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荃的军营，他不禁心内发寒：原来他要面对的是年龄比自己仅大一岁、狂傲之气比自己还重的“师叔”！无奈自己的前途还要仰仗老师曾国藩提拔，这位小“师叔”也自然得罪不起。
李鸿章仅仅与曾国荃合作了两个多月，虚骄与虚骄的碰撞，怀才不遇的压抑，理想与现实的交织，使自己两个多月来的心气不顺畅再也不愿抑制，他回到了曾国藩的大营。
失意与沮丧弥漫在李鸿章的心头。最后终于让李鸿章与曾国藩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因为在处置李元度问题上的观点不同，李鸿章愤而离开曾国藩。
后来，经过在外面一年多的无所事事，李鸿章又回到了曾国藩幕府。这次回来之后，从记载来看，李鸿章再也没有与曾国藩发生过大的冲突，更没有发生过与其他人捋袖子干架的事。
这时的李鸿章，已经化茧成蝶了，他已经学会了隐忍，学会了等待，更学会了用手腕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不是仅仅凭自己的才气。
李鸿章回到曾国藩幕府后不久，上海被围。上海富商钱鼎铭夜会李鸿章，请他说服曾国藩派兵解上海之围。
钱鼎铭考虑的是求李鸿章帮忙说服曾国藩派兵，并没有想到由李鸿章本人出任这个角色。李鸿章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点。他只是纯粹从战略上考虑，如果太平军占据上海，以苏浙的财富，作为支撑南京的战略基地，那就意味着根基稳固，难以撼动了。
曾国藩在听了李鸿章的战略分析后，就心动了。于是曾国藩拍板，派曾国荃率师往援上海，同时派李鸿章、黄翼升两员上将，替曾国荃打下手。
不料想，曾国荃回信说：我去了上海，事事得听人家的摆布。不愿意去。没有办法，曾国藩给上海团练大臣庞钟璐写信说：已函催舍弟，募练成军，迅速东来。倘风波羁滞，至皖稍迟，即令李少荃廉访先挈万人前往。
此时的曾国藩，还没有让李鸿章领兵解救上海之围的想法，决定李鸿章仕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到了。
李鸿章给曾国荃写了封信，说道：
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鸿章庸陋，岂知军国大计？近年伏幕中，徒党星散，立时募练其何能军？幸迭次寄谕，催令吾丈同赴下游。当代贤豪投契之深，无如麾下，师资得借，懦夫气增。乃窃闻侍坐之言，似我公无意东行。鸿章欲固请之，未知有当于高深否耶？
此信发出之后，果然是立竿见影。曾国藩立即吩咐李鸿章，准备编练淮军，奔赴上海。
李鸿章这次脱颖而出，不是靠的他的才气，而是靠的他的忍耐，他的委曲求全，甚至在曾国荃面前的低声下气。
能屈才能伸，此时李鸿章虽然已过不惑之年，但为时还不晚，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屹立政坛四十年不倒的不二法门。
5.内心淡定从容，才能临危不乱
做大事的人，要有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惊的定力，关键时刻要有自己的主见，并且不要因为外在的因素而让自己乱了方寸。
李鸿章超乎寻常的定力，再加上其灵活的政治手腕，让他无数次在面对重大的历史转折的时候，从容运作，在让整个王朝不至于颠覆的同时，也保障了自身的安全。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于六月十五日命令李鸿章“迅速来京”，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满腹狐疑。朝廷如此催他迅速进京，却未言何事，更未授新职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鸿章更了解，此时朝政为强硬的主战派把持，一些温和的主和派官员性命难保。
李鸿章对当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义和团运动会导致的后果，他本人曾多次冒死电奏朝廷，反对慈禧和顽固派的“联拳灭洋”政策，这让顽固派官员和义和团痛恨。得到慈禧支持的义和团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所谓“一龙”为光绪皇帝，“二虎”为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为开明官绅；义和团还提出要将亡命海外的“乱党”、从事维新改良的康有为及梁启超等统统捉拿归案……李鸿章明白，在此种局面下自己贸然北上，不仅无法改变政局，而且凶多吉少，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方面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另一方面却想方设法拖延徘徊，拒不北上。
七月十七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轮船离开广州。开船之前，南海县令裴景福前来送行，李鸿章对他纵论时势，大发感慨。此时八国联军刚刚攻下天津，尚未向北京进发，裴景福问李鸿章万一以后京城被攻破，结果将如何。李鸿章回答说列强必会做以下三点：一是剿灭“拳匪”以示威，二是惩办首祸官员以发泄愤怒，三就是索要兵费赔款。裴氏接着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是多少，李鸿章大为伤感，一边流泪一边回答：
兵费赔款之数目多寡，此时尚不能预料，唯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
此时的李鸿章已经官复原职，但对朝局仍不乐观，因此决定还是按以前计划先到上海，等待局势进一步明朗。他深知，此时此刻必须慎之再慎，走错一步将满盘皆输，很可能难保性命，所以七月二十一日到达上海后他便以健康为由，要慈禧赏假二十日。
其实，慈禧一方面利用义和团打洋人，另一方面早在七月三日就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和。随着战场惨败，慈禧求和之心越来越急切，要与洋人求和，仍不能不倚重李鸿章，于是不断电召李鸿章北上，为了让李尽快北上，朝廷又下诏任命已七十有七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国难之中，李鸿章终于再任“总督之首”，重掌北洋大权。
当同僚对他正式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表示祝贺时，他却十分淡然。他深知政治讲究的是实力而不是名分，如果朝廷政治格局不变，慈禧态度无根本性变化，自己其实只有全权之名而并无实权。此时，他不顾“龙颜”有可能“大怒”，多次递折要求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一再向慈禧施压，要求一定要将外国驻华使节平安送出京城并且剿灭义和团，他还斗胆要朝廷下“罪己诏”。
当然，他丝毫没有反对慈禧之念，当有外国外交官对他透露各国公使有让慈禧归政光绪的打算时，他断然反对，并为慈禧开脱辩护：“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
当时义和团仍在高潮，顽固派大臣对所有新派人物、大臣仍恨得咬牙切齿，他生怕此时进京自己会身首异处。这时，慈禧太后明显乱了方寸，政策非常矛盾。她一方面急盼李鸿章前来与洋人打交道，有求和之意，另一方面仍重用极端主战的顽固派大臣，态度似乎更趋强硬。
七月二十八日她将反对与列强盲目开战的大臣许景澄、袁昶处死，八月七日却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与各国外交部电商“停战”，八月十一日又将反对开战的大臣徐用仪、立山、联元处死。五大臣被处死，中外震惊，李鸿章在上海得此消息不禁哀叹“成何世界”！很可能，他为自己没有贸然北上感到庆幸，此时更明确表示哪怕被朝廷“严谴”，也不能北行。他在给朝廷的密折中明言了对朝政、对自己有可能被义和团和政敌打杀的担忧：
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
此时慈禧自顾不暇，所以李鸿章一直在上海“小作盘桓”，他在等待局面的根本性变化。八月十五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皇出逃；8月20日朝廷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罪己诏”；朝廷的电报继续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攻打京城的洋人议和。与此同时，各地请求李鸿章北上“主持局面”的电报也如雪片一样飞来，一律声称只有他才能稳定大局。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九月七日朝廷发布剿灭义和团的谕旨，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非痛加铲除不可”；九月八日朝廷电旨再次表示“罪在朕躬，悔何可及”，几乎是央求李鸿章“即日进京，会商各使，迅速开议”，甚至低三下四宣示李鸿章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乾转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朝廷竟然公开承认大清王朝此时的生死存亡全赖李某一人，想来也是万般无奈。此时，李鸿章才认为北上议和时机成熟，于九月十五日离开上海北上，开始为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做最后的努力。
李鸿章于九月十八日先到天津与各方接触，于十月十一日才到北京。由于列强提出朝廷要首先惩办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作为“祸首”，并以此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于九月十四日联名上《请查办拳匪首祸王大臣折》，提出对载勋、刚毅、载漪、赵舒翘等“先行分别革职撤差，听候查办，明降谕旨归罪于该王大臣等，以谢天下”。“归罪于该王大臣”，是此折中的关键。
从1900年1月中旬李鸿章东山再起任两广总督，到九月中旬重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八个月间，政坛风云剧变，充满惊涛骇浪。李鸿章身处政治的风口浪尖，集种种无比尖锐的矛盾于一身，稍有差池则大祸临头。而李鸿章处在旋涡的中心，淡定而从容，有惊无险地走到了终点。
6.学会隐忍，才不会轻易倒下
如果想要知道李鸿章隐忍的能力，那就首先看一下他在马关谈判时跟伊藤博文的对话。
马关谈判第四轮，双方寒暄一段时间之后，转入正题。伊藤的口气显得很冷酷，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藤就无理地提出要求：“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藤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既知我国为难情形，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进行实质性话题）
……
伊：“减到如此，不能再减。再战则款更巨矣。”
李：“赔款如此，固不能给，更巨，更不能给。还请少减。”
伊：“万难再减。此乃战后之事，不能不如此。”
中堂大人跟街边的小贩一样，在跟人讨价还价。李鸿章已没有十年前的倨傲了，此时此地，李鸿章的精、气、神尽失，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悔意和懊恼，然后，仿佛一个小贩一样，不断地讨价还价，甚至连据理力争的资格都没有。在伊藤这样的小字辈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悲壮而可怜。
外交方面，李鸿章有着“如果我死了对国家有好处，那么我就去死！”的血性；李鸿章有着会隐忍的性格；有着精湛的外交技巧，但是外交的决定权不在于参与者，而在综合国力，因此建立在摇摇欲坠之大清帝国上的李鸿章，外交生涯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生涯。李鸿章之于外交，主要在于《天津条约》《马关条约》《中俄密约》《满洲条约》，其实前两者实在处于被动，姑且只能说他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去跟西方列强讨价还价而已；后两者则是以他为代表主动争取的，即牺牲北方大面积领土、铁路修建等权利与俄罗斯联合（这里所谓的联合不是大国间传统意义上的联合，而是达成一种临时的共识来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他国侵犯）。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是李鸿章做官的原则。李鸿章这个原则师承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湘军的另一个领袖。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人所共知，其实，李鸿章在权术上的造化，则是学习了胡林翼。
“胡林翼之才，十倍于臣”，曾国藩在奏折里这么说。湘军将领李续宜对曾国藩说，“胡公待人，不能无权术”；曾国藩以为然。胡林翼死后，门生为其编订遗集，曾国藩特地致函编者，“吾辈爱人以德，要贵精选，不贵多取”；言外之意，即谓胡林翼生前多用“权术”留下不少上不得台面的文字，不宜刻入遗集，免得引发物议。鸿章运用“权术”，不仅在湘、淮两派的争斗中屡屡得分，在“帝党”、“后党”之外能独辟蹊径，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上也不无斩获，较诸胡林翼，或有青胜于蓝之处。
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赞不绝口的固然是“先师曾文正公”，但“前辈胡文忠公”这句话，他也经常挂在口边。
胡林翼玩弄权术最经典的是跟官文的关系。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重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抚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的银两，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凡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官文的宠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也。
李鸿章在帝王学方面得到了胡林翼的真传。李鸿章升官的“诀窍”有二：一是做事，勇于担当，急难险重齐上。二是做人，主要手段是给慈禧太后、大太监李莲英和上层满蒙亲贵大肆行贿。不说平常，不算特别采购赠送的“洋玩意”（进口奢侈品），李鸿章每年春节给上层权贵上的“例钱”（拜年）多达二百万两白银。无论公私，李鸿章是晚清官场的“买单”冠军，行贿大户，否则，无法做事，更无法自保。
官场上这种潜规则不是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三千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左宗棠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替左宗棠出了半价买下了事。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在很多历史家、政治家眼中是拿不到台面上的。
晚清官场肮脏不堪，如同没人打扫的公共厕所，谁待的时间越长，谁沾染的臭味越浓。李鸿章是个实事求是，勇于面对现实的人。李鸿章一直就不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谈不上是一个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人。他不算是一个有着精细的远大目标的人，却是一个对于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抱有巨大信心的人。同时，李鸿章又是一个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完成自己人生目标的现实主义者。从一个乡下青年，走上人世的显赫位置，这是他工于心计、处心积虑、小心做人的结果。
从李鸿章的一些照片，我们可以从外面管窥其内心世界。从照片上来看，李鸿章身材挺拔，冷静平稳，有着凛凛之威；尤其是李鸿章的一张中年照片，从容倜傥，成熟聪明，意气风发。至于李鸿章的晚年照片，不怒自威，庄重沉稳之际，能略见一丝慈爱，但在整个氛围中，有着难以遮掩的无奈和凄楚。
到了暮年，李鸿章眼神深邃，冷漠而镇静，绝不露出一丝表情，这是一张成熟无比的面孔，面部整体氛围变得越来越模糊，无懈可击，刀枪不入，一看就是中国官场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
从这样的面孔中，我们是很难揣度一个人真实的心思和喜好的，甚至很难看出个性特征，一切都是隐藏，都是深不可测。它就像深潭一样，表面平静，很难看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而在骨子里，却有着对于事态的洞察，能够从细微之中审时度势，迅速做出自己独特的判定，或者明哲保身，或者一跃而起，给对手致命一击。
只要想做事，隐忍就是必需的。不懂得隐忍，就不能积蓄力量，以在最佳时机完成致命一击；不能隐忍，就过早暴露自己的目标，就容易让自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隐忍，就不能摆平那些卑下、龌龊的人，就会在与他们无聊的纠缠中浪费掉自己宝贵的精力……隐忍的人，才能负重；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折断；隐忍的人，才不会轻易倒下。
7.镇定，危机面前必备的素质
面对危险的时候，最大的伤害有时不是危险本身，而是危险带来的慌乱。
而面对危险时的镇定，则是化险为夷的重要条件。李鸿章从小就具有那种临危不乱的素质。
李鸿章小时候，有一天，李鸿章和大哥李瀚章、三弟李鹤章三人跑出去放风筝，不料突然刮起一阵风，风筝一下扎到了路边的池塘里。李鸿章想把风筝捞出来，可风筝挂在了池塘中央的一棵树上，情急之下，李鸿章扑通一声，跳进了池塘里。
李瀚章和李鹤章吓坏了，急忙跑到远处喊叫救人。乡人赶来，将李鸿章从池塘里捞出来，父亲李文安又急又气，搂住他骂道：你明明不会水，为什么要往池塘里跳呢？不想乡人说：不对，这孩子会点儿水，我们捞他的时候，他一直在水面上仰漂着，如果他不会水的话，早就沉到水底淹死了。
李文安很惊讶，李鸿章说：“我在湖边的时候，听到渔民教他们家的孩子说，人落水中，只要不慌不乱，慢慢呼气，就能够漂起来。渔民还说，淹死折腾的，活着老实的。所以我跳到水里之后，就往后一仰，随意漂着，所以才没有淹到。”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很冒失；第二，李鸿章在危险面前有难得的镇定。
冒失的毛病，在李鸿章跟随曾国藩的过程中基本改掉了，但镇定的优点，李鸿章却保留了下来。而这个优点，也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无数次地化险为夷。
1895年3月24日下午四时，马关谈判第三轮结束过后，李鸿章步出春帆楼，坐轿子返回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乘坐的轿子快到驿馆时，人群中突然窜出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黄马褂，倒在血泊之中。迷迷糊糊中，他还不忘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黄马褂血衣保存下来，要求不要洗掉血迹。
李鸿章中的这一枪，子弹正好嵌在左眼下方一寸的位置。子弹虽然留在了体内，但并没有伤及眼睛。李鸿章不让取出来，俄国医生也坚持不取。一是老先生时年七十三，一动不如一静。二是老先生可能希望留下这个让伊藤博文揪心的“罪证”，和日本人做“有理、有节的斗争”。果然，最后理亏的日本人要价从三万万两降到两万万两。这“一枪”甚至还引来了俄罗斯、法国、德国对日本掠夺辽东的联合干预。在它们的压力下，特别是俄罗斯有意无意地在远东做调兵姿态，让日本不得不放弃了辽东。
其实，此时的李鸿章如同一个赌徒一样，输掉了自己毕生的积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丧失了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而《马关条约》的签订，一定会让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国内的政敌口诛笔伐，朝廷的翻脸无情，这一切都在等着李鸿章。
但李鸿章还是克制住自己巨大的悲伤，他把自己封闭在冷静的沉默中，一边思考着对策，隐忍，等待。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闻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对于这些，李鸿章无暇理会，因为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即便后来，李鸿章被革职，他还在利用出访各国的机会，推进他“以夷制夷”的策略。
李鸿章在历史舞台上的绝唱是辛丑议和。而这一次，李鸿章彻底把他临危不乱的心理素质和敢在刀尖上舞蹈的本事在世界面前演示了一把。
1900年，李鸿章奉召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
李鸿章在谈判中，丝毫没有显现出一个面临亡国的大臣的慌乱，而是从容地提出两个谈判纲领，甚至大喇喇地提出要与列强个别对谈，以期各个击破。
中方提出议和大纲两天后，联军最高统帅瓦德西终于赶到北京，对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大纲，这个武夫却比什么人都精明，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谈判双方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对不上眼。
李鸿章要先停火后议和，联军是先议和再停火。
谈判不欢而散，联军继续西进，并派兵进犯了清西陵和东陵，直逼张家口，向慈禧施加压力。联军司令瓦德西说，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联军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
接下来就是打心理战，慈禧在西安受不了了，“以首祸当议己，常悁栗不自安”。她“一日不见京电，便觉无措。然每一见电，喜少惊多，实令胆怯”。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电问李鸿章：“列强所索各条是何端倪，曾否见询，有无万不能行之事……应据实密奏。”她对和谈的态度非常坚决：“大局攸关，款议可成不可败，两害取轻。”
李鸿章这时开始玩战术。他看准了八国联军的弱点，十一个国家组成的谈判方，看似阵容强大，其实这次搭的是“草头班”，个个心里都有小九九。于是，李鸿章各个击破。不久，英首相索尔兹伯里就对首先提出以惩凶作为议和先决条件的德国人说：“绝对不否认，如果把皇太后牵入这件事情以内，人们将冒着废弃中国整个国家组织的危险，这也是对于欧洲不利的。”
接着，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中国的皇帝和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而慈禧压根就没有此时回京的想法。
谈判又陷入僵局后，李鸿章惯用的策略是“以拖待变”，这一招已经屡试不爽。首先就是“李鸿章病了”。
久拖以后，转机来了。俄国人在东北准备监理东三省，这引起日、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而是转向急于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
越是危险的时候，李鸿章越是从容，越是艰难的时候，李鸿章越是淡定，这种超强的心理素质，让他一生履险如夷。
第九章 互为掎角，让别人离开自己的支撑就会倒
1.让自己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
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徒关系，以及他们的功业都为世人所称道。曾国藩并非只有李鸿章一个学生，却唯独李鸿章一直为曾国藩所倚重，并且在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支持下，最终取得了不朽功业。
要想为人倚重，需要三个因素：能力、能干事，最重要的还要共进退。在清末那个乱世当中，师徒想要自保，必须同进退，共担当。
对于李鸿章的能力，曾国藩早就有所认识。早在京城李鸿章跟随曾国藩学习的时候，曾国藩就对李鸿章的哥哥说过：“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有才，曾国藩又是一个惜才、爱才之人，所以，李鸿章也总让曾国藩念念不忘。
曾国藩奉命回乡组织民团抗击太平军，曾国藩和李鸿章一别数年。曾国藩始筹团练并不顺利，所以更记挂这位爱徒。李鸿章随吕贤基刚到安徽，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询问李鸿章的情况。不久，曾国藩几次致函吕贤基以及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李鸿章的才干，并让他们多多关照李鸿章。
太平军再克庐州，李鸿章无处容身，于是携家眷辗转流离，南下江西南昌，投奔为湘军办理粮草的胞兄李瀚章。庐州失守的当天，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了一封信，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也表达了自己投奔湘军的意愿。
曾国藩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同时回了一信，让李鸿章速来建昌湘军大营。于是，李鸿章在南昌稍稍安置后，便去了曾国藩处，当了曾国藩的幕僚。