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李鸿章开办了一系列以“自强”、“民富”为目的的工厂。
在晚清的官场上，要做成一件事，不仅要对事本身进行全局性的精确安排，另外，还要在整个官场中精确布局，否则，不仅事情会做不好，自身也会受到事情的牵连而被打倒。
李鸿章知道，要办稍大一些的工厂企业必须得到总理衙门的同意和支持，但清朝一向视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学习外国利器”的阻力，除了列强之外，还有来自国内的顽固守旧势力。蒙昧无知的官僚士大夫们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处处掣肘。这些顽固派闭目塞听，不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承认中国的衰弱，他们攻击李鸿章等洋务派“舍己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
李鸿章深知只有取得朝中重量级人物的支持，才能让这些士大夫闭嘴。李鸿章把目光投射到奕、陈廷经身上。
奕支持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则授权奕主持中枢。但当时两个当权者“在谨慎地互相监督着”。慈禧觉得自己脚跟已经站稳，对政务也“渐皆了然”，因而决意借机打击奕，以便集权于一身。1865 年 4月，诏责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诸多挟制，取巧妄陈，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由于外国公使干预和朝廷戚旧进谏，慈禧被迫让步，命奕仍在内廷行走，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但他的“议政王”的称号却被永远地剥夺了。失势的奕自然非常需要帮助。李鸿章对待奕，暗中贬之为“庸鄙无远识”，明里却对其无比恭敬和支持，这就让他们两个结成了联盟。
李鸿章曾多次致函总理衙门，陈说办厂造船的必要。李鸿章提出的建厂造船的建议，得到总理衙门的赞同。
只有总理衙门的支持，力量还有点单薄，于是李鸿章寄希望于陈廷经。陈廷经系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时任巡视南城掌四川道监察御史，以通洋务、敢直言而名重京师。1864年10月，李鸿章致书陈廷经，从敌国外患和中外军力对比立论，阐明中国“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的紧迫性及其具体内涵；抨击顽固派抱残守缺，昧于大势。李鸿章这番颇带感情的议论，果真打动了陈廷经。1865年1月，陈廷经奏陈变兵制、筹海防，在广东等海边城市设局制造外洋船炮以“靖内患，御外侮”。清廷根据陈廷经的请求，让曾国藩、李鸿章会同商酌。时机到来了，李鸿章自然不会放过。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首先陈述了办厂理念和就地购厂的理由，然后就提到陈廷经的奏折，“虽语焉不详，未得要领，而大致与总理衙门暨臣所筹议不谋而合。曾国藩平时亦持此论，自应遵旨商酌办理”。
本来，朝廷的意思是让李鸿章和曾国藩等对陈廷经的奏折商讨，但李鸿章借坡下驴，他现在筹办江南制造总局就顺势成为“遵旨商酌办理”、呼应陈奏的结果。
很显然，李鸿章在力劝陈廷经上奏的时候，已经预想到了结局，而陈廷经的奏折，是李鸿章早已布下的棋子，而这枚棋子，让本来应该商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了既成事实。这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布局的巧妙。紧接着李鸿章就简述购买此厂的具体情况，并强调“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言外之意是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李鸿章得到朝廷的允许，很快创办了沪、宁两个机器制造局，1865年5月，清廷再命李鸿章派员赴津开局铸造炮弹，以资应用，以崇厚为主持。崇厚是满洲镶黄旗人，时任三口通商大臣。清廷此举，企图建立由满洲贵族直接控制的军火工厂，打破汉族官僚对新式军工企业的垄断。但1870 年就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竟然坐享其成，把津局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李鸿章：“现在整个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员，五十岁以上的大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李鸿章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气力撬动着庞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李鸿章既要全力抵抗着西方列强带来的洋枪洋炮，还得时刻防范身后腐朽阵营中的明枪暗箭。在这样一种形势之下，李鸿章只有及早安排，提前防范，才能避免在政敌的攻击中倒下。
也只有提早安排，见缝插针，巧妙布局，才能在时机来临的时候，变不利为有利，最终促成有利的局面。
如果没有精确的布局以及超强的权术智慧，李鸿章或许早就在内外夹击中倒下了。
第三章 借力打力，巧借外力消解自己的压力
1.借用外力，才能在乱世中不被打倒
一个人要想让别人扶持自己，就得让别人感觉到自己是其安全的保障，而不是一个威胁。所以，别人的危机，就会成为自己发展的机遇。
李鸿章是个很懂得利用这样机遇的人。闻名遐迩的淮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进入尾声，这时，上海被围，江南豪绅地主为了免遭灭顶之灾，一方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
上海需要有人解围，但曾国藩这边在兵力上却捉襟见肘。曾国藩最初想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淮军的建立，上海富商出钱，曾国藩不仅亲自制定营规，还给了李鸿章一大批军官，帮助李鸿章训练队伍。李鸿章建立淮军，自己基本上没出多少力，完全是应别人的要求，在别人的“无私”帮助下建立的。
淮军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建立的，但淮军最终却没有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而裁撤，相反，李鸿章借朝廷对曾国藩的猜忌，同时，因为当时捻军横行北方，在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同时，李鸿章不但没有裁撤淮军，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大大扩充了淮军的实力。
可以说，正是曾国藩裁撤湘军，给了李鸿章的淮军第二次崛起的机会。曾国藩之所以裁撤湘军，也是出于不得已。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原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英勇作战，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西太后和光绪皇帝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湘、淮军拱手相让。这对“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
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最担心的就是，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据《清代野史》记载，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彭玉麟攻克安徽，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国藩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和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将领们却不甘心，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
曾国藩从湘军中分兵，在上海建立淮军，树立安徽人李鸿章的威信，就有减轻西太后对他猜忌的意思。而慈禧为了打击湘军的势力，更是极力提拔李鸿章。
自己的发展，一定要让别人感到舒服，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帮助，而不是打压。李鸿章巧妙利用曾国藩跟朝廷的矛盾，不仅让自己避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还借机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李鸿章后来建立北洋海军，同样也是巧妙利用了中外矛盾，尤其是利用了中日之间的矛盾。
近代中国海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李鸿章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时期。那时他成为熟悉军事的专家，并且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被完全平定之时，朝野上下在历年内乱外侮之后正庆贺升平可期，李鸿章却另有想法。他忧心忡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他感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抱火积薪，可危实甚”。在李鸿章看来，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
李鸿章在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他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被凶恶的敌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尤其是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更使他相信日本穷兵黩武，对中国的野心更甚于西方国家的威胁。西方国家虽然侵略成性，但距离尚远，而日本近在户庭，随时可以伺机侵略。他相信日本“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李鸿章的观点得到了文祥、沈葆桢等人的支持。朝廷最终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以日本为假想敌并建立中国海军的想法得到了支持。
1875年5月他受权督办北洋海防，在以后十余年中，费银几百万两，为北洋海军购置各种类型的战船，包括铁甲舰、巡洋舰和鱼雷艇等。
淮系集团对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有深远的影响，袁世凯曾是李鸿章这个集团里的一个核心成员，他在李鸿章逝世之后又发展起了自己的一个北洋集团。而北洋集团不仅干掉了清政府，还一直影响了中国此后几十年政治格局的走向。
“乱世出英雄”，在某些人看来的灾难，总是某些人可以利用的机会。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有些人等待着被灭亡，有些人则借机崛起。
李鸿章一直处在各种矛盾的核心，而他也巧妙利用这些矛盾，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成为晚清政坛的“常青树”。
2.长袖善舞，才能在夹缝中屹立不倒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把中国赔得精光，而北洋海军的覆灭，让李鸿章也输掉了老本。这时的清政府跟李鸿章都已经没有了与外国列强抗衡的资本。
但李鸿章还是没有灰心。既然已经没有内力可恃，那就靠他的外交手段了。英、美、法、德、俄诸列强中，合纵连横，他最想依靠的是美国。在他看来，用中美关系牵制中日、中英、中俄等关系，是一项比较可行的方案。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最为有利。当时的日本、俄国、德国、法国甚至英国，都或明或暗地提出了分割中国领土的要求，只有美国强烈反对领土占领。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李鸿章就不露痕迹地建立了与美国较为亲近的关系。
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格兰特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
格兰特于七月四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七月十四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而且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
虽然格兰特的调停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美国在国际社会中还是乐于帮助中国的。
1896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由于李鸿章的访美，美国举国谈论中国。李鸿章在历次清朝访美官员中级别最高，《纽约时报》连篇累牍报道中国事务，改变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重视中国，积极介入中国事务。以前，美国人认为美洲已经够大了，不必去管外国的事。至于更加遥远的中国，只有在喝早茶时，才会想那是一个种茶叶的国度。李鸿章的访问，掀起舆论。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当时四面人山人海，汽船、拖船、汽艇都载满了欢迎人群，连大银行家摩根的私人汽艇也来了，主桅挂满色彩缤纷的飘带。《纽约时报》说：“人们都想一睹大清国总理大臣的风采，因为此人统治的人口比全欧洲君主们所统治的人口的总和还多。”
美国东部陆军司令卢杰将军身穿礼服，佩着绶带，率着部下登舰迎接中国贵宾，“欢迎你的来访！”李鸿章鞠躬表示谢意。卢杰将军说李鸿章越洋来美国“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的大哥哥探访远方的弟弟”。
李鸿章给美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博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在义和团运动中，面对义和团的暴力攻击，美国政府不仅肩负保护自己公民生命财产的责任，同时给自己加上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的义务。
对于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一贯站在同情中国的立场；对于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和在教民冲突中的蛮横无理，美国也明确站在中国一边。
针对美中之间在义和团问题上的矛盾，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表示：“美国一向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好朋友，希望中国繁荣昌盛，但是目前更为决定性的是维护所有美国公民和基督徒在协定上的权利。”说白了，美国支援中国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必须遵守过去协定上的规则。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根本前提。
康格表示“美国希望支援中国政府对违反协定的暴行严格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愿意这样做，这不仅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这个国家的政府目前正遭到不法组织的威胁……”。
康格在这次会晤中委婉而明确地阐述了三个观点：一、由于义和团持续的暴虐行为，美国可能被迫转换以往在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既定选择；二、美国必须为自己的在华生命财产而提请清政府解决问题；三、为了美国也为了中国，美国愿意帮助清政府履行协约义务。
清政府对外宣战之前，英国一度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德纳扬言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和整个吴淞地区。英国人此举是试探美国的反应。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得知此讯，秘密派遣美国人福开森（J.C.Furguson）与古德纳疏通，报告美国政府，请求美国设法制止。刘坤一同时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即便没有刘坤一的请求，美国也不会支持英国的做法。英国见状，权衡利弊，终于知难而止。
为了遏制列强进一步借口镇压义和团之乱瓜分中国的野心，美国在中断与北京联系，不知公使馆人员死活的情况下，于七月三日经驻外使馆向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国、奥地利、比利时、日本、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发出通牒，再度申明门户开放政策。这次照会，除了强调要保护美国在华生命财产，同时强调要维护与中国历来的和平关系。
美国不仅没有与中国政府反目为仇，相反，为了遏制其他列强蠢蠢欲动的野心，美国强硬申明“要保护中国领土与管理完整”，“维护世界各国与完整的中华帝国（之间）平等、公正贸易的原则”。
李鸿章访美终于得到了回报，美国在大清国和李鸿章最艰难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让他们终于颤颤巍巍地站住了，没有倒下。
当强敌环伺的时候，最好最明智的策略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列强先斗起来。李鸿章是挑动列强争斗的好手，虽然他的策略屡屡遭到国内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破坏而大打折扣，但在那个敌强我弱甚至任人宰割的年代，借助外部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是一个不错的战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古老的道理，多数人都懂，但很少有人能用到李鸿章这样纯熟了。
3.懂得以恶治恶，才能在强压下不乱方寸
晚清的政府如果是一块肥肉，列强就是饿狼，谁都想在清政府身上咬一口。清政府无还手之力，只有寄希望于列强之间能打起来，这样就可以减轻它们加在清政府身上的压力了。
甲午海战之后，这种形式更为明显，而为了夺取在华利益，列强之间的矛盾也更突出。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取得了巨大的在华利益，这大大刺激了其他列强的神经。西方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在中日之战前，不过传教和通商二事，到了战后关系已紧密，难舍难分，中国的利益得失也关乎列强的得益得失。甲午海战前，中国曾请求俄国调停，日本战胜之后，因为不愿看到日本在东北得势，然后威胁俄国，俄国也愿意替中国讨回辽东。联俄抗日，已经成为当时清政府多数人的想法。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奏朝廷：
“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唯有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人肯助我，报酬亦同……”
清廷其时方寸已乱，就同意请求俄国干涉。
先是俄国公使库曼先后照会英、法、美、德、意、奥、比、葡、荷等国，就辽东半岛割让问题影响清帝国首都安全，进而影响各国在华利益为由发出抗议。
由于俄国拉拢了法国和德国，三国抱团后其强大的力量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抗衡它们。因此俄国的提议得到了除英国之外的所有列强国家的精神支持，英国虽然拒绝，但是选择了中立，因为英国实在不敢同时得罪三国。
这样一来，俄国取得了国际列强们的支持和默许，联合法国和德国一起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备忘录。
俄国的备忘录称：“俄国皇帝陛下之新政府，兹查阅由日本国向中国所要求之讲和条件，对辽东半岛归日本所有一节，认为不仅将危及中国之首都安全，同时亦使朝鲜国之独立成为有名无实。上述情形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俄国政府为再次向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表示诚挚友谊，兹特劝告日本国政府须应确然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占领。”
德、法两国的备忘录也采取类似口吻。德国公使海靖还在宣读备忘录后，又发表了一段威胁性的谈话，说“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毫无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法国公使则称“日本海军覆灭，法国远东舰队和俄国舰队可轻易在东京湾登陆。顾日本国没有拒绝让步的能力！”
三国政府公开干涉日本还辽后，李鸿章立即游走三国公使馆，表示如果三国政府肯出兵威慑帮助清帝国收回辽东半岛，军费由清政府负责。
三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提出“劝告”的同时，又在军事上向日本施加压力，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过冬的军舰，在二十四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的准备。其远东舰队在东海、黄海和日本海游弋示威；同时俄国调东西伯利亚的两万兵力集中海参崴待命，并实行“临时地区戒严令”。法国和德国的部分军舰也到朝鲜海峡附近制造紧张气氛。
这一行动给了日本政府很大震动，它试图求援于英国，组织反干涉联盟，但英国见德、法、俄三国抱团实力强大得要命，因此不愿为此得罪俄、德、法三国，所以不予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看到外交交涉既无回旋余地，军事上又绝非三国对手，处境很艰难。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初步协议。日本保留朝鲜归还辽东予中国，但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三国干涉还辽，让清政府及李鸿章对三国，尤其是俄国有了很强的好感，发展对俄关系，以牵制日本，成为清政府及李鸿章下一步外交的重点。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清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十九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唯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代表光绪帝向尼古拉二世赠送的礼物是：头等第一双龙金宝星（清廷颁发给外国王室的最高级别勋章）一座，巧制大烛奴一对，白璧一双，色丝顾绣大红毯一幅，两千余年前之青铜古瓶一对，镶嵌宝石的珐琅瓶碟若干。沙皇以观赏和验收这些礼物的名义，邀请李鸿章三天后去冬宫再作会面。
沙皇两次接见李鸿章，显然不是为了几件礼物，而是所谋更大。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二十年无事。当时，俄国人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的想法，这也是促使李鸿章联手俄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后来事实证明，俄国人狼子野心，言而无信，利用了中国的信赖，却在打中国的主意，通过《中俄密约》获得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东北连接海参崴的筑路权；又借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迫使清政府租让旅顺口。但总体来说，与俄国的结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4.组建海军，不可错过的良机
做成一件事情，有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行。
所以，一个要成事的人，既要有等待的耐心，又要有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的能力。
而机会往往不是在事情一切顺利的时候才有，大多时候，是出现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李鸿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一流的。
善于把握机会，一方面让李鸿章容易成事，另一方面让李鸿章避开了很多艰难险阻。李鸿章从不大张旗鼓地提出政治口号，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他的做事，都是从人力和金钱，以及通过朝廷的支持来实现。在李鸿章看来，大清国的变法和改变，假如没有权力做保证，没有时间的慢慢荡涤，必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权力在手，才能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才有说话和改变的权力。政治，就是这样，说复杂就复杂，说简单其实也简单。
所以，李鸿章对权力有超乎寻常的热衷。
李鸿章的这个爱好让他吃尽苦头。慈禧是权术的高手，她采用了“平衡术”的统治手法，即扶植一派牵制一派、支持一派压抑一派。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起了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不满。慈禧就有意识地支持、纵容顽固派。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顽固派总要跳出来争斗一番，给洋务派设置障碍。众所周知的同文馆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即为最典型的一例。慈禧还放纵清流派，借用他们的言论牵制洋务派。被奕、李鸿章推许为“第一流”洋务人才的郭嵩焘，出使英国归来后，在“清议”的攻击下，只得卸任返回湖南老家，他写的《使西纪程》也遭到诋毁，终至毁版。
非但如此，慈禧还在洋务派之间搞平衡术。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死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来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练新式军队，办军事学堂，创办枪炮厂，开矿务局，移督湖广后又开办汉阳铁厂，设纺织四局，筹办芦汉铁路，成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有“南张北李”之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这个要职，从同治十三年（1874）起，清廷都任命湘系集团的刘坤一、沈葆桢、彭玉麟、左宗棠来担任，用意就在于牵制北洋淮系势力。
当李鸿章被牢牢限制的时候，他想要做成事，就只能等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只有在矛盾最激烈的时候，才会稍微打破制衡的常规，才会让李鸿章暂时宽松一下，破一下格。
办海军一直是李鸿章的梦想，朝廷经过“海防”和“塞防”的争论之后，终于同意筹建海军。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预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同治帝驾崩，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反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八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鉴于中越两国的非凡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把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其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李鸿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自保。没想到，中法战争让海军建设停滞，但从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海军建设的进程。
借中法战争之后，朝廷各派别在组建海军的观点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统一，组建海军的事务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鸿章向朝廷的奏折当中说，假如水师得力，互相援应，何至于到处受牵制的地步。李鸿章可惜的是福建水师的全军覆没，人未出师身先卒，的确让人痛心。李鸿章加快了组建的步伐。
算起来，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的十几年间，李鸿章的精力和时间基本上都花在水师的组建上了，可以说，李鸿章为这支庞大的海军费尽了心血。1888年，朝廷批准颁行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终于成立。到这一年为止，这支水师以两艘铁甲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了四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舰艇，清国一下子跃居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并且构筑了东起鸭绿江，南到胶州湾，以天津大沽、东北旅顺、山东威海为重点的京畿环渤海防御体系。
至此，李鸿章终于感受到命运所赐予的隐忍且不懈努力的人那短暂的、实现理想的极大快乐了。乘着“定远”、“镇远”两艘“东方第一”巨舰驰骋海面，仰望着大清龙旗在高高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的时候，李鸿章壮怀激越。
在晚清的政局当中，李鸿章的很多主张和措施，只有等到矛盾激化，当权者无暇他顾，迫切需要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他才真的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
李鸿章善于利用这样的机会，这既让他在晚清政坛上存身自保，同时又能让他抓住机会，一展自己的抱负。
5.为郭嵩焘解围，一招漂亮的“借刀杀人”
借力打力，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策略，有时还是解决问题必需的条件。这个外力犹如化学反应当中的催化剂，有时候，催化剂只能起到加速反应的作用，但有时候，没有这个催化剂，反应就无法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