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李鸿章表示，假如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敌我双方实力悬殊，根本不可能打赢战争。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哪里能解燃眉之急呢？一切都必须当机立断。李鸿章给张之洞传话说，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接下来就是赔款问题的谈判了。此时的李鸿章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十亿两白银降到四亿五千万两，是对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欺侮”。李鸿章接受了这个欺侮。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闻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悲恸欲绝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大口地吐血。
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后来，晚清名士齐如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驻北京，朝廷公布由李鸿章全权担任议和大使并从广州赶赴北京时，整个北京城都在盼望着李鸿章的到来。的确也是这样，当整个清国陷入了最大的灾难，京城沦陷，清国的官员们死的死、亡的亡，或者袖手讷言、各求自保、麻木不仁时，只有李鸿章，算是挺身而出，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那就是，以个人的屈辱和牺牲换取最大限度的时局缓和。
“李鸿章当然知道这样的行为本身极易被钉在民族和国家的耻辱柱上，极易在历史被简单化以及别有用心中充当牺牲品，但他无法躲避，也无法逃脱，只好走上前台。也可能李鸿章唯一能自我安慰的就是，这样的举动，避免了进一步的生灵涂炭，而他一辈子服侍的清国朝廷，也终于可以回到京城了。”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在清末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理智的。他在精确地为这个王朝算计着得失。他既像一个商人，又像一个赌徒。在一场一定会输的赌局中，李鸿章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破罐子破摔，也没有像有些人只会做冲冠之怒，而是一直在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尽管所有的人都在骂他，但所有的人还是希望他不要倒下去。因为有他在，就有办法。
第八章 处变不惊，沉稳的人才不容易倒
1.做事执着，才能不被困难压倒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不无批评地评价李鸿章：“少荃拼命做官。”
《马关条约》签订后，此时的李鸿章，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衷”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衷’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衷。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先不说李鸿章热衷做官的对错，如果仅从追求的层面上讲，李鸿章是没错的。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目标，隐忍且执着，这应该也是李鸿章官场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
1896年11月19日，《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李鸿章可能会辞职！报道说：“自从清国北洋大臣李鸿章出洋访问回国后，一直受到清廷冷遇，而他自己也已对此深表厌恶。因此，他已经打定主意，决定向皇帝陛下请辞，退休去过安静的生活。”
其实，《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不切实际之处，李鸿章确实受到了冷落，但李鸿章没有辞职。李鸿章不可能辞职，他从来不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
李鸿章“退居二线”，是朝廷的有意安排。1896年，在世界各国周游了一圈的李鸿章，于十月二下日回到北京，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出城到圆明园废墟“禁苑”转了一圈。二十四日，马上有人揭发，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的罪名，交礼部评议。三十日，交上来的动议是革去职位，西太后手下留情，“旨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这样不客气地对待刚刚周游各国，搞定外交乱局的“洋务”功臣，目的是要杀他在洋人面前的威风，同时也平息北京对他的“卖国”指责。
其实，早在1895年8月的时候，李鸿章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回京，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对李鸿章说：“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
很快，光绪皇帝的圣旨也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
七十多岁的年龄，政治上已经靠边站，名声上更是全国的公敌。一般人在这种境遇中，应该对官场不会再抱什么希望了，但李鸿章不。他知道，只要自己活着，清政府终究会有重新起用自己的一天。
从署理江苏巡抚以来，李鸿章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时候，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
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非常清幽，除非碰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龢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
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做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的《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忍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李鸿章的隐居，也让他躲过了晚清政坛的一场大是非。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协助光绪皇帝发动的戊戌变法，在慈禧太后的铁血镇压下灰飞烟灭，李鸿章是同情维新派的，慈禧决定对他进行变相惩罚。
1898年夏秋，山东黄河决口，数十县被淹，受难乡民无数。这时，慈禧出人意料地命令实龄已七十有五的李鸿章前往山东履勘山东河工。当李鸿章到山东时将是隆冬季节，李鸿章接受比利时工程师卢法尔的建议，决定采取近代西方科学方法，首先测绘全河情形，研究沙从何处而生，水由何处而减，探寻根治办法。在有些地段，他还亲率卢法尔及一些官员一同勘测，认真查看，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拿出了治本、治标两套办法。1899年3月31日，李鸿章返京复命，距他出京正好四个月。
不过，李鸿章关于治河的意见却未受到朝廷重视，许多具体建议都被朝廷和有关部门以种种理由推托、否决。从山东勘河回到北京后，李鸿章仍然未受重用。
直到八个月后，李鸿章奉命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在这期间表现出的忍耐与隐忍，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在行将就木的年龄，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不管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李鸿章坚持住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性格决定命运。李鸿章的性格注定了他会成为官场“不倒翁”。
2.谨小慎微，才能成就官场上的“不倒翁”
在官场上，李鸿章在处理那些不与当权者根本利益相冲突的事情时，大开大合，而在一些当权者敏感的问题上，李鸿章则小心翼翼，绝不越雷池一步。
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后，他的处境就很不妙，1896年10月24日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只是见习大臣，并无实权，被人称为无用的“伴食之宰相”。就在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的同一天，朝廷又因有人告发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而下旨严责道：“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这种敲打不得不让李鸿章警惕，他当时处在非常时期。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对维新运动，李鸿章的态度颇为复杂。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私交甚笃，将此书告李鸿章，李在回信中一方面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今之论者皆知变法，但有治法须有治人。”“迩日公车章疏，何尝无深识危言，此在庙堂采择，见诸施行而已。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若不亟改，恐一蹶不能复振也。”
1895年8月，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自愿捐金两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而被拒。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
虽然从思想观点上他非常同情、支持维新运动，但李鸿章知道维新运动牵扯到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卷入其中的危险自不待言。
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冲突中在不危及自身“政治安全”的情况下支持维新派，但更加小心谨慎地自保其位。他曾对一个外国人说过，现在权力在守旧派手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要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很难做成什么事。
从1895年“公车上书”起，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维新声势越来越大，康有为的变法主张终于打动光绪皇帝。光绪非常想破格召见康有为，但为守旧力量所阻，只得让总理衙门先传问康有为。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在总理衙门约见康有为。在长达几小时的会谈中，荣禄明确表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李鸿章只在康有为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后追问了“然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这一个问题。在这次约谈中，李只问此一个问题而未明确表态，可见其谨小慎微。
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做法上倾力支持，这就是李鸿章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也是李鸿章危机中自保的办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历史上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到李鸿章，李的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知他，意在要康留神。变法的各项措施如奖励工商等都是李鸿章多年主张的，其中将科举考试中的“八股”废掉改为策试，更得李鸿章赞赏。
维新派本想废科举办学堂，但考虑到如果这样做会遭到天下读书人的反对，所以妥协改为只是废八股，改为策试。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使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
创办京师大学堂时，他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唯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改官制是维新的重要内容，“改官制”激起的反对最为强烈。李鸿章遵旨与其他大学士上了一折一片，这是他对“新政”的唯一折片，而且是与他人联名。此时新旧斗争已经白热化，李鸿章显然要回避巨大的政治风险。此折也颇为折中，一方面承认裁并官职是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又提出“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促所能遽定”，“不致冒昧从事”，提出对裁并各员应“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向隅”。
在维新变法过程当中，李鸿章主要做幕后的工作。所以，李鸿章在这场变法运动中给人的整体感觉就是游走在各派势力的边缘。
戊戌政变发生后，慈禧重新训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六君子”被杀，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新法尽废。在这严峻时刻，李却能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如张元济因参加维新被革职，他不仅派人前去慰问，而且要盛宣怀在上海安排张的工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
在政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李鸿章早就料到了维新的结果。变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手段，缺乏根基和策略，缺乏缜密的实施方案，缺乏方向性，也缺乏争取与妥协，最后不可避免地变成带有悲壮意味的一厢情愿和一意孤行，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李鸿章真的算得上老辣。李鸿章打心底里是支持维新的，但他却跟维新派坚决划清界限，因为他知道一点：维新派不会成功。
李鸿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派主张的支持和对维新人士的同情而把自己搭进去。在立场上的划线，在敏感问题上的谨小慎微，终于又让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渡过了政治上的一道难关。
慈禧曾经问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说：“这个人是个书生，也如市井中喜欢争强好胜打官司的人。”慈禧继续问：“那么，洋人为什么支持他们呢？”李鸿章很轻蔑：“那是洋人们不了解中国国情，把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当成他们的知识分子了。等洋人们了解中国的文人们都是些什么角色之后，别说支持，就是躲避，怕也来不及了。”
其实，李鸿章了解康有为、梁启超这帮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书生，他们只有空谈和满腔热血，没有政治谋略和经验，也缺乏起码的政治手腕和妥协精神。这样的人进行改革，怎能成功？
李鸿章更了解光绪，光绪迂腐、懦弱、意志薄弱、神经过敏，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更注定了这场改革的失败。光绪的性格、身世，他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是一个绝难担当大任的人。更何况这个懦弱的皇帝并不拥有绝对权力，在他之上，还有心狠手辣的慈禧。这样的权力架构，也决定了这次看起来“气壮如牛”的维新改革，只要一触及体制的内核时，就肯定会支撑不下去。而光绪的草率和幼稚，更使得这一次维新变法如同儿戏。
对世事的洞明，对人情的了解，对政治的谙熟，更加上李鸿章内心的淡定，让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了维新变法的结局。尽管各派势力不断地拉拢、挤压，但李鸿章以他的谨慎，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既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反对维新的骂名，也没有因为支持维新而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3.步步为营，才能在官场上稳固不倒
习惯的力量有时会大得超乎人的想象。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习惯的力量，在清朝末年已经深入整个民族的骨髓。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要推进和改变的，不仅仅是修铁路、造轮船、建工厂，而且是要改变几千年来习惯的力量。
与习惯的力量做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李鸿章知道其中的难处，也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李鸿章在推进洋务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稳健而扎实。
在很多时候，李鸿章尽可能隐忍，低调做人，积极做事。这与后来康梁的戊戌变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李鸿章从一开始就没有采取疾风骤雨的方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放缓洋务运动的步伐，避免由这一切而产生的尖锐矛盾；而当矛盾稍稍缓和，李鸿章又以退为进，重新采取积极之势。在这方面，李鸿章算是老谋深算，他懂得妥协，知道妥协在政治活动中，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
在洋务运动等一些问题上，李鸿章也避免在理论和口号上进行争论，力求只埋头做事，不涉及理论的较真儿。这一点可以说是李鸿章的聪明和精明之处。作为一个老辣的政治推手，李鸿章当然知道这一点。李鸿章的改革也不涉及政制、伦理等根本问题。他既绕开了那些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难题，又从现实出发，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这场大变革。
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象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
“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做出评判。”
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须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很多人以此批评李鸿章，批评他思想的局限。其实，不论哪个时代，不论什么人，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李鸿章思想的高度，那无疑太苛求李鸿章了。李鸿章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在当时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而以李鸿章的能力和见识，整个社会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
李鸿章的阅历以及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改革者，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也只有如此定位，李鸿章才能屹立于晚清的政坛，失去了这个定位，李鸿章就不可能主导清朝政坛将近四十年，也不可能有他洋务运动的成就。
李鸿章之所以如此稳健，跟曾国藩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他赶到曾府，帖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知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就等了两个时辰，正在李鸿章窝着满肚子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的水盆正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冷遇。
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吞吞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李鸿章强忍住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了。李鸿章气冲冲地走着，忽听背后有人喊他，原来是老同学程学启，程学启说：“你中了曾老师的计了，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又回转去见曾国藩。从此拜在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深知年轻时李鸿章的毛病，所以，通过有意无意地怠慢他，磨炼他的心胸；通过让他参与幕府的讨论，让他经受竞争的压力；故意安排他闲职，让他学会等待与忍耐……这一切，都让李鸿章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受益无穷。
世界上任何事都怕咬紧牙关坚持，做洋务是如此，做官也是如此。正是李鸿章这种步步为营的稳健，让他始终在政坛扎扎实实，稳固不倒。
4.能屈能伸是官场不败的不二法门
人需要成长，而伴随成长过程的，是失败。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是很多因素的辐辏，在这所有的要素中，有很多偶然，这些偶然，有些是可以省略的，但有些是不能省略的，比如说失败和打击。
李鸿章刚入曾国藩幕府的时候，虽然已年近四十，但李鸿章脾气依然火暴。但曾国藩的幕府并没有李鸿章想象中美好，李鸿章曾以浪战闻名，而曾国藩则以沉稳著称。所以，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很快就不习惯了。
曾国藩的幕府以湘人为班底，这让李鸿章总有一种外人的感觉。这时的李鸿章是很敏感的。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他与彭玉麟干架。
咸丰八年（1858）秋，一天，曾国藩幕府名将云集，共商大事。他们除了在开会时商量战事外，当然在会前会后也还谈些家常，聊聊天。因为湘军中湖南人占多数，身处东南他乡，聊得最多的话题也是谈谈家乡的事情，聊以寄思乡之情。而身为安徽人的李鸿章在场就插不上话了，热闹的场合却冷落了他，心里是有些不平衡的情绪。李鸿章是有名的能说会道，他就在众人谈话之中强插些安徽哪些地方好之类的赞美之词。聊着聊着，就开起玩笑来。大家都知道李鸿章在生活上有散漫慵懒的习惯。
彭玉麟在场插了这样一句话： 少荃（李鸿章字）每日晚睡懒起，想必皖地民风若此，无怪合省以负贩为业，少有正途。
李鸿章回彭玉麟原话：雪琴（彭玉麟字）有所不知，安徽民风勤勉，然自令尊执掌数载，竟令做慵懒之态尔……
彭玉麟听了大怒，二话没说，朝李鸿章胸前就是一老拳打过去，李鸿章反应敏捷，以自已身高脚长的优势，朝彭玉麟踢过去一脚。于是“二人相扭扑地”。
彭玉麟对待朋友，协和群帅都是和和蔼蔼，是出了名的。“煦煦恂恂，折节下之”，可见这次打架并不单纯是言语不合的原因。那时的李鸿章还是锋芒毕露的。
然而在他傲慢与骄矜的背后，李鸿章在湘军当中是孤独的，而李鸿章的周围，大多数都是抱成一团的湘籍人士，这又让李鸿章对前途感到迷茫。
这时的李鸿章是浮躁的，他并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并没有把改变自己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起点，只是凭着自己的才气，等待着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
李鸿章的才华曾国藩看在眼里，于是安排他单独去皖北组建马队，以试试他的真才实干。李鸿章觉得这是大材小用，但无奈，只好假意应允，派了人去淮上招募马勇。没多久派去的人空手回来，说是招不到人。对于这个托词，曾国藩明白，淮上有着数量惊人的闲汉，怎么可能招不到人？是李鸿章嫌职位低不愿意干罢了。
以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气量，到官场上混，爬得越高，跌得只能越重。李鸿章固然有才，智商很高，但此时的李鸿章情商也太低了。怎么提高他的情商呢？那只有再加以锻炼。
此时正值太平军大军回师江西，直趋景德镇。曾国藩于六月令李鸿章到自己的胞弟曾国荃部参赞军务，向景德镇进发。李鸿章又一次犹豫不前。心高气傲的他愿意独统一军，不愿寄人篱下，心情抑郁，有推卸之意。
曾国荃是曾国藩科举中榜后在北京城中手把手教导出来的，此时的曾国荃已经成为帝国头号明星战将，不仅率师攻克了安庆，而且正督军强攻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