阜是为了看女儿的故事，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
（29） 乾隆十二年六月庚申谕。
（30） 乾隆十三年二月己卯谕。
（31） 以上参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第四章。
（32） 据钦天监正、西洋人刘松龄在1749年的一封信说：在山东，皇上和皇后一起去一个庙里祈祷，由于神不要听他的祷告，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发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去了。由于皇后之死，皇帝感觉严重地丢了面子和难以忍受，于是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皇上拿脚踏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死后的仪式上不够悲哀。另把两个大臣打得同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此外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因为在皇后丧仪期间剃了头，按照满洲的习惯这是不允许的，两江总督，一个满洲人，被发配到满洲，他被没收了土地房产，拿着扫帚在宫廷扫地，每月只有一两银子的生活费。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