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读书：古代像希腊这个民主制，或者说古罗马的共和制并不一定优于中国的世袭制。
高王凌：我们现在还不是争这个问题，我们争论的就是怎么运作。你搞民主，乾隆皇帝就绝对不搞民主。但是乾隆明白，我不是写过《乾隆传》吗，他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他认为不听别人的意见是不可以的。因为他面对许多“现代问题”，需要许多治理国家的专业知识。
三、古代政治自有其运作规律
高王凌：我的学生读档案，发现比我们原来光读《清实录》，（乾隆）要多得多地开会，让大家提意见。最近有个学生研究粮食问题，乾隆二年三年，有一些地方官包括县太爷的材料都送上来，把粮食的黑底子全部交代清楚。说你平价卖给老百姓粮食，表面不错，但这个东西最后到了谁手里？老百姓怎么到不了？然后你买粮的时候怎么不够钱，你怎么摊派，什么都说了，然后不同意见，会议（汇议）的意见他全部都听取。他相当负责任。以前我们猜测，乾隆是个阔少，是个公子哥儿，他从小生长在深宫，他不知道民间的情况，所以他有个理想主义，就想在粮食上怎么样做一件理想主义的漂亮事，过去的潜台词是这个。我们现在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开了很多会，无数人说了实话，他没有整过一个人，而且他什么情况都知道。
他不喜欢的是什么呢？搞一个民主式的了解情况，到底下采访去——这就是乾隆初年的事。江苏一带不是老闹水吗？淮河流域，有一回他就去调查去了，说这个渠该开不该开，两拨人就派了人，就跟演出似的，两队人马迎接他，都是假装的。一帮人是这个利益集团，就都说这个，另一帮人说那个，把他底下那官哄得一愣一愣的。乾隆特别不想这样，但是他要听具体情况，但他的听法跟今天的听法是很不一样的。
网易读书：是，这儿我插入一个问题。您讲乾隆是怎么运作的，乾隆一般就是被我们当做一个象征物，就是东方遭遇西方的东方代表。您说的这个意思好像是说乾隆的这种制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专制，实际上听取很多意见。
高王凌：对，但是他有很专制的地方，有很可恨的，你无法解释的地方。比如说他干嘛搞那么多文字狱，一般的人看到这个问题都义愤填膺，我们那儿包括一些教授写的书简直是有血有泪。但是在日常行政里头，我觉得乾隆的这些基本做法就从原理来说它是什么呢？我的美国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丁龙讲座教授）就说，乾隆、雍正、康熙也罢，他不能是无法无天的，他是有法律的，有一些规定的，超出（这些法律规定的）一些事也有，但是他很多事情是在（这个范围内）做的。
我在我的《乾隆传》（按：即《乾隆十三年》）里明确地提出来，我们很难说他是一个专制。实际上在美国也有这个问题，美国的总统就经常被人家批评专制，比如说你总统居然开了仗了，这种大事你都没有在国会那儿商议，就越了权了。在美国，总统是行政首脑，行政本身就是这样“专制”的，你行政不这么做你就很难办事。中国的皇帝，清朝的皇帝和汉朝不一样，他本身又是总统，又是总理，而且他这个总理比我们现在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六部的事都要拿主意的。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表现得这样，我觉得真的是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我研究那个年代，十八世纪，面对这样人口的增加（等等现代化问题），他要做很多政策上的选择，土地开垦怎么做，作物种植怎么做，粮食问题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上都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东西。雍正差不多就是累死的，他们都是有担当，肯负责的。
网易读书：您还是要为这个专制高唱赞歌。
高王凌：我跟你说，我要给自个儿做个辩解，你们不能说我高某人就是一个老古董，我现在变成这个样我也没想到，我受的全都是现代教育，不比哪位少，美国、欧洲去的地方也多了。我为什么变成这样？我可以把这几年的思想简单说一下。比如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就从2008年发表了很多言论，在网络上可以查，包括批评那个《劳动合同法》，一大堆东西我都发表了言论。而且我的这些言论，有不认识的人跟我说，高老师你这个话说得都对。没有一句话说错，说的都对，可是有一天我觉得我好累，我是懂一点点东西，农业的事懂一点点，粮食问题懂一点点，我有一点话可以说。但我就想，如果作为古人得有自我批评，就是，你说的话并不是你去运作的。
如果你现在坐在那个负责的位置上，你说的话还要变成行动，那你还要再考虑考虑。另外还有好多事你不懂得，对不对？所以我在博客上就发了一个东西，我说我从现在开始不发言了，“肉食者鄙”不说，我也别在那儿装什么专家了。为什么呢？我现在有一个口号，叫“回归传统”（钱穆先生叫“复古更化”），不是“回归常识”，是“回到传统”。就是说如果我要选择做一个什么人呢？我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或者普普通通的丈夫，或者普普通通的父亲，普普通通的儿子，就这样，我不谈那些事，那些事有那些高明者替我去做，我何苦来。这是说“将来”，我的选择。
网易读书：您这样会被认为是犬儒主义吧？
高王凌：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社会，我宁可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政治是政治家搞的。说句实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可能有多种解读，但是我看了吕思勉的书，我觉得实际上就像我这样的老百姓，我们对于真正的政治里的内容什么东西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是有一种“规则”，或者有一个“法术”在里头。它并不是要把什么都要说白了。我有一次碰到一个英国朋友，他说，你们那儿一个物价问题居然跟老百姓商量，你们那儿怎么了？我们现在把太多的事都推给这种所谓小民主。
网易读书：对，就是该负的责任不负。
高王凌：对了。
四、中国不是专制，民主救不了中国
网易读书：您刚才讲了古代传统政治运作里面的负责制。它出了问题怎么办？古代传统里面出了问题怎么办？皇帝下罪己诏？还是说找几个替罪羊砍死？
高王凌：乾隆就下过罪己诏。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制度建设，我过去跟发展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当初就是搞制度改革，经济制度改革，后来出了政治制度改革，我们就是这个派，也可以叫经世派。这个派按照我现在的理解实际上是王安石派，就是只讲制度。我们在这条路上曾经走了很远，做了很多的事，现在看来这派是一定要有的。因为当时就跟清朝的事一样，它高度专业化。
但我们那茬人全部都是经济学家，今天我认为是不够用的，我为什么屡次批评经济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无用，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金融学问题（从某种技术层面说）。实际上我觉得今天一定要学经世学派，一个国家，它要有人懂得怎么治国，这种东西是超越意识形态和超越朝代的。你哪个朝代上来做官，你什么民国还是宣统，你得有人懂得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就跟西方的事务官一样，日本不就是那样吗。
换就换上层（政务官），底下那批人不换（事务官），那批人是专家。
网易读书：技术官僚。
高王凌：我认为这点不错，但是这点绝对不够，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还是孔孟之道对。第一，要有制度建设，就是孔子的经世学派，经世之学，它的更重要的一个是要修身修心。就是你首先要把思想搞好了，如果你没有这一步，我跟你说句难听话，就是今天的中国如果没有这一步什么也做不了。
网易读书：是，为了避免我们成为一个彻底空谈，您是不是有想过这个？就是怎么做？现在讲了这么多美好的话，要回到传统，这个当然可能会被别人误会您是呼唤专制力量的重新回归。怎么做？政府怎么让他负起责任来，出了事他能承担起责任，而不是说出了事卸责，然后你该负的责任不负，只要有利益的事你就想去染指。
高王凌：我没有具体的政治上的主张，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法研究，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
网易读书：那是谁能决定呢？有个铁腕君主？
高王凌：我认为用西方的语言安在中国身上是不合适的，中国的语言也不合适，这个专制不是这意思。但是我更讨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新民主、旧民主，一句话，民主救不了中国。
百余年来，民主在中国制造了一批“草头王”，中国人还迷信民主？
网易读书：反正您是一反到底。这个反民主我待会儿再具体问，关于这个专制的问题我还是想多问两句。因为您看您讲这个负责制，我们发现真正中国历史上负责任的官或者说皇帝要么是不得好死，要么是以后名声大坏。比如说商鞅负责吧，被车裂而死。王安石负责吧，后世的儒生，包括整个宋史对他全部是诬蔑之词，历史留下污名。还有张居正负责吧，但是最后家里被全部抄家，儿子惨死。还有秦始皇，秦始皇负责任吧。这么多负责任的君王、臣子，但是历史上留给他们的名声或者他的下场都非常悲惨，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情况？
高王凌：这个问题从我来说没什么可解释的，他们都不是一个好的儒家，一个好的遵循着传统理念做事的人，比如说王安石有很大的内心的问题，别的人更等而下之了。
网易读书：就是说您觉得王安石修炼这个儒家的功夫还没有过关，没到位。
高王凌：王安石是经世学派，但是传统的理论认为王安石就是不讲修心修身的经世学派，只讲制度建设的学派。
网易读书：那您的结论就是要像朱熹，逐渐走向修身了，这样一个路数。
高王凌：我对朱熹这些人研究得都不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清朝就有好皇帝，康熙就是好皇帝吧。明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宋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唐朝也有一两个好皇帝。我们的历史悲剧太多了，到了近代，我后来反对学生学近代史，因为进了近代史，全都是倒霉事，但是我们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光辉的，像这些三皇五帝，我认为历史上都是很好的榜样，我们有过好的政治。但是我们也确实有那些特别倒霉的，这件事我没有办法，所以用我那套对历史的理解的理念来解释。
我觉得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子，你不能把历史想得太好，包括现在这些人一点儿苦都不想吃，还什么好事都想拿着。我们比上一辈人吃的苦就少，但是我们还插过队，挨过饿，等等。我们在思想追求上遇到过很多苦恼，可能在上下左右里头也都是数得着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你要是想给谁定罪，我觉得那也很容易，但是这未必是对的。像吕思勉所说，你达不到我的理儿，你达到的只是一些事实。
你讲了一些事，可是你没有讲出这个理来，这个理还在这儿呢，我们中国人就应该坚持这个理。追求这个理，这个事情，你老兄问的那些事我认为都绝不是一蹴可就的。
还有许多的前提性条件必须解决。
网易读书：是，我们继续像您说的那样讲理，将政治不正确进行到底。您看我们顺着专制讲到革命了，现在照您的意思就是像谭嗣同、像秋瑾，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历史理解都错了，他们想追求的目标和他们认识的历史实际上错位了。
高王凌：你比如说他打一个仗，他指挥错误，导致全军覆没，情报也错了，这个咱说他错了，别的你不好说古人是错的。他们当时有他的出发点，他要唤起什么，他们起来（做什么），我们都很难说他是错的。当然了，说高某人你是不是也干那事去，高某人当然不去了。你比如有人高声呼喊，把那个什么废掉（如计划生育），把它当政治目标，废掉那个，我可能就不做，或者我只是低声说了几句，但是我不能说人家就是错的。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的想法相当孤家寡人。
网易读书：是，我看出来了。
高王凌：有人说你现在变成怎么样的保守派，对民主都有这么大的看法。但是我估计走到这一步就变成我一个人了，一个哥们儿都没有了，所以我曾经写我是“一个人的战争”。
五、不要盲目崇拜民主：制约权力的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的委托政治 网易读书：我现在就是要问您关于民主的话题了。之前，您说中国不是专制也好；中国的横向对比西欧的封建制，或者其他的共和制、民主制也好，它们都是古代的民主，古代的共和制，古代的封建制，跟中国的世袭皇权专制或者您刚才说的“一个人做主”，可能并不一定中国的制度能差到哪里去。但是问题是现代科技革命之后，现代化之后，西方的民主化，现在基本上全世界都处于民主化的进程当中。您现在突然讲要“反对民主”，要“重新继承传统”，这个匪夷所思。
高王凌：继承传统这是正面提出来的，反对民主这句话好像还没喊过，但是我是对民主有很多批评。
网易读书：民主制，我们讨论民主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民主做一个限定性的概念：民主肯定是必须在自由平等的法治之下的民主，而不是说毛泽东时代发动的那种大民主。
高王凌：问题就是说民主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
网易读书：是，没错。
高王凌：而且民主干过很多的坏事，咱说希特勒就是选出来的，对不对？民主一样不万能，历史上民主做出错事的事多的是，所以从我来说不可以崇拜民主。
网易读书：现在一般的讲法是说民主不是最好的政体，但它是最不坏的政体。
高王凌：对，它就是个（政治）运作性的东西。
你到了国人这儿，民主变成一个崇拜物，就好像科学一样变成一个崇拜物，科学也不可迷信，民主也不可崇拜。我觉得传统和民主应该有个平等地位，传统上来就是坏的，民主上来就是好的，这个不对。传统是一种政治制度，民主也是一种政治制度，这里头各有千秋，你不能先上来我是对的，你上来就是狗屎堆。
网易读书：但是有个问题，比如说放到欧美国家去，以前那个专制制度绝对就是坏的，跟它现在的民主比起来……
高王凌：他们那个制度和我们传统的制度，我们固然有许多地方比它还黑暗，但是就制度本身来说，他们的制度恐怕还不如中国制度，就从理念，从理上讲，它那个东西恐怕还不如我们，它那个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它的一个路数。现在你看我这里头引了一个美国教科书的说法，就是大规模地自我批评说民主怎么样。
网易读书：是，他们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批评民主。
高王凌：对，可是实际上我也跟我的欧洲的非常聪明的朋友（资深记者）商讨过这个问题，我说到底你们民主有什么好。他说民主有一条是最好的，就是选举。
网易读书：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权力合法性。
高王凌：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也哑口无言，我也觉得很在理，他也经过思虑过的。但是咱们要讲理，选举就行吗？你好好想想，你周围的选举多着呢，外国的选举也多着呢。
网易读书：它这个民主也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
高王凌：对，你的逻辑跟我一样。
网易读书：你刚才说这个民主的好处，您的朋友说是选举，这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解决一个权力合法性的问题。还一个民主重要的，它是解决权力互相制衡，解决权力监督的问题。你是暴政，没有人监督你，谁监督你？
高王凌：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可以争议，这个问题我不完全同意。
这个问题就是西方政治理念已经走了偏锋了，美国的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我怎么制约你，那一帮人就是我根本不信你；这和中国政治的根本理念是不一样的，中国政治按照钱穆的理念就是我信任你，就是委托政治。他这套东西有它的坏处，处于今天不难理解，但也不能因此就把理儿都看偏了。
网易读书：这个问题，您说像美国讲的天赋人权，它是有个上帝信奉，有这个信仰的基础。中国以前信天命，就是你的权力是老天赋予的，现在这个天命，这个天道的信仰没有了，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我们现在重新再讲基于天命的委托政治。
高王凌：别着急，你看老天爷说不说话，你看着，别着急。我觉得现在看来选举也有问题，像在西方，改选有的改选不了。美国人就说，还得革命。他一说到这儿，我马上就说，那你就完了，我们中国也是，最后还得有一场革命。中国还不是这套，商纣王怎么办？还不是革他的命。你等于是殊途同归了。
民主最后改选不成，教科书里就有这句话，民主改选不行就得革命，这是它自个儿说出来的话，这是教科书里的话（美国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上说：梭罗宣称“政府的暴政或无能大到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公民有权拒绝服从，有权起来反抗。”）。
我最近很悲观，我过去满脑子都是为普通老百姓（代言），我脑子里是什么多数。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个教授，他就说，高，你的背后老有什么东西催着你，顶着你。其实这个东西在我来说就是为绝大多数人，为工人、农民，特别是农民（说话）。但是我现在自打上次你们博客上对我“围剿”之后，开你个玩笑，我对那种多数人真有了不同的认识。
网易读书：但是民主制并不代表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其实我觉得民主就是在你说的关键那一件事，选择人的事上，比如说奥巴马我是否投他一票，这件事上我也没得说。但是你说在日常行政里头搞什么民主，你该拿主意就拿主意，你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那不就结了吗？你那些经济问题，金融问题，人民币应该不应该增值等等高度专业化的问题，问老百姓干嘛……
网易读书：托克维尔首先说，民主政府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对少数个人利益的保护。少数人的意见，而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高王凌：托克维尔是很少数派的，现代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多数，都是想的投票。
网易读书：现在我们好像一讲民主就是大众的民主，就是一个多数人的暴政，不是这样的。
高王凌：人们心里可是这么想的。
六、黄四郎走开之后，民主或其他制度一切才皆有可能 网易读书：我们讲的就是一个代议制民主，就是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法制框架下的代议制民主。
高王凌：勒庞说的话就跟你这个完全相反。有一个朋友没见过面，是我们留美历史学会的，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我在西方那么多年了，我认为西方制度真正好在哪儿呢？他说，有若干若干的法律规定把我们那些事情都给写明白了，都给照顾好了。
我认为，我心里的社会就是回到传统，传统社会可能是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传统社会有很多的风俗习惯。这些地方（详细的法律规定）我觉得很容易和传统结合起来，而且现代崇拜的是什么呢？是大社会小国家嘛。这些都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网易读书：那你现在就回不去了，现在大家崇拜的是权力和金钱，没有这个习惯，你回不去怎么办？
高王凌：今天我们俩讨论不是怎么样过这关是吧，而且我认为你要想过这关，靠民主、靠选票绝对无戏，对不对？
网易读书：那您说靠什么吧，回到传统，我们呼唤一个铁腕君王吗？
高王凌：外国有学者研究西方的政治，他们就成天讲反抗，他们不承认有“反行为”，说“反行为”就是“反抗”，我认为“反行为”不是“反抗”，他就说在苏联解体之前有多少多少反抗，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苏联不是被老百姓推翻的，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垮的，我们不能探讨那些问题，一个国家怎么建立的和一个国家怎么才能垮台，最近出的政治学书籍里都研究这个，抗争政治，然后什么情况下抗争政治和反抗能够成功，什么情况不能，我认为这都是伪学术，这不叫学术，是胡闹，象牙塔骗人，西方人玩他的象牙塔，把我们中国人糊弄得也跟在后头研究这个。
网易读书：我们还是需要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您刚才讲中国不是专制，民主不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那怎么办吧，您讲回归传统，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一个东西。
高王凌：这个东西现在无法落实，我只是自个儿在那儿想，表示自己的一些政治态度和生活态度，我自己打算什么样的，我的选择，如果将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会表示我喜欢的是这样一个选择。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个。
网易读书：问题是您讲了这个“再建道统”，我们总得落实到一个东西，一个具体的内涵，是吧，这是个什么呢？
高王凌：你这只能等到“黄四郎”之后。你才能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这一步什么谈不到，对不对？这完全是前瞻性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你，就是等没有你了之后，这一切就可能变成一种选择……
从清史对当代农村改革的一个解读
本篇是吴思先生点题，我才起念而写的。说来，这些东西搁在脑子里很久了，但只是到一定时候，才忽然鲜活起来，以前并不能够说得这么清楚，如此通贯。
“回归传统”，是我“财经网站”的标签，一般人多难以接受。如果说让大家回归到乾隆朝的“物质生活”，自然有点儿“匪夷所思”。但问题的关键之一，是“传统”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还有没有“现代价值”？这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作出的一个解读；也表示了我过去作为一个“经世学者”的所作所为。
本篇写于2011年，发表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文字或有出入。
在历史学界，近三百年历史常常被分作三段：清史；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段兼修的学者很少。像我这样只修一头一尾的，也不多见（致为某些学者所讥）。比较多的，是从清代进入民国，或由民国转入当代。
至于学术的重心，在我经历所及，三十年间，也发生了由清入民（国），再入当代，热点迭次转移的过程。而我初到美国，当代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不算做“历史”的范围（这与国内情形不同）。
我的“一担挑式”选择，表面上看，“全神贯注”于前面一头（在美国我只读清史不及其他），而内心关切却在后头。它也成就了我的一个观点，即当代（今天历史）的“昨天”，不在民国，而在清代（特别是十八世纪）。当然，这主要是就经济史而言。
至于当代农村变革，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经营制度，即与“包产到户”有关土地制度、经营体制等问题；一是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带有很强的技术性。
本篇文字，不管是使用什么方法，是“以古贯今”，或“自今返古”，或以“三百年为一个历史”做出发点，事后看来，并不由人。俗话说：“冥冥中自有天意”，即表明个人选择的成分很少。
一、同样遇到“人口问题”
三十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四川的“场市”（农村集市）。“场市”也许并不重要，为这篇论文，我却读了四百多部地方志，等于作了一次清代四川的“农村调查”。这为以后的学业打下了一块基石，通过它，获得一部分“史感”，也与我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可以互相验证。
这篇论文在学术上也有一点价值，它触及了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中国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说”。这一下非同小可，答辩时不能不讲究策略：农村经济的基本单元，不是农户或者村落，而是围绕着场市展开的“场市区域”。更深入的话就不好多说。慢慢我才发现，过去中国历史的许多“结论”，多是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先，而非其后的。
毕业以后，我需要选择一个题目，作为将来自己的“专业方向”。对每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来说，恐怕都是必过的一“关”。
我采取的是一个“笨”方法，就是阅读清朝的基本史料（《实录》等）。慢慢不知怎么就有了一念：写“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那时发展组经常有小规模的学术交流，记得那次还是在沈志华家。
从历史观察，在清代十八世纪，“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第一个，恐怕就非人口问题莫属了。这种情况，在四川我就发现了。
公元十八世纪之初（康熙四十年代），清圣祖（康熙皇帝）发现，国家人口益繁，不能不“预筹安养之策”。这就展开了清代史中最有光彩的一页，集中表现在十八世纪头五十年中，政府连续给出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康熙、雍正时期，中国“人丁”只有两千数百余万，到乾隆初年初次统计“大小男妇”，就发现已有一亿三四千万“口”（那还是国内清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尚需经过一番考订，才知道“丁”非是“口”；因昧于“丁”与“口”乃两条“非平行线”，时兴“以丁折口”；对人口问题的发现，仍归之于乾隆晚年之洪亮吉，不知两者差了八九十年，中间还有一大段故事；称洪氏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也表明国人在学术上之崇拜外人及好拾牙慧）。至乾隆五十八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
中国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汉代、宋代、明代的最高数额不过六千余万），也没有这么大幅度和快速的人口增长。重要的是，它竟与后几百年连成一段，一直增加到十几亿之众。各位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即中国从彼时即已开始试行“现代化”（参见拙文，《史林》2006年第5期），但不难发现，“当日”问题与“今日”已十分接近。
还有一节不能不说，就是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可以圣祖皇帝为代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而非限制人口增长）。它自然要带来一个巨大的需求和农业产出，并带动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出台。
二、似乎不成问题的开垦政策
要发展经济，首先便是开垦土地，当日朝堂上称为“垦政”。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对农业生产来说，第一步即开垦土地，舍此并无其他。至于灌溉、施肥，以至复种、多种经营，一步步提高耕地利用水平……都是以后的事。历代都把土地开垦，作为“恢复时期”的主要政策，一向也卓有成效（如明代初年）。
从官方统计数字来看，清代以前明代中国的耕地面积，已有7亿多亩，到民国初年，达到14亿亩。其间约7亿亩是为清代开辟，占据一半（数据中的问题存而不论）。换句话说，清朝三百年土地开垦，与以前三千年所垦约略相当，成就极为可观。
从其他各方面史料也可印证，清代出现了“全域性开垦”，势头及于历史上从未开辟的深山老林、生荒地土，其中最著名的新开发地区有西南、中南及东北等地，相对于明代经济重心偏于东部运河一线，已形成极大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