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可能就是“三大误读”一起谈的后果吧。可经济（租佃）、社会（人口）、政治（专制），一次谈出，也许能较全面的说出我的见解，它们对所谓“再建道统”，也是缺一不可。
我曾经说：有许多“民主制度”，并非今日才有，是“古代”就存在的，如“揭帖”，如“风闻言事”，如“叩阍”，如“罢市”，如“聚众示威”等等，不一而足，亦未必不如今天。
有一位外国朋友柯乐洪先生在一百多年前写道：（在政治之外）中国人享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自由，而政府在国民生活中微不足道，这是最大的事实。强调这一点非常必要，因为不了解中国的人常常会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中国人有完全的工商业自由、有迁徙自由、娱乐自由、信教自由，而且各种限制和保护并非由议会以立法的形式来实施，政府也完全不介入（《转变中的中国》，参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另一位哲美森先生则在《中国的地权及农村的生产条件》中引述一位约翰森先生的话说：我得知，耕种者拥有土地的约为五分之二；地主收取作物的三分之一做地租（按：这与我的研究结果非常接近，而与一般说法大相径庭）。
以上只是读史偶得，随手拈来，说说而已。中国古代肯定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洗衣机（将来存下这一部分并非没有可能）。中国古代一样不认真统计耕地、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未丈量过全国耕地），对粮食总产量更没兴趣。中国古代也一样有杀戮、有饥荒……传统时代也可能有好皇帝，比如清代康熙……
所以我的“口号”，一是“再建道统”，因为这个国家已无传统圣贤“道”之“统绪”，第二个，就是“回归传统”——大约这点现在十个中国人里头就有九个不能同意的。
高某已经年届花甲，终于有了这一点体悟，并在中国知识界大胆把它说出来，各位可否费一点神，略作思索？
不知你崇信哪一位老外
本篇大意是说，最早把中国传统政治定义为“专制政治”的，是出自一些老外，其影响不言可喻；同时老外中也不乏有识之士，持相反的看法，比如老一辈的“中国通”何天爵先生。他在其名著《真正的中国佬》（1895年）中，就曾批评一些西方人说：
西方人总是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这已成为一条规律。对于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来说，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那套古老政治制度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难以解开的谜团。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政府应当或多或少或完全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选出的政府要实行分权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同时，还要实行政务公开，使之不断接受人民的监督。基于此，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彼此纠缠不清、互相渗透、互相冲突的权力集合体。他搞不明白，这样一种体制如何能够存在下去。最后，他用那一为大家所熟悉的老生常谈“专制政治”，来划分中国的政治制度，给它贴好这一标签之后，他就撒手再也不管了。
这也许就是称谓中国“专制政治”之源；出于老外之口，使用的自然也就是西方语言，我们说过，那个“专制”概念其实跟中国史实是不搭配的。何天爵根据他在中国几十年的观察，认为这根本就是一个误解。
何天爵先生又说，在中国古书里，我们能够找到中国关于政权的理论，即“一切权力来自上天”。这调换了的两个字（按：即上天与人民），却都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字。
中国存在的历史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要长久得多：它不仅成功地统治了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人口，它可能占整个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还给它的臣民保证了适度合理的自由、安定和幸福繁荣。可以确定无疑的是，这一体制下的权力构成形式一定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东西。
就中国政府体制的实际运作来看，把它称为“专制政治”并不准确，也不公正，它会使人误入歧途。这种体制实际是简单纯粹的家长制统治。所以可以确切地说，孝道是土生土长的唯一的中国人的宗教。
表面看来皇帝的权力似乎是绝对地无边无际，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就像每个家庭中专断的大家长，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多不少，恰如其分。宗法制观念是理解中国整个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是这一体制中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老百姓的不满往往不是由于官府专制和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官府对他们漠不关心，过问太少。
在评判官吏的政绩和才能表现方面，人们享有高度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在一般西方人看来是一个最典型的畸形物，因为他们找不到打开中国政治体制这个谜团的钥匙（《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人的政府》）。
看来，不但一百年前的外国人打不开这个谜团，现代中国人也迷惑于其中了，而这个迷惑不是从别处，正是从那些外国人那里来的。
让各位难以释怀的是，是你知道许多中国历史上黑暗的“故事”，却不知道中国传统政治的“理儿”；也不知道，那些“事儿”与“理儿”虽然对立，却是同时存在的两回事，不应该拿那些“事儿”废了相应的“理儿”。就拿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多少无比黑暗的事儿，从德国，到俄国，到中国，……那都是从西方传出的吧，你可曾同样地分析过那些西方的理儿？
一个老外对十九世纪中国政治的切近观察
我们后世人读史，一般都是从文字史料出发，可是，材料是“死”的，赶不上“活”的切身观察。不管记录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让我们还是看看那些“口述历史”，看看“当事人”曾经是怎么说的吧：
中国人对官府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歪曲正义的事情可以不置一词（更谈不上反抗），默默忍耐。实际上中国的民众绝不是感情迟钝、呆头呆脑，像有人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一般也不是由于惧怕官府，或为躲避惩罚才忍受欺压。对待地方官，他们绝对没有像对皇帝那样谨言慎语，而会很自由大胆地指责和批评他们。对一般比较温和的敲诈勒索，他们不会起来反抗，除非确信反抗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实惠。但地方官的行为太过分时，他们就会立即作出反应。
清朝的地方官员一般要履行三种职责，他要负责维持一方的安定，要负责收取或减免朝廷的捐税，另外，他还要保证百姓对他毫无怨言，彼此相安无事。任何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伤害了百姓的感情或者激起了民愤，或迟或早他一定要倒霉。无疑，公众舆论对规范各级官员的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遇到这种情况，中国百姓有他们独特的处事方式，一方面他们克制和忍耐，一方面也有他们成功的抵制方式，并由此取得辉煌的胜利（《真正的中国佬》中的《中国的官与民》）。
于是，何天爵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以证实这一番道理，并告诉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什么时候、使用什么方式来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不是很有趣吗？
如果“歪批三国”，说中国的老百姓装作软弱，诱使地方官（或他的对立面）犯错误，作出过分的举动（在他的故事里是税收一涨再涨），这，该算是一种什么行为呢？
啥子个历史观点
《读书》上有文章提出：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一言以蔽之，“国家建构”蔚为主纲，成为通常所说的“中国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此刻中国，正处在由传统伦理文明秩序向现代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之中，是为这一进程的收尾阶段。东西方各大文明都曾经历了从“宗教文明秩序”、“伦理文明秩序”到“法律文明秩序”的进程，中国似乎不脱此径（许章润：《国家建构的法理图景》，载《读书》2010年第9期）。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周有光也有类似的提法，他说：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是“玄学思维”，是讲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讲究实证，三种思维全不一样（周有光：《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载《读书》2010年第10期）。
这些个“历史观点”，这些个“顺序”，在我看来，真有点莫名其妙。而且，都是照搬外国（没一个是“中国中心观”）。其中一文还说：不讲民主，不就成君主吗？——各位看看，是否“驴唇不对马嘴”？——我想，有些人恐怕永远明白不了，我们中国可能是有着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的。并非这些乱七八糟的“老古板”。
照我说来，“将来有一天”，中国就会走上一个既非“专制”，又非“民主”，而是“回归传统”的“国家建构”，——表面看来，这只是“一个人的战争”，其实却非我一人的主张。
不过，许先生为了所谓“国家建构”，最终提出了中国现下“道统”申明的问题。这或可说明“吾道不孤”，不过“再建道统”，可没有现成的简单答案。
在近百年时间里，中国人“放”“废”了自己的“皇极”和“大公”（参见笔者与刘洋合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文章，载《二十一世纪》2009年第2期），而依傍外人外力，贪图简便答案，宁肯大脑弱智化，偏爱那些白开水口号，以致迷信什么“科学”（记得过去党国曾专批过科学至上）、“民主”、“法制”、“阶级斗争”……看似简明扼要的东西，——其实，世上哪有那么简便的事呢！
不解决三大误读，就是假爱国
最近，网易读书视频发表了“高王凌谈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人口负担、经济剥削、政治专制”，在我看来，这些自然都是大问题，有必要再谈，甚至反复地谈。
其原因之一，就是今天社会上仍充满了无数的“陈词滥调”、对中国文化的“污蔑之词”，比如：
一、人口（社会史）：人口过多，资源奇缺，环境破坏，食品短缺，民不聊生，发展无望……
二、地主（经济史）：强占土地，残酷剥削，欺男霸女，垄断乡里，暗无天日……
三、专制（政治史）：帝王世袭，专制集权，生杀予夺，无法无天，无自由无人权……
处于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文化还有何“可爱”可言？如果各位一方面高谈“爱国”，一方面漠视“三大误读”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你不觉得这中间存在很大的无法调解的矛盾？那，你“爱”的究竟是什么？
以下我要说几句严厉的话了（往往我是留有余地的）：
这三个问题涉及“三宗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污蔑传统罪。怎能等闲视之？
谁若不能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是有意无意地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的死敌一边；或是表面说一套，实际另一套，——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我还要补充说明：有人总以为世界上只有“民主”与“专制”两个对立面，不管它是一种“常识”，还是“从小听来”的，我在访谈中已经表明：中国传统政治既不是“专制政治”，也不是“民主政治”，——以前你可能没听说过，以后可不要大惊小怪了！
此文可能冒犯了自百年以来，自九十年、六十年以来，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的无数毕业生和大人先生，那也是迫不得已，各位实在是该猛醒一醒，不再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了，因为，这都是罪过啊！
民主原来也有或然性问题
民主，也有个“或然性”问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竟然说“民主”也能导向“专制”？
倾读施京吾先生《从历史实践看民主与专制的关系》（《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他就说出了这一层意思。看来，施先生是比我专业多了（每每在文章里说了“自谦的话”，就会被批评者抓住，原来你只懂得一点点啊，有限的很啊——取消你的发言权，“打翻在地，再……”令人无所措手足）。
他说，“民主制”在历史上确实造成过严重后果。因此，我们不能一相情愿地认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都是不能置喙的“好东西”，否则，宪政理论家们对“民主”的大量批判，岂不成了捕风捉影（按：浅薄如我辈，就不知道还有诸如此类的“大量批判”）？
比如，从雅各宾专政、拿破仑统治直至希特勒极权，他们的政权都是通过民主制“选举”产生的，都拥有“民意”基础。尽管这些暴力统治最终被推翻，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惊人。
施先生接着声明，但我们别忙责备和否定“民主制”。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历史上，“君主制”也产生过许多罪恶，产生过“专制”（在大多数读者心中，中国历史上那罪恶那案例可是举不胜举啦）。但它（传统政治）与专制之间的关系（不过）是种“或然性”关系。
“民主制”也一样的：“君主制”是主权问题，其专制性是“或然性”问题；因而民主相对专制也只能产生“或然性”结果，它自身的无限性特征反而会暴露其专制性：拥有选票同样也能选出一个暴君。
好，就介绍到这里吧！
按：我写作此文，并不是要参与到“宪政理论家”的“大量批判”中去，凑什么分子，更不是要“反民主”（尽管很容易被这样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是给中国传统“辩诬”，或者至少，要给她一个“对等地位”罢了。
中国并非专制主义的又一举证
我在关于乾隆的一本小书《乾隆十三年》中写道：皇帝还有一些基本原则（如道统）要遵奉，有法律条文的限制需要顾及，怎能说“最后为一人决定”（这是儒家最基本的政治主张），就是“专制”或“专制主义”呢？
于是我引用了同时期法国一位著名学者魁奈（Quesnay，1694～1774年）的话，在他看来，世界上有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合法的，另一种是随心所欲的。中国可能是专制主义的，假如人们想这样说的话，但它是合乎法律的而不是任意而为的。因为“中国政府的体制是以一种不可置疑的和占绝对优势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的”（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94页）。
算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又一举证。
君要臣死臣便去死？
刚刚播放的电视剧《水浒传》中，几次提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听后感到说不出的难受（金圣叹所谓读之“弥月不快”者，此之谓欤），于是查了查工具书（如《中华成语熟语辞海》）。据说，此句出自《三宝太监西洋记》、《说岳全传》以及更晚一点的《清史演义》，都是一些小说（第762页）。我也不记得《水浒传》里面曾经有过（有朋友查出来尽可告俺；金圣叹所读《水浒传》古本里是没有这一节的，如果有的话《辞海》也不会不收）。我写过《乾隆》，在我的印象里，“专制暴君”如乾隆者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辞书里倒是记着一句：“君不正，臣投外国”。出自《封神演义》。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却是湖南某地的档案馆，记载着“大跃进”初期，当地农民活不下去，大量外逃，就引用了这句经典（外地则以为这边发生了迫害人民的“反革命事件”）。当下感触极深（谁说农民没文化）！
要说到经典，我看还非孟子莫属。《孟子》里有与此针锋相对的一句话，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这可是最有名的儒家经典。两相对照，是多大的差别（好好想想孟子的大丈夫气概吧）！
恰好见到网上一条消息，说：中国的“爱国主义者”（按：我称之为“劣等制式的民族主义”）有一常备武器：“真正爱国的人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是为忠孝……”这句话已经收进五毛培训教材。使用者以为这是真理，一般人也很少想到这段话的荒唐，经不起推敲。
我临退休前几年，开了一门课，重点之一就是读古书，读经典，包括《孟子》，他涉及君臣关系的话还有：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
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中国历史的三大误读：政治部分
此文是一年以前（2011年5月），网易读书“阅读·中国”第6期“中国思想者系列访谈录”，雷天主持访谈节目的一部分；现在拿到博客上来（文字有小的改动），原因之一，是年初终于有同道的文字在网上出现（海外）；另一，是就此郑重推荐钱穆先生的大作《政学私言》（当然，这里还有一个“立场”问题需要解决，即一定要转变到认同中国文化，愿意了解她的道理所在和正面价值，否则那一切恐怕还无从谈起）。还有，就是其中一些内容，还跟我刚刚发表的《乾隆十三年》有关。
一、中国不是专制，是“一个人做主”
网易读书：您讲了我们两个对历史的误读，一个是社会史上的人口众多；一个是经济史上的地主剥削。您另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就是政治史上中国不是封建专制。正是基于对历史的误读，所以中国现在很多毛病就是“仁人志士”努力改造中国所造下的一些毛病，是吧。
高王凌：对，他们动手革命有一个世纪，从五四以来，这里头太多的故事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网易读书：对历史想当然的结果。
高王凌：民国以来这个问题都存在，这个误读核心就是对传统的认识，所以余英时说是思想冲突的焦点，在讲对传统的认识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反传统的。不反传统的老知识分子、老学者还是有个别的，我们能找着。但是我认为，在这个大框架下有三个问题是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他们没有多少贡献，留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儿发愁。第一个就是刚才谈的人口，第二个是地主，第三个就是要谈到的专制，不是封建了，说中国社会传统是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大家早就批评了。
网易读书：我们就谈政治专制。
高王凌：政治专制，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专制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中国的古书上有专制这个词，这个词用得最多的就是比如说一个大臣，他专擅权力，不该他管的事他管了，这叫专制或者叫专擅。在绝大多数不是针对帝王的。而西方用这个专制的概念，那就有一系列的说法。我基本上认为那个东西和中国的事不搭调，用专制这个词来说中国的传统是不合适的。
网易读书：为什么和中国的不搭调，这个专制？
高王凌：如李零所说，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统治。贵族制、寡头制是少数统治，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统治。
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最好，不能就叫暴君。中国说的那种独裁，到了暴君专制，那就是纣……
网易读书：对，我看《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里面对“专制”的解释，还有大英百科全书编纂的《西方大观念》，对“专制”的解释，“专制”和“暴政”是合在一起的，专制并不等于暴政。专制有好的专制，但是很容易演化成暴政。
高王凌：民主在长期以来，十九世纪以前就是坏词，但是专制在长期的时间是个好词，一直到欧洲革命前，它是好词，欧洲还想学康熙呢。我跟我的欧洲朋友也辩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用你的词可以随便用，但是用到中国，你不要说中国是专制。我在我的文章里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不叫专制，中国当代政治也不叫专制。把专制用在这些地方是“两不相宜”。
网易读书：传统政治您觉得可以叫什么？
高王凌：我现在的叫法，就叫“一人做主”。
一个人做主，相对于什么呢？不叫大家来当家做主，我认为是这样。
网易读书：“一人做主”为什么不等于专制？
高王凌：你偏要说“一人做主”就是“专制”，你就这么说也可以了，但是我在语言上来说，中国语言的专制不是这个意思，你这就是欲加之罪，你把一个你想象的东西给加进去，古文里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朋友最近在解读陈寅恪，陈寅恪讲三纲五常，五伦。过去他接受不了，现在就觉得陈寅恪讲五伦就是讲对了，第一个讲君主和臣僚的关系，父子关系，最后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现在我们大家比较推崇的思想家、史学家，吕思勉他有很正面的解释，中国是怎么样的，钱穆也有一些想法，他们两个人在这点上来说还是有些地方相似的。吕思勉说儒家希望有一个王，根据最高的原理以行政事，天下都服从，然后他说了句温温吞吞的话，说假若能够办到，那是最好的事。
网易读书：就是嘛，就是说没有办到。
高王凌：中国为什么总是办不到？不是没有办得到的时候吧，但是也经常办不到，而且经常特别黑暗。这就出了问题……
二、历史的意义也许就是让中国人吃苦受罪，最后明理 高王凌：我的欧洲朋友和国内朋友通话，一方就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黑暗的事，我的朋友就用他最新了解的陈寅恪的思想跟他干了一架。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在这点上有点“匪夷所思”了，我说大家都把“历史是什么”给弄错了。历史到底能干嘛？中国人老想着吃香饽饽，中国人的问题，第一是没自己思想；第二是老想占便宜——祖宗把人口就留一两亿多好；耕地多留出一半来怎么怎么着；咱们早早地像日本一样革新了多好；清朝或古人多可恨哪……过去《河殇》就这派观点。
实际上历史可能完全是相反的，历史就是设局给你——就是中国人要倒霉，中国人就要把所有的苦都吃了，中国人要吃这个苦。比如说汉朝就要让你明白太监怎么回事，西汉二百年不够，再给你后汉二百年，让你能明白了。拿历史拿二事实教训你，所有的事都要来过。当然，你说，高老师，我思想接受不了，咱们可以走着瞧。这些事都让你亲历过，然后让你彻头彻尾地把天下所有的理儿都考虑遍了，包括现在最新的理儿，中国人知道不少了吧。好，让你什么都想望过了，你什么都历练过了，最后让你苦也受够了，让你最后终于认识到这件事将来要怎么样，认准那个无论如何要认准的理儿。所以历史如果你这么看的话，你说历史多黑暗，那就等于不搭调……
网易读书：现在我估计您的言论到网上去有两个指控，很容易受到我们网友的质疑，第一个质疑就是您在为专制高唱赞歌；第二个质疑就是您这个理论太犬儒主义。历史你完全没法去改变，好像是一个命定论的东西，天命如此，就是让你中国人受苦的，你受苦就受着，好像是这样一个概念。
高王凌：历史到底是什么，我只不过提出一点微薄的看法。其实我现在认为历史可能是有目的的，有人说历史没目的，讲后现代。我却觉得历史可能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不是我们普通人就容易把握的。有些事包括阶级压迫、帝国主义侵略这些事都可以解读，但是历史背后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很难说的。
我来理解中国历史，就是我们中国人责任重大，任重道远，像孟子说的那样，我们就得吃这么多苦，我们就要最终能体认这个理。这个理过去给过我们一部分，我们丢掉了。我们最终把这个理认明白了，这些苦都吃够了，这些理才认够了。（历史的意义对于）我们说不定就是这个，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也带有很超人的这么一个东西。
至于讲到对传统政治的美化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三个层次来讲，第一个层次，最不堪的就是怎么挑领导人，帝王世袭，这是最“不堪”的了。但是世袭也有世袭的好处。解决这个问题有个好处，我做事负责任，我后面得给我儿子，后面如果给我一个“对立面”，我还不如给他一堆“破烂”呢。
网易读书：您的意思，就是说在古代，可能我们这个世袭制，接班人制，相比西方国家，可能不管对人们的生活，还是政治的稳定，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高王凌：第二个问题，我的重点，就是这个政治怎么运作的问题；然后第三点是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也是老百姓心里的大事。你那儿干坏了，我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好好想想中国传统理念，就是孟子为代表的，他认为那不叫造反，那叫革命。那叫诛一夫，不叫皇上，不叫王。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传统理念倒更有得说。而且实际上中国传统理念从来就没有一个万世一统的观念，秦始皇可能是抽了一回筋，想永远一家子坐下去，中国传统没有这样的，只做多少多少年。周代卜八百，八百年是最长的一段，别的都是要短得多。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也搁在一边，我们现在就讲最关键的是运作问题。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领导人不管他是怎么选上来的，还是世袭过来的，关键的是，我希望他有担当，能够负责。
网易读书：我听您的讲法就是希望一个政治强人，很有责任的政治强人。
高王凌：对，比如说像康熙、乾隆这样的皇上。你负不了责，你就是动不动说看我这儿是不是多数了，比如投个票，集体领导，那你不一定肯担当。
网易读书：我大体上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暂时先把现代政治理论先抛开吧？
高王凌：就是谈执政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