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唯才是举，成就行走官场的霸气
一个好汉三个帮，人在“江湖”漂，没有几个好帮手是不行的。
晚清政坛这个江湖有点乱，因此要想在此间混下去，更需要得力的帮手。李鸿章叱咤风云几十年，与其得力帮手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是识人用人的高手，但李鸿章跟曾国藩在用人上还是有所不同的。
就队伍结构而言，曾国藩的湘军主要将领都是读书人，其中有科名的达三十多人。而且，曾国藩本人也不太欣赏那些只会打“肉搏战”的“莽夫”。所以他把没有文化不识几个大字的太平军旧将程学启转给了李鸿章。
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十三营淮军的十一位将领中，只有举人、廪生各一人，主要将领都出身低微：刘铭传是盐贩子，张树声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间，吴长庆则兴于行伍……太平军叛将、原湘军旧部程学启到了李鸿章那里后，也是如鱼得水。
曾国藩对部下，经常是跟他们讲道理，讲忠孝节义。李鸿章更多的是讲义气，讲利益，李鸿章不太喜欢迂腐的读书人，在他看来，只有下层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脚踏实地做事。
概括来说，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这让他在清政府的政坛上少了曾国藩的亦步亦趋的拘谨，而多了一分大开大合的霸气。
李鸿章一生主要的成就就是军事、洋务、外交，军事方面，李鸿章手下有像刘铭传这样的大将，而在洋务方面，李鸿章也不缺帮手。
不过对于帮手和幕僚的选择，李鸿章有着自己的标准。最重要的，就是对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实事的能力。在这些幕僚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务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唐廷枢、冯桂芬、盛宣怀、郑观应、徐润、容闳、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吴汝纶、袁世凯等。其中，丁日昌是比较典型的代表。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人。他是李鸿章手下做洋务的得力干将。丁日昌曾因为万安失守被革职，后投奔到曾国藩处当幕僚。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就想要丁日昌跟自己去上海，曾国藩没有给，后来李鸿章听说丁日昌在广东军营，已经督制出了大小炮硼三十六尊，子弹两千多颗，于是使劲追着曾国藩要人，终于奏请朝廷批准把丁日昌调到上海主持炮局。事实表明，丁日昌办的炮局最有成效，它能制造“田鸡炮”（迫击炮），还有能发射80磅炮弹的“开花炮”。后来，丁日昌一直在李鸿章身边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实行者。
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的盛宣怀，也出自李鸿章幕府。盛宣怀是常州人，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聪明和干练。盛宣怀帮李鸿章办轮船、办铁路、办电报、办冶铁公司、办棉纱厂、办海关，还全权代表李鸿章对外进行商务谈判。盛宣怀做事练明敏达，具有实干才能，而且对李鸿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是李鸿章的左膀右臂。
李鸿章的洋务，除了军事和商业之外，大公司也是其中重要一项内容，而唐廷枢就是李鸿章做公司的王牌。唐廷枢原先是英国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总买办，后被李鸿章挖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1876年，李鸿章开办开滦煤矿，任唐廷枢为经理，唐聘用了十多个西洋工程师，装上现代化的水泵、电风扇、吊煤机，年产煤二十五万吨。
除了开滦煤矿外，唐廷枢还兴办了好几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可以说，唐廷枢是李鸿章办实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在外交方面，李鸿章的幕府阵容也堪称豪华。
马建忠就是李鸿章麾下的外交干将。马建忠家与李鸿章是世交，马建忠的哥哥马建勋在李鸿章平定太平天国时，就在李鸿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马建忠推荐给了李鸿章。马建忠年轻时即精通好几国外语，李鸿章见他聪明异常，便将他送到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还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鲜处理外交。
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构架，他编撰了闻名的《马氏文通》，这是中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语法著作。庚子事变后，李鸿章担任议和大臣，马建忠便一直跟随李鸿章左右，担任外电的翻译。
李鸿章幕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任用洋人。李鸿章从来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进军上海之时，他在淮军中，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军事顾问。在办理洋务运动时，李鸿章也招募了西方很多有学之士。在李鸿章的西方人顾问群中，有两个人是中坚分子。一个是德国人德璀琳，另一个则是美国人毕德格，他们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李鸿章的幕僚，但起着比一般幕僚更为重要的作用。
德璀琳是赫德当总税务司时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任用德璀琳为联络官，负责联络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任职的外国人。毕德格原是美国内战时期的一个骑兵，来到中国后，很快就精通汉语，后成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之后，李鸿章聘请他担任家庭教师，然后，又让他担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书和翻译。毕德格为李鸿章解读了超过八百部英、法文著作。李鸿章通过毕德格的翻译，打开了对西方世界的视角。
不仅如此，毕德格还为李鸿章物色了不少西洋优秀人才，陪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赴内地探矿。1895年，毕德格曾随李鸿章一道赴马关谈判，为之收集、提供情报。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中，毕德格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里任职的外国人。
庞大的幕府，当然得有一个好管家。
在李鸿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鸿章的时间最长。从淮军还在招兵买马之时，一直到《辛丑条约》的腥风血雨之际，周馥一直追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前后“风雨龙门四十年”，只有去内地任职时短暂离开李鸿章。周馥是李鸿章的管家，无论是筹饷、治河、开矿、办学、修铁路等，李鸿章都交给周馥来办。周馥一生忠心耿耿，直到李鸿章在贤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鸿章的身边。
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是有限的，要干成大事，必须集合许多人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领导力了。所以，一个人领导力的强弱，决定了这个人能集合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具有卓越的领导力，所以，他能集合一大批幕僚。这些得力幕僚，不仅把李鸿章的思想付诸实践，而且通过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联络，让李鸿章的筹码不断增加，可以说李鸿章的辉煌正是这些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5.实干，才能让自己无可替代
毫无疑问，李鸿章是一个做事的人。
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面对一个积重难返的王朝，身边是一大帮子只会坐而论道的清议官员，踏踏实实做实业，是这个王朝的前途，是这个民族的前途，也是个人的前途。
做事，做手边最应该做的事，这是李鸿章一直坚持的，而这不仅成为李鸿章精神的支撑，人生的支撑，也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支撑。
在做洋务方面，存在着求强和求富的争议。求强，就是直接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这无疑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李鸿章除了经营以“求强”为目的的军工企业外，还开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他从所谓“求强”出发，把西方军事工业移植过来，力图加强清王朝的武装力量。然而，军工企业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整个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把这个环节孤零零地摘取下来，移植到中国，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固基础，结果发生了许多畸形现象和一连串的困难。
经费来源枯竭，原料燃料供不应求，转运维艰，技术落后，人才缺乏，管理制度混乱等等，堵塞了军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通道。为了解决这一些问题，就必须为军事工业建立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因为“武器的生产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于是围绕军事工业而兴办民用企业的问题就被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李鸿章把学习和模拟西方作为救国的急务。
但是，由于受到人才、思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李鸿章很难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变革，只能从手边能做的，最需要做的事情开始。现在看起来，李鸿章的这些行动，似乎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缺乏系统性；但就李鸿章的处境而言，就是力所能及地多做一点，至于真的效果如何，能不能做好，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关键的是，李鸿章从来没有等，只是在奋力地向前追，因为他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知道在这场竞争中，落后的结果只有屈辱，甚至是国破家亡。
李鸿章不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来不及做一个思想家，他也没有必要做一个思想家。但李鸿章真的无视人的思想吗？真的不想改变人的思想吗？当然不是，但他知道，最能改变人的思想的事实，不是说教。西方列强的枪炮，曾经改变了他的思想，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实业，改变整个民族的思想。
他不能一下子扭转整个局面，但他从没有放弃过努力。
在不少大臣民众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或者在后期一些人叫喊全盘西化的时候，李鸿章表现得就像一个商人，只是默不作声地做着自己的“转口贸易”，从技术入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李鸿章来说，已来不及想象由技术而引起的一系列变故的后果了，他最想解决的当务之急，就是首先要能从军事上抗衡西方列强，保全自己的国家，避免受列强的瓜分。
在李鸿章看来，“实业”就是硬道理，就当时中国所处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军事的状况，根本没有打赢这场战争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形下，只有一种路径可以改变，那就是争取时间，“深挖洞，广积粮”，潜心自强，以一种新的方式韬光养晦，图谋着让这个东方帝国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在洋务运动的过程中，李鸿章踏踏实实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1863）正月，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五月，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请遣使日本，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将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
光绪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光绪六年二月，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七月，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光绪六年八月，设南北洋电报；
光绪六年十二月，请开铁路；
光绪七年四月，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六月，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光绪七年十一月，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光绪八年四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光绪十一年五月，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二十年五月，设医学堂于天津；
……
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一份。在当时，李鸿章的作为几乎可以说是单兵作战、单骑突进。他所面临的，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断力，各种各样的阻碍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软肋。
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无论哪个时代，说空话的人好找，但真正做实事的人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事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面对时代大变革，多数人茫然失措，在惊慌之余，他们用指责、谩骂作为他们对时代的责任，用闭目塞听来否定现实。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李鸿章所做的一切，更难能可贵。
是啊，当一国的经济都依赖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用他还用谁呢？这样的人，在政坛上，又怎么会倒呢？
6.实力，永远是赢得别人尊重的资本
在封建社会，功高盖主，会引起君主的猜忌，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同样会被轻视。
李鸿章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个度，既不会因为过于强大而让朝廷警惕，同时，又始终掌握着半私人化的淮军，让清政府离开了他不行。
这个道理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并不懂得。他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曾国藩曾经安排他回乡招兵，但李鸿章当时对带兵并不感兴趣，所以，他两手空空回曾国藩处汇报：“无兵可招。”在跟随曾国藩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明白，要想在那个乱世有自立的本钱，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当上海告急的时候，他极力抓住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武装。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李鸿章通过自己的门生故吏关系，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鼎新、刘秉璋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淮军的组建，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乡土情结。
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为严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
“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讲求实效，是李鸿章做事的一贯风格，他知道自己能否在上海站住脚，以及是否能为仕途打开局面，唯一的出路，就是战胜太平军。
淮军抵达上海之后，李鸿章一方面整肃军队，去除军队的散漫习气；另一方面，李鸿章见识了洋人军纪和武器的厉害，李鸿章很想借鉴和学习洋人军队的一些做法。
李鸿章是务实的人，当他亲自见识了洋人的军队和武器之后，他立刻明白了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他立马决定，学习西洋人军队的训练方式，购买洋人的武器来对付太平天国。李鸿章立即聘请了洋人担任自己部队的教官，并通过大哥李瀚章，向洋人火速购买了三千杆洋枪，充实自己的淮军。
李鸿章对淮军的战斗力一直信心满满，但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遛遛。不久，李鸿章的淮军在上海与太平军打响了第一仗。李鸿章知道这第一仗的重要性，它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声望，关系到这支部队是否能在上海站住脚，甚至关系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太平军在忠王李秀成的率领下，共有数万人进攻上海，在战斗呈胶着状态之时，李鸿章搬来一把椅子往虹桥桥头一坐，亲自督战。太平军用上了火炮，火力非常猛。淮军“春”字营的张遇春部上去没多久，就顶不住了，队伍渐渐退却下来。
张遇春刚跑到桥边，正好撞到李鸿章，李鸿章厉声说道：“拿把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吓得张遇春赶忙率众掉转方向又跟太平军去拼命。战局如火如荼之时，淮军大炮齐发，随着炮响，上海上空忽然乌云密布，一场大雨倾盆而下。一向迷信的太平军心理突变，仓皇撤军，慌不择路，自相践踏，死者无数。李鸿章大获全胜。
首战告捷，淮军信心暴涨，整个上海滩瞠目结舌。接下来的八月和十月，李鸿章带领淮军与太平军又正面交锋两次，是由淮军中骁勇善战的刘铭传部和程学启部对太平军的谭绍光部，地点分别是上海西区的北新泾和更外围一点的四江口。刘铭传和程学启都是淮军中有名的猛将，他们打起仗来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头。这时候，刘铭传部已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有了自己的洋枪队了，这更让刘铭传如虎添翼。这两场战斗都获得了大胜。
半年之内，三战三捷，李鸿章终于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也终于用胜利让自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站稳脚跟之后，下一步，李鸿章扩展自己实力的时候到了。
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
当时的苏松太道杨昉、吴煦等和李鸿章关系很僵。当时，南京城下，湘军战事吃紧，曾国藩要李鸿章增兵南京，李鸿章叫白齐文带领四千人的洋枪队进攻南京，白齐文去向杨昉领饷银，杨昉把钱挪用了，拿不出来，白齐文就叫士兵把杨昉狠狠地打了一顿。殴打朝廷命官成了当时的一件大事，李鸿章上奏朝廷，革了白齐文的职，顺便参奏杨昉和薛焕在处理和洋人的关系上做得不好，解决了两个政敌。然后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
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将西洋阵法、号角、口令引入淮军。一开始，那些土里土气、缺乏文化的农民兵并不懂得如何使用洋枪洋炮，李鸿章就让外国教官手把手地辅导。有一次，还发生了在演练中走火引爆弹药炸死二十多人的事故。但李鸿章对于学习和改变坚定不移，他说，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等练到射击百发百中时，便会无坚不摧。
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五十个营头，约两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七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
“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同样也会让人在政坛上站住脚。实力，永远是让别人尊重的最大资本。
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曾国藩为了消除朝廷对自己的猜忌，解散了湘军，此时，淮军就成了清政府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而李鸿章一直把淮军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并且经由同乡关系的连接，以及李鸿章的恩威并用，淮军一直忠于李鸿章。
而李鸿章也一直是清政府手中用来对付列强武力侵略的王牌。对现实的军事力量的把控，自然让任何想对李鸿章不利的人，都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
第七章 深谙官场禁忌，才是官场不倒的秘诀
1.做事击中要害，才能稳保自己的地位
做事情，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而遭到别人反对的时候，更不能火冒三丈，意气用事。只有找出事情的重点，抓住事情的要害，才能对反对者一击而中。
面对反对者死缠滥打的攻击，李鸿章的处理不能不称之为睿智。第一，抓住攻击者的漏洞，进行针对性的反驳；第二，避重就轻，尽量不刺激反对者，将反对的力量降到最低。
在修建铁路上，李鸿章的这种睿智得到了充分的应用，既降低了自己在官场上的风险，同时，也不断地推进着铁路的进程。
李鸿章知道，如果等到让所有的人都同意修铁路的时候再行动，一切就太迟了。关于修铁路的利弊，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而不是泛泛的讨论，于是，在1880年底关于铁路的第一次大争辩还在进行的时候，李鸿章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为避免朝廷非议，他特意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机头，而是以骡马拖载车皮前行，他相信只要铁轨在就有希望，只要火车在走，哪怕是骡马拖着，就有希望。1881年6月9日，这条十公里长的铁路终于完工了。这一天，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地选定这一天剪彩，意味深远。
唐胥铁路，不仅开了风气之先，而且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唐胥铁路虽然只是一条长约十公里的小铁路，但标志着中国人自办铁路的开始，意义重大。修建唐胥铁路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开平煤矿煤炭的外运，所以，一经通车便为开平煤矿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开平煤矿的发展，带动了唐山、秦皇岛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其由“萧瑟荒村”发展为“大市落”。
李鸿章对洋务运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大多采取避重就轻、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
1887年春，由奕出面，以“为调兵运军火之用”为由， 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第二年竣工，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
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将铁路延长到天津，李鸿章一直以各种名义，避开敏感的话题，避开反对派的弹劾，低调但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铁路建设。
而此时，铁路所带来的方便快捷，以及铁路的效益也显现出来。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一百三十公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顽固派本来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开始了。
这次李鸿章有醇亲王奕的支持，又有现实的铁路作为依据，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