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节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从这样一段史实——江浙地区人口变化的方式乃由先前的高速增长，转变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低速成长——是否即可反推出它与“生育控制的普及”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23）？
我过去在中国地区理论的研究中，曾按照各地区的发展水平，把它们分作几个阶段（或类型），每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其第一项，就是人口方面的特征；它的表现之一，就是随着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速度“自然”会不断放慢。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地区，人口增长由先前的较高速度，转变为后一时期的较低速度，乃是一个规律（24）。而这，正是各地区发展的通例，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实际上，清代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呈现出这种“依次递减”的现象。不能由此即推导出某一地区就一定有什么人口生育上的控制措施（如江浙），而其他地区则谈不到（如川广云贵）。实际上，在清代那些开发较晚的地区，大都经历了此一过程，按照这样的推理，它们是不是也具有同样而有效的人口机制了？
不过，我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或更多地强调经济方面的原因），而未能从各个方面去进一步寻求各地区人口增长（或不增长）的具体原因（25）。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也曾多次向同学们谈及此点。实际上，在各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人口状况如何，可能都有人口方面（如自觉和不自觉的人口控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例如清代以前广西等一些地区是怎样实现其人口的“零增长”的即很值得研究）（26）。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力想办法找出它们，而不是将之“置之度外”。
二、关于中国人口增长率
据说，上述有效的人口机制，导致了中国妇女的已婚生育率较低（大约只有6个以下，同样条件下的欧洲妇女却有将近9个）（27），本节接下来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结论将可能引发的一些问题。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妇女是否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如有学者以为，只能将3.66当做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每一妇女养育率的最高值（28）。也有学者提出，传统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的已婚生育率在6.5左右，比英国妇女只少生1.5个孩子，相差不多（29）；或实际生育率为8个孩子，与西欧妇女的生育率没有根本的差别（30）。但我以为，这里问题的关键不仅在该数值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它将会导致出一个怎样的人口增长率？
在我看来，中国妇女若一生只生五六个孩子。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生育率了。建立一个精确的模型计算它将达到怎样的年递增率，恐怕非本文所能承担。但假定死亡率能高到夺去一半儿童的生命，我估计，在二三十年间，人口仍将有加倍的增长。如清人洪亮吉云：设有男子一人，娶妇生子，以“生三计之”（即一变为五矣），“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将复生孙九人（即八变十七矣）；故云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31），皆有成倍的增加。正像有学者指出的，这5至6个孩子的所谓“低生育率”，已经达到了中国在二十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年均增长率高达20‰（32）；这哪里是什么“低速成长”了（33）？岂不仍可视为没有节制的生育（34）？
当然，我这里所作的，还算不得什么“科学论证”，而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套数学模型，对其加以计算，也有令人可虑之处。如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国人口史料本身的严重缺陷及“修复”上的困难，因此不能把它作为严肃“科学分析”对象；如若硬把它们放在一起，将会产生“不伦不类”的结果（35）。
这一个论点，还将暴露如下的潜在问题，——即与清代人口的“低速成长”论发生冲突。
以清代人口增长为例，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36）。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而从1644年到1851年的增长率也只有4.9‰而已。因此人们感觉不到人口增长的速度，只能感觉到其增长的总量（37）。
这样说来，在人口的增长率与妇女的生育率之间，不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又怎样才能自圆其说？
要么，是二者之中有一个发生了问题，要么就是两者都有错误。在本节的最后部分，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李中清的人口图表早已受到识者的批评，认为不应删去其间人口的下降部分（例如十九世纪太平天国起义和光绪年间华北的旱灾）。同样，明清之际中国人口曾有相当大幅度的下降，也不应当忽视。对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数量，李中清认为，1700年中国大约有1.6亿（38）；曹树基则认为，在这之前的1688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6亿（39），正是这两个数值，导致了他们得出了中国人口维持“低增长”的结论。
显然，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清代初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了？鉴于清初近一百年时间里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如何“以丁折口”，就成为一个难度既大争议复多的问题。在舍弃了丁口折算的方法以后，笔者曾经使用“回测”（或曰“倒推”）的方法，对清初中国人口数字作出估算（40）。
为什么不使用“预测”而采用“回测”？这主要是因为明代人口数字无法利用，而其后相邻的乾隆年间数字则相对可靠一些。但问题是，应当采用乾隆年间哪一个数值作为基点？又应采用哪一个增长率作为依据？从计算方法上说，这两个数据缺一不可，但其间争议却也不小。前边所说的“不足7‰”，就是不同的说法之一。1983年南京中国人口会议曾讨论过这一问题。葛剑雄曾表示，他的汉代数字，就是根据对清代的这一认识得来的，或可考虑修正。笔者的观点是，清代乾隆年间（从乾隆七年到五十九年；不取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数字）的人口年增长率为13‰左右。而出于种种原因，康熙、雍正年间的增长率可能更高，也许达到15‰或更高一些（特别是在乾隆以前的五十年间）。于是，以此“回测”计算出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上述增长率是否过高？在历史上有没有过“先例”？实际上，汉代从公元57年至157年约一个世纪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曾达到9.9‰；宋代从公元976年至1110年一百三十余年间，户数年增长率也曾达到14.4‰（同期人口增长率为10.2‰）。可见并没有什么稀奇（41）。
我为什么不同意说清代的人口增长率比较低，或把明清两朝“等同看待”？这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果把明代人口数字估计过高，就产生一个大问题，即怎样看待明清两代的经济增长？从经济史研究的角度出发，我经过反复平衡、考虑，总是认为明代经济发展远远不如清代，因此才有这个认识。
这样看来，关于传统中国人口增长率的高低之辩，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而不能轻易定论。
三、关于人口作用问题
在这场辩论中，双方还围绕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的存在与否，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如曹树基认为，中国人口的模式可以简化为“过剩—缓解—重新过剩”；人口过剩的难题（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梦魇（42）。李中清则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过剩”（甚至在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下游也是这样）（43）。不仅如此，在李伯重看来，中国历史上曾否存在“人口压力”都不无可疑了（44）。这些论点不但本身意义重大，还带来如下的一些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待清代经济发展的动力，又如何评价人口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先谈人口压力问题。我觉得，“人口压力”应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不但不应将“人口压力”与“人口危机”等同看待，也不一定要把它与什么“障碍”或所谓“阻碍”因素联系起来。把一个“力”（或曰“感受力”）的概念，当成衡量某种发展（或不发展）程度的指标，好像（经济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就没有了人口压力；没解决好，才会有人口压力（45），这种看法似也不无问题。以古观今，或以今观古，道理恐怕都是一样的。
再者，从历史学角度来讲，有一个“主－客观”或“认识论”的问题，对于历史上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光凭后人的看法，而要看到前人（或曰“当事人”）的观感才是。美国学者柯文一再强调，要从当事人的直接体验出发，可能正包含有这个意思（46）。清人自十八世纪初发现了人口问题的存在（康熙皇帝），即受其驱策，而思想，而行动，吾人不能一味指责他“不合逻辑”或“有悖史实”，甚或进而否认古人故事。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人口还不如明代之多，但偏是在这一时期而非其后，清人针对着人口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经济对策（从朝廷到地方），并将之着力推行，付诸实践（47）。其内容可概括为经济作物种植及商品经济的开展，规模效益及跨省区经济交流的扩大，以及工业的相应发展，等等（因此我也坚持使用“经济发展”的概念，而不随意以“经济增长”取而代之）（48）。这些，大约都可称为清人面对人口压力所作出的积极努力。
对此学界曾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认为传统经济的发展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势必不到“走投无路”不止。其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发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它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49）。我们难道能因为它曾获得某种成功，就否认中国曾有“人口压力”存在？或是相反，因为它有过失败，“人口压力”才会形成？
而且，清人的努力已使清代经济迈上了好几个阶梯，我们怎能随意赞同某些时髦话语，称其为“没有发展的增长”（50）？而在那一类所谓“过密化”的解释之下，则不但明清以来的600年，直到今天（乃至今后相当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史，都将是“一无是处”。这，又怎能经得起史实的验证呢？（51）
再说人口的作用问题。始终有人以为，人口众多就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罪魁祸首”，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总有人把中国太多的问题归之于人口因素（或以为用它就能分析解释一切），并认为其作用一直就是“负面”的。这恰是笔者不能同意的。
我们还是从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之中，经济的“起步”即完全得力于人口的增加和有效需求的扩大；人口的增加，甚至会引起收益的递增，这在发展的早期或所谓“恢复时期”最为明显，也较少引起争议。到了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虽然收益会有所递减，但它却可能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劳动力；如精耕细作的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生产，往往需要较多人手，例如江苏一些地方，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仍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可见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的贡献，就是对高水平发展也不例外。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而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扩大；没有需求的如是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和“规模经济”的出现，便也没有地区间的贸易和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人口的大量增长，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可以说，中国传统经济需要那样高度密集的人口，二者之间有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各发展阶段，无疑都起到过推动的作用（52）。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在中国历史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农业都是“非充分生产”的，直到今天；它一方面养育了十几亿的人口，另一方面，不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剩余吗？
人口增加还对租佃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它迫使地主将租地分给更多的佃户耕种，结果就产生了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所说的地租率的下降（53）。因此，我们怎能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不是”都推在“人口”上？或把那一切都称作“不是”呢？
但是，上述论点很可能受到如下的指责：这是不是把中国的历史说得太好了？还要不要中国革命了？如有学者指出，（人口众多所导致的）整体性贫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否认这一点，对有关问题的解释，就会缠入越来越多的解不开的死结当中（54）。这类意见曾在不同场合引起讨论。笔者本人也数次得到学界同人的善意批评。如一次在争论中，有同事说：如果把清史写得这么好，还要革命干什么！我想对此不能不给予正面回答。
问题在这里大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关于清史本身的。我的批评者和我也许都不同意“盛世”派一味夸饰的做法；可能也不赞成十八世纪的政治史只是一个“反贪污史”的观点。为此，我将作出如下的回答：恐怕（我们对清史）写得“还不够好”。
另一个是关于“革命”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即便我们把清史写得再好（或清人做得再好），恐怕也不能排除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它是具有太多的理由和逻辑性了。这说来话长，首先，把一些“先进国家”的（工业）革命理解得太“轻而易举”，按黄仁宇的说法，这本身就是一种误解；即使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也是经过了一场大革命和长时期的努力才成功了的。更不用说那些“跟进”国家了。而中国在二十世纪面临的现代国家的“三层重建”（以及“反帝反封建”诸问题），更不是清人能够应付得了的，无论它做得多好。所以我们若想“否定”革命或把革命轻易地越过去，恐怕都是不可能的。（55）
最后，本文还想就人口思想的一些问题略加讨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紧紧地围绕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为辩论的中心，马尔萨斯短、马尔萨斯长，一以马氏的“马首是瞻”，我觉得，这似乎是不必的。马氏是两百多年前的人物，他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中发生作用，至今也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它毕竟不属于严格的学术思想，我们为什么念念在兹，总是以马氏设问，而不能另行设立一套问题意识和自己的人口思想体系呢？
另外，当我们面对着中国的人口思想，如康熙皇帝、乾隆皇帝，以及洪亮吉等人的人口思想时，若非加以忽视，便是当头一个“反向提问”：他们有没有节制人口的思想？好像只有谈到“砍杀人口”才是够味，反之则失去了其意义和现代价值似的。所以，在有关方面，我想，我们还有许多的基本建设要作。
早年笔者曾就人口问题作过一点研究，随后传闻“淡出江湖”，也就不免于“孤陋寡闻”（56）和“落伍时代”之讥。兹作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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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旷新年：《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二十一世纪》2009年2月号）；括号里的那几项中，“资金”是“借”来的，“技术”是“学”来的，“资源”是“浪掷”的；易富贤：《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称之为“吃祖宗饭”（（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2） 以上参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3） 参见拙作《求学偶得》之三《政府和政府角色》。
（4）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5）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
（6）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7） 参见高王凌：《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载《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8） 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9） 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7页，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2006年第5期。
（10）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第49～50页。
（11） 据中新网2008年12月24日电：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07年年末，全国总人口132129万人。
（12） 参见我的博客：《关于人口数字的疑问》，2008年12月。
（13） 如李中清认为，中国人口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0.5‰，远低于其他地区和国家，《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而作为对立一派的曹树基在这一点上则与之持有近似的论点，认为清代前期的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其年平均增长率不足7‰，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5页；我之所以不大同意的理由，特别是从经济史的观察，参见《马尔萨斯阴影下的人口争论》。
（14）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中译本，三联书店2000年版。（以下简称《人类的四分之一》），第54页、第81页、第156页、第10页；按：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
（15） 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71页。
（16）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1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1页。
（1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37页。
（19） 《堕胎、避孕与绝育》。
（20） 陈意新：《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载《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
（21）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89～90页、第84～85页。
（22） 于允科先生、符友丰教授、李零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23） 《堕胎、避孕与绝育》，第73页。
（24） 参见高王凌：《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
（25） 参见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26） 在读了本文的草稿后，夏明方教授告诉我说（2003年6月），费孝通即曾指出，在广西的一些地方，“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这样他们就“使人口安定在不会增加的水准上”，引文见《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27）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23页。
（28）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77页。
（29） 陈意新、曹树基：《尊重中国人口史的真实》（未刊稿）。
（30） 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对清代以来中国人口的研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1）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在此之前，明人徐光启有“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之说；之后，汪士铎有“二十年即加一倍”之说，二者皆有所见而发，参见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第237页。
（3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56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在插队的村庄，也都发现人口大约增加了一倍的现象。
（33） 《节育减缓了江南历史人口的增长？》。
（34） 《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中国历史人口》。
（35） 周孝正教授的谈话，2003年3月。
（36）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65页。
（37）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5页、第836页。
（38）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216页。
（39）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32页。
（40） 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2期）、《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年第32期）等。
（41） 参见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1983年南京人口会议论文，《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2期）；《清代初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控制》（第二、三节），《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在南京会议上山西医学院教授倪江林也使用了“倒推”法来测算清初人口，当然他的统计在方法上就更为严密。
（42）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70页。
（43） 《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44） 李伯重：《“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又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177页。
（45） 参见《“最低生存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
（46）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译本，中华书局1989年版，多处。
（47） 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48） 有关“工业”的概念和清代工业的发展，以及江南（传统）“工业区”的出现，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知识分子》（美国）1987年秋季号；《关于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4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1995；以及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更早关于的“原始工业化”提法，见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第九章；据说在这之前，还有伊懋可和不少学者都采纳了这一术语，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第34页。
（49） 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50）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多处。黄宗智与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研究的主旨，都是回答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这一问题的（而且很多都是依据二十世纪上叶的史实），这样看来，我们也许就能对之有多一点的理解。
（51） 对于近六个世纪中国“一直是‘糊口农业’占支配地位”的说法，王国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见《转变的中国》，第19页。
（52） 以上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又，《关于清代江南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第9章第3节。
（53）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认为：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如果我们在这句话前加上“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后边所发生的，不正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吗？此外，他的理论也对劳动过密、以及过密只会使佃农更为不利等，提出了挑战。以上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第六章“几点余论”（即刊）。
（54） 《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848页。
（55） 参见拙作：《不是否定革命》（未刊）。
（56）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的老同学陈意新教授为我全面介绍了有关争论（2002年6月），使我获益匪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