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当然,我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为一部分“学生”和“有缘”者破“迷”(而且是“有来学无往教”),从另一方面讲,我不过是一介书生(偶遇尊龙先生,听此介绍后戏称我为一“快乐的书生”),空发议论,绝非干政而已。

说来说去,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让大家把权力托付给“一个人”,让他替我们“当家做主”(而不是像头两年所说:“大家都来当家做主”),而我等也可免除了“冒充”技术专家的烦难,“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昔日我曾在课堂上说:要是果真全面小康和谐了,我又何必苦心研究粮食问题?专心当一个大学老师岂不更好!

因此一位同学在我的博客上写道:这让我想起了长沮、桀溺和孔子的对话,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也是始终坚持,要是天下太平的话,他就不用四处碰壁求变革了(他最后还是回家授徒了)。

这,可能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最根本的一点,即“一人做主”,承担责任,而不是弄一班子人马遇事还要举手表决,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卸不肯负责。不认清这一点,后面的话就不要说,说也白说。

如果能够破除这一个“迷”,就不应再称中国传统政治为“封建专制”,我曾在“求学偶得”(十六)中写道:

一说到中国传统政治,似乎就离不开一顶大帽子:“封建专制主义”。我本来也持这种看法,但渐渐就对它产生了怀疑。几年前我跟余英时先生通电话,就此提出质疑。他说:(一上来就说)“专制主义”,肯定是不对的(当时余先生正在国会图书馆,居蜜先生为我接通这个电话,我即三言两语、直入主题)。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切大事,最后都为一人决定,“由一人做主”,这是儒家一个基本的政治主张。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皇帝也不是可以“无法无天”,“任意而为”的……

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所有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翻不了身,先就把中国文化“抹黑”了,还有什么“国”可“爱”?

有人常说,中国历史就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才那么黑暗啊!那我也可回答:这是不懂“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给我们“出难题”,“为难”我们,让我们经受“考验”的,它就是这样一个“迷”。不能因为我们尚在“迷”中,就说它都错啦。

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现世”并不是理想(而毋宁说是一个“名利场”),所谓理想社会是在以前的“三代”,而非“今天”。如此看来,“历史”,不是立一个“理”在那里,把一切都“保证”了的(如果什么都解决了,还要我们后代人干啥),而是把一个“理”立在那里,让人们去思考去追求、去尝试(试错)的。

如果我们能认清这点,下面的问题,就是那“一人”如何去听取他人意见(其方法是与今天大不相同的),以及如何“改过”的问题了(在《清朝经世文编》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的题目),等等,等等。

为追求这一理想,古人已为我们指出了两条并行的道路。其中之一,就是“制度建设”(参见《论语》),另一个,就是“修身”(参见《大学》)。难道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灵丹妙药”,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而且,就算实行“民主”,难道又能离开这些?

今人依然好谈“启蒙”,“启蒙”已有百年历史,如今已是“老生常谈”,我只怕它会越“启”越“蒙”,如果不能“回复”我们自身。

传统政治理念讨论中的三个问题

各位知道,长期以来,在历史学上就有一个“抹黑派”,一直在抹黑中国的历史,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到社会上的“人口众多”,如果这样,这个“国家”还怎么“可爱”的起来,成天空喊“爱国”又有何用?在我看来,不“批倒”那些说法,所谓“爱国”,最终是很难的。

本篇专门讨论中国传统政治理念问题,如果说在这一问题中存在三个层次的话,我们就不妨依次予以讨论。

第一个,即由谁做主,或如何“挑选”领导人的问题。

一般的说法,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君主制”的。其实也不尽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念,毋宁说是主张“禅让”的。“君主制”只是“退而求其次”。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政治不主张“民选”。更反对“政党政治”和它的那一套。也不忽悠什么“人民当家做主”。

但是否“君主制”即“专制”呢?这恐怕也不一定。

钱穆先生曾说:(明代)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这也不能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国史新论》,第77页)。

第二个,即日常政治运作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为关键,也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一个好的政治方式,在我看来,就是要能担当,肯负责。传统政治既要对“天”,又要对“祖宗”,还要对“老百姓”负责,这就不简单。而且“令行禁止”,说办就办,比起那动辄“投票”(经常是为一点小事之“小民主”),或名之为“集体领导”其实互相推诿,或“黑箱操作”一类做法,恐怕还强着些。

所以钱穆先生说: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不是“主权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在才是所谓“政治的本质”(《国史新论》,第71页、第100页)。所谓“民众建国论”,实际上是自己“卸责任”而已(《文化与教育》,第73页)。

在日常行政中,往往就是要“一人做主”的,古今中外都有不少这样的例证,——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座右铭“责任即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不能因此就说是什么“专制”。何况中国传统政治中依然是有“法制”,不可以任谁“为所欲为”的(当然也有不少“犯规”的例子,那在美国也有)。

第三个,出了问题怎么办,即如何反映意见和更换领导人。

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从来都主张朝代是要变更的(最长的周代也不过“卜得”八百年),所以闹得不好是要下台的,哪里可以“万世一统”,像秦始皇期望的那样?此一类的言论可以《孟子》为代表。

至于如何听取意见,传统政治也有一大堆说法,如“兼听”、“改过”等。它只是在方式方法上跟“民主制”、“代议制”不同罢了,孰优孰劣,各有千秋。岂能一概目之为“专制”?

这是我的浅见,但“不吐不快”,哪怕又当了“堂·吉诃德”,还请大家批评。

中国人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思想

俺的关于史华慈的“歪批”文字(《读书》2009年第11期),遭到人家的反批评(任锋:《如何理解史华慈问题》,载《读书》2010年第6期),洋洋洒洒,累数千言(读着好累),批评之一是不该“空过宝山”,没好好领会洋大人的教诲。其实,俺是不懂什么史华慈的,但如果“皓首穷经”,研读一位老外的晦涩大作,最后得出一个“民主还是比专制好”,就跟没说一样的结论,我看,还不如免了罢。

回到正题,那个所谓“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如果说中国传统无法回答,令人汗颜,西方民主就一定能够回答吗?提问者似乎没感觉到,西方研究民主问题的专家们多年来的困惑和争论。

最近因为“反行为”的“理论化”问题,有学生建议我读一读“博弈论”和“行为经济学”的书。岂知在一部“博弈论”著作里,赫然就写着有关的问题,说“民主”也不是在所有场合能够保证的:希特勒,不就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吗?

我对史华慈并不了解,阿伦特倒听不少人说起,也读过一本半本。不久前,不意间在一位朋友的书架上,发现她的集子。为了了解阿伦特的两个主要观点,朋友收集了她的有关著作,以及各方面对阿伦特的研究书籍文章,单这些就一二十本,而且都是原文的。我这位朋友认为,如果只读一二本,甚或是翻译的文本,乃至只是寻章摘句,那还是“免开尊口”,其实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些问题的。

那我就要问了,批评我的各位,您如此这般的下过一番工夫吗?阿伦特则还罢了,“等而下之”的不知什么人物,只因为他是个老外,有点名气,就一律要去读去学,那值得吗?再四处推介,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对政治思想的探讨,还很肤浅。但我相信那是一个有力的反问:我们读懂了自己传统的“症结”所在吗?像我当年那样带着对柏杨“酱缸论”的推崇,立志到美国“取经”的,恐怕还不在少数。为了年轻时的那点子提问,就“一股道走到黑”,到今天还不该反思一番(对于传统及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我是到美国几个月后即改变了态度,像我这样的后来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对此,佛家好像有一个说法,即佛在我心。我们难道不能就此类问题重新提问,“求诸己身”?

我的意思,大概也就是这一点,其余就“没啥可说的”。有问题应就问题讨论问题,挟洋自重,引几句洋人的话,怕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其实,有一位定居在国外的学者说过,汉学家中能够完全读懂中文,用中文写篇短文的,并不多见,更遑论大量掌握文献的深刻研究了。

老舍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思想,事在八十年前(参见《猫城记》),现在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不是没有,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人说事儿不可。国人“崇洋媚外”好多年啦,什么时候才可以醒一醒呢?

再论“天花板问题”

吕思勉先生曾说: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设君主而不善,则如之何?设君主而坏法,则如之何?近之持立宪论者,每以是为难。然此乃事实问题,不足以难法家也。何者?最高之权力,必有所归。所归者为君主,固可以不善;所归者为他机关,亦可以为不善。归诸一人,固不免坏法;归诸两机关以上,岂遂必不能坏法?……固曰:此事实问题也(《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530页)。

钱穆先生也说:皇帝不能皆贤,纵贤,而因长时期高踞尊位,总不免横添许多不良影响。但这是“人事问题”,不关“政治体制”(而且还给人以在内部自身扭转之希望)。我们不能专据这些人事来衡定整个的政治体制,来“抹杀那整个政治体制背后所有的理想,及其一切规制法理之用心所在”。古今中外,“人类历史尚无发现一种绝对有利无弊的政制,亦没有一种可以推行数百年之久,而不出毛病的政制”(《国史新论》,第80页、第82页)。

这些都可以说是从中国自身出发的解释。读了这些话,您对所谓“中国思想史上的天花板问题”,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呢?

一个人做主

吕思勉先生说:儒家的希望,是有一个“王”,根据着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而天下的人,都服从他。假如能够办到,这原是最好的事。

吕先生又说:但是能不能呢?恐怕就不能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第773页)。

而在我看来,历史上没有做到,是不是就说明这个“理”错了呢?恐怕还不一定!

这也涉及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也许,因为中国文化“任重道远”,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失败”,展现出这么多的“毛病”,经历这么多的“考验”——负载这么多的“功能”,让你得出这么多的“教训”,几乎没有一个“难题”、“困境”是可以“逃逸”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让你有了个“理儿”就“一步而蹴”、“万事大吉”的。

国人多好吃“香饽饽”,那不是存心“捡便宜”吗?你没有经历过那些事儿,没有历经层层的苦难,从中悟出层层的道理,最终就“大彻大悟”,那怎么能行?

回过头来说,这个世界,或许就是令你受尽千般万般苦难,以此来检验你,看你还能不能把持住那个“理儿”?

这能说是“理儿”的错吗?

正面看待传统政治理念

对于传统政治理念,先贤也有不能免于“时代偏见”的时候(今日何尝不是),但持论平允,其间也有不少让我们读了再读之处。

如吕思勉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也是由古代哲学所造成的:古人信万物一本说,所以认君主专制,为当然的治法。《公羊》何《注》说:“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与董仲舒一样,都替君主专制政体,立了一个极深的根据。但照古人说来,就是“王”也要法“天”,“上”也是统于“元”的。所以一方面,虽然看得天下之本,系于人君一人。又一方面,还有“见群龙之首”之义。后人却只取得一方面,这不能全怪古人(《吕思勉论学丛稿》,第184页)。

世谓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专制,非也。儒家虽崇君权,而发挥民权之义亦甚切。平心论之,九流之学,实未有主张君主专制者(《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04页)。

孔子旷观千古,知小康时代之不可不立君也,而又知君权之不可以无限也。于是倡为主权在民之说。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得乎邱民为天子,此其陈义可谓独有千古矣(《吕思勉论学丛稿》,第264页)。

这在理上有何不是,独谓中国始有一“令人汗颜”之“天花板”耶?这岂不是“倒霉看反面”吗?世上又哪里有那样“知行合一”、“完美无缺”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

钱穆先生亦曰: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历史。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那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诸如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赋税的征收,刑罚的处决,依然都有法制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动摇。中国传统政治,既非君主专制,又非贵族政体,亦非军人政府,亦非阶级专政,则中国传统政体,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文化与教育》,第66页、第82页)。

我还是那句话:吾人看多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而忽略了它的本意,也忽略了“历史”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一层意思?它难道不可视为一种“隐喻”,并非我们目下即能回答的?

帝力于我何有哉

一般学人多认为中国传统是个“专制政治”,甚至说是一个“专制社会”。

前者我们且先放下,来谈一谈后者:中国传统是“专制社会”吗?

近日遇到一位学者,她研究的题目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都得了“软骨病”?其主要结论是:由于当代的某些原因。同时,却又极力从中国传统中寻找一些“相关的”因素,并列举了不少古人的“语录”(包括我都没听说过的一些)。这就不只是自相矛盾了。

记得老友李零曾经说过,这样寻找中国历史里的一些“有利因素”,那什么结论得不出来?再说,历史里并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事情差不多都是有“先例”(包括“先兆”)可寻的,那能说明什么?

所以我们必须从大处着眼。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先综合,再分析。而不是倒过来。

首先应该认清,中国古代,政治是很“小”的。“庙堂之上”,可能是“一人说了算”,但它涉及的范围,跟今天相比,可就差得多啦。

我曾经在《活着的传统》中写道:

清代所形成的,仍然类似一种“二层社会”,政府仍是高高在上,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带,却是另一个社会,二者之间甚少关联。康熙后叶,圣祖皇帝曾几次说道:“蠲除额赋,专为小民乐业遂生,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俾得优游作息,经理农桑”(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谕,四十六年十一月己酉谕)。这种“务使小民绝迹公庭”的思想,就是上述精神的一个写照。

中国古代有一首诗,名字是《击壤歌》(作者不详;见于清人沈德潜编著《古诗源》),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恐怕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中国人都想“做官”,其实,那只是一小部分(读书人很多,能考上功名的有限,再能做上官的家更少了)。而且呢,说做官以后就一直留在官场,一路往上爬,不到点就不退休,那也是误解。大多数的官员,都是做几年就下来,回家了:或者做“田舍翁”,或者作学问(如清代之考据学就是提供给这种人的一大研究方向),悠哉游哉了。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重道而轻仕,此亦涵有一番甚深衡虑(《国史新论》,第162页、第170页)。不是非当官不可的。

吕思勉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君主,岂不要权力横绝,无所不为吗?这又不然。这在理论和事实上,都自有其限制的。(一)在理论上,天子原以除暴而兴,自然负有爱民的义务。(二)在事实上,暴政所能及之范围,亦自有其一定的限度。秦汉以后,幅员太大,中央政府的权力,无论其为好为坏,都不易无孔不入。中央政府之影响,所能及于社会者实甚微。历来的议论,说什么圣君贤相,庶政咸理,人民大受其福,不过是读惯例古书,想当然的话头。

所以中国政府之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然亦因此而得保存一种消极的民主。一极小的范围之外,则悉听各地方之自由。欲由中央政府遥为宰制,一切包揽,则于事实不可能。中国畴昔,虽无地方分权民族自决等话头,其所行固未尝不暗合其理(《吕思勉论学丛稿》,第418~420页)。

钱穆先生也说:中国自古国家规模太大,因此在社会上就不易有专制;古人如何能专制得此一广土众民的大国(《国史新论》,第83页、第113页)?

这哪里是我们当代人想象的那样?或由着我们的想象,就可以下结论的?

中国传统“一人做主”的政治理念

近来关于清朝统治的满洲特性,引起了国际间学术界的不小争论(特别是清史学界)。显然,清朝政治中有不少东西是从“外”(北边)而来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从“内”来,强调的是对中国历来“道统”的承续。比如清朝皇帝提出的“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几个字(参见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的研究)。

看来,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就是主张“一人做主”的(这不应随意称为“专制”)。比如,有时候我就希望有个人能够为我们“做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敬天”(参见我的博文“敬天与否也是问题之一”),对“天”负责(否则就可能“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胡为底止”)。

也应该“法祖”,对自家、对自己个人负责。清人赵翼尝曰:汉代谷永奏成帝曰:陛下违道纵欲,轻身妄行;为人后嗣,守人功业如此,岂不负哉(《廿二史札记》)!——此话估不论矣,如果没有了“自我”“自家”,也就可能成了“地痞无赖”,没有了“品”,遑论其余。

同时,就是要“勤政爱民”,对“老百姓”负责(这在今天,是“民主政治”中最受重视的一条)。昔日董仲舒曾说:《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我也曾说过,对一个政府来说,“肯负责”、“能负责”(谷永所谓“岂不负哉”),是最重要的。当然,他还应该“修心”(儒家所谓“修齐”),掌握治国的本领(所谓“治平”)。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第一层的意思,必不可少的东西,其他的,如何听取别人意见等,乃是第二层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

过去,国人多拿外国观点来看中国,钱穆先生说:我们得把自己历史归纳出自己的恰当名称(《国史新论》,第71页),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发明一套自己的理论来呢!

再建道统

我在2010年11~12月两个月时间里,连发近40篇短文,不夹杂一点其他文字,专门讨论所谓“天花板”问题,这到底有何意义?

自然,这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辩诬;同时表示,一味西化、崇洋媚外,只能变成“无根”,结果只会越来越糟,越变越坏。远方的友人以为,它还有别的意义,这就是为中国的将来再建“道统”。

我想,可能是含有这一层意思吧!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士人,即“尊道统,以做政统之领导”。此即所谓“士统”,是士人(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国史新论》,第172页)。此等大事,不靠自己,难道能靠外国人不成?这里所谓“再建”,是上接文化传统,亦即“回归传统”之意,而非“重建”,重来一个。

吾窃以为,将来有一天,不管政治是建立在什么之上,是“民主选举”,还是其他什么,其内核却离不了我在“天花板系列”中所说的这些道理,例如“一人做主”,“能够负责”,“可上对天下对百姓”,等等,等等。

如此,我们也可能终将超越“天花板说”。

这,也许才是这一个讨论的大意义所在吧。

我的反动政治立场

我在网易网上的采访,发出后遭到万人围攻,朋友怕我承受不了。其实,我遭遇过比这更大规模的,至于无礼的程度,也就五十与百步之间吧。不过,不管别人如何待我,有些问题,恐怕还是得说一说(事先声明:并不敢奢望说服哪位)。

(很多读者只阅片段,或开头一段,便即开骂;本来不学,但一见所未见,有违“常识”,顿时贡慢自高,只觉真理在手;甚至谬称对方为愤青、五毛者,可是不少。)

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运作(不论古代、当代)不外以下几个方面:选择淘汰和平日运作。我在采访中谈的重心只在后者,而非前者。

但我坚信,在“选择”这一步,即大多数人所看重的“投票”,以此挑选领导人,也并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民主救不了中国”即指此说(请把这句话按字面再读一遍),各位“不要着急”,“休息一会儿”,不妨等等看,我想都是能看到的。

对于后者,即日常运作,我以为也不能依靠民主。盖“国家大政”太过专业(特别是十八世纪开始现代化以来),一般人不易了解,也未必能费心了解。比如我的弟子研究生学习几年,对乾隆朝的“垦政”、“农政”乃至“粮政”,还常常误读;其他经济史同学也未必看重我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上打通三百年的文章,遑论其他?所以我说,有一天,“天下有道”,孔夫子说,“则庶人不议”(他老人家还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就回家待着去,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世人皆以民主对应专制,以为今日不管是啥,将来必入民主,——批评者多没注意,我所说的皆非当下,而是将来,——将来可能既非专制,也非民主,难道没有别的正路可走?

(另外,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这些话可能也没什么了不起,但一向很少有人说起罢了(或说者太少),所以“耸人听闻”,也是正常的吧。但说我是为“出风头”,我却不敢承认。我讨论有关问题,已有不短时间,各位可以查阅。当老师三十余年,所以说了又说,若不喜欢,就看做“职业病”吧。

夜读王阳明,先生曾说:“孟子之时,天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某尤不量其力。“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有毁其……诋其……有嫉……有恶……者。虽子路尚不能无疑其所见。然而夫子汲汲遑遑……“宁以蕲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

又说,所谓“格物”者,“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亦“皆所以修身”(《传习录》)。每日写一点文字,讲明义理,大约也是如此。

书此明志。

回归传统和再建道统

就我的访谈视频,有朋友写信来说:您这个专题很火暴啊,目前为止最火暴的专题,成千上万的网友山呼海啸来骂您。真应了您的大民主概念啦。还有朋友说:“‘标题党’们基本没看人口负担,经济剥削,直接就看不是专制了。话说回来,现在又有几个人会平心静气的看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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